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二月十九日，宋真宗率领文武大臣回到了汴京。

前方战事已结束，宋朝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没有了战事，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来临了。

宋真宗调回了当初被寇准支到大名府的王钦若，这为寇准的罢相埋下了隐患。

寇准回来后，就有了几分膨胀的意思。澶渊之盟，一定程度上讲，是寇准一手促成的，没有寇准，也就没有澶渊之盟。宋真宗也说，澶渊之盟，寇准为头功。

此时的寇准，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据说当时散朝后，宋真宗都要亲眼目送寇准离开后，才会回到休息的地方。加上寇准本人霸道执拗，让那些与他不睦之人对他更加嫉恨。他们隐藏在暗处，等待扳倒寇准的时机。

以王钦若为代表的“扳寇派”，开始在私底下搜罗寇准的罪证，企图将寇准赶出朝廷。寇准与王钦若之间的斗争，可以看作宋朝朋党的“雏形”。等到寇准与丁谓之间展开斗争时，朝中的宰辅形成了两个阵营，宋朝的朋党也就正式形成了。

这里先叙述寇准与王钦若等人的斗争。

此时尽管寇准专权，但王钦若选择了忍让，因为首相是毕士安。

在寇准刚担任宰相时，被申宗古状告，当时就是毕士安处理的这件事。但毕士安为了班子成员的团结，没有将申宗古交代的幕后之人报告给宋真宗。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一定是王钦若。他在申宗古状告寇准一案中，领教过毕士安的手段。虽然当初申宗古状告寇准谋反一案，最终不了了之，但毕士安一定掌握了一些证据，只是为了朝廷的和谐，他选择了息事宁人而已。

有毕士安在，王钦若等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胡作非为。

但这时候的寇准，因为澶渊之盟的功劳，越发膨胀了。寇准与王钦若本来就不睦，只是同朝为官，不得不经常见面，或者交流国家大事。当时，王钦若是参知政事（副宰相），次相与副宰相之间如果关系处不好，中书门下省的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了。

但寇准与王饮若的矛盾并没有白热化。王钦若忌惮毕士安，选择了辞职。王钦若认为，既然和寇准没办法在一起工作，他还不如离开中书门下省，到别的部门任职。王钦若便向宋真宗递交了辞呈，但是宋真宗很喜欢王钦若，虽然这个人习惯钻营，但也非常有本事，他做的很多事情，非常符合宋真宗的胃口。

这样的话，宋真宗便不肯让王钦若远离自己。可是寇准是次相，大权在握，加之澶渊之盟的影响，宋真宗自然不会罢免了寇准。这时候，王钦若只能吃点儿亏，退出中书门下省，把权力交给寇准。

王钦若虽然辞职了，但宋真宗并没有将他贬出朝廷，而是让他继续在朝为官。不过王钦若本身是副宰相，即使退出中书门下，朝廷也得给他一个与参知政事差不多级别的职位。可是朝廷所有副宰相级别的官职都没有空缺，这也就意味着，宋真宗没办法给王钦若一个具体的官。

想来想去，宋真宗心生一计，给王钦若现找了一个官职。这个官，以前没有，是宋真宗重新加封的。宋真宗封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这是一个临时设置的官职，没有具体的工作。所谓资政殿大学士，不过是个虚职，像寄禄官一样，只领俸禄，不做具体工作。(1)

但即使这样，寇准还是一心想将王钦若赶出朝廷，让他远离宋真宗，如此，就能给国家省一些麻烦。寇准对王钦若的认识，似乎抱有个人的成见。但不久之后，王钦若怂恿宋真宗封禅泰山，便可以看得出寇准有识人之明，他看到了王钦若奸佞的一面。这个人若长期留在皇帝身边，自然会怂恿皇帝干出一些出格之事。

