一、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马克思指出：从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生产者直接变成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但为数极少；另一条是由“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这是大量的。

德国南方的城市中，有许多国际闻名的拥有大量货币的大商人和垄断公司，最早的是拉文斯堡的大拉文斯堡公司，存在了150多年，最多时有38股。纽伦堡有伊姆荷夫和图赫尔公司。后来，最著名的是奥格斯堡的弗格尔、韦尔泽和霍希施泰特尔。弗格尔的先人是一位织布匠，后来变成一位拥有41个织布作坊并兼营商业、高利贷的富翁。到了绰号为“富人”的雅各布·弗格尔时，甚至贷款给诸侯和皇帝。1488年，他贷款15万佛罗林给哈布斯堡家的西吉斯蒙，后者以提洛尔矿产作价（作价比市场低25%—30%）抵押，于是，弗格尔变成了一个兼营提洛尔铜、银矿业的商人。同年，他利用雄厚的资本，挤掉原来的合股经营者，直接开采提洛尔的矿产。1490年，西吉斯蒙又把提洛尔卖给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皇帝马上和弗格尔谈判延长抵押期以取得更多的贷款。1526年，弗格尔和另外三个股东集资8.4万古尔登开采提洛尔著名的施瓦茨矿区，后来干脆挤掉另外三股独家经营。1495年，弗格尔又和发明家图尔佐组建合股公司开采匈牙利诺伊索尔的铜矿。他还在西班牙的阿尔马登开采水银，甚至想去西里西亚的赖兴斯坦开采金矿。可见，像弗格尔这样的富商还需与外资组成合股公司才有足够的资金经营矿山开采，一般人很难问津。

威尔泽在15世纪40年代已开始经营提洛尔的矿业，1471年又去萨克森经营采矿业。

这样，像弗格尔这一类型的人首先成为从中古商人到资本家的过渡型人物，其经济活动已经越出封建主义的范围，所以完全否认其资本主义因素是不恰当的。

在萨克森的银矿中，盛行合资组织。那里的矿山经营者往往组成矿业公司，向萨克森公爵申请开采。按《黄金诏书》的规定，萨克森公爵拥有矿山的主权。公爵设立矿山管理机关，派官治理，可以得到矿产品的1／10，还有权压价购买其余全部的矿产品。以施内堡矿为例，1477年时该矿有矿井153个，每个矿井由1—3个矿业公司负责开采。每个矿业公司最初有32股，后来增加到128股。换句话说，每个矿井有128股到384股不等。也有例外，如阿尔特·菲特格鲁贝井拥有136股，彼得·雅科夫领地井拥有512股，哈尔特·克吕富特井和圣·洛伦佐井各有640股。每股值也不一样：阿尔特·菲特格鲁贝和雷希特·菲特格鲁贝井最贵，每股2400佛罗林，蒙茨井最贱，每股5佛罗林。此外，每股值1500佛罗林者有2井，800佛罗林者2井，600佛罗林者1井，400佛罗林者2井，300佛罗林者3井，200佛罗林者8井，150佛罗林者1井，140佛罗林者1井，100佛罗林者6井，80佛罗林者10井，60佛罗林者6井，50佛罗林者5井，40佛罗林者3井，35佛罗林者1井，30佛罗林者7井，25佛罗林者5井，20佛罗林者40井，15佛罗林者13井，12佛罗林者1井，10佛罗林者33井。每股值5—20佛罗林者，占总股数153的一半以上。股值的多少是由不同矿井产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马格德堡、莱比锡、策布斯特、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等地均有人前来入股。[1]

斯米林认为，15世纪时萨克森的矿业公司已经不是劳动者的集体组织，其大多数成员是在矿山投资的资本家。[2]

提洛尔和萨克森的矿业手工工场，使用先进的设备，日夜不停地进行生产。工人的劳动强度大，而且多实行计件工资或包工制，中间剥削严重，不断发生磨洋工或罢工斗争。阿格利古拉认为：为发财而投资于矿山的人，应亲自参与全部工作并监督他下令完成的一切，采用一切必要的方法防止工人磨洋工；当工人采出矿石时应当夸奖他们，使之受到鼓舞，否则就斥责他们，甚至赶出矿场。[3]可见，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既提高了生产力，从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时又是资本家文明而精巧的剥削手段。

