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的繁荣

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为什么说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因为从一般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这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看，都离不开流通，离不开货币。不同的是，资本流通是为卖而买，是为了带来更多的货币，即G—W—G′。产业资本和前资本主义的商业都是如此。高利贷资本不过是这个形式的简化，直接带来更多的货币。所以，马克思称G—W—G′为资本的总公式。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也应当从贸易和简单商品生产这些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开始。

新航路开辟以前，欧洲有两大国际贸易区：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地处中欧的德国正好夹在两大贸易区的中间，是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意大利商人将本地的和东方的商品经德国运销北欧。他们从维罗纳出发沿阿迪杰河北上，越过勃伦纳山口到因斯布鲁克（今奥地利）、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然后运往法兰克福（美因河上），或经莱比锡运往汉堡与什切青。他们或走另一条路，即从米兰出发，越过圣贝纳迪诺山口或圣哥达山口（1237年以后），经卢塞恩再向东北行至奥格斯堡；或者越过辛普朗山口，经伯尔尼、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到美因茨或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然后沿陆路到汉堡，或顺莱茵河而下直达北海沿岸。至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则主要掌握在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等德国北部城市的手里。德国南方的商人沿多瑙河东行可以抵达匈牙利、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沿岸。可惜，从14世纪末土耳其占领巴尔干以后，此路实际上不通。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德国的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

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德国的城市自11世纪大量兴起后，到15世纪末，已经十分繁荣。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畔，在穿越德国的商道附近，城市密如蛛网。据德国著名的城市经济史学家卡尔·布赫尔研究：15世纪末，德国共有城市2300座。他还指出：几乎各地的，甚至边远地区的农民，都可以在当天往返于附近的城镇[1]，15世纪时的德国城市规模不大，许多小城人口不到1000。3000到1万人的城市已经是中等城市，约有20个。2万人以上的是大城，为数更少。最大的城市是驰名欧洲的科隆（4万人）和纽伦堡（5万人），仅次于伦敦（1500年有7万人）、巴黎（1300年有10万人）和威尼斯（1500年有11.5万人）。[2]有人列出德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于下：[3]

1450年：科隆（4万人）、但泽、吕贝克、纽伦堡、乌尔姆、汉堡（2万人或更多）。

1500年：纽伦堡（5万人）、科隆、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梅斯（今属法国）、吕贝克、爱尔福特、马格德堡、但泽（2万人以上）。

1600年：纽伦堡、奥格斯堡、但泽、汉堡（4万人以上）、科隆（3万人以上）。

1700年：柏林、汉堡（6万人以上）、布雷斯劳、科隆、但泽（4万人以上）。

城市的具体情况如何？根据卡尔·布赫尔的研究，我们对法兰克福城的具体状况知道得比较详细。早在1150年左右，法兰克福已是一个集市；1240年，获得皇帝的特许证。1340年左右，法兰克福集市扩大，一年有50天市集，成为一个以布匹贸易为主的国际市场。[4]15世纪的法兰克福是一个中等城市。1440年，包括妇女、儿童、僧侣在内共有居民9000人，其中各行各业的师傅，包括未加入行会的师傅在内共1493人（加入行会的师傅825人）。1387年时，师傅总数是1554人，其中加入行会的师傅是1190人。[5]可见，城市里的劳动者并非是清一色的行会成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属行会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城里还有经营农副业的农民，其人数占6%—12%，他们并不从事手工业生产，至少主要不是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是中古城市的一个特征，是手工业没有完全与农业分离的一个明证。从表2.1中还可以看出，纺织和服装加工是重要的工业部门，其人数占32%—39%。如果加上饮食业和商业，那么，从事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生产部门的人要占51%—61%。最后，与其他许多城市一样，法兰克福也有一批由流浪者和雇工等下层群众组成的平民。从表上看，平民占2%—8％，肯定偏低。布赫尔是按生产部门而不是按财产状况统计的，[6]而且只有师傅才算数，势必把许多名义上是帮工、 学徒实际上是雇用工人的人都算在师傅的名下。下面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这个时期德国有着大量的远远超过上述比例的流浪汉和平民群众。

表2.1 各生产部门师傅情况变化表

（本表引自［苏联］施脱克里茨卡娅??铁烈施柯维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德国城市》，45、46页）

15世纪末，汉撤同盟确实日渐衰落，但不是一落千丈，德国北方的城市仍然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商船运货量仍然大幅度增加。

下面这个德、尼、英、法的商船运货量比较表（单位：公吨[7]），即表2.2[8]，很能说明问题。从表2.2可知，1470年左右，德国商船的运货量为6万公吨，与尼德兰相等，其中2万公吨是与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2万公吨是波罗的海贸易，2万公吨是北海贸易（与冰岛和挪威）。100年后，德国商船的运货量11万公吨，虽然大大落后于尼德兰（23万多公吨），但还超过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这时，埃姆登的商船运货量为2.8万公吨，吕贝克为1.6万公吨，汉堡为1.35万公吨。从1470—1570年，德国商船的运货量总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达到了高峰11万公吨，1670年，即三十年战争以后，才从高峰上跌下来，降为10.4万公吨（其中汉堡为4.2万公吨，吕贝克为1.8万公吨）。

