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民族的文明和当地的野生动植物相关。因此，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以野牛为食，野牛对印第安人的建筑风格、服饰、语言、艺术、宗教有巨大影响。

开化的民族文明基础无论有了何种改变，都始终保留着部分野生的根源。在此，我将讨论文化根源对野生文化的价值。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尝试权衡文明；根据先人们所达成的共识，仅仅谈论能让我们再次接触野生动植物的运动、风俗，所找出的文化价值。我大胆地将文化价值做以下划分。

首先的价值在于，揭示我们与众不同的民族起源和进化特性，唤醒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在我们将要举的例子中，暂且称这种价值为“拓荒者的价值”。比如，童子军男孩做了一顶浣熊皮帽子，并在小路下面的柳树丛中扮装成丹尼尔·布恩的样子。他正在重现美国的历史。再比如，一个农民的男孩刚检查过猎捕麝鼠的陷阱，带着麝鼠的臭气来到教室，他重现了皮毛交易的传奇故事。个体发展重复着种系发展，既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个体之中。

其次，有种价值能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对于“土壤—植物—动物—人”这条食物链的依赖性，以及对于生物区系的依赖性。文明依靠工业化机器和中间商，打乱了人原本与土地之间的基本关系，人渐渐将文明的意识淡忘了。我们曾希望工业能给我们帮助和支持，可是，却没想过到底什么在支撑工业。如今，我们的教育中要加入对土地的认识教育。现在连小孩子都唱着这样的事实：人们带回兔皮，为他们的小孩缝制睡袋。这就是人们怀念曾经靠打猎为生的典型事例。

第三，有种价值通过集体主义的方式履行着伦理约束，我们称之为“狩猎人道德”。我们改进狩猎工具的速度，远比我们自身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狩猎人道德希望能自觉约束对狩猎工具的滥用，在狩猎过程中多运用狩猎技巧，减少对狩猎工具的依赖。

野生生物伦理学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既没有人赞美狩猎者的行为，也不会有人指责。不论他做什么，都凭自己的良心来约束，而不必为其他人负责。这就是事实，我并没有过分夸大。

狩猎者自觉遵守伦理道德信条有助于提升他的自尊，而违反道德信条则让猎人道德沦丧。例如，所有的狩猎伦理信条都会告诉猎人不要滥捕。然而，威斯康星猎鹿者们在合法猎取雄鹿时，每猎杀2头雄鹿，同时也会在树林里射杀雌鹿和鹿的孩子，并把它们的尸体遗弃。这种猎鹿方式不能体现社会价值，更严重的是猎人的道德在逐渐沦丧。

这样看来，“拓荒者的价值”和人与土地关系，要么有价值，要么没价值，但伦理价值却可以让人与土地的关系变为负值。

上面大概界定了三种可以从根源上获取户外运动文化养分的方法。但是，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得到了养分。只有健康的文化成长起来，获取价值过程中才会自觉遵守，现在的户外休闲娱乐形式根本滋养不了文化。

狩猎者有两个特点，表现了户外运动的精髓：一种是行装简单，另一种是精准射击。但他们的这两个特点，是因为缺少运输工具，又没有钱买很多子弹。所以，这两个特点是被迫为之，并不是自觉狩猎者道德。

不过，两个特点逐渐成为狩猎者的一种价值信条——自觉遵守狩猎规则。美国人的自信、刚毅、丰富的丛林知识和精良射术，都是建立在这两种特点基础之上的。这些特点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却不是抽象的。西奥多·罗斯福[39]是一名伟大的狩措者，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家中挂着的众多战利品，而在于他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美国传统。斯图亚特·爱德华·怀特[40]的早期著作之中，对美国传统做了准确的描述。正是这些人意识到并传播美国传统，创造了美国文化以及发展模式。

随后，机械设计工程师出现了，不过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交易商，以兜售花样繁多的狩猎商品被人们熟知。这些装备为美国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淡化了先前的传统。户外运动者携带各种新式发明塞满汽车的行李箱、拖车厢。户外运动装备虽然越来越轻巧，但积聚在一起，就成了以吨计量的庞然大物。新式装备的交易额巨大，这些现象被称为“野生生物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又在哪里？