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王钦若赶出中央，贬到最遥远的地方任职，不让他回到朝廷。

可寇准想尽了办法排挤王钦若，宋真宗就是不想将王钦若外放，寇准也只能作罢。

但是，只要寇准在朝，就不允许王钦若有过分的行为。然而，王钦若似乎对寇准也早有防备，他能在强势的寇准手底下得到宋真宗的重新任职，便足以说明此人不简单。

寇准排挤王钦若没有成功，但寇准与王钦若之间的斗争却刚刚开始。不久之后，寇准便对王钦若进行了打压。

这种打压，是在班位(2)上做了文章。当时，宋真宗给王钦若任命的资政殿大学士虽然没有具体工作，但本身就是副宰相一级的人，应该站在副宰相一排，但是，寇准在排设班位时，将资政殿大学士的班位排在了翰林学士后面。

上朝的时候，王钦若按照寇准的班位排列，站在了翰林学士后面。朝中大臣也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寇准似乎就是要用这种手段，打压王钦若。

可是这种事，增加了王钦若对寇准的仇视。王钦若在等待着报复的时机。

不久，这个时机，便到来了。

当时，首相毕士安一直小病不断，便向宋真宗请辞，表示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担任宰相要职，请求将这个重要的岗位腾出来给寇准。毕竟寇准年轻，正值干事业的年纪。

但是，宋真宗不答应。毕士安首相的位置不能动，哪怕不工作，就那样闲待着，偶尔去中书省转一圈也可以。

如此，毕士安只能继续担任首相。不过，毕士安已经将更多的工作担子压在了寇准身上。对于寇准这个人，他还是比较理解的。当然，这段时间以来，寇准的确有些膨胀，但寇准是个大忠之人。仅这一点，在宋朝的官僚机构里就少有人能及。

毕士安的妥协，让寇准变得更加专横跋扈。毕士安虽然是首相，但身体不好，没有那么多精力，中书门下的工作，寇准就一肩挑了。

寇准在中书省大力实施符合自己意志和意愿的各项改革，各个行业都受到寇准强硬行政手段的影响。

尤其在干部提拔任用方面，寇准一改以往按照一定规章制度选官的标准，突破常理，起用了有一大批年轻有能力的干部，补充到队伍里。而对那些善于钻营之人，寇准则采取了打压或者不重用的方式。(3)这些在仕途上遭受打击的人，便和王钦若结党营私，全力搜集寇准违反相关制度的罪证。

寇准的仕途险象环生。毕士安将威胁寇准的因素都不动声色地消灭在了萌芽状态，给寇准推动国家高速运转创造了一定的环境。

这一时期，应该是寇准为相以来最为辉煌之时，完全可以与规劝宋真宗亲征相媲美。然而，就在寇准和毕士安两人相互扶持、共同为北宋的发展再添薪火时，一个巨大的事件扰乱了他们的这种完美合作。

毕士安病了，而且一病不起。

宋真宗登基以来的这位第二任宰相，竟然在干了一年多后就撒手人寰。(4)这件事，让还沉浸在澶渊之盟带来的喜悦中的宋真宗备受打击。

宋真宗在毕士安灵堂前恸哭，让当时参与吊唁的人无不动容。(5)寇准也悲伤万分。尽管他知道毕士安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可当毕士安去世，寇准依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他和毕士安搭班子一年多，两人相处颇为融洽。寇准性格上的强势，让很多人都不愿意与他为伍，可偏偏这个毕士安，用自己的包容和仁德，接受了寇准的一切，并和寇准一起力劝宋真宗亲征，最终建立了澶渊之盟。宋真宗就曾夸赞过毕士安，说毕士安有古人遗风，如今遽然去世委实可惜。(6)

若毕士安当时强烈反对宋真宗亲征，即使寇准再怎么力排众议，宋真宗可能都不会去亲征。毕士安成了寇准为相时最为贴心的老大哥，也最支持寇准。

毕士安去世后，寇准感觉失去了靠山。他和宋真宗一样，需要毕士安这样的人在幕后默默为自己排除一切困扰。

可宋朝还会有毕士安吗？

寇准因此成了名正言顺的一肩挑宰相。当然，这时候，还有个参知政事王旦，辅佐寇准干着中书门下的工作。

但随着毕士安的去世，寇准的那些死对头开始冒出头来，准备对寇准下手了。

为首之人，便是王钦若。他规劝宋真宗南迁金陵，与寇准结下了梁子，以后在朝廷中又备受寇准的打压。毕士安在世时，他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毕士安已经去世，再没有人可以阻止王钦若复仇了。