表2.2 各国商船运货量增长情况表

下面再进一步看看16世纪德国北方诸城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状况。从表2.3可见[9]，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三城每年进入波罗的海的商船平均数，1539—1548年为289只（占进入波罗的海总船数的22%），1562—1569年为283只（占8%），到1594—1603年为332只（下降到占6%）。而尼德兰同时期每年进入波罗的海商船平均为619只（占47%）、2256只（占67%）和3024只（占57%，比例下降，但船只数目一直上升）。可见，直到16世纪中叶以前，德国北方诸城在波罗的海贸易中仍占相当比重，以后才被尼德兰挤掉。

表2.3 每年进入波罗的海船只平均数目表

从15世纪末起直到18世纪，粮食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的主要商品。小麦和黑麦是欧洲人的主要食粮，大麦是酿造啤酒（北欧人喜欢喝啤酒，南欧人喜欢喝葡萄酒）的重要原料，燕麦则人畜皆能食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尼德兰，还有英国，渐渐缺粮，那里的商人纷纷涌向波罗的海沿岸产粮区采购粮食。尼德兰人深知粮食这种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称波罗的海贸易是“商业之母”“商业的灵魂”，是“国家全部商业的源泉和根基”。当然，革但斯克是输出粮食的主要港口，但汉堡和吕贝克也是重要出口中心。据著名的经济学家、哥本哈根大学历史系教授格来曼研究，桑德海峡税簿记载：1497—1660年，进出桑德海峡的船只40多万（其中进港的船只近60％来自尼德兰北方），共运出黑麦400万拉斯特、小麦60万拉斯特，其中分别有70%和63.5%来自革但斯克。1061—1783年，进出桑德海峡的船52万多只（其中进港的荷兰船占35.3%），共运出黑麦330万拉斯特、小麦140万拉斯特，其中分别有47.2%和70%来自革但斯克。至于荷尔斯泰因、麦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一带的粮食，则主要从吕贝克和汉堡出口。此外，牛也是北方贸易的重要商品。丹麦盛产牛，源源不断供给汉堡、吕贝克、科隆和尼德兰人食用。波兰牛、捷克牛也沿克拉科夫和布雷斯劳一线西运德国，或者经奥地利运往意大利北部。图林根的小城布特斯泰特（魏玛稍北）就是著名的牛贸市场，一年有三次集市，第一次是圣约翰节（6月24日）；第二次是圣米歇尔节（9月27日），第三次是万圣节（11月1日）。每逢集市，中德、西德的牛贩子纷纷赶来购买。汉堡西北的韦德尔是另一个著名的牛贸中心，每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有长达一个月的集市，丹麦、德国和尼德兰的牛贩子在这里进行大宗买卖。16世纪和17世纪初是牛贸易的**。过去，人们不大注意这项贸易，但据格来曼讲：其贸易量是相当大的。1601—1620年，每年经波罗的海西运的粮食平均值5.5万千克白银，而经丹麦（包括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瑞典的斯科纳）运出的牛每年平均值竟达3万千克白银。

在商业的影响下，德国北方诸城的某些工业部门跟着发展起来。最突出的是造船业的发展，因为海上贸易离不开船。汉堡和吕贝克是驰名欧洲的造船中心。早在14世纪初，那里已能建造载重量75吨的船；1440年左右，能造载重量150吨的大船；30年后，造出300吨的大船。15世纪末，欧洲人已能制造适宜远洋航行的400—600吨的大船。英王亨利八世主要靠向吕贝克买船装备舰队。16世纪时，汉堡和吕贝克造的一般不超过28吨的浅水小船（宜于在波罗的海和内河航行），也十分闻名。

总之，北德意志的商业和某些工业部门相当发达。正如恩格斯所说：“汉撒同盟垄断了海上航路一百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10]

15世纪末和16世纪，德国南方与莱茵河沿岸的城市仍然十分繁荣。

德国南方是亚麻生产和纺织的中心。亚麻是日耳曼人的传统作物，早在塔西陀时代人们已穿上亚麻布衣裳。16世纪时有个谚语说：“全世界种的亚麻赶不上德国的多”[11]。奥格斯堡是最著名的亚麻布生产中心。棉花传入后，这里生产棉麻混纺的斜纹布（麻线为经线，棉线为纬线）。著名的弗格尔家族就是靠生产这种斜纹布发家的，其产品销往意大利、尼德兰、英国和西班牙，甚至经过西班牙远销新大陆。弗格尔在魏森霍恩（德国西部）创办斜纹布工场。16世纪末，奥格斯堡年产布35万匹，1610年达到47.5万匹；三十年战争前夕，该城有6000名织布师傅（不包括帮工和家属）。乌尔姆（其名源于Olima，即沼泽地，宜于亚麻生长）也以生产亚麻布著称。乌尔姆还生产呢绒，15世纪末年产量达20万匹。[12]

