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谊兄弟公司的成长(1 / 1)

(一)投身影视之前

20世纪80年代末,王中军应聘到中国永乐文化发展总公司广告部当经理,这家公司后来被王中军自己承包了。追溯华谊的历史,这个公司应该算是它的雏形。

1989年,王中军来到美国读书。在美国的几年间,他不仅拿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学位,还积存了10万美元。1994年,王中军回国后和弟弟王中磊等共同投资100多万元,于1995年创立了一家叫做“华谊兄弟”的广告公司。

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形象的包装并不受重视,甚至实力比较雄厚的银行界也是如此。那时的银行没有统一的标志,没有统一标准的营业场所装饰。中国银行1987年邀请香港靳埭强先生设计出行徽,在国际设计展中还获了奖,但是这个行徽一直没有成为全国统一营业厅的标志。于是王中军向中国银行建议,由他去着手进行这一标准化规范工程,相关工作由他去做。在得到中行的同意后,王中军立即去美国采购材料,找加工厂设计制造样品,全部工作一个月内就完成了。

王中军的样品受到好评,华谊正式承担了中国银行全国1.5万多家网点的标准化规范工程。在此之后,国家电力、中石化、农业银行、华夏银行等企业与银行都先后委托华谊来承办银行卡、牌匾和营业场所的设计。与此同时,作为广告公司的华谊开始包办从策划到装饰材料的制作和安装等一系列业务。

(二)初创期:试水影视

1998年,华谊开始由广告业务转型到影视,华谊也真正从广告公司成为影视传媒公司。

这时,华谊掌舵人王中军听从朋友的建议,投资拍摄了第一部电视剧《心理诊所》。广告行业讲求的是营销。华谊从广告起家,自然有着丰富的营销经验。这使得华谊兄弟通过这部电视剧赚到了影视行当的第一桶金。

1998年华谊兄弟接连投拍了《没完没了》、《鬼子来了》和《荆轲刺秦王》三部电影。

这三部电影类型风格差异很大。投资这三部电影的举措可以看出华谊兄弟初涉影视时对类型的定位还不像现在这样清晰。这三部电影中,只有《没完没了》在当时赚了钱。这部电影在票房上的获利奠定了华谊商业娱乐电影的基础。《鬼子来了》虽然没有通过审查,无缘与内地观众见面,但这部以独特视角剖析中日战争的影片却在第53届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斩获了“评审团大奖”,得到了海外的关注和赞誉。导演姜文又一次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投资方华谊兄弟的名号也出现在国外电影人的视野中。即便无缘走入国内市场,《鬼子来了》却也没有令华谊兄弟蒙受损失。“这部戏基本上我没有赔什么钱,原因是当时在合约上我们是有保障的——给我们保底,不让我们赔钱。”[1]这部电影不仅没有让华谊兄弟赔钱,更是让华谊兄弟赢得了海内外的名声。

此外,这几部电影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对华谊来说,这些电影所引起的争议给华谊带来了极大的关注度。华谊兄弟在当时迫切地与姜文、陈凯歌这样的知名电影人合作也是为了能够获得关注,通过注意力引发经济效益。最初的投资为华谊兄弟日后深入影视圈,成为民营影视公司的领跑者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其实当时投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华谊会变成一家电影公司,”王中军的弟弟王中磊说,“那时候只是觉得公司需要新的出路,如果一直走以前的老路,只会越走越窄。”从这样的话可以看出,初创期的华谊兄弟敢闯敢试,但对于影视投资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整体性的规划,更多地还处于一种较为松散的试验性的阶段。

(三)高速发展期:规模化运作

1.贺岁片模式

国外的电影发行有着明确的档期思路,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电影市场本身尚未被完全开发,更不用说档期的概念。而王中军率领的华谊,却有意无意地为中国电影市场明确并固化了档期的概念。

华谊兄弟第一次与冯小刚导演合作的影片是《没完没了》。王中军和冯小刚,一个凭借雄厚资金和眼光、一个凭借非凡的电影才华,在冯氏电影《甲方乙方》的基础上,积极培养国内观众元旦春节假期看电影的习惯,慢慢地形成了中国电影产业中第一个较为明确和有保障的档期——贺岁档。

1999年投资的《没完没了》是王中军抱着“必须要赚钱”想法进行赌注。这也是王中军和冯小刚的第一次合作。年终时《没完没了》如期上映,冯小刚影片的平民式幽默吸引了观众,获得了3000万元的票房。华谊公司靠票房一项就收回了成本,加上影片的独家广告代理权,1000多万元的广告收入也成了影片利润。如同这部电影的名字,华谊兄弟在《没完没了》之后在影视道路上就怎么也停不下来了。

从2001年的《大腕》、2003年的《手机》,再到2004年的《天下无贼》、2007年的《集结号》、2008年的《非诚勿扰》,冯氏贺岁片票房节节攀升,不断改写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华谊兄弟也确立了国内的贺岁档期。

事实上,在贺岁档成功抢滩后,华谊也迈开了对于其他档期开掘的脚步。通过影片试水,国内电影市场逐渐形成了情人节、暑期、国庆、中秋等固定的档期。

冯小刚从此成了华谊兄弟主要的市场品牌。《没完没了》票房3300万元,是当年冠军;后来连续几部大片都在票房榜单上名列前茅,《手机》5400万元,《集结号》2.7亿元;《非诚勿扰》3.6亿元,《非诚勿扰2》4.8亿元,《唐山大地震》6.7亿元……到2013年的《私人订制》,虽似不如华谊兄弟及冯小刚的市场预期,但票房仍然超过了7亿元。