于是，一场扳倒寇准的计划在秘密制订着。王钦若拉拢了寇准的所有政敌，为扳倒寇准做准备。

此时宋真宗尽管不喜欢寇准这个人，但对寇准还是很敬重。每次散朝之后，宋真宗都要目送寇准离开。(7)寇准做的许多事情，宋真宗也都不再过问。

王钦若觉得，要想扳倒寇准，首先要破坏寇准在宋真宗心目中的形象。

那么，在宋真宗心中，寇准做过的哪件事情，最让宋真宗满意？

毫无疑问，是寇准力排众议，规劝宋真宗亲征这件事，王钦若也只有在这件事上做文章，才会让寇准在宋真宗心中的形象大跌。

于是，有一天散朝之后，等宋真宗目送寇准离开，王钦若却并未急着回家。等到众人都散去之后，王钦若对宋真宗说，官家如此敬重寇准，真的是因为寇准对大宋社稷有不世之功吗？(8)

宋真宗突然被王钦若的话问住了，他不知王钦若何意，便对王钦若说，是啊，寇爱卿对江山社稷有大功劳。

王钦若说，要说寇准这一生对国家的贡献，无外乎澶渊之盟。可是澶渊之盟真是功绩吗？宋真宗顿时哑然了。一直以来，在所有人心中，澶渊之盟都是大功业，王钦若却对此提出了质疑，这让宋真宗一时反应不过来。王钦若继续对宋真宗说，官家您不以澶渊之盟为耻，反以为是寇准对社稷的贡献，为什么呢？(9)

听王钦若这么一说，宋真宗登时愣在了原地。这位在深宫大院长大的皇帝，一向仁义宽厚，从谏如流，善于听从士大夫们的意见。如果换成赵匡胤或者赵光义，听王钦若这样问，首先会对其进行处罚，让其知道如何对皇帝进言。然而，此时王钦若面对的是宋真宗。

宋真宗问王钦若为何如此评价澶渊之盟，王钦若便搬出了“城下之盟”(10)的典故。宋真宗自幼饱读诗书，对城下之盟的典故非常熟悉，听王钦若将澶渊之盟说成城下之盟，脸上便有些不好看了。

王钦若已经看到宋真宗不悦的表情，不但不住口，还继续对宋真宗说，《春秋》里面，城下之盟就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的盟约。而澶渊协议，不就是辽军兵临城下，我们签订的城下之盟吗？官家您以万乘之尊签订了城下之盟，这该是多么大的耻辱呢？(11)

听了王钦若的话，宋真宗脸上阴云密布。(12)

见此情景，王钦若觉得还没有激起宋真宗的愤怒，应该在宋真宗心头上再燃起一把火，这样报复寇准的目的才会达到。否则，只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只能表明当时宋真宗力主议和是决策失误。

这种循序渐进的手段，非常人所能有。

宋真宗不说话，等着王钦若继续说下去。于是，王钦若对宋真宗继续说，我不知道官家您听没听说过赌博？宋真宗一脸疑问。王钦若说，那些赌博的人，往往在钱快输完的时候，会将剩下的赌注全都压在赌桌上，想一次性把输掉的钱都赢回来，此举谓之孤注一掷。当时辽攻宋正酣之际，寇准不想着怎样保护您，却想着让您到前线去亲征，好在这次我们胜利了，可若是失败了，该怎么办？寇准力劝您去亲征，不也正是孤注一掷吗？(13)

听了王钦若的分析，宋真宗脸上更难看了。王钦若的话一点儿都不假，寇准将他作为赌注，押在了辽宋战争的这个赌局上。若辽国执意不议和，坚持南下，那么他不就成了牺牲品吗？一想到这里，宋真宗便觉得后背阴风飕飕。

世人只看到澶渊之盟的表面，却没有想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听王钦若说完，宋真宗对寇准的敬重之意一下子**然无存。寇准这是拿皇帝的性命做赌注，为宋朝赢取机会。当时，寇准还建议宋朝不要与辽国讲和，而是一鼓作气消灭辽军。万幸宋真宗没有听从寇准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即使这样，寇准也是宋朝的功臣，不管之前他抱以何种心态敦促宋真宗北上亲征，但最终宋辽两国迎来了和平的局面。就这个目的而言，宋朝已经达到了。不过，从这时候起，宋真宗便与寇准产生了某种隔阂，不再对寇准心存敬意。