有人估计，16世纪德国的采矿和冶金业中约有10万工人。有人估计得更多，达12万人。当时德国的总人口约有1200万人到1500万人[4]，有10多万矿工不能算是一个小的数字。

由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德国的银产量猛增。许多人的研究都表明，从15世纪后半期起，德国的银产量开始增加，16世纪中叶达到高峰。这个时期，德国不仅是欧洲产银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德国产业革命以前（即19世纪中叶前）银产量最高的时期。

1895年，一位德国学者制成德国银年产量表（见表2.9），说明16世纪40年代以前德国银产量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地方和美洲的总产量，1540年、1560年是银产量的高峰。[5]

表2.9 16世纪前后德国与欧美银产量比较表

（本表引自［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晚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5页）

1941年，有人发表文章证明1550年左右是德国银产量的高峰，以后减少。《剑桥欧洲经济史》也认为：1460—1530年是德国银产量最多的时期，产量增加5倍以上；1526—1535年达最高额，平均年产约300万盎司。这些看法都与上表的统计接近。

1525年5月13日，查理五世皇帝在托列多敕令中生动地描述了采矿和冶金业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敕令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采矿业的规模比基督教世界任何地方都大，它是上帝赐给德国土地上最大的恩惠和利益。这不仅是因为多亏上帝大量的宝藏被开采和生产出来，如大量的金、银、铜、锡、水银。铅和其他的金属，数量每年超过二百万古尔登，而且也由于整个德国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妇女和婴儿，只有靠采矿、生产和金属冶炼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说到这里，还应当加上运送上述金属到各地去的许多其他人员，如在各交通沿线城乡的马车夫、老板、市民、农民、手工业者，他们每每靠此为生。”[6]

二、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除采矿和冶金业外，德国的纺织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奥格斯堡和科隆一带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生产各种丝绸、呢绒和亚麻织品。拿科隆来说，本地既生产呢绒，也从邻近的亚亨、弗兰德尔、不拉奔和尼德兰北方进口呢绒，然后再北经吕贝克销往波罗的海沿岸，或者经过莱比锡和法兰克福销往瑞士和威尼斯。早在13至14世纪，科隆成立了强大的呢绒零售商人行会，制定呢绒市场章程，垄断这项贸易。16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温费林曾经这样描写科隆所在的威斯特发里亚织呢业的繁荣：“许多西（发里亚）城里，织机排成行。一月复一月，织布知多少？几十万匹布，谁也说不好！织工勤且巧，国人齐赞好。”[7]织机排成行，生产几十万匹布，显然可能是集中型的手工工场。

15世纪末，科隆是德国最大的丝织品生产中心，生产各种丝绸头巾、编织品以及名贵的浮花锦（以金银丝为纬线、细丝为经线织成）。科隆不产丝，用的丝主要从威尼斯运来：一条路是经瑞士沿莱茵河；另一条路是通过海路经布鲁日或安特卫普运来。1491—1495年，每年运到科隆的生丝约94000磅，羊毛64000磅，棉花27000磅。[8]那时候，科隆有四个妇女丝织行会垄断丝织生产。行会为了自己的私利，限制技术革新。1412—1413年，有人建议制造纺丝搓丝机，市政会议觉得这样一来会有许多以此为生的人断了生路，决定“现在和将来任何时候皆不得制造和使用这种机器”。1480年的妇女丝织行会章程明文规定：“学习本行业手艺满三年尚不愿单独开业者，可受雇于他人”；还规定：“受雇从事丝织品生产者，即纺丝工、织造丝带工、搓线工和其他诸工，得到的工钱应是科隆通用的货币。”[9]并定出具体数额。按照规定，学徒满三年后可成为师傅。这里说的学满三年还不愿单独开业的人，实际上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可以受雇于他人倒是说出了实情。真实情况是，学习满期的学徒不能晋升为师傅，沦为雇工。1491年，科隆市政会议发布关于制鞋帮工的新禁令，严禁帮工学徒擅自深夜外出，严禁自定假日私自离去，也说明帮工学徒与师傅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1490—1491年，一份向科隆市政会议的报告里说：有4到6位富裕师傅，每年花得起2000到3000古尔登去购买生丝、培训学徒和教自己的女儿学习手艺，从中获益，而“为糊口而从事纺织生产”的穷人被迫为“女师傅”生产，“女师傅”违章付给她们丝料而不是货币，穷人只好沿岸叫卖，削价售出，往往只卖到作价的1／3。报告最后说：“类似这种做法不是高利贷又是什么？”[10]以上种种事实说明科隆丝织生产中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剥削，个别富裕师傅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

