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对宋辽之间的经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辽国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与中原文明相比，还是比较落后。尤其是幽云地区的农耕文明，深深影响了辽国的各行各业。

而要享受到这些文明带来的成果，就得与宋朝进行交流。战争必然会隔断这种交流，只有和平，才能让辽国享受文明成果带来的好处。

辽国地处草原，吸收了汉人、渤海人、女真人、室韦等部落。原来的那种统治方式，已经不适宜当前国家的发展。况且，很多人已经告别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也住在房子里，在街道上进行贸易。

如此，开设榷场与宋朝进行商业贸易，成为当前辽国高层普遍的共识。北宋的商业贸易，是辽国望尘莫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和平共处成了时代的大势所趋。和则双赢，战则两败俱伤。

辽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宋朝建立了“兄弟之国”。

澶渊之盟后，辽国国内趋于安定，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了多元方式。辽国商人不仅仅在榷场贸易，那些有本事有能力的商人，更是深入宋朝境内，开展各种贸易。辽宋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得到了缓解。辽圣宗时代，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中原文明也源源不断地传入辽国，那些农耕文明的先进技术也渗入了辽国境内。

到了辽道宗时代，辽国文明已经与中原文明趋同。当然，于宋朝而言，和平发展经济也是时代主流。

宋朝尽管建国四十多年，但与辽国连年战争，百姓苦不堪言。国内经济虽然一直处于发展状态，但更多经济的收入都用在了战争中，国家还是很贫穷。朝廷还存在冗官、冗兵、冗费，这些都导致了国库空虚。当时，蔡襄就说过：“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张载也曾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也就是说，宋朝一直以来，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巨额支出，透支着整个宋朝的国库。

宋辽停战讲和，已经是形势所迫。澶渊之盟签订后，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宋朝而言，这种息战等于开放了所有可以发展经济的渠道，为宋朝提供了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经济的发展。

专心从事各种劳动，这是宋代农民向往已久的生活，安居才能乐业，而安居的前提条件就是天下太平。

澶渊之盟后，宋朝统治者基本实行了高度宽容的政策，允许所有人发展各种产业。如此，宋朝的经济快速发展，涉及人口、农业、商业、手工业、贸易等。

首先是人口。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项指标是人口。澶渊之盟后，宋朝的人口迅速增长。赵光义时代，宋朝的人口四百八十余万户，可到澶渊之盟后，宋朝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宋仁宗颇为仁德，让天下百姓尽情发展经济。仁宗时期，宋朝的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二百万户。(8)

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国家的荒地重新被开垦出来，一时间宋朝的经济出现了喷发式的增长。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9)

农业得到彻底解放。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也大增。农民除了租赁地主和官员的土地，还可以自己开垦土地。他们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增加农作物的收成。

如此一来，从事农业的人积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原来单纯依靠租赁土地的农民，有了一定程度上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唐代的时候，全国土地面积大约是八百至八百五十万顷，可到了宋代，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了一千四百万余顷。

同时，农民还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传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比如，茶叶、水稻、棉花、麻，以及桑等，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水稻方面，宋朝引进了占城稻，在南方各地进行推广，苏州、湖广等地大量种植占城稻，产量暴增。当时民间就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另外，棉花、蔗糖以及养蚕种桑在南方也迅速发展，成为地方性经济产物。

当然，最重要的是种茶的普及和推广，为农民增收和国家税收都带来了极大裨益。当时，随着国家的稳定，宋朝大力推广茶树栽培技术。整个江南一大片地方，都兴起了种茶热潮。这一大片地域包括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这里的老百姓已经普遍种茶，并将茶叶当成一种赚钱谋生的方式。这些茶叶不仅是当地政府部门向朝廷进贡的重要物资，也是出口贸易的重要物资。宋朝的海岸线已经广泛开港，向外输送茶叶。

在当时的汴京城，便有斗茶之风。这种斗茶之风，成为富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宋徽宗《大观茶论》、蔡襄《茶录》、黄儒《品茶要录》等著作里对斗茶之风，有很多详尽而有趣的记载。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里写道：“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苏东坡则在他的《荔枝叹》一诗中感叹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谓）后蔡（襄）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宋朝的斗茶之风，刚开始时只是富人或者官员之间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斗茶之风不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在民间也盛行起来。唐庚《斗茶记》描述道：“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

当然，影响农业的不仅仅是这些。宋朝政府为了更大提高粮食产量，进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对农业也进行了大力扶持。

这其中，兴修水利就是一项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举措。在宋代，人们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天吃饭，但宋朝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水利建设对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性。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缮水利工程，为农业灌溉创造了先进的条件。南方地区的水利工程中，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都是修缮较为完善的工程。

在当时的太湖、苏州一带，宋朝新建或者修缮的水利工程，就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才有了“苏湖熟，天下足”这个谚语的产生。太湖和苏州都有完整的灌溉水系，可以很好地发挥水利作用。

当然，还有蜀中盆地的都江堰，也成了宋朝粮食的重要产区。都江堰自从建成起，在历朝历代都很受重视。都江堰对宋朝整个水利工程的修缮，起到了启发作用。

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修缮方法，采用的是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潮水冲刷的能力。宋真宗时期，各处的水利工程大都采取了这一修缮方式。

