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建立后，宋真宗为了表达喜悦之情，还写了首《北征回銮诗》，并命人刻在宋辽边境的石碑上，记载这次亲征。

不过这首诗的内容并不确定，在现存的资料中能找到两个版本。

第一版内容为：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

坚冰销巨浪，轻吹集隹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38)

第二版内容为：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旌旆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隹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重助顺，回旗跃龙骧。(39)

有考证说，第二首是寇准所作。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第四卷中说：“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不过据现代学者考证，这首诗并非寇准所作。但不管这诗是寇准所作还是宋真宗所作，都表现出了当时宋朝渴望建立小康社会的一种理想。

此时宋真宗还在澶州城等待着。他需要等到辽军全部退去，才会班师回朝。

就在辽军徐徐北撤之时，宋真宗对边境将士进行了调整。那些不能再度担任要职的人，需要另做安排；那些在这次与辽军的对峙中凸显出来的将领，要大力提拔。

这次，宋真宗首先将目光投向了统率定州大军的王超身上。辽军当初南下之时，王超率领的大部队竟然没有援救瀛州、贝州、祁州、大名府等地，虽然辽军除了攻下祁州外，贝、冀、瀛、大名府等地的宋军都与辽军进行了周旋，辽军并未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王超就没有失职之罪。当时辽军兵分两路南下，身处辽军大后方的王超，以及整个北面行营都部署，应该及时援救这些地方。可王超却坚守不出，一直在定州唐河一带驻军，对辽国攻打宋朝的市镇不管不问。王超这些举动，缺乏一个高级将领所应有的责任感。

见死不救，是宋朝武将最为人不齿的行为。当年潘美听了王侁的话拒不发兵援救杨业，导致杨业被辽军包围。这次，在这个决定辽宋两国命运的关键时刻，王超竟然也像个局外人一样无动于衷。

在与辽国对峙的过程中，宋真宗没有时间去管理王超这支队伍。现在澶渊之盟签订后，自然要对他问责一番，否则便无法给前线将士交代。

当然，宋真宗还担心王超会谋反。因为王超手中有宋军的一大支军队，如果王超这时候谋反，带兵投奔辽国，宋朝将会陷入被动的局面。即使辽国不接受王超，但还有个李德明，王超若投奔了李德明，对宋朝而言，一样是重创。

不久，宋真宗便命令王超等人兵分三路，带着步兵一万多人到澶州面圣，而定州方向的宋军管理权则交给李继隆和石保吉。(40)

此时的王超，也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中。辽宋战争正酣时，他没有出力；如今辽宋签订和平协定，他自然也没有功劳。当日，宋真宗宴请了那么多文武大臣，就是没有宴请他。

据说当时在宴会上，宋真宗格外夸赞了李继隆和石保吉，这样越发让王超感到了不安。

但此刻朝廷的圣旨已到，命他到澶州面圣。王超害怕宋真宗问责，接到圣旨后，他就陷入了去和不去的艰难抉择之中。若去，必然会被罢官贬谪，不去就成抗旨不遵了。若有人趁机在此事上做文章，给他扣一顶谋反的帽子，即使他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

最终，王超还是决定去面圣，即使被罢官贬谪，也是自己种下的恶果。

不久，王超便带领定州大军前往大名府，再从大名府转而南下澶州。

听说王超率领大军到了大名府，驻守在大名府的天雄军慌了。王超何以带这么多人到大名府？难道他要谋反？当时驻守在大名府的孙全照认为，王超来意不明，不能给王超打开城门，让王超进大名府。(41)

但身为大名府最高长官的王钦若不同意这么做。他认为，王超在辽军攻打宋朝市镇时没有及时救援，心里肯定有想法。如今官家召见王超，王超率领大军路过大名府，我们应该欢迎。若我们紧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城，王超势必会认为这是官家的意思，他有可能会反叛。到时候，朝廷不只会追究我们不开城门的责任，还会追究我们害了整个国家的责任。(42)