15世纪，在汉撒城市的造船业中也盛行类似采矿业中那样的合资组织，有时达到62股。它们既能造载重量只有几十吨适宜浅水航行的小船，也能造2000吨左右宜于远洋航行的大船。1474年，革但斯克一家造船主造出载重2250吨的巨型船只。[11]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手工工场不多，集中型的更少。手工工场仍然以手工生产为主，很少使用机器，不可能根本改造整个生产。在分散的手工工场里，劳动者仍然独立从事生产，生产技术方式没有什么改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还是形式上的，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以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另外，手工工场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岛，而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则是整个大海。马克思形象地说：工场手工业是“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的“经济上的艺术品”。有时某些地方的手工业消灭了，同时又会在别的地方重新出现，因为需要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程度。这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一般现象，不仅德国如此，同时期的英国、法国和尼德兰也是如此。16世纪初，伦敦有一个名叫温契康伯的暴发户，拥有一个上千工人的集中型的纺织工场，在英国也属罕见现象。苏联研究英国史的专家施脱克马尔认为：就是到16世纪下半叶，“除了几家工场之外，在纺织工业部门中，工人的集中，一般说来是不很大的。当时在一个工场里做工的很少超过100人”。[12]很难说德国的纺织生产落后于同时期的英国，至于采矿和冶金肯定比英国先进。《剑桥欧洲经济史》的作者承认：“一般认为，在十六世纪之初英国人的技术是落后的。”施脱克马尔认为：16世纪时在英国皇家矿山公司的矿山里，“曾经有几十个工人，有时竟达到一百人之多”；到16世纪末，“一个矿坑里的工人，平均有150人到200人”。16世纪60年代，英国矿工总数是三四千人，号称发达的采煤业不过有2000工人。就是到17世纪初，英国矿工，连同运输工人在内，不超过3万人，比16世纪德国的矿工少得多。还有一层，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不断从德国引进采矿技术和设备。亨利八世请奥格斯堡富商霍希斯泰特尔担任“英国和爱尔兰全部矿山的主监和师傅”，有权在43年内开采英国和爱尔兰的银矿。1568年，这个德国人获得在英国制造矿井抽水机械的专利权。1564年，伊丽莎白成立皇家矿山公司，聘请长期在匈牙利开采铜矿的奥格斯堡人大卫·汉格负责，起初有24股，大卫·汉格和其他德国人朗瑙尔等占去11股，其余为英资。德国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采矿冶金设备，而且派来数百名提洛尔的采矿和冶金工人。[13]这些都是英国的采矿和冶金业落后于德国的明证。恩格斯讲得完全正确：“德国矿工在十五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14]

三、农业的进步与分成制

15世纪和16世纪初，德国的农业进步很快，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早在1958年，捷克史学家马采克就指出，研究德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只注意工业而忽视农业。他以莱茵河上游和提洛尔一带为例，说明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前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也有一定发展。[15]1979年，迈伊尔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布的马尔克章程和其他资料，写成《14—16世纪德国的城市和农村》一书，对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做了认真的研究，初步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德国农业生产的进步，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上。16世纪初，人们在北海沿岸围海造田，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例如，在耶维尔兰德、哈勒伯希特和利伯希特，约开垦出4万公顷土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约开垦出8000公顷土地。

有趣的是，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也是德国统一以前耕地增长比例最高的时期，很像采矿业中的情况。德国南方也是如此。1601年，士瓦本的巴林根地方一本编年史写道：“前几年物价暴涨，乱石滩被清理出来并种上东西。”[16]

另外，耕作方法也有新的进步。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和亚尔萨斯，由于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在16世纪时实行粮食和牧草轮流播种制，稍晚实行了多田轮作制。例如在荷尔斯泰因，土地休耕一年后，接着轮流种小麦、大麦和黑麦各一年，第5年、第6年种燕麦，第7至第11年种牧草。在梅克伦堡，则休耕一年后，接着种5年粮食和5年牧草。一般说来，三田制多用在贫瘠的土地上，多数土地盛行轮作制（4—8年休耕一次）。所以，认为德国还没有出现多田轮作制和休耕地播种牧草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

