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在产业化改革的高歌猛进下，中国电影票房先后突破100亿元、200亿元的大关，中国电影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应该说，民营资本对商业大片的介入功不可没。

2012年，中国引进美国片的配额数量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商业片面临着来自美国电影的更加强大的挑战。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美国电影利用3D影像与巨幕技术为竞争提高了技术门槛，给中国电影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美国大片的竞争之下，中国电影同样面临着来自自身的品质影响。在票房提速的背景下，近年来国产商业片出现大量叫座不叫好的现象。古装武侠商业片中“古战场、冷兵器，小情感、大暴力”使主流观影群体对中国电影的认同感越来越弱。就在中国电影一直向前看——频频拍摄古代血腥历史的同时，美国电影却一致把眼光投向未来。《阿凡达》、《盗梦空间》、《源代码》等科幻影片在中国收获丰厚票房和良好口碑的同时，也让人开始思索观众为何对美国主流商业影片产生认同并情有独钟。

未来国与国的竞争不是军事上的竞争或经济上的竞争，而是文化上的竞争。文化不仅牵扯到国家利益，更牵扯到个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涉及每个人的文化自信。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让中国商业大片变成了中国文化认同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平台。在构建大国形象、实现国际传播、树立民族认同、搭建文化平台等战略性目标中，中国商业大片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民营资本介入的商业大片应责无旁贷地树立起输出中国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众所周知，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与生俱来且无法抹除的。通过一定的叙事策略，可以将意识形态隐蔽在叙事机制中。美国的主流电影，尤其是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几乎都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表述，只不过，这种表述是通过叙事策略间接实现的。

好莱坞大片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资源，是大众文化中最具生产力的场域，是全球化文化进程中最有力量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和文化产品。美国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往往是由各种爱与人性所编织的美国神话构建而成。美国主流电影以爱的名义，通过快感策略与视听修辞，将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裹挟其中，宣扬了美国主流神话和价值观。

影片《拯救大兵瑞恩》让众多观众唏嘘不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这是因为影片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讲述为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的战士，而是为了在战争的表层形态下植入一层人性价值：为了呵护母爱和亲情，战友将这位母亲的儿子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找回来，与母亲重聚。这种价值观得到由衷认同：美军的拯救行动，除了具有历史的正义感外，还拥有一种道义上的合理性和人性的光辉。影片《阿凡达》除了承担着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原住民迟到500年的道歉信的角色、调节着银幕外的矛盾外，它还通过英雄的冒险历程将其经历的心灵成长与反侵略、反殖民、反拆迁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以此获得主流观影群体由衷的认同。影片《阿甘正传》通过表现一个智障人士一生的行动与美国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讲述了生命的意义。影片主人公阿甘不停地奔跑，直到长出了耶稣基督式的长发和胡须，身后跟随着众人。影片在完成人物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美国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使观众将主人公和腾飞的美国精神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对美国商业大片的主流价值叙事策略与特征进行如此总结：其通过类型片的叙事策略，高度贴近现实，将现实问题纳入戏剧性的叙事模式中，给予现实中无法化解的矛盾一个想象性结局；同时，如同神话一样，在一整套看似精密、无懈可击的表述之下，裹挟着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其目的就是让观众通过愉悦、感动、深信不疑等一系列情感体验，相信其价值观。最终实现其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输出。

电影故事本身就是观念，所以要讲故事，而不是讲观念。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由于主旋律电影一贯以来的宣传教化功能和中国电影体制的自身原因，主旋律电影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度扮演不受欢迎的角色，在诞生之初即面临着无法获得市场认可的困境。观众也对主旋律电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排他感和拒绝感。这类将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的电影类型抹杀了观众的认同感，这在今天的市场中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将主流话语同市场巧妙地无缝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票房与口碑的双赢。

2006年，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横空出世，这部大片由华谊兄弟公司投资，采取了“爱国”加“人性”的表达方式，获得了票房与口碑上较好的收获。更加有意义的是，这部主流电影跨越了商业片与主旋律电影的界限，完成了中国大片与主旋律的结合，运用意识形态缝合术，弥合了官方说法与消费娱乐之间的裂痕。《集结号》海报中的一句话点名了电影主旨：“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影片结尾处，这些被遗忘的牺牲者，终于被追认为烈士身份，完成了主体的想象性复归。在故事内容层面上，《集结号》通过讲述一个追寻光荣的战后故事，想象性地弥合了历史灾难给人造成的伤口，完成了历史与革命的和解，潜在地实现了观影主体对历史与现实的认可。

面对好莱坞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攻势，民营资本介入的中国商业大片采取 “拿来主义”的方式，毫不避讳地吸收好莱坞的类型模式，兼容并蓄，使之与自身经验相结合。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处于后CEPA时代[1]，例如纯“香港制造”的影片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合拍片取而代之占领内地市场。一部由民营资本介入的合拍大片想要最大程度获得观众的认同，就必须与各地区观众的经验进行对接。除了绚丽多彩的画面和视听奇观的展示外，只有“嫁接”观众熟悉的价值观才能成功。而由民营资本介入的大片如《霍元甲》、《叶问》、《十月围城》、《寒战》、《狄仁杰之神都龙王》、《扫毒》、《风暴》等片在内地的成功，在于其借助民族主义的价值表述，弥合香港和内地的差异，完成了一种抗击外敌的集体想象，并与中国的大国崛起和中国电影快速成长的现实形成了巧妙呼应。以《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为例，这部影片巧妙植入了内地观众熟悉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与内地现实生活中的PM2.5[2]等问题形成呼应，找到了和内地观众的情感契合点。

商业大片的文化娱乐价值与民营电影公司本身的“亲民”特质，使得民营资本介入的商业大片需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主流价值无缝植入商业电影，运用主流意识形态隐蔽而有效运作的电影机制，在润物细无声地操控观众情感体验与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在商业电影中渗入主流价值，实现商业与意识形态传播的双重效应。这也可被视为民营资本介入的商业大片的当代意义。

由民营资本介入的中国商业大片在未来仍将是中国电影的主流和中坚力量，作为电影产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软实力输出者，民营电影公司任重而道远。电影正面临产业化进程最好的时期，商业成效极其显著。但是，资本逻辑和经济逻辑不能代替文化逻辑。电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品，除了满足商业逻辑外，实现文化功能是它的核心目标。在多元思维不断拓展的时代，我国的主流价值正面临着混乱和缺失的危机。未来是文化和软实力的较量，在这价值多元的转折时刻，如何在满足商业利益的前提下，树立正确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创造出多元的精神价值并形成文化出口，成为民营电影公司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民营资本制作的商业大片需要充分挖掘现实题材，创新故事，准确表达情感。中国商业大片若想在未来继续领跑中国，并冲向国际，必须做到题材的多样化、内容的丰富化，并以更广阔的情怀去表达现实中的困境，实现和观众情感的对接，充当现实和观众之间的协调人角色。必须做到与更为广阔的经济、金融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形成稳定的生产规模，为中国电影的整体提升做出贡献。

[1] 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

[2] PM2.5即细颗粒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