最后，让我们主要看看捕鸭者的装备。他坐在用钢铁武装的船上，船上设置着各式圈套，冒着黑烟的摩托车把他带到了伏击据点。他身边放着加热器，寒风中依然感觉到温暖，他打开喊话器，用鸟能听懂的极具**力的声调，朝飞过的野鸭群大呼小叫。除了喊话器，他还设置了不少圈套，一群野鸭刚飞过来，猎人就迫不及待地开枪了，因为担心潜伏的其他捕鸭者随时有可能在他之前开枪。猎人不等鸭群飞近就可以开枪，因为他们手中的莫斯贝里猎枪不仅射程远，而且火力十足。子弹的火光在鸭群间穿梭，一对伤者从空中跌落在离伏击点很远的地方。这样的猎鸭，还能体现美国人的文化价值吗？现在这已经是最流行的捕鸭方式，这种模式在公用土地和一些俱乐部中极为普遍。试问一下，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行装简单和精准射击的特点都去哪儿了？

想解释这个问题并没那么简单。罗斯福并不反感现代的来复枪，同样，怀特自己也在使用铝锅、丝绸帐篷和户外食品，但他们还算有节制地使用机械工具；在狩猎时也借助工具的帮助，但注重依靠传统技巧狩猎。

我也不知道如何划定有节制地合法使用器械和滥用之间的界限。不过，我很清楚的是器械的起源与它们对文化的影响巨大。自制的狩猎工具和原始的户外生活，增强了人与土地间的关系。一个用传统飞蝇鱼饵钓到鳟鱼的钓者，实际上体验了两次快乐。因此，对工厂生产制造的器械，使用要有限度，不能完全依赖，否则，就成了用金钱去狩猎，那就破坏了狩猎的文化价值。

也不是所有的狩猎活动都堕落到猎鸭那种地步，依然有美国传统的捍卫者。弓箭运动和驯鹰术的再次流行，就是这种复古开始的标志。但是，大量传统的狩猎方式却被机械化代替，随之带来的是文化价值的衰退，尤其是拓荒者的价值和节制伦理的衰退。

美国的狩猎者并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强大、精良的器械，使工业飞速发展，那么，这种发展的红利延伸到户外休闲运动中，有什么不可以吗？其实他们还不明白，户外休闲运动是一项原始运动，是在模仿祖先的生存方式，其价值本身是一种对比价值，过度的机械化破坏了对休闲运动紧要的对比参照。

没有哪一位领袖告诉狩猎者他们到底错在了哪里。大量的户外杂志只介绍器械工具，而不介绍户外运动的美好和传统。野生生物管理者们忙于繁育狩猎所需的猎物，根本不关心狩猎的文化价值。因为色诺芬[41]和泰迪·罗斯福这样说过——户外休闲运动是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就以为这种价值是永远存在的。

现代望远镜、照相机以及鸟儿的铝制脚环，并没有改变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对于捕鱼业，要不是装备了舷外发动机和铝制独木舟，其机械化程度要比狩猎小得多。而摩托化运输对荒野危害极大，把辽阔的荒野侵占分割成一块一块。

在偏远的森林中，还保持着用猎犬猎捕狐狸的传统，为我们呈现了拒绝机械化入侵的范例。这是最为纯粹的狩猎活动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拓荒者价值”，体验人与土地间最亲密无间的关系。猎人故意放过狐狸，体现了有节制的伦理。现在，我们坐在福特汽车里追逐狐狸，狩猎的号角声与车喇叭发出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幸好还没有人发明猎狐的机械犬，或在猎犬的鼻头装上莫斯贝里猎枪。当然，也还没有谁能教会猎犬如何开枪。我想到那时，器械的运用算是到头了。

狩猎活动的弊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机械工具。也很少有实物像广告商介绍的那么好用。那个“指引我们该去哪儿”的部门应该被授予特别奖。知道哪儿有好的猎物，哪里是垂钓的好去处，这种本事就是一种极具个人价值的财富。但像鱼竿、猎犬和猎枪这些工具，放在旅行专栏中销售，成为一种促销手段，就完全变了味儿。现在发展到连“自然环境保护”部门都可以告诉汤姆、迪克还有哈里，哪里的鱼儿最容易咬钩儿，哪里有大群野鸭可以猎杀。

所有这些有组织的肆意妄为，都在将个性化的户外休闲运动变成群体运动。我不知道户外休闲活动合法与非法的区分界限到底在哪里，却知道这种所谓的“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已经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如果打猎或钓鱼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就会引来更多的游客；如果打猎或钓鱼的生意不太好，广告商就会更密集地宣传造势。钓鱼彩票就是诸多宣传手段中的一种。在湖泊中饲养的鱼身上贴上标签，如果垂钓者能钓到贴有幸运号码的鱼儿，便可以领取一笔丰厚的奖金。这种现代科学与赌场的古怪结合，使本来就已经快枯竭的湖泊，又出现了过度垂钓的问题，却让小镇的商会愉悦起来。