纽伦堡兴起稍晚，但却是最著名的冶金和技术中心。1400年左右，这里建成第一座熔矿炉，并能压制薄铁板。德国人长期垄断此项技术，直到1670年英国人才掌握其秘密。金属拔丝特别是制铁丝，在中古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最初只能用榔头慢慢敲击。1532年，纽伦堡人制造出第一台水轮（1490年左右，纽伦堡人已使用水轮）带动的滚轧机。1500年左右，纽伦堡钳工亨勒恩造出第一块钢制发条怀表。由于表呈椭圆形，被称为“纽伦堡鸡蛋”。马克思说：“钟表是由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识所产生的。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要是没有钟表，会是怎样的情景呢？”纽伦堡还生产别针、顶针和武器，特别是武器驰名欧洲，不仅德国、意大利，甚至西班牙、英国和波兰都曾从这里购买。马克思认为：“纽伦堡是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工具发明中心，从制造钟表起，直到制造和装置别针针头的机床，都是这里的发明”。乌尔姆的冶金业也很著名，1431年，皇帝特准其产品可以在德国任何集市上销售。

科隆位于莱茵河下游，不仅与北德诸城，而且与尼德兰和英国也有密切的商业联系。有人统计，从1368年到1465年，科隆年贸易额由3700万马克增为2.1亿马克，增长5倍多。[13]科隆附近也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它生产的呢绒、丝织品和亚麻布驰名欧洲。

奥格斯堡等南德城市与意大利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新航路开辟之初并未衰落，一些德国富商还能直接参与远洋贸易。1497年，一位访问过德商在威尼斯的办事处的人写道：“我天天看见大量要运往其他商业城市的香料、丝绸和其他货物在那里打包；每位商人在那里都有单独的办事处，譬如科隆的商人，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吕贝克以及其他城市的商人。商人们告诉我，这个商栈除了在当地高价购买各种商品外，每年交给威尼斯当局100杜卡特关税和其他费用。”[14]威尼斯商人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垄断地中海贸易，严禁外商直接插手，所以德国商人只能从威尼斯商人手里高价购买（严格讲在当局监督下，从驻威尼斯办事处购买，因为德商在办事处外经商是非法的）本来已经昂贵的东方香料和丝绸。德国商人只能运去自己生产的东西，如布匹和铜、银等，而不能转运别处生产的东西。德国是欧洲驰名的银、铜产地，详细情况后面还要介绍。银和铜是德国大宗的出口商品，一条路是经汉堡、吕贝克或尼德兰外销，但最近的路是经威尼斯出口到地中海东岸地区或西班牙的马拉甲和马略尔卡岛。奥格斯堡的两家富商弗格尔和韦尔泽就是靠经营布匹、金属和东方商品而发家的。1495年，威尼斯政府从德商购入铜达8万磅。1527年，每一百千克铜价5—6佛罗林，1557年涨到11—12佛罗林。[15]约50年之后，铜价翻了一番。弗格尔等家族照样是财源茂盛，生意兴隆。

16世纪初，弗格尔、韦尔泽等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建立联系。1505—1506年，两家参加对东印度的冒险，获利175%。1519年，他们曾贷款给西班牙国王查理，帮助他当选为德国皇帝。1526年，查理五世允许弗格尔开发西班牙阿尔马登的水银，甚至开采北美的矿产。1528年，韦尔泽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在委内瑞拉建立殖民统治，并用德国矿工和黑人开采金矿，直到1555年。

16世纪初，一个名叫卢卡斯·雷姆的商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韦尔泽的办事处遍及纽伦堡、但泽、苏黎世、米兰、热那亚、威尼斯、里斯本、安特卫普，甚至在海地建立办事处并经营奴隶贸易。[16]另一个奥格斯堡富商霍希施泰特尔，曾经参与1505—1506年对东印度的冒险，经营过提洛尔的矿业，同时经营金属、粮食、木材和葡萄酒贸易。16世纪20年代，他还从亨利八世那里取得经营英国进出口贸易的权利。[17]

当时许多人赞扬南德和莱茵流域城市和工商业的繁荣。

1458年，皮科洛米尼写道：“我们坦率地说，德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裕和出色。德国人民的伟大和能力胜过其他任何人，简直可以说，上帝对德国人比对任何其他人更加关怀。在德国，我们看见到处都是翻耕过的土地，种着庄稼的田野、葡萄园、花园，郊区和农村的菜园，到处都是华丽的建筑、雅致的别墅、山巅的堡寨和高墙环绕的城市。如果我们到这些最著名的城市走一趟，我们将清楚地看到这里人民的富有，这个国家的美丽。那里有欧洲最壮丽的城市科隆，点缀着神奇的教堂、市政厅、尖塔和盖着铅皮的建筑物，以及富裕的市民，环绕着美丽的河流和肥沃的大地。奥格斯堡的富裕超过世界上一切城市，慕尼黑非常出色，……不能不注意纽伦堡，来自下法兰克尼亚的人，远眺这个神奇的城市，他会真的认为那是美不胜收的仙境，……苏格兰国王真要羡慕纽伦堡中等市民的生活。”[18]

