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世界各地社会商业资本广泛参与电影投资与创作的语境中，中国电影告别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数量众多的民营电影公司组成格局的阶段，国内电影市场自我繁荣的昨日辉煌已经逐渐远去。当年的电影照搬苏联指令性计划经营模式，基本取消电影的市场竞争环节，民营影企难以为继，国有电影制片厂产销、放映、政企合一，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娱乐化的诉求不再被重视。与此同时，电影创作背负过多的政治宣传使命，到十年动乱期间，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发挥到极致，政治极大地束缚了电影创作的主体积极性与多元话语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基本思想确立，中国电影业才和其他行业一同经受市场经济体制的产业改革，“民营电影”力量也在一片动**与机遇之中，重新回归中国电影舞台。

（一）改革初期的市场废墟和文化重构

1978年12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全国上下无论是思想观念或是体制建设都进入一个重思与改革阶段。1979年作为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电影创作开始在反思政治和走出“**”的阴影方面做出努力。《小花》、《生活的颤音》、《归心似箭》、《苦恼人的笑》等影片，以十年动乱时期为背景，大胆突破样板戏“三突出”原则的创作定势，着力塑造出平凡而又充满情感的普通人物形象，率先打开了直面历史和反思政治的新视野。

改革之初的这一时期，观念解放和电影创新运动蓬勃发展，思想的碰撞让电影界呈现出导演群体各展所长、创作与理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维发展与争竞的景象。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电影人，通过积极的创作表现其道德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追求；以吴贻弓、谢飞等为代表的“第四代”电影人风格纪实，用诗化历史的散文式创作反观历史与现实；以陈凯歌、张艺谋等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以较新的艺术表现语言体现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影像本体的探索。从1979年到1987年，“电影彰显出一段文化重构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中国电影的开放进程与面向市场的电影选择，将中国电影逐渐“纳入一种前所未遇的全球化语境”[1]。

如第一章所述，在政策与改制方面，早在1980年7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就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电影体制问题和改革意见，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序幕被拉开。[2]1984年7月，《街上流行红裙子》摄制组率先向长春电影制片厂提出了承包方案。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年，电影业被定性为企业。[3]北影、上影、长影等六家国有制片厂要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独立核算，向国家纳税，自负盈亏”。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将电影制片业定性为“企业”。到1985年年底，全国大部分电影制片厂都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

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电影的商业性、娱乐性特征逐渐凸显，并受到关注。尽管这种“关注”，在精英文化的强势话语中多为负面，就如当时评论界文化界对于谢晋电影的热烈争论和尖锐批判所显现出来的倾向一样。但是，仅20世纪80年代中期，“娱乐片”的数量超过中国电影年产量5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影市场的需求与倾向。在这场激烈的变革浪潮中，面对“第五代”探索影片艺术个性与商业票房对比的触目惊心，“重艺轻商”的电影观念依旧固执，加之国外电影与中国港台地区影片的双重冲击，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电影观众数量迅速衰减。

（二）在危机中全面复苏的社会资本

经济改制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电影业的经济自主权，但产映垄断的固有机制和电影创作的传统理念并未完成自我突围。面对扑面而来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中国电影业的体制弊端不断暴露，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下滑，到1992年前后，电影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与已经处于危机中的1991年相比，1992年全国电影票房总收入从23.6亿元下降至19.9亿元，放映场次减少460余万场，观影人次下降38.5亿人次，比10年前减少近130亿人次。城镇观影人次更是骤降34%，减少约30多亿人次。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也较前一年分别减少17.9%和15.7%。制片收入仅为1.68亿元，不足总收入的十分之一。[4]“16家故事片厂中有6家亏损。拍摄《毛泽东的故事》和《狂》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全年利润仅39万元，不及一个大电影院的全年利润。”[5]

面对电影业犹如严冬的巨大危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93年1月5日，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影公司大一统的“一家天下”的影片发行垄断被打破，制片单位与地方发行单位的直接交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制片、发行、放映三方脱节的状况。对电影票的管控原则上也被放开，交由地方政府管理。计划管理模式的松绑给早已习惯了“统购统销”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一场不小的混乱与震**。国内电影厂为了规避风险，纷纷压低影片制作成本，相当意义上来说它们已经不具备投产影片的经济能力。但出人意料的是，数据显示，1993年国内故事片产量仍高达152部，比当时产量最高的1992年的166部仅少14部。

那么，是谁投资拍摄了这些电影？据不完全统计，“电影制片厂自投资金仅14部，占9.3％；合拍片56部，占37％；国内社会集资拍片81部，占53.7％。也就是说，制片厂1993年投产电影的钱主要来自社会，社会集资拍片已成为国内制片业的主体”[6]。社会资本重新成为支持中国电影的重要发展力量。自由竞争的市场舞台给被重重束缚的国有制片业诸多压力的同时，却为以观念灵活、正跃跃欲试的“电影民间力量”打开新的窗口。伴随政策与市场的变化调整，民营影业开始了全面的回归与积极的摸索。

1994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召开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会议，要求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至此，好莱坞、中国香港“大片”以分账形式登陆中国大陆影院，从而意外地既激活了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国产电影整个创作格局带来巨大压力。《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等好莱坞影片更是以电影特有的视觉奇观冲击力，唤起了中国观众对电影娱乐性与观赏性的重新认识。