王钦若等人利用这个机会，不断给宋真宗灌输一些诸如寇准专权独大、任人唯亲等印象，宋真宗便对寇准越来越不待见了。

一年后，也就是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寇准被罢相。(14)

至此，寇准与那些朝中大臣的斗争就此告一段落。

宋真宗虽然喜欢王钦若，但对王钦若这个人的能力和素质还是非常了解的。寇准被罢相后，两个宰相的位置便空了出来，不过宋真宗并没有选择王钦若，而是顺势起用了王旦为相。从此，王旦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首相生涯。从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这六年间，王旦一个人担任宰相。也正是因为宋真宗的信任，王旦不断向宋真宗提起寇准这个人。宋真宗在祭祀封禅之时，首先将寇准调到了天雄军任职。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祭祀汾阴，王旦作为这次祭祀的主要负责人，只能硬着头皮前往，主持相关事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寇准再一次被提拔起来。不过，此时宋真宗并没有及时将寇准调回中央，而是让他担任贝、德、博、洺、滨、棣巡检捉贼公事。(15)但这到底是个什么官，一时还说不清，因为笔者遍查宋史，都没有发现这么个奇怪的岗位，不过却注意到在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职位，当时朝廷任命雷有终为巡检捉贼转运公事(16)。

此时的寇准，已经没有了昔日的不可一世，毕竟官职低微，不能左右政局，即使对祭祀封禅之事有看法，也只能忍着。后来，寇准还是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宋真宗到亳州时，寇准还做了东京留守。不久，宋真宗又将寇准提拔为枢密使、同平章事(17)，也就是次相。

但这时候，寇准再一次遭遇了贬谪的命运。当时，宋朝又到了给辽国缴纳岁币之时，马上要交割，但朝廷一时半刻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便动员朝中大臣捐赠。那些大臣也都积极回应朝廷的号召，纷纷捐款。大家捐助的款项都不少，唯独寇准只捐助了五万钱，这件事便被募集捐款的人上报给了宋真宗。宋真宗听到这事后，很不高兴，觉得寇准作为朝廷大官不应该捐这么少。当时，王旦还替寇准辩护。不过宋真宗对寇准的意见，似乎已经成了某种成见。此时的寇准，虽然还挂着一个“同平章事”的职称，但很快被贬出朝廷，到地方任职去了。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起用王钦若为次相，王旦与王钦若之间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不过，王旦和毕士安一样，是一位非常仁德的宰相。他在位十二年，竭尽全力，为朝廷网罗人才，深得朝中大臣的喜爱和信任。许多需要宋真宗亲手处理的政事，都由王旦去完成。后来的王钦若在担任了宰相后对人说，正是因为王旦的存在，才让他的宰相职位被延迟多年。(18)

王旦一生最为遗憾的是，纵容了宋真宗东封西祀。最终，王旦去世时，对他的儿子交代，他一生都兢兢业业，为大宋尽心竭力，唯独纵容皇帝东封西祀，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之心，王旦让儿子在他死后，给他削发，穿缁衣（僧侣的衣服），按照僧道的方式入殓下葬。(19)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去世，王钦若继续为相。王旦在弥留之际，向宋真宗表达了调寇准回朝继续担任宰相的推荐之意。宋真宗虽然很尊重王旦的意见，但对寇准还是心存顾虑。所以，王旦去世后一段时间内，宋真宗并没有急着召回寇准。

王钦若作为宋真宗的宠臣，开始了短时间一肩挑两个宰相职位的政治生涯。

这时候，宋真宗已经有些糊涂，整天沉迷于祭祀封禅之事中不能自拔，王旦已去世，没有人能够阻挡王钦若和丁谓两人怂恿宋真宗搞这些劳民伤财之事。

此前，王旦请求宋真宗调回寇准，其实也是为了有效阻止丁谓和王钦若两人继续鼓动宋真宗的行为。但有王钦若在，宋真宗就不可能及时将寇准调回中央。当年费了那么大劲，才将寇准赶出中央，若再将寇准调回，那么王钦若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王钦若不会让宋真宗将寇准调回中央。