1507年，德国历史学家温费林同样盛赞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等城的繁荣：“德国从来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富裕和成就辉煌。这些主要应归功于自己公民的勤劳刻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他们不论在自己的作坊里生产，或是经营商业，都是如此。……为什么纽伦堡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保持商业往来，并且把自己大量贵重的金银器、铜和青铜器、宝石制品和木器销往所有国家呢？因为那里汇集的财富之多，难用言词表达。同样可以说，奥格斯堡也是如此。小小的乌尔姆，据说每年从商业流通中获得五十万古尔登以上。就连亚尔萨斯的许多城市也是商业兴隆，特别是十分富有的斯特拉斯堡”。[19]

有趣的是，1438年，一位名叫卡拉木津的俄国僧侣，在他的《俄国史》里描述他在德国的感受，竟把不大的城市爱尔福特赞为德国最富裕的城市。他说：“从未离开过饱经蛮族欺凌的祖国的俄罗斯人，见到德国许多繁华的城市，舒适、华丽而又坚固的建筑物，宽敞的庭园，石砌的河道，用他们的话说即人造运河，该多么惊奇啊！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堆满各种商品和精巧手工制品的爱尔福特，是德国最富裕的城市。”②

1497年，法国作家弗鲁瓦萨尔写道：“德国商人的勇敢、进取心和擅长于发财致富确实令人惊奇。城市的繁荣，公共建筑和私人邸宅的豪华，宅内珍品充斥，所有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证明。生活在他们的城市里，可以享受市民社会的欢乐。”[20]

稍晚，马丁·路德在《论商业与高利贷》中曾经抱怨与英国、葡萄牙的贸易使黄金大量外流，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德国对外贸易的繁荣。他说：“如果德国不买英国的布，英国的金钱就没有这么多；如果我们不买葡萄牙的香料，葡萄牙国王的金钱也会少些。要是你计算一下，通过法兰克福一个集市有多少金钱毫无必要和毫无理由地从德国运出，你就会奇怪，怎么在德国境内还会留下一个铜板。法兰克福是金银的豁口，通过这个豁口从德国流出的，是在我们这里刚刚涌现、产生、铸造或打成铸币的东西。”

1534年，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梯安·弗兰克在他的《世界史》里写道：德国的“手工业种类繁多，而且比世界上任何人更为进步。过去，他们是野蛮人，是笨拙、不开化、粗野、**不羁和好战的人，而今成为聪明、老练、富有进取心和才华四溢的人了”。[21]

总之，直到16世纪，德国有着繁荣的城市和发达的工商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2]新航路开辟以后对德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前面已经引证，北德意志的商业一直繁荣到1570年左右，三十年战争以后衰落。南德意志也是如此，有材料证明奥格斯堡的经济繁荣也维持到三十年战争之前。该城档案管理人巴夫就否认该城经济受到致命打击的说法：“奥格斯堡的商人不仅同威尼斯有联系，而且也同里斯本、马德里和安特卫普有联系，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主动权，完全能够适应形势”。[23]

这样说来，并不是说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弱点。德国的弱点不是经济发展程度上的毛病，而是大城市多在边境，没有一个城市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从而不利于国家政治上的统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德国工商业的发达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二、自由劳动力的大量出现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但商品流通不过是等价物相交换，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不是价值增值的手段。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中去。货币所有者必须有幸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本身就能创造价值，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自由的劳动力；货币的所有者只有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才能变成资本家。所以，恩格斯称自由工人的出现是资本产生的“一个本质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自由工人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只有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西欧，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这种自由工人才第一次大量地出现。

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十三四世纪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十字军东侵（教会规定农奴参加十字军可以获得自由），许多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德国的农奴制度“几乎全部——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消失”[24]。获得自由的农民主要向封建主缴纳货币地租，而不是劳役和实物租。15世纪时，尽管贵族越来越热衷于对农民新的压迫，德国农民的多数仍是自由农。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十五世纪，德国的农民虽然几乎都要担负一定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至少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人。”

货币地租出现以后，农民还像在劳役或实物地租下那样向土地所有主提供无偿的劳动，但是农民提供的是产品的价格而不是产品或直接劳动，因此农民必须把一部分产品出卖，即当做商品来生产。所以，货币地租出现的前提是产品能以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是工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显著发展，而在中介贸易盛行时（原则是贱买贵卖）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另外，货币地租的盛行使封建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变成单纯的货币关系，农民渐渐变成不仅拥有工具和动产甚至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自由农民必然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变成资本家；多数人贫穷破产，变成乞丐、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成为雇佣工人。

1953年，德国史学家米勒根据税收簿对1394年洛腾堡（在法兰克尼亚）城及城郊16个村庄纳税人的财产状况做了很有意义的统计（表2.4）。尽管从表中看不出纳税人属于农民中哪个阶层、有多少财产（只有财产值）及从事何种生产，但仍然可以看出农民中的财产分化状况。这16个村庄是：符姆林根（有纳税人69人）、奇尔莎（84人）、魏莱（31人）、德廷根（36人）、阿哈青根（26人）、卡尔克未尔（15人）、布林根（24人）、斯瓦尔多尔夫（30人）、弗罗门豪森（10人）、奥伯瑙（3人）、尼德尔瑙（15人）、泽布琅（23人）、哈伊尔芬根（24人）、巴伊津根（14人）、哈尔林根（6人）和海门多尔福（1人）。

