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更谨慎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也许，所有的人都很自然地去做一个学生兼观察家，因为这两种人的天性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富有吸引力。为我们自己和后代积累财富、建立一个家庭或者建立一个国家，或者追逐所谓的名誉，这些都不能让我们不朽；可是，如果研究真理，我们便不朽了，我们可以经受人世间种种的变故了。古时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的神像，轻纱的一角给撩起来了，还有他们撩起的微颤着的袍子，现在我望见它跟当初一样鲜艳而美丽，因为当初勇敢追求真理的，是在它体内的那个“我”，而现在重新瞻仰着那个形象的，是在我体内的“它”。袍子上没有一点尘埃，自从神圣的真理被揭示以来，时间并没有逝去。我们真正地改变了的，或者说可以改变的，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

我的木屋，不仅比一个大学更适合思考，还更适合严肃的阅读；虽然我借阅的书是在普通图书馆难以见到的，我却比以往更多地受到了那些畅行全世界的书本的影响。那些书从前写在树皮上，现在却总是抄写在亚麻纸上。诗人米尔·科马尔·乌迪恩·马斯特说：“能静坐着而驰骋于精神世界；这种益处我从书本得来。一杯美酒就令人陶醉；当我喝下了学说奥秘的琼浆时，我就体验到了这样的愉快。”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虽然我只能断断续续地阅读他的诗歌。一开始，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要修房子，同时还要种豆子，这使我不可能读更多的书。但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读得多些，这个念头让我把阅读坚持了下来。工作之余，我还读过一两本浅薄的关于旅行的书，后来我自己都脸红了，我问自己我生活的地方又在哪里。

能够读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的学生，绝不会有**不羁或一掷千金的危险行为，因为他读了原著就会在相当程度上仿效他们的英雄，会将他们的美好时光奉献给他们的诗页。如果这些英雄的诗篇是用我们自己那种语言出版的，因为这种语言在我们这个道德堕落的时代已变得意义混浊，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找出每一行诗每一个字的原意，尽我们所有的智慧、决心和气魄，来求得它们的原意，要寻求它们超越日常应用的更深更广的本义。现代社会出版了大量廉价的印刷品，那么多译本，却并没有让我们的心灵更接近那些古代的伟大作家。他们还是那么寂寞，他们的作品依然被当作稀少而怪异的珍本。一个人花费年少的时光，来学会一种古代文字，即使只学会了几个字，那也是很值得的，因为它们是从市井百姓琐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那些老农听到然后记在心上、时常念叨的一些拉丁语警句，并非没有用处。有些人说，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后似乎会让位给一些更现代化、更实用的研究；但是，求知欲旺盛的学生还是会时常去研究古典作品，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也不管它们如何古老，因为古典作品如果不是最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那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唯一的、不朽的神灵启示。哪怕是求神问卜于台尔菲和多多那，也不见得能得到一些现代人困惑的难题的解释，但是，在古典作品中却能找到。我们甚至已忘记了研究大自然，因为她已经老了。读好书，就是说，怀着真诚的态度去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它所花费的一个人的精力，超过了大家熟知的种种训练。这也需要培养一种精神，像竞技运动员一样的精神：矢志不渝，终生努力。那些伟大著作是谨慎、含蓄地写出来的，我们也应该谨慎、含蓄地阅读。我这一本书所书写的这一种文字，就算你能说它，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口语与文字有着显著的不同，一种是听的文字，另一种是阅读的文字。前者通常是随机变化的，声音或口语，只是一种土话，几乎可以说是很粗糙的，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里不知不觉地学会；后者却是前者的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集。如果前者是母亲的舌音，后者便是我们父亲的舌音，是一些经过锤炼的表达方式，它的意义不是耳朵所能听到的，我们必须重新诞生一次，才能学会说它。中世纪的时候，有许多人，他们能够说希腊语与拉丁语，可是由于出身的关系而没有资格读天才作家用这两种文字写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熟知的那种希腊语和拉丁语来写的，而是用精练的文学语言写的，他们还没有学会希腊和罗马的那种更高一级的方言。那种高级方言所写的书，在他们看来就只是一堆废纸，他们重视的倒是廉价的当代文学。但是，当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粗浅但明澈的语言，并以此来兴起他们的文艺了，这时，最初的那些伟大著作复活了，学者们能够辨识那些久远的古代珍藏了。罗马和希腊的群众不能倾听的作品，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却有少数学者在阅读它们了，到如今，也只有少数的学者还在阅读它们呢。