然而，当时农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社会分工的扩大即专业化上。德国的中北部，如萨克森、图林根、威斯特发里亚和北部沿海一带，盛产啤酒花。在不伦瑞克郊区，约有2／3以上的土地种植啤酒花。今天盛产啤酒花和啤酒的巴伐利亚，在16世纪初还不是主要产地。啤酒花性苦微凉，能健胃安神、化痰止咳，是酿造啤酒的重要原料。德国产的啤酒花除供自己使用外，还销往国外。易北河、威悉河和莱茵河沿岸是著名的葡萄产地。德国产的白葡萄酒，至今仍著称欧洲。图林根一带是大青（即菘蓝）的重要产地，据说爱尔福特城郊有一半人口靠种大青为生。大青茎叶深青，可入药，亦可做染料。16世纪70年代，蓝靛传到欧洲以前，大青是主要的蓝色染料，当时人称它是图林根的“珍宝和金羊毛”。奥格斯堡和科隆一带，是驰名的亚麻产区。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不仅有利于某些工业的发展，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粮食产量显著增加。16世纪时，丰收年每公顷土地产黑麦750—1300千克，[17]这同过去产量只是种子的两三倍相比，显然提高很多。当然这里说的是丰收年，一般年景达不到这个水平。据统计，德国中南部16到18世纪时几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与种子的比例分别如表2.10所示。

表2.10 16—18世纪德国中南部农作物产量与种子比例表

（本表引自［意］奇波拉：《欧洲史料经济史》，第2卷，337页）

表2.10这个比例与东欧差不多，低于欧洲产量最高的英国、尼德兰和德国的威斯特发里亚一带。后几个地方几种主要农作物产量与种子比见表2.11。但就德国本身看，16世纪前半期的粮食产量高于18世纪初，从表2.11可见，那时候也是一个粮产量和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有些地方的产量还高于表列水平，如德累斯顿的小麦产量，1571年时为种子的7.8倍；汉诺威南方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小麦产量，1540—1541年时为种子的6.5倍。有些地方的黑麦、大麦和燕麦产量也比较高。除此之外，在德国农村中饲羊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图林根萨克森、威斯特发里亚、巴伐利亚和法兰克尼亚等地农村，饲养几十头甚至几百头羊的并不鲜见，甚至出现了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

表2.11 16—18世纪英国、尼德兰和德国威斯特发里亚农作物产量与种子比例表

（本表引自［意］奇波拉:《欧洲史料经济史》，第2卷，340页）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那里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在发展。欧洲的土地制度（包括德国）大致以易北河为界分为两类：易北河以西是领地制，易北河以东是徭役庄园制。两者的不同特点在15世纪已经出现，16世纪时已明显表露出来。易北河为界也不是绝对的，在河东的梅克伦堡、普鲁士和荷尔斯泰因，在河西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往往两种形式并存。据苏联学者斯卡兹金研究，在领地制中领主自营地很少或者没有，商品经济发展以后领主普遍取消自营地而主要剥削农民的实物或货币地租，徭役一般不多，农奴渐渐取得人身自由。在徭役庄园制中则不同，封建主成了庄园全部土地和农奴的所有者（甚至有权不与土地一起出卖农奴，这在领地制下一般说是不可能的），主要剥削农奴的徭役。农民的状况日益恶化。[18]在易北河以西的德国，不论是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领主一般把自营地租给原来的庄园管家、市民或者富裕农民经营，收取实物或货币地租，农奴取得人身自由，有的甚至成为小土地所有者。有人研究14世纪末期列昂堡（斯图加特附近）一带领主自营地的变化，做出有意义的统计（见表2.12）。

表2.12 14世纪末列昂堡领主自营地变化表

耕地单位：摩肯，1摩肯=2.1英亩强。

草地单位：曼斯马达，数量不详。

（本表引自［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德国的城市和农村》，116页）

从表2.12可知，列昂堡的领主自营地变化很大，总趋势是消失。31年中，耕地从占16%降为1%，草地从占49%降为0。自营地出租的现象大量增加：耕地从占84%增加到99%，草地从占51%增加到100%。这和同时期英国和法国变化的总趋势完全一样。