从表2.4可知，16村共有纳税人416人，财产总值28724镑，平均每人69镑。最穷的（包括财产值20镑以下和未标财产值的纳税人，后者在16村有19人，暂且与最穷的人列在一起）137人（占16村总人口的33%），财产值1275镑（占16村财产总值的4.4%）。有少量财产者（财产值21—100镑，有少量家畜和不多土地，经常靠当雇工为生）195人（占46.9%），财产值10779镑（占37.6%）。自耕农（财产值101—300镑，一般不雇工）75人（占18%），财产值13117镑（占45.7%）。最富的人（财产值301—500镑，多是富裕农民或租地农业家，经常剥削雇工）9人（占2.1%），财产值3553镑（占12.3%），远远高于平均数。如果把最穷的人和有少量财产的人（其财产值低于平均数）加在一起，竟占总人口的80%，而经常当雇工的最穷的人又占去1／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从村庄看，纳税人多的大村，贫富分化较小村大。像符姆林根和奇尔莎两个大村，最穷的人共有63人，占人口的41%，最富的有4人，占26%。小村庄像海门多尔福、哈尔林根和泽布琅都是穷人，甚至没有达到自耕农水平的中等人家。另外，像德廷根、阿哈青根、卡尔克未尔、布林根、斯瓦尔多尔夫、尼德尔瑙和巴伊津根，纳税人在14—36人，却没有一个富人。当然也有例外，弗罗门豪森、奥伯瑙和哈伊尔芬根村庄都不大，却有1—2户富人。

表2.4 1394年洛腾堡城乡纳税人财产状况表

（本表引自[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的德国城市和农村》，141～142页）

洛腾堡城有841个纳税人，说明城市不大：共有财产总值156016镑，比农村居民要富得多。然而，洛腾堡城最穷的人235人（占27.9%），财产值2501镑，平均每人10.6镑，虽然同农村里最穷的人的平均财产值相差无几，但仅仅是该城人均财产值的1／17.5，说明比农村中最穷的人还要穷。洛腾堡还有农村没有的拥有财产值501镑以上的富人69人，拥有财产79620镑，为该城人均财产值的5.6倍。至于最富的30人，拥有财产51570镑，比农村里最富的人还要富。总之，像洛腾堡这样的小城里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贫富分化比农村严重得多。

到了15世纪，农民中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还以洛腾堡城为例，到1440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发生下列变化。从表2.5可见，1394年到1440年，洛腾堡城的纳税人增加29人。最穷的纳税人增加9人（从235人增到244人），但是这244人的财产总值却从1394年的2501镑降为2135镑，从占1.6%降为1.3%。拥有财产值501镑以上的富人从69人减为67人，而财产值却从79628镑增加到84647镑。拥有1000镑以上财产的最富的人增加1人，而财产值却从51570镑增加到57640镑，总之，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样的变化不能说不大。

还有一个问题：洛腾堡最穷的纳税人在此期间内净增9人，上面已经谈到，但是，如果加上财产值在21—100镑之间、财产不多、经常当雇工的人（他们从299人增加到320人，净增21人），总数是30人，占3.5%。那么，增加的是些什么人呢？比较1394年和1400年税收簿上纳税人姓氏的变化，发现有60姓人家不见了。

表2.5 1394-1440年间洛腾堡城纳税人财产状况表

（本表引自[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的德国城市和农村》，144页）

表2.6 1394—1400年纳税人变化表

（本表引自［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的德国城市和农村》，145页）

从表2.6可见，最穷的人和财产不多的人变化最大：有49户不见了，新迁入81户。新迁入的81户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然不排除有些户是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但大多数恐怕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

洛腾堡地区的上述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在当时的德国具有典型意义。米勒又根据税收簿对1394年霍恩堡伯爵区（霍恩堡是个小镇，只有15个纳税人，一般地图上找不到）21个村庄和沙姆堡城纳税人的状况（表2.7）进行了分析。沙姆堡算是霍恩堡伯爵区的一个比较大的城镇，说来可怜，只有94个纳税人，比洛腾堡城小得多。可见，这个地方没有中等城市，只有一些小镇，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远赶不上洛腾堡。从表2.7可以看出，21村共有纳税人473人，说明多是一些小村，最大的村庄是努斯林根（66人）、施帕伊恨根（55人）、德肯根（44人），有三个小村只有9—10个纳税人。473人共有财产总值26080镑，说明比那里要穷。最穷的203人（占21村总人口的42.9%），财产值1856镑（占21村财产值的7.1%），平均每人9镑，和16村差不多。有少量财产者（财产值21—100镑）197人（占41.6%），财产值10692镑（占41%），平均每人54镑，和16村也差不多。但最穷的人和有少量财产者合起来却占总人口的84.5%，比16村高5%左右。另外，21村里财产值在301镑以上的只有6人（占1.3％），拥有财产2610镑（占10.1%），赶不上16村。