孙全照这次没有坚持己见，而是听从了王钦若的意见。或许王钦若的分析非常到位，如今王超已经成为宋朝的隐患，他们不能让这个隐患爆发。随即，王钦若和孙全照等人命人打开城门，并在十里之外的地方张灯结彩，摆开欢迎王超的阵势。(43)

王超到了大名府附近，听说王钦若和孙全照都在不远处欢迎他，他那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王钦若命人在大名府外围临时搭建军营，让王超的人在此休整，并命人好酒好菜招待。王超所部便暂时在大名府驻扎下来，逗留了数日，日日宴饮，不甚欢喜。(44)

不久，王超率领的这些人便被朝廷划拨到了各个武将名下。他的势力被彻底瓦解了。不久，王超就被贬到了其他地方任职。(45)

随即，朝廷给雷有终也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带领部队回到原来的驻地继续驻守。不久，朝廷又赦免了河北之地死罪以下之人，还给那些战死沙场的将领的子孙加封了官职。(46)

如此，整个河北之地的军队部署基本完成。宋真宗又让翰林学士邢昺祭祀黄河，感念这条天堑。(47)

处理完这些事之后，宋真宗又在澶州设宴，邀请文武大臣参加。此时，因为生病滞留在汴京的首相毕士安，也从汴京赶到了澶州。宴会上有人说，这次给辽国的岁币太多了，但毕士安认为，若不给辽国这么多岁币，恐怕难以让辽国满意。(48)

然而，就在这时候，汴京却出事了。

当时汴京右军巡狱的一伙人，趁着皇帝在澶州，带着武器叛乱。他们砍杀了一些狱卒，在汴京到处乱窜。那些没有叛变的狱卒，便赶紧去给赵元份汇报。赵元份一听狱卒叛乱，非常恐慌，不久便病逝了。(49)这时候，作为汴京留守的王旦，再一次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设计将这次叛乱的人巧妙地擒获，平定了这次叛乱。

虽然是几个小小的狱卒发生叛乱，但也给宋真宗敲响了警钟——他在澶州逗留的时间太长了。

宋真宗急切地想要早点儿回到汴京，便派人去前线打探辽军撤退的消息。

在这段时间，宋朝对威虏军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调整，让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綦政敏为威虏军钤辖。因为此前有人说魏能这个人比较圆滑，所以不能让魏能独自担任威虏军主要长官，以免造成一人独大的局面。宋真宗对武将独大之事极为忌讳，这才派了綦政敏为威虏军钤辖，目的是牵制住魏能。不久，宋真宗便收到前线张凝的奏报，称他们率领部众到达贝、冀等地查看北撤的情况，得知辽军各部都已经北撤，不敢在宋朝境内掳掠百姓。而且辽圣宗和萧太后带领的先头部队已经过了定远军(50)所在地。

刚刚收到辽军北撤队伍已经经过定远军的消息后，朝廷又收到了在边境线上巡视的宋军将领的奏报，称辽军在北撤的时候骚扰了相州，当时相州通判、太常丞杨自牧率部击退了辽军，安抚了百姓。宋真宗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杨自牧提拔为相州的知州，让其全权负责相州的防务工作。(51)

此时，虽然辽军已经北撤，但因为这次战事造成边境上的很多百姓成了流民，一些甚至落草为寇，给边境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宋真宗便命天雄军附近的那些将领，对流民草寇进行收编。(52)

不久，一个叫华斌的人从辽国返回宋朝。他回来的时候，带着王继忠的书信，称辽国已经禁止樵采（砍柴），请宋朝不要袭击北返的辽军。(53)

宋真宗对那些大臣说，我们之前派出了很多人去追击辽军，纵然可以打击辽军，但不一定会将辽军全部狙杀，这样只会让河朔之地的百姓又陷入战争的旋涡，如今辽宋已经停战，就不要再继续追击了。若辽军再度骚扰宋朝边境，再对其进行打击也不迟。(54)