整个宋朝，在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操纵下，开始走下坡路。“咸平之治”创下的一点儿基业，正在被宋真宗和他的这些宠臣挥霍。

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担任三司使的丁谓瞅准了宰相的位置。但是，按照当时丁谓的资历，是没有资格担任宰相一职的。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参知政事的丁谓，为了上位，将王钦若极力打压排挤的寇准迎回了京城。此举，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丁谓的计谋。

当时，寇准的一个门生就建议寇准装病，不要去中央任职，不然又会陷入权力的斗争中。然而，此时的寇准已经五十八岁，进入了老年人行列，早已不是澶渊之盟时期的寇准，对于门生强烈的劝谏，他没有听进去。

在丁谓等人的建议下，宋真宗再次起用寇准为宰相。或许，宋真宗想起了王旦的遗言，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寇准接受了丁谓的邀请，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中央任职。

寇准再度成为首相。如此，王钦若的日子便不好过了。他和寇准两个人，早就成了政敌。此时，寇准再回朝廷，岂能善罢甘休？

史籍资料中，没有找到王钦若与寇准的这次较量。但总归，寇准回到朝廷担任首相后，王钦若便出任杭州了。当时宋真宗在丁谓等人的合力怂恿之下，对重新起用寇准还是做了权衡。最终，宋真宗决定起用寇准。但起用寇准，该置王钦若于何处？这两个人自然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任职的，否则相互攻击，势必会影响到国家政局的稳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真宗将王钦若派到杭州任职。王钦若临走时，宋真宗还作了一首诗，名为《赐王钦若除太子太保判杭州十韵》：

早自外朝登近侍，克符昌运振嘉名。

一参黄阁推良画，再陟鸿枢显至荣。

该博古今堂献纳，勤劳夙夜每专精。

石渠撰述多文备，日观封崇大礼成。

宰府调元心匪懈，真宫兼职望弥清。

龙楼进秩恩尤异，熊轼为藩任不轻。

二浙奥区期惠化，三吴佳致悦高情。

重重山水舟中见，处处壶浆陌上迎。

既肃迩遐安外域，更分宵旰抚黎氓。

予衷侧席方毗倚，伫有甘棠播颂声。(20)

此事竟然成为美谈，在官员之间广为流传。

王钦若走了，丁谓以为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可是他失算了。以寇准的性格，岂是他能拉拢的？丁谓意图将寇准拉为同党的计划失败了。尽管此时的寇准已步入老年，但有些性格一辈子也改变不了。

果然，丁谓与寇准的矛盾产生了。丁谓从以将寇准引入朝廷为荣，变成了以寇准为死敌。这一时期，王钦若虽然被调出中央，丁谓却成了朝中的第二个王钦若。

此时的首相是寇准，次相是丁谓。他们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因为一件小事而开始。

有一次，朝中的一些大臣在一起聚会，宴会上大家玩得很尽兴。但饭局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寇准因为年纪稍大，不免有些邋遢。他吃完饭时，胡子上沾满了菜汁。这一幕，恰巧被次相丁谓看见了。于是，丁谓便上去试图给寇准擦掉胡子上的菜汁。(21)但丁谓这一举动，遭到了寇准的强烈批判。寇准认为丁谓此举是溜须拍马的行为。丁谓作为堂堂次相，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给首相溜须，实在是不该。(22)

丁谓被寇准这么一说，登时愣在了原地。或许在丁谓的意识里，此举的确有向寇准示好之意；又或许，这只是丁谓为了顾全寇准的面子做的一点儿小事。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在寇准这里受到了强烈的反弹。

而丁谓也对此事非常恼火。丁谓与寇准的嫌隙，就此产生。(23)

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实这一点，丁谓早该想到。寇准既然与王钦若无法共事，与他肯定也无法共事。寇准是个疾恶如仇的人，这些年来，丁谓的种种弊病，寇准都了如指掌。只是接二连三地被贬，让寇准无力阻止罢了。