表2.7 沙姆堡城纳税人财产状况表

（本表引自[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的德国城市和农村》，154～155页）

从村庄上说，这里也是纳税人多的大村，如施帕伊恨根和德肯根等富人多，6名财产值301镑以上的人有4名是这两个村子的人。有些小村非常穷，有三个村子竟没有财产值101镑以上的人。

沙姆堡城只有94个纳税人，拥有财产值11143镑，人均118镑，比人均185.5镑的洛腾堡少得多。最穷的有30人，财产值204镑，人均6.8镑，比洛腾堡城少4镑，说明比那里最穷的人还要穷，而且也比21村最穷的人还穷。这里没有财产值1000镑以上的富人（见表2.7）。

16世纪，德国农民中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1958年，德国史学家海茨研究16世纪初年萨克森80个农村居民的状况后，得出惊人的结论。海茨把没有土地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住房的；另一种是仆人。据他研究，80个村庄共有居民4125户，只有1436户纳税（有土地的人才纳税），占34.8％。换句话说，2689户是完全没有土地的人。海茨说，这些没有土地的人，特别是有住房的人，为寻找工作经常流动，实际上是流浪者或短工。[25]

当时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梯安·弗兰克在他著的《世界史》里谈道：“德国有非常多的穷人和乞丐。多数人贫困衰弱，与其说因为自然规律，不如说由于无节。多数人变成乞丐，与其说因为缺少土地、粮价昂贵，不如说由于游手好闲，贪吃贪喝。……总共只有一半人劳动。如果除去他们的主人、闲散的市民、商人、贵族、诸侯、学生、神甫、各色僧侣、儿童、病人、乞丐和全体妇女，则劳动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26]

大量无定业无定居的流浪者，只有少数人有幸找能到工作，一部分人行乞，另一部分人成为雇佣兵，谁出钱多就为谁打仗。不但诸侯有雇佣兵，许多城市像奥格斯堡、纽伦堡等大中城市也有。纽伦堡制定章程规定，雇佣兵忠诚服务有奖，违者受罚直至解雇。[27]这些“亡命之徒，其职业就是破坏、宰杀、掠夺、伤害、烧光、玩耍、饮酒、渎神和戏弄孤寡。他们以别人为乐，无论战时或平时，均靠掠夺他人为生，甚至骑在农民的脖子上为所欲为”。1584年，不伦瑞克公爵在一个命令中认为雇佣兵是“一群流浪的城市工匠和学徒，他们无心工作，天天游**，夺人财富，暴行累累”。[28]

大批流浪者的出现，总的说来是由于丧失生活来源，而不是懒惰和喜欢游手好闲。统治阶级却认为他们是“自愿”犯罪，颁布一系列惩治流浪者的残酷立法。马克思说：“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国是在亨利七世时开始颁布血腥法律的，第一次是1495年。[29]法国在16世纪前半期开始颁布类似法律。然而，在1478年，即比英国早17年，比法国早几十年，纽伦堡市政会议就颁布行乞条例，惩治不按规定行乞的人。条例规定：只允许孩子多或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行乞，其他人行乞则严加惩处。行乞者必须事先申报财产、身体和家庭成员状况，经过批准并发给乞食证后方能行乞。条例还规定行乞的时间：夏天天黑以后2个小时，冬天天黑以后3个小时。[30]

马克思认为，这种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同样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大量人身自由的破产农民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前提。

三、贵金属热与德国采矿技术的进步

有一件事情大大刺激了德国采矿和冶金业技术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那就是从15世纪末起西欧社会出现的贵金属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渴望得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远东到处搜寻金银，西班牙人远渡重洋到美洲去也是为了获得金银。哥伦布说：“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德国有丰富的银矿，人们自然就千方百计地开采出更多的白银来。

德国的银矿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提洛尔以及中部（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哈茨山和德捷边境的埃尔茨山。公元960年，在哈茨山脉西端戈斯拉尔附近的兰米尔斯柏山首先发现银矿，进行开采。[31]那时技术落后，人们使用镐、铲、锤等简单的工具，只能开采几尺深的浅矿。欧洲人虽然早已有使用马力、水力、风力的知识，但没有用在采矿上。