除了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之外，宋朝在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方面，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自五代以来，整个南方地区战争较少，农业发展非常迅速。南方的农民发明了龙骨翻车、筒车等工具，引水上山，灌溉山田。

在铁制农具使用和推广方面，宋代也达到了高峰。犁、耧、耙、锄、镰等农具，已经广泛在各种农业活动中使用。这一时期，人们还普遍注意到了施肥的重要性，在实践中根据土壤的性质不同，施用不同的粪肥。

手工业和商业更是发展迅速。在宋代，人口超过十万的都市不止一个。就以汴京为例，说说当时宋朝的都市商业。

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便可以窥见宋朝当时繁荣的市区贸易。《东京梦华录》中更是详细记载了当时宋朝的经济发展情况。

当时的汴京有一百万人口居住。这些人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土地，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不难让人想象出汴京的商业发展一定是发达的，否则，汴京这一百万人口，如何才能解决生计问题？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各个行业都有从业人员。许多前朝没有的行业，在宋代都纷纷出现，比如，图书刻版业等。

宋真宗时代的咸平之治，拉开了边境贸易的序幕。一个商业大都市，已经初见端倪。

在宋代以后几代统治者手里，这里更是商业贸易形式多样，打破了早期坊市制度，商业渗入坊区，各种店铺鳞次栉比。人们穿梭其间，或交易，或逛街。“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10)

随即，各种交易的时间也被打破，汴京城内到处都有早市、日市、夜市等。汴京的各色人等，都在街道上进行交易。这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剧增。“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11)

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带动一切的财富模式，影响着整个宋朝经济。

随着商业模式的改变，宋朝的税收也空前发展。北宋政府非常重视商业税，在全国各地设置各种专门征收税务的机构，商业税也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财源之一。

这时候，为了顺应市场经济，各种市场流通货币也发生了转变。交子本身只是四川境内使用的一种纸币，仅仅在四川范围内流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携带金银已经很不方便。这样，有些地方就借鉴四川交子，在本地范围内发行纸币交子。但交子是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说，交子纸币中所标数额，一定要以同等数额的黄金白银为基础。如此一来，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信用机构，交子得到了普及。

但交子因为是从地方上发展起来的流通纸币，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交子这一货币的发行寿命并不长。后期，朝廷根据交子的使用经验，制定了“钱引”，充当市场流通的货币。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刷，四川如旧法”。(12)

后来，朝廷继续完善制度，制定了“小钞”。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间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13)

这些已经有了现代纸币的特征。

到了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朝廷又改交子为钱引。这些纸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为当时的商业贸易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同等数额的纸币，便能换得同等数额的金银。

但宋朝后期，统治者和操作层广泛印制各种纸币，导致货币贬值，纸币的功效也就失去了。

当然，除了发展都市贸易，宋朝的对外贸易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景德镇的陶瓷，成为全世界的必需品。而宋代不止一个景德镇，以景德镇为样板的宋代陶瓷有五大名窑。“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14)

宋代的陶瓷，除了在本国广泛使用，也畅销国外，这便打通了海上陶瓷畅销之路。当然，宋朝畅销海外的还有香料、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

当时，宋朝为了运送各种物资，专门生产大型商船。其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这便催生了船只制造业。宋朝的巨船运输载重达到了三百吨，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实现的创举。即使是后来哥伦布的航海船只，载重能力也就一百多吨。

而随着航海技术的高速发展，指南针也就应运而生了。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其实是基于航海的需要。以后，才传到了世界各地。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大发明，其实都是宋代首先使用的。

航海贸易的兴盛，也给宋朝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为此，宋代统治者们更是重视航海贸易。宋朝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一带）等地，均设置了市舶司或市舶务，管理航海贸易船只。

宋辽之间的贸易，也空前发展。澶渊之盟后，宋朝开设广信军、雄州、安肃军、霸州四个榷场，契丹在振武军、朔州和新城等地设立榷场，宋朝的陶瓷、茶叶、香料等物资运到了榷场里，与辽国人进行贸易。

总之，澶渊之盟建立后的太平局面，给辽宋两国带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宋朝这一时期的发展，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各行各业里都出现了领军人物，各种发明层出不穷。

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给国家攒下多少财富。当时宋朝存在着冗官、冗军、冗费的巨大弊病，国家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在了这些上面。因此宋朝要实行庆历新政，要实行王安石变法。可这些为了改变“三冗”问题的举措，并没有得到顺利施行。王安石变法，在地方上试验时，收效明显。但推广到全国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那些贵族想着办法钻政策的空子，加上朋党相争，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到了宋徽宗时代，皇帝个人的喜好也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几代皇帝苦苦经营的家业，在宋徽宗这个沉迷艺术的人手里，逐渐变成了花石纲和各种奇珍异兽。人民的负担越发沉重，以至于农民起义不断，最有影响力的是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随即，金国崛起，战争又开始蔓延，宋朝的经济发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