而此时，寇准再度成为首相，大权在握，自然不会将丁谓放在眼里。丁谓与寇准的争斗，不断升级。

可此时能够稳住大局的王旦已经去世了。枢密院和中书门下两个重要部门里，最有威望的人是向敏中，但向敏中在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的春天也去世了。

朝廷剩下的人里，没有人能够阻止寇准与丁谓的斗争。这些斗争刚开始时，还是政见不同的分歧，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让宋朝的朋党初见端倪。宋朝朋党之间的争论，与唐代的朋党还不一样。时代赋予他们了新的内涵，以南北为界，形成了两派势力。

这一时期，寇准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这是北方士子与南方士大夫之间的较量，以后，宋朝所谓朋党之争，其实正是南北方士大夫之间的斗争。

宋朝朋党斗争的白热化时期，是在王安石变法时。范仲淹庆历变法时，矛盾已经升级。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整个宋朝的朝廷官员已经形成了两派：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和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尽管有苏轼这样本来保持中立的人，最终也深陷朋党之争的旋涡，多次被贬。

这两派当中，一派坚持改革，另一派极力阻止改革。即使宋神宗有改革的雄心，但也难以抵挡这么多人反对改革。王安石变法中期，整个改革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由谁来主张改革。当时，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以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为代表，这些人大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等人则都是北方人。太祖皇帝曾经立下过一条规矩：少用南方人。

所以，这也是整个争论的焦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南北党争，似乎成了这次变法失败的导火索。

此处，我们只说寇准与丁谓之争。因为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斗争，而是一批人都加入了这次斗争之中。

当时，朝廷的宰执团队分裂为两派：以首相寇准为首的一派，参与者有参知政事李迪、枢密副使周起、签枢密院事曹玮、翰林学士杨亿等人；以丁谓为首的另一派，参与者有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任中正、翰林学士钱惟演等人。丁谓因为“胡子汤汁事件”，与寇准成了死敌，而曹利用在澶渊之盟后也多次受到寇准的打压，与寇准是政敌。其他几人，都与寇准有不同程度的纠葛。

这里面，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刘娥。本书第一章便已经提及刘娥的事迹。

刘娥，在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被宋真宗封为皇后。当时封皇后之举，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但宋真宗执意要册立刘娥为皇后，翰林学士杨亿愤怒之余，竟然拒绝为刘娥撰写册封诏书，宋真宗不得不另找他人撰写。(24)

此后，刘娥成为皇后，并逐渐表现出政治手腕的成熟。将刘娥比作宋朝的“萧绰（萧太后）”，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幽深的宋朝后宫中，刘娥处理好了所有事宜，并不断地参与国家政治的管理。这些举动，遭到了当时士大夫的强烈反对。自古以来，后宫不得干政。可刘娥竟然能插手处理国家大事，只因为这是宋真宗许可的。

宋真宗的后半生，整天沉迷于求神拜佛，对国家大事早已不上心了。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便有善观天象的人说，太白昼见。观天象的人声称，女主昌。(25)

这种预言，果然应验。因为宋真宗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无力亲政。这时候的刘娥，便逐渐把持了朝政。宋真宗害怕刘娥把持朝政后，变成第二个武则天，深感不安。(26)

于是，宋真宗便决定采取防御措施。没想到，这种防御措施最终引发了一场大的党争，卷入这场政争的，有皇帝、皇后、内侍、宰相、皇储等人。

宋真宗欲让“太子监国”。他把这事告诉了近臣周怀政，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周怀政又将此事透露给了寇准。

宰相寇准听说此事，大为震惊。他早就对刘娥不满了，只是鉴于宋真宗一味地袒护，他无计可施。此刻的宋真宗尽管老眼昏花、胡言乱语，但神志还算清醒，对刘娥干政有所提防。

寇准雷厉风行的性格，注定了他不会置此事于不顾。随即，寇准便进宫面见宋真宗。可此时的宋真宗多有不适，刘娥又在宋真宗身边，寇准只能找机会，与宋真宗商议“太子监国”之事。宋真宗知道事情重大，只要寇准进宫面圣，他必将刘娥支走。所以，整个密谋“太子监国”之事，做得还是颇为隐秘。