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不时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高贵的文字总是隐藏在巧舌如簧的口才背后，或者说是超越在它之上的，就像繁星点点的苍穹隐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多的星星，能观察星星的人也都可以阅读这些文字。天文学家永远在解释那些星星、观察那些星星，这些文字也是这样高贵，它们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平常的呼吸。在演讲台上的所谓口才，其实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在一个闪过的灵感中放纵了他的口才，向着他面前的群众，向着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说话；可是作家，他们的本分是平淡的生活，那些给演讲家以灵感的社会活动以及成群的听众只会分散作家的心智，作家是向着人类的智力和心灵说话，向着任何时代能够懂得他们的一切人说话。

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了。文学著作是圣物之中最珍贵者的，比起别的艺术作品来，它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它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每一种文字，不但能给人读，而且还能合着我们的呼吸，它不仅是表现在油画布上或大理石上，它本身就镌刻在生活之中。古人一个饱含思想的比喻可以成为现代人的口头禅，两千个夏天的时光已经刻在希腊文学的里程碑上，正如秋收时成熟的金色刻在希腊的大理石上，因为这些伟大作品有着壮丽的宇宙天体般的永久魅力，这样，它们能传到世界各地，这也让它们免受时间剥蚀。书本是世上最珍贵的财富，许多个世代与一切国家的最优秀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是适合放在每一个家庭的书架上的。书籍不会为自己辩护，但当它们启发并支持了读者，读者就懂得了不可以没有书籍这一常识。书籍的作者，自然而然地、不可抗拒地成为任何一个社会的贵族，他们对于人类的影响远大于国王和皇帝。当那些目不识丁的、也许还态度傲慢的商人，由于苦心经营和勤劳，赢得了闲暇和独立，并被富人与时尚阶层接纳的时候，他最后不可避免地要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难以接近的智力与天才的领域，而且只会认识到自己的粗俗，发觉自己的一切财富其实都是虚荣，不值一提，于是，他便费尽心机地要他的孩子学习文化知识，进一步证明了他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正是他自己强烈地需要的，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家族的始祖了。

不懂得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对于人类史的认识会很不完备，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古典作品并没有一份现代语言的译本，除非说我们的文明本身可以看作这些古典作品的再版。荷马至今还从没有用英文出版过，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也从没有——这些作品如同黎明一样优美、坚实、美丽；后来的作者，不管我们如何赞美他们的才能，就是有，也极少能够比得上这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崇高的文学劳动。从不认识这些作品的人，总在谈论忘掉它们。但当我们有了学识和才能，能专心研读它们、欣赏它们时，那些人的话，我们就立刻忘掉了。当我们称为古典作品的遗迹，以及比古典作品更古、更少人读懂的各国的经典也累积得更多时，当梵蒂冈教廷里放满了《吠陀经》《阿维斯陀古经》和《圣经》，放满了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而后来的世纪能持续地把它们的战利品放在世界的公共场所时，那个时代一定会更加丰富。有了这样一大堆作品，我们才能有望最终登上天堂。

伟大诗人的作品至今还未被人类读懂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懂它们。人们阅读这些作品，有如仰望夜空的繁星，至多是从占星术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来阅览的。许多人学会了阅读，为的是得到他们的可怜的舒适与方便，正如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做生意时不致受骗；可是，把阅读当作一种崇高的智力锻炼，他们对此却没什么了解，或是一无所知；然而，从更高的意义来说，只有那样的阅读才叫阅读，阅读绝不是吸引我们的奢侈品，绝不是能把我们催眠、使我们的崇高的官能昏昏欲睡，而是让我们必须满怀期望，让我们甘愿把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都献给它。