为建立电影业的市场经济新秩序，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1995年，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确认。影片发行权拥有单位可直接向北京等21个省市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影片，市场多主体局面初步形成。[7]1996年电影“九五五○”工程启动，主旋律影片在国家政治、经济手段的促进下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发展。商业电影也以“冯氏贺岁片”重新表现出活力。但政策并非市场良性运作的保证，1999年，在国产电影创作出现红火景象的同时，电影票房收入只有8.1亿元。随后几年，电影的票房收入都在8亿元—9亿元徘徊。[8]年人均进电影院看电影次数不到0.5次。

国外商业大片强势登陆，国产片产量逐年减少，票房市场愈发惨淡。在如此动**低迷的市场背景中，民营影业依旧看到商机。1996年，民营影业代表之一——华亿影视娱乐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保利华亿）“逢低入市”。公司以前瞻性的版权意识，率先买断包括《红高粱》、《黄土地》在内的200多部优秀国产影片版权，并以低价购得新中国成立前拍摄的100部经典电影版权，显示出市场远见和商业敏感度。随后北京新画面公司等民营影业机构相继成立。华亿还于1998年投拍了《鬼子来了》、《荆轲刺秦王》等影片，虽然当时市场回报率不如预期，但却为日后的长期创作、投资打下了基础。民营电影逐渐为自身的探索开足马力。

（三）后改革时期的转折：中国电影的身份认同与民营资本的全面准入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电影来说是进入“后改革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全面国际化视野与多样化社会资本的活跃参与，成为21世纪中国电影的热点特征。其中，“民营电影成分”改变了中国电影内部原有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拉近了电影与市场的距离，其富有创造力的改革与探索，也使民营电影成为整个中国电影改革浪潮中的一个绝对的亮点。

中国电影的产业身份和市场化趋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酝酿并有所展现。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是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21世纪初，随着改革步伐深入，电影产业化在政策扶持与多元发展中一步步走向现实。2000年，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组建电影集团和实现股份制改革，建立起完善的电影市场体系”的决策；2001年，电影局要求“各省市要尽快组建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院线”。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在文件中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电影被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电影产业”的概念逐渐被主流话语认同，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产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2002年2月1日颁布实行的《电影管理条例》，规定普通民营影视机构可以立项拍片，促使民营资本大量注入电影制片业。2002年民营影视公司和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国产电影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2003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同时颁布了三个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产业改革新规定[9]，内容涉及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市场准入、合拍片管理和电影审查等，这一系列政策法规，降低了民营力量进军国产电影的准入门槛，推动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形成，也为培育市场竞争主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至此，中国电影在制片、发行、放映、院线经营、电影技术等方面已向民营资本全面开放，中国电影的投资已经显现出多元化趋势。

自民营电影企业获得了与国有电影企业平等的身份认同，成为电影市场的重要投资主体以来，仅2003年一年，民营资本投资的影片就达96部之多，占全年中国电影总产量的68.5％；其参与制作发行的影片更是贡献了近80％的国产电影票房，在国产电影市场中表现出令人瞠目的活跃度和竞争力。

在电影发行领域，民营电影机构大胆挑战旧规则和国有影企。2000年成立的华谊兄弟公司参与制作发行的影片《大腕》，一改中国电影传统的发行方式，率先采用了海外分账的商业运作模式。同年，横店影视集团以竞标价1600万元击败国有电影机构上影集团，购得杭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39%的股权，参与了电影市场上重要的院线浙江时代院线的股份制改造，并持有珠江电影院线49%的股份，为最终形成自身生产、发行、放映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奠定了基础。[10]

院线的开放使民营力量对电影放映环节的介入更加彻底。院线是电影产品的销售终端，优化经营对降低电影发行成本、合理控制票价、提升综合服务质量，最终完善整个行业体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3年，国内第一家民营电影院线——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公司由中信文化成立。2004年1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民营资本可以参股、控股、独资三种形式组建院线。该年保利华亿传媒入股北京新影联影业公司，亦广受瞩目。

当然，在政策保证下，影片制作趋于合法化、投资立项环节也更为简化，电影产业的多元化格局日益成熟，宽松的生存环境为民营电影的发展带来了自由的创作空间。诸多民营电影企业已经凭借自身专业的市场操作能力和电影创作人才优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最早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华语商业片《卧虎藏龙》、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商业“大片”《英雄》以及屡屡创下票房神话的《大腕》、《手机》、《十面埋伏》等片，都是民营电影为中国电影史留下的令人骄傲的成绩。即便不从影片的艺术价值方面进行考量，民营电影在创作出受到观众欢迎、市场占有率高的影片方面，也富于独立而多样化的追求。

中国当下的电影市场，民营电影的全面准入、院线制的形成与发展、日趋成熟的电影商业环境与不断革新的电影理念，都极大地推动着电影创作上的创新性改变。面对市场需求，创作者与观众对于电影“类型化”的概念已有了更明确的自觉意识，贺岁片、武侠片以及各种各样中小成本的喜剧影片、青年题材影片，都争先恐后地登陆影院。国际市场的竞争风起云涌，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和威胁有增无减；电影观众被更丰富的消费渠道分流，面对竞争激烈而复杂的中国电影市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1] 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2] 同上书，第218页。

[3] 参见刘藩：《电影产业经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4] 丁亚平：《论民营电影公司与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 袁小平：《关于电影体制改革的畅想》，《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6] 饶曙光：《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7] 孟建：《论民营电影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保利华亿公司”八年民营之路的崛起为例》，见张凤铸、黄式宪、胡智锋主编《和而不同：全球化视野中的影视新格局——第3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8] 林俊毅主编：《中国电影整合营销关键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9] 这三个规定分别是 《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

[10] 周昕：《电影市场：民营资本投资趋势分析》，《发展》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