2.明星效应

华谊的明星意识在最初开始投拍电影时便显现出来。在陈凯歌导演《荆轲刺秦王》的后期制作阶段,由于影片出现了资金困难,王中军便投入200万美元,和北大华亿一起成为该片大陆版权的所有者。华谊兄弟的这个举动是考虑到以陈凯歌、巩俐、张丰毅等人的影响力可以使这部影片在发行中获得很多广告赞助和贴片广告收入,即借助明星影响力获得回报。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时,华谊兄弟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共同投资1500万元人民币合作拍摄了国庆献礼片《我的1919》,获得了当年的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这部电影虽然没有赚钱,但是王中军却与陈道明、许晴、黄健中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举措为其后来的明星路径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明星制的探索与成功是华谊兄弟高速发展期的一个标志。

华谊兄弟作为一个强大的影视集团,有着完备的子公司,其经纪公司先后签约了上百位艺人。同时,华谊兄弟依托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培养和推出自己的明星,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赚钱的明星经纪公司之一。这个明星经纪公司也和其制片、发行部门联合,利用明星效应,提供票房保证。

3.工作室制度

王中军曾在采访中说过,他在投资电影前并不懂得如何制作电影,但他知道管理与经营,更知道如何善用人才。与冯小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就是一个证明。冯小刚在华谊兄弟公司建立了工作室,在合作的过程中获得了信任和尊重,最终使得华谊兄弟连续多年刷新电影的票房纪录。

除冯小刚外,华谊公司还先后和许多知名导演合作,如张纪中、路学长、陆川等,并为他们建立了工作室。

这种工作室模式使华谊兄弟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走在了时代前列。这种模式既充分保证了在创作中以导演为主导,使导演能够拥有较为固定的创作团队,比较自由地进行思考和制作。同时,工作室纳入到华谊旗下,能得到更具市场眼光的专家把关,使投入拍摄的电影具备高票房元素,让导演在创作中获得充裕的资金、信任和市场实现的可能性,可谓一举多得。

(四)成熟期:与国际接轨

1.影片制作发行国际化

华谊的掌舵人王中军的留洋经历使得华谊兄弟在涉足电影之后有着强烈的国际化意识。2001年的《大腕》让王中军开始筹划华谊兄弟的国际化之路。

在制作《大腕》之前,王中军研究了《卧虎藏龙》合作的得失。当时《卧虎藏龙》中方合作者没有参与海外市场的发行和分成,影片全球票房达2.13亿美元,实际回报超过投资的10倍,但在中国市场表现一般,中方合作方因此亏了400多万元。这样的教训让华谊兄弟有了警醒的例子。《大腕》开始尝试中外合拍片由中方人员占主导地位的方式。这种方式改变以往合拍片里中方无权参与全球票房分账的被动情形,具有探索和先行者的意义。

华谊与哥伦比亚公司采取全球分账的合作方式在中国还是头一次。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联合投拍《大腕》时,公司牢牢坚持中方占主导地位的原则。由此哥伦比亚公司仅作为投资人,拍摄方案、细节都以华谊兄弟公司为主,影片的制作、价格、周期等基本都由中方决定,美方员工和助理等在拍摄期间归中方管理。

这部影片为华谊获得了较大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华谊从合作中学习到哥伦比亚公司全球现代制片及发行的手段、成熟的预算模式等。

2000年之后,内地和香港签订CEPA协议(《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政府对合拍电影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及内地巨大的观影市场,使得合拍片的数量陡增。而华谊对合拍模式的驾轻就熟,加上公司本身的影响力,吸引了不少中国香港以及国外的电影公司和电影人与其合作,在合拍片成为中国电影发展普遍趋势的当下,华谊在市场竞争中更加稳固了地位。

2.管理和运行模式的国际化

娱乐产业公司的上市无疑会增大其影响力。无论中影、上影这样的国有集团,还是像华谊兄弟、博纳这样的民营公司,都把上市放在了自己的日程表上。2009年9月27日,创业板发审委获准华谊入会,意味着华谊兄弟全面上市的步伐逼近。

2009年9月17日创业板首次发审会开始以来,创业板有20余家公司顺利过会,只有2家公司被否决。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最具“明星”相的便是华谊兄弟公司。华谊兄弟正处于盈利爆发期,虽然2009年公司预期盈利不足1亿元,但华谊兄弟卖点不是影视利润,更重要的是产业创新和经营模式,即“明星投资家+明星艺术家=明星制造”。

在华谊兄弟建立之初,出资方和实际控制人互为亲戚。这种投资情况及管理方式从2005年9月起开始改变。华谊兄弟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入股一马当先。2007年11月19日,公司大股东开始将股权转让给部分公司人员,包括冯小刚、张纪中、李冰冰等人。2008年2月,华谊兄弟增资扩股,黄晓明、张涵予等在内的50余人得到股份。在经过这样的扩资转股后,华谊兄弟的注册资本从500万元上升至1.26亿元。华谊兄弟还规定,员工或明星在离开公司后,需要转让股权。这种方式既打破了传统的家族企业的经营局限,又在扩容的过程中笼络了大量明星。

华谊兄弟与国际大传媒集团、娱乐集团接轨的股权架构方式,代表着中国娱乐产业正在向好莱坞看齐。它改变了中国演艺文化的传统,把影视艺术经营从商业运作层面提升到了资本运作层面。华谊模式让工作人员、明星成为股东,以股权文化管理公司,令艺术家身价“体现为公司股价”,将市场的热情转化为上升的股价,其远见卓识使之在资本运作中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1] 王中军、司若:《十年,“华谊兄弟”走进了资本市场》,《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