我想，在我们识字之后，我们就应该读最好的文学作品，不要终生坐在小学最低年级的教室前排，永远在重复a—b—ab和单音字。许多人觉得自己能阅读就满足了，或者听到人家阅读就满足了，也许仅仅领略到了一本好书——《圣经》的智慧，于是他们只读一些轻松的东西，放纵他们的官能或是单调地度过一生。在我们的流通图书馆里，有一部叫作《小读物》多卷著作作品，这名字，我想大约也是我没有到过的一个市镇吧。有种人，像贪婪的鸬鹚和鸵鸟，甚至在大吃了肉类和蔬菜都很丰盛的一顿之后也能完全消化，因为他们从不浪费。如果说别人是供给此种食物的机器，他们就是一架阅读机器。他们读了九千个关于西布伦和赛福隆尼亚的故事，读到男女主人公如何相爱，从没有人这样地相爱过，而且他们的恋爱经过也相当坎坷——总之是他们如何爱，如何栽跟斗，如何再爬起来，如何再相爱！某个可怜的不幸的人如何爬上了教堂的尖顶，他最好不爬上这么高的钟楼；他既然已经毫无必要地到了尖顶上面，那位快乐的小说家于是打起钟来，让全世界都跑来，听他说，啊哟，天啊！他该怎样下来呢？照我的看法，他们还不如把这些普遍的小说世界里往上爬的英雄人物一概变为风向标一样的人，就像他们时常把英雄人物放在星座中那样，让那些风向标旋转不已，直到生锈为止，却千万别让他们下地来胡闹，让人们心烦。下一回，小说家再敲钟时，哪怕那公共场所烧成了平地，也休想让我动弹一下。“《脚尖一点就登天》——中世纪传奇，《小不点托尔坦》的作者的新作，按月连载，连日抢购，欲购从速。”他们的眼睛睁得像盘子那么大，带着一丝不苟的天生的好奇心和贪婪的胃口来读这些东西，胃里的褶皱甚至也无须磨炼，就好像四岁大的孩子成天坐在椅子上看那售价两美分的封面烫金的《灰姑娘》一样——据我所知，他们读后，在发音、重音、加强语气方面都没有什么进步，更不必提他们对主题和寓意的理解了。结果得到的是目光迟钝，一切生机停滞，以及所有智力的瓦解和官能像蜕皮一样消退。但这一类姜汁面包一样的货色，几乎每一天从每一个烤面包的炉子里大量出炉，比起纯麦面粉、黑面包或玉米面包都更吸引人，在市场上销量更好。

即使那些受到很好教育的“好读者”，也不读那些真正优秀的书。我们康科德的文化算什么呢？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极少数例外，人们甚至对英国文学中最好的书也不怎么感兴趣，大家都觉得没有味道，虽然大家都能读懂其中的英文，都能拼得出其中的英文字母，甚至于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或那些受到过自由教育的人，对英国的古典作品也知道得极少，甚至一无所知。记录人类思想的那些古代作品和《圣经》呢，只要愿意阅读，是很容易得到这些书的，然而，也只有极少数人肯花工夫去接触它们。我认识一个中年樵夫，他订了一份法文报，他说不是为了读新闻，他是超乎这一套之上的，他是为了“保持练习”，因为他出生在加拿大。我问他这世上有什么事是他能做得很好的，他回答说，除了这件事之外，他还得继续努力把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做法或想法大概也就是这样，为此，他们订一份英文报纸。假如一个人刚刚读完了一部最优秀的英文书籍，那他可以跟多少人谈论这部书呢？再假如一个人刚刚读了一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古典作品，就是那些被称为文盲的人也知道它曾获得的赞美，可他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来谈论的人，他只能对此沉默不语。在我们大学里，几乎没有哪个教授在已经掌握了一种艰难的语言文字之后，还能相应地掌握一个希腊诗人的才智与诗情，并能用同情之心来把这些传授给那些敏锐的、有英雄气概的读者。至于神圣的经文，即人类的圣经，在康科德这里又能有什么人把它们的名字给我说出来呢？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除了希伯来这个民族，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经典，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嫌麻烦去捡一块银币，但这些著作里有黄金般的文字，古代最聪明的智者说出来的话，它们的价值是历代的有识之士向我们保证过的——尽管如此，我们读的仍然只不过是简易读本、识字课本和教科书，而离开学校之后，我们也只不过读一些“小读物”与孩子们看的故事书之类；这一来，我们的阅读、会话和思想，就都处于很低的水平，只配得上侏儒和小人国的矮人。