产品工程师和推销员听从利益的指挥。但如果连专业的野生生物管理者都刻意回避这些事情，那么，也太不作为了。

野生生物管理者正在尝试建立野生生物的保护区，在区域内放养培育野生动物，人为地增加野生生物数量。如果这种保护措施真的施行，它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必须承认，拓荒者的兴趣影响着市场开发。丹尼尔·布恩可没有耐心等待你去培育野生生物。所以，传统的狩猎者们不接受人工饲养的理念，野生生物的人工培育理念遭到抵制，是因为它与拓荒者传统的自由猎取观念相悖。

机械化破坏了拓荒者价值，没有在文化上为这种价值提供替代。而在野生生物培育管理中，却出现了一个替代品——野地耕种，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替代品和其他的农业耕种模式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野生生物的管理对道德上的节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野生生物保育破坏了拓荒者价值，却鼓励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我们将户外休闲运动视作机械化进程与保持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其中的文化价值前景堪忧。拯救文化价值的关键在于把握进取时机。我认为，这种时机已经成熟了，户外休闲爱好者们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了。

近10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户外休闲活动，它不会破坏野生生物资源，使用机械也有限度；绕过了破坏土地的问题，而且增加旅行者承载能力。这种户外休闲活动没有限制捕杀猎物数量，同时也不设立禁猎期。它需要指导，总结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高的丛林知识。这种户外休闲模式，就是野生生物研究。

野生生物研究最好交给专业人士，当然其中一些问题可以供不同层次的业余爱好者加以探讨。在机械发明领域，早就有业余爱好者参与研究了。而在生物学领域，尤其是户外休闲研究方面，业余爱好者的价值刚刚体现。

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就是一位业余鸟类学者，她在她家后院研究北美歌雀。多年后，她成了世界级鸟类行为学权威人士，她的思想深度和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的专业鸟类研究学者。另一位，从事银行业的查尔斯·L.布罗姆利，爱好研究老鹰。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老鹰冬天在南方筑巢，然后飞到北方的林地的事实。诺尔曼和斯图亚特·克里德尔，他们是农场的工人，爱好研究小麦农场里的动植物区系，两人后来成为公认的当地植物学和野生生物周期理论研究的权威。艾略特·S.巴克，新墨西哥州山脉地区的一位牧场主，出版了一部关于美洲狮的专著，是猫科研究领域被视为最具价值的两部专著之一。不要以为，这些人除了工作就是研究，不懂娱乐。他们只是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去观察和研究未知的事物。

大多数业余爱好者目前所知的鸟类学、哺乳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取得的成就，还屈指可数。原因在于，生物学教育机构垄断生物研究上的专业成果，而让业余爱好者自发去发现探索。我们有必要告诉年轻人：建一条在自己精神世界的船，同样能够在海洋中自由航行。

在我看来，野生生物研究的推广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工作。野生生物的价值，现在只有少数生态学家能够察觉得到，对全人类的进取精神研究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重要价值。

现在，我们知道，动物个体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动物种群的某些行为模式是通过个体间的相互配合来实现的。兔子意识不到繁殖的周期性，但它却是繁殖周期性的发动机。

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了解这些行为模式。即使我们采取了最严密的监控方式，目前，我们仍然不能从单个兔子身上发觉繁殖周期性的奥秘。这还需要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观察一个群体才能完全破译。

这也带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否也存在着我们都不了解的行为模式呢？比如暴动和战争、动乱与革命。

在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人类的种群行为是个人行为集体主义化的结果。外交学认为，政治团体是一群具有同样品质的个体的结合。总而言之，我们往往都是事后才能认识到社会系统的运行模式。

因此，与兔子种群相比，我们的社会进程更有意志内涵。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同样有我们还不了解的行为模式，而且，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不断对人类种群行为进行质疑，体现了人类作为唯一的高等动物的价值。至于研究其他动物群体的价值，以埃林顿[42]为代表的一群人早就提出过。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找不到打开这个内容丰富的知识宝库的钥匙。现在，生态学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寻找这把钥匙，去解决困惑我们多年的问题。我们通过研究生物种群中一小部分的运作原理，就可以了解整个生物种群的运作原理。这种带着批判的思维、深入探索的能力，就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野生生物养育了大地，也成就了人类，并且塑造了人类的文化。此外，它还为我们带来了欢乐，可我们却在用现代机械工具毁掉野生生物。假如从现在起，我们改变我们对大自然的行为模式，相信我们能收获更多的快乐，还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