在德国西北部和莱茵河下游一带，承租土地的人称迈伊尔。迈伊尔原来的意思是领主的管家，他们以缴纳货币为条件租到土地，但拥有广泛支配土地的权利，可以买卖、转让和传给后人，不经法庭裁决领主无法收回。有些还负担徭役，但数量极微，一般每年两到四周。领主和承租人之间订有契约，规定双方将来按比例分配收成，写明契约的有效期限（一般为短期，3—4年，后延长到9—10年）。这种适合商品经济发达条件下的租佃制度称为分成制，在德国和法国北部相当普遍。

不仅在粮食种植和果菜园里广泛实行分成制，而且在畜牧业中也是如此。以饲羊业为例，1490年符腾堡伯爵同牧户订立契约：伯爵提供3／4的羊群、担负有关费用并缴纳3／4的什一税，牧户提供1／4的羊群，也担负有关费用和缴纳1／4的什一税，然后雇工放牧，双方按成分配产品。[19]那时候，饲羊业由粗放发展到圈养，有饲羊300头、500头甚至700头的大户。科隆附近就有不少这样的养羊专业户。16世纪后半期，奥斯纳布鲁克城郊饲羊5万头左右。许多城市里有羊毛包买商，专门收购羊毛供给手工业者。1527年在巴登、1594年在黑森、1536年在符腾堡都专门发布命令禁止羊毛出境。[20]

分成农或分成牧不同于一般的农牧民：经营者本人参加劳动，同时又雇用长工、短工，还提供一部分资本。地主或牧主提供一部分土地和畜群作为资本。双方按契约规定的比例分配产品。这里，分成农（牧）还没有足够的资本独立经营，同时剥削雇工的劳动；地（牧）主得到的已不是纯粹的封建地租，而是预付资本的利息。马克思说：“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15世纪起，德国农业中存在着分成制，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劳役制加强的趋势，这也是应当承认的。劳役制的加强主要发生在西南德意志。应当看到劳役制的加强与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矛盾的，对它的研究可以深刻阐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同时也应当看到德国西南部地区劳役制的加强只是一种趋势，在农民战争失败以前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类似现象在英法的局部地区也发生过，并没有严重影响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是自从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农奴制度又渐渐取得优势。不仅爆发农民战争地区农民的权利受到践踏，而且在易北河以东（16世纪中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6世纪末），农奴制度均告恢复。这样，分成制进一步发展成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被堵塞了。英国正好相反，经过圈地运动，分成制发展成资本主义农场，开始形成农业资本家阶级。

德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产阶级兴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起步较早（15世纪后半期），在一个短时期里发展迅速，到16世纪中叶达到**。大家知道，早在14世纪，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里已经稀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16世纪起，即新航路开辟和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以后，英、法和尼德兰等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才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兴起比意大利稍晚，但比英、法和尼德兰要早。正因为如此，德国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的主战场和出发点。

[1] ［苏联］斯卡兹金主编：《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俄文版），63、70—71页。

[2] ［苏联］斯卡兹金主编：《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俄文版），64页。

[3] ［苏联］斯卡兹金主编：《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俄文版），94页。

[4] ［美］查理·威尔逊等编：《欧洲经济史资料导论，1500—1800》，191页。

[5] 转引自［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5页。

[6]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4页。

[7]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4页。

[8]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3页。

[9]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0—31页。

[10] ［苏联］施脱克里茨卡娅-铁烈斯柯维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德国城市》，32—33、70—71页。

[11] ［美］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73页。

[12] ［英］施脱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中译本），22页。

[13]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4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87页。

[15] ［德］马采克：《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性质的讨论》，载苏联《历史问题》，1958（8）。

[16] ［美］查理·戚尔逊等编：《欧洲经济史资料导论，1500—1800年》，199页。

[17] ［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德国的城市和农村》，77、103页。

[18] ［苏联］斯卡兹金：《关于中欧和东欧的所谓“再版农奴制”的主要问题》，载苏联《历史问题》，1958年（2）。

[19] ［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德国的城市和农村》，49页。

[20] ［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德国的城市和农村》，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