我盼望认识一些比我们康科德这片土地上出生的更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这里的人们闻所未闻。难道我会听到柏拉图的名字而不读他的书？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而我从没见过他——好像他是我的隔壁邻居而我从没听到过他说话，也从没听到过他的充满智慧的话语。实际的情形如何呢？他的包含着不朽见解的《对话录》，就摆在我的书架上，我却还没读过它。我们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文盲；在这方面，我承认，这两种文盲——完全目不识丁的文盲和已经接受教育却只读儿童读物和智力极低的读物的文盲，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少区别。我们应该像古代的贤人一样高尚，但在一定程度上，首先应当让我们知道他们的优点。我们都是一些低等的人，我们的智力无法飞跃过新闻报纸的专栏。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那么迟钝，也许，书中有好些话正是针对我们的情况而说的，如果我们真正倾听并懂得了这些话，它们将比黎明和春天更有益于我们的生活，很可能会给我们一副全新的面貌。多少人在读了一本书之后就开始了他生活的新纪元！如果一本书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能给我们启发新的奇迹，那这本书就是为我们而存在的。目前我们无法表达出来的事情，也许在别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些使我们心烦、大伤脑筋和困惑不解的问题，也曾发生在所有聪明人的心上；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遗漏，而且，每一个聪明人都按照各自的能力、用各自的话和各自的生活经验回答过它们，而且，有了智慧，我们的心胸将会更开阔。那个康科德郊外田庄上的寂寞的雇工，他得到了重生，获得了特殊的宗教经验，他相信他的信仰使自己进入了静穆和心无他物的境界，他也许会认为我们的话不对；但是，数千年前的琐罗亚斯德已走过了同样的历程，获得了同样的经验；因为他是智慧的，他知道这经验是具有普遍性的，于是就能以慷慨的心怀对待邻人，据说，他还发明并创立了敬神的礼仪。那么，就让他谦逊地和琐罗亚斯德做精神上的沟通，并且通过一切圣贤的自由影响，跟耶稣基督本人做精神上的沟通，然后，把“我们的教会”抛到一边去吧。

我们夸耀说，我们属于十九世纪，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迈着最大最快的步子前进。可是想想我们这个市镇，它在文化上的作为微乎其微。我不想恭维我的市民同胞们，也不希望他们恭维我，因为这样对大家的进步没有好处。我们应当像老牛般受到鞭策、驱赶，然后才能快步奔跑。我们有个相当不错的公立学校的制度，但只是为一般幼儿服务的；除了冬天有个半穷困状态的文法学堂，以及最近根据政府法令简陋草创的图书馆，我们并没有自己的学校。我们在肉体的疾病方面花很多钱，在精神的缺陷上却花得很少，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有不平常的学校。我们不该让男女成年后就不再受到教育。到那时，一个个村镇就是一座座大学，年长的居民都是研究员——如果他们日子过得还宽裕、有充裕的空闲时间，让他们的余生都在从事自由学习。难道世界永远只局限于一个巴黎或一个牛津？难道学生们不能寄宿在这里，在康科徳的天空下接受自由的教育？难道我们不能请一位阿伯拉尔（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那样的人来给我们讲学？唉！我们忙于养牛，这使得我们长久地身处学校之外，我们的教育也就这样可悲地被忽视了。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的城镇应当在某些方面替代掉欧洲贵族。它应当成为美术的保护人。它是很富有的，凡是农民和商人看重的事，它都肯花钱，可是要它在一些知识界都认为更有价值的事业上花钱时，它却认为那是乌托邦的空想。感谢财富或政治，这个市镇花一万七千美元建造了市政厅，但也许它在一百年内都不会为了生命花这么多钱做智力上的投资，也就是让市政厅这个空壳真正获得活力。每年为办冬天文法学校而募到的一百二十五美元，这笔钱比市镇所筹集到的任何同样数目的捐款都花得更实惠。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享受十九世纪的好处？为什么生活非得要这样褊狭？如果我们要读报纸，为什么不忽略波士顿那些闲谈的东西，立刻来订阅一份全世界最优秀的报纸呢？不要去吃“中立”派报纸制造的面糊，也不要在新英格兰啃娇嫩的“橄榄枝”，而是要让一切有学问的社团都到我们这里来做报告，我们要看看他们知道些什么。为什么要让哈泼斯兄弟图书公司和雷丁出版公司代替我们挑选我们的读物呢？一如那个趣味高雅的贵族，在他的周围全都是有助于他文化修养的东西——天才、学识、机智、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工具等，让我们的村镇也这样做吧。不要一味请一个教师、一个牧师、一个教堂司事，办了一个教区图书馆，选举了三个市政委员，就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了，因为我们那些拓荒的移民祖辈就是凭着仅有的这些，在荒凉的岩石上度过了严冬。集体行为是与我们的制度精神相符合的；我确信，我们的环境将更繁荣，我们的能力将高于那些贵族。新英格兰请得起全世界的博学之人来兴办教育、让他们在这里食宿，让我们不再过蒙昧的生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不一般的学校。我们并不需要成为贵族，我们要的是高尚的乡村。如果这是必需的，我们宁愿少建一座桥梁，绕一些弯路，但一定要在那围绕着我们的黑暗的蒙昧的深渊上，至少架起一座圆形的拱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