15世纪70年代和16世纪初，在埃尔茨山东端的施内堡（1471年）和马林堡（1521年）发现丰富的银矿，人们像一窝蜂似地涌向那里。16世纪编年史家彼得·阿尔比努斯在他著的《迈森地方矿山大事记》中说：从1471—1501年，施内堡开采的银数量之大难以想象，达亿万佛罗林，而马林堡在1540年的一个季度可采出银13262佛罗林，产量之多远远超过弗赖堡、安娜堡和雅希莫夫（也是著名的矿区，生产不断扩大，1516—1526年10年间人口从1050人增加到14072人）。阿尔比努斯还写道：“各色人等抛弃自己的手艺和职业，沿着条条道路奔向富庶的矿区，许多外乡入想去马林堡，而且上帝祝愿人人心满意足”。据17世纪初施内堡编年史家梅尔策估计，1471—1501年，施内堡共缴什一税5190万佛罗林，由此可推出共产银值51900万佛罗林。[32]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矿区的阿格利古拉在他著的《论金属》中也同样认为：德国矿业迅速发展的推动力是渴望发财的风气，“我们几乎全都是贪图金钱之徒，都想用最少的支出、最小的劳动耗费在最短时期里尽可能发财致富。就是为此目的，修建了这样多的房屋，挖了这么多的深矿井，在山里筑了这么多的坑道。”从1511年到1527年，是弗格尔大发横财的时期，年利率平均达50%，以后慢慢降下来。与此同时，矿区还盛行投机之风。15世纪末16世纪初，曾在莱比锡和萨克森诸矿城居住的人文主义者尼亚维斯，于1475年著书《雄辩集》，其中有两章谈到施内堡矿时介绍了那里的股票投机活动。据另一位当事人记载：从纽伦堡或奥格斯堡来的人，其中包括弗格尔家族，往往串通矿山管理人掌握矿区生产消息，在莱比锡和其他城市进行股票投机活动，从中渔利。人们说买股票实际上是在“赌钱”，是“碰运气”，一夜之间能够变成暴发户，也可以成为穷光蛋。[33]可见，德国的矿业经营者与哥伦布等海外冒险家们梦寐以求的都是金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部分人的共同心理状态。

贵金属矿藏一般深藏地下，需要较深的矿井和先进的设备方能开采，这一点不同于开采煤铁。在这以前，德国艾弗尔一带已有深8—20米的矿井，在上巴拉丁也有深100—200米的矿井，并筑有巷道，利用人力或畜力排水。与此同时，人们使用水磨的技术不断提高。据德国经济史专家克伦本茨（曾在科隆大学和埃尔兰根—尼恩堡大学主讲社会经济史）介绍：13世纪发明凸轮，14世纪时发明曲柄、连杆和调节器。这些零件安装在水磨上以后不仅大大改进了其性能，而且也为生产部门提供了强大得多的动力。如果说14至15世纪时水磨不大，直径一般两三米，那么16世纪时就增大了一倍。阿格利古拉曾提到一个直径10米的水磨，能产生10匹马力。有人计算，一个水磨产生的动力比人力磨（两人操作）高5倍，比畜力磨高2倍。所以，15世纪后半期起在德国采矿业中广泛使用水磨不是偶然的，虽然尚未完全排斥畜力。

我们先看看萨克森矿区的生产情况。施内堡矿区是1471年发现的，人们在利欲心的驱使下飞速向地层深处挖掘，到1480年，那里已有深达200米的矿井了。1482年，在施塔特堡附近有一矿井达到270米深。1500年，圣乔治矿井深及300米，是当时最深的矿井。从这么深的矿井中排出地下水和运出矿石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的人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绞车直接吊出装有矿石或水的桶或皮囊，多用于约70米深的浅井，个别180米的深井也有采用这种方法的。另一种是在井下修巷道，分层外运，200米以上的深井多采用这种方法。有时两种方法兼用。1471年，菲特格鲁贝井已经开始修建巷道。后来有的矿井层层修巷道竟达13层。以舍木尼茨矿为例，那里使用马力带动水泵，分三层连续抽出矿坑深处的积水，共需用马96匹。[34]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功率的抽水装置。

提洛尔的施瓦茨和基茨布厄尔也是著名的银矿产地。1515年，施瓦茨的法尔肯施太因矿区已有矿井274个，矿工1万多人。同年，那里修建了巨大的排水巷道系统，名叫埃尔茨埃尔楚格·西格蒙德，在地下240米深处有9个巷道，雇用600个工人专门负责排水，费用达1.4万佛罗林。弗格尔家参与这里的矿山开采以后，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1538年，安装8个泵，由240个工人分三班轮流劳动。1554年，洛伊施纳发明价格1.2万古尔登的两用水车，直径约10米，一桶盛矿石，一皮囊盛水，从218米深处交替运出地面。此水车只用两人操纵，8小时可排水100立方米，相当于629个人或35.5马力所做的功。法尔肯施太因是施瓦茨最著名的矿井之一，有人估计1526年时有工人4596人，1554年时达7460人，1589年为4490人。基茨布厄尔的罗勒尔布埃尔矿，1540年左右开始开采。此地藏银量丰富，但山势险峻，开采起来困难也多。1543年的一个矿山法规里提到，这里有9个矿井使用运矿石和排水综合设备，估计能开采50年左右。那里有一个名叫海利格尔·盖斯特的矿井，1552年产银6430公斤、铜361吨，居全国之冠。1554年，该井安装新式两用水轮和其他设备，每年投资72277佛罗林，产量大增：从1570—1596年共产银28231千克、铜5688吨。1597年，罗勒布厄尔一带有矿工2002人。1618年，该地6个最重要的矿井深度都超过645米。海利格尔·盖斯特矿井是最深的一个，达886米。这个纪录维持了200多年，19世纪末才被打破。