与宋真宗商议相关事宜后，寇准准备罢掉刘娥，还政给赵氏，于是，寇准找到了杨亿，让杨亿起草相关“太子监国”诏书。杨亿便根据寇准的交代，去草拟诏书了。(27)

但不久，寇准合力杨亿、周怀政等人怂恿宋真宗推行太子监国之事却败露了。据说原因是寇准喝醉了酒，自己说出去的。(28)

各种消息满天飞，已经掌握了宋朝皇室大权的刘娥，对此事非常气恼。刘娥找到宋真宗，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信誓旦旦地表示，她不过是帮着官家打理朝政，从未有过僭越的想法。官家还是皇帝，却设立“太子监国”，非常不妥，而且此举明显让她陷入不忠不义。刘娥还说，寇准这时候要推行“太子监国”，是不是有发动政变的危险呢？

旁边的丁谓，也在不断地给寇准穿小鞋，希望宋真宗罢免寇准。

此时的宋真宗已没有了昔日的魄力，听完刘娥的叙述后，宋真宗摇摆不定的性格，再一次让他做出了错误的抉择。宋真宗以“不记与准初有成言”(29)为由，把整件事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寇准。

对此，寇准无言以对。对于宋真宗的性格，他非常了解。当年如果不是他力排众议，宋真宗亲征之事就不可能实现。

终于，在刘娥、丁谓等人不断给宋真宗施压的情况下，昏昏沉沉的宋真宗最终决定罢免寇准的宰相(30)，让丁谓取而代之。

寇准虽然被罢了相，但是影响力还在。纵观此时宋朝的大臣队伍，没有人可以与寇准的资历相比。这便让刘娥、丁谓等人还是心存忌惮，寇准若要继续“密谋”，拥立太子，号召力会更大。为了彻底打压寇准，刘娥伪造了诏书，将宋真宗赐给寇准的莱国公头衔削掉，把寇准从朝廷赶了出去，随即又对寇准连续贬谪，一直将寇准贬到了道州（湖南道县）。对于这一情况，宋真宗并不知悉，周围的人鉴于刘娥的势力，也不敢告诉宋真宗此事。(31)

尽管朝廷罢免了寇准，但这场风波还未停止。因为“太子监国”之事，还没有落下帷幕，一个重要的人还没有被处理，这便是宋真宗的近臣周怀政。但既然寇准等人已相继处理了，那么周怀政的命运，肯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周怀政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此时的他，不想坐以待毙，便选择了主动出击，准备发动政变，拥立太子称帝，劝宋真宗退位，废掉刘娥，诛杀丁谓，迎回寇准。(32)随即，周怀政与其弟礼宾副使周怀信悄悄召集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外门内合）门祗候杨怀玉等人商议政变之事，准备在本月二十五日发动政变。(33)

但就在发动政变的前夕，周怀政手下的人竟然跑去向宰相丁谓告密。丁谓火速联系曹利用等人，向皇后刘娥汇报。

当夜，刘娥便对周怀政这些人进行了逮捕。对于谋反的罪名，没有人能够承受得起。不久，策划政变的周怀政一伙人，被刘娥尽数诛杀。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春，宋真宗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中，国家大事全部由刘娥执掌。这时候，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权力，继续对寇准进行打压。她将寇准、周怀政、李迪等人列为同党，并将他们当年的“罪状”昭告天下。最终，寇准被贬谪至雷州（广东雷州半岛），李迪被贬至衡州（湖南衡阳）。(34)

至此，整个宋真宗时期的朋党之争落下帷幕。刘娥立赵祯为帝，是为宋仁宗，也就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她开始了垂帘听政。

不久，刘娥又将丁谓、曹利用等人都予以贬黜，整个官场的党争偃旗息鼓。随着宋仁宗日渐长大，宋朝的朋党再一次陷入白热化。届时，范仲淹、晏殊、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等人都会进入这些所谓朋党的阵营中，到宋英宗和宋哲宗时，这些朋党会一直影响宋朝的政治，直至靖康之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