有人以拉美尔斯堡矿为例，算出16世纪到19世纪每个矿工每年开采的有色金属量（见表2.8），分别为152—170吨和98—144吨，换句话说，19世纪中叶的水平还赶不上16世纪。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16世纪时的劳动生产率竟超过19世纪，只是到德国统一以后其生产率才超过16世纪！

表2.8 16—19世纪矿工人均有色金属开采量

（本表引自［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晚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41页）

银矿开采难，冶炼更难。金大多是天然的，粉碎矿石后就可以淘出金来。银与金不同，多与铜、铅、水银等共生，很难炼出纯银，再加上当时技术落后，困难更大。人们用小锤敲掉矿石中的杂石，洗去泥土，然后密闭加热，或放在露天处任雨水冲刷，最后粉碎过筛制成矿粉，送去冶炼。古希腊人已知道用皮囊鼓风，14世纪欧洲出现了以水轮为动力的鼓风皮囊。16世纪已有水轮带动的选矿机，综合进行洗矿、碎矿过程，但仍烧木材冶炼，不仅消耗大量的木材，而且温度低，产品质量不高。采矿业的进步迫切要求改进冶金技术。1451年，一个名叫芬肯的人发明了用化学方法从银铜共生矿中炼银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银和铜的产量，从此，新的冶金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是宗教改革以前冶金业中影响最大的创造发明。1540年，比林古齐奥在威尼斯出版的《焰火制造术》一书，系统介绍了德国的冶金技术，其中谈到德国人已经从银汞共生矿中炼银的技术，解决了炼银生产中的另一个大难题。1566年以后，这项技术在墨西哥得到了广泛推广，从而推动了拉美炼银业的大发展。[35]

所以，马克思说：“16世纪，德意志又以自己的发明而出众”。[36]

[1] ［德］卡尔·布赫尔：《人民经济的产生》《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转引自［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19—20页。

[2] ［意］奇波拉：《产业革命前欧洲的社会和经济，1000—1700年》，281~282页。

[3] ［美］查理·威尔逊等编：《欧洲经济史资料导论，1500—1800年》，191—192页。

[4] ［英］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142页。

[5] ［苏联］施脱克里茨卡娅-铁烈施柯维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德国城市》，45—46页。

[6] 布赫尔在其主要著作《人民经济的产生》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过程是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人民经济，中古中期是家庭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过渡。他的著作中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注意使用统计资料。但对于大城市和中介贸易认识不足，强调手工业者形式上的独立性，否认手工业者中间发生的财产和阶级分化，不承认有贫穷的手工业者。

[7] 公吨为旧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吨，全书余同。

[8] ［美］查理·威尔逊等编：《欧洲经济史资料导论，1500—1800年》，207页。

[9] ［美］查理·威尔逊等编：《欧洲经济史资料导论，1500—1800年》，20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1]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3页。

[12]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32—33页。

[13]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27页。

[14]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24页。

[15]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26页。

[16] ［美］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99、429页。

[17] 《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4卷，670页。

[18] 转引自［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12页。

[19] 转引自［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12—13页。

[20]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12页。

[21]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90页。

[22] 国内外史学界有些人对这时德国的城市和工商业的繁荣估计不足，往往强调落后。从20世纪初起，德国著名的史学家如G·V·贝洛：A·道普什、E·班贝尔格尔和K.拉姆普雷希特，还有苏联著名的德国史学家，如M·斯米林、艾浦斯坦等，一直驳斥德国经济落后的说法。拉姆普雷希特就认为：“如果在13世纪还可以说有一半闭塞地区只与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流域进行贸易，那么后来这种局面不复存在；旧差别仅仅存在于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法兰克福的南德意志商业为一方和汉撒的北德意志商业为另一方之间。”转引自［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26—57页。近来，读到美国耶鲁大学霍尔本的《德国现代史》，其中写道：“起初，商路的改变并未妨碍奥格斯堡贸易的扩大，与西班牙统治者的关系似乎有利于德国公司与美洲的贸易。”有人引证恩格斯早年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话证明德国经济落后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前面已指出，恩格斯的观察后来已有改变，不能把他早年讲过的某些话当成永恒真理。

[23] ［苏联］艾浦斯坦：《中世纪后期到1848年革命的德国史》，23—2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5] ［苏联］迈伊尔：《十四至十六世纪的德国城市和农村》，158页。

[26]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90—91页。

[27] ［苏联］施脱克里茨卡娅-铁烈施柯维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德国城市》，94—96页。

[28]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97页。

[29] ［英］施脱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30] ［苏联］施脱克里茨卡娅-铁烈施柯维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德国城市》，162—194页。

[31] ［美］汤普森：《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译本），上册，369页。

[32] 转引自［苏联］斯卡兹金主编：《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65—66页。

[33] 转引自［苏联］斯卡兹金主编：《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66—67、71—72页。

[34] ［英］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464页。

[35] ［英］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463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4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