此时，杨延朗上书说，如今辽军虽然驻军澶州，但澶州距离辽国的国都有千里之远。辽军一路南下，人马俱乏，人虽然多，可也极容易被击败。而且此时，辽军将抢掠的财物都放在马上，这样一来，他们的战马就不够用了。这个时候，只要官家您下令，让河北之地的宋军堵住要塞，就可以将南下的辽军全部歼灭。到那时，幽云地区就可以一举拿下。(55)

但宋真宗并未采纳杨延朗的意见，原因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此时，被派去出使辽国的李继昌到达了辽国，被萧太后和辽圣宗以厚礼相待。(56)李继昌拿着宋朝拟定的盟书，与辽国进行了沟通，交换了信息。随即，萧太后命西上（外门内合）门使丁振带着辽国的盟书出使宋朝。(57)

不久，李继昌和丁振一行便到达了澶州，将辽国的盟书交给了宋真宗。辽国国书内容如下：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58)

宋真宗大喜，设宴款待了丁振。

至此，澶渊之盟完美收官。

辽宋双方都得到了各自需要的国书，以后两国将以此国书为凭，互保和平。交涉完最后的事宜，丁振便踏上了归途。宋真宗让曹利用护送丁振到边境，保证其顺利回国。(59)

李继昌回来之后，宋真宗便询问了许多契丹的制度和文化等“内核”的东西。宋真宗希望可以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改变辽国尚武的制度，逐渐与宋朝建立起长久的合盟关系。

李继昌告诉宋真宗，辽国这些年来已开始学习汉族礼仪，很多规章制度也都效仿中原之法，可辽国毕竟是草原上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很多习俗，我们要想改变这些，短时间内没办法做到。(60)

宋真宗对李继昌说，慢慢来吧，一切都得有个过程。

此时，宋真宗在澶州已经有些焦急。他急着回京，但辽军是否出了宋境还不确定。

不久，宋真宗收到了跟随辽国大军的张凝等人的上书：辽军已经全部撤出宋朝境内，他们这些守将也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61)

宋真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辽军全部撤出，宋朝的北方也就安稳了。

紧接着，宋真宗便与群臣商议回京之事。但这时候，正好是懿德皇太后的忌日，宋真宗认为不能大搞班师回朝的仪式，以免招致非议，让人觉得他对懿德皇太后不敬。(62)

但澶渊之盟这么重要的事情，不欢庆也不合礼仪。宋真宗拿不定主意，只能求教那些懂礼仪的官员。宋朝此时研究相关礼仪的人是龙图阁待制杜镐，此人是大儒，对各种礼仪制度都很熟悉。但这个杜镐在几天前已经回到汴京，与王旦商议接待宋真宗班师回朝的事宜。(63)

于是，宋真宗命人快马加鞭去请教杜镐。面对宋真宗的疑惑，杜镐却不以为然。杜镐对宋真宗派来的人说，当年周武王伐纣，一路上前歌后舞。《春秋》中也有君王不以家事而失礼于国事的先例。如今官家凯旋，举办欢庆仪式，没有任何问题，完全符合礼仪制度。(64)

宋真宗还是拿不定主意，便召集群臣商议，大臣们也都建议，应该举行一些欢庆仪式，宋真宗才勉强答应了。(65)

为迎接皇帝班师事宜而跑腿的人，便穿梭于澶州和汴京之间。驿站之间，宋朝官员来往不绝。

可这时候，有一个人整日无所事事，便是次相寇准。

宋真宗亲征之事已经实现，宋辽的和平时代也已经到来，寇准的任务似乎也完成了。似乎上天早已注定，他是这次亲征的关键性人物。如今，澶渊之盟已经签订，所以在澶州的这段时间里，寇准就成了无事可干之人。

寇准便每天晚上与杨亿痛饮，不知是出于高兴，还是出于愤懑。总之，只有喝酒才能真正让精神处于麻痹之中，也只有酒才能做知己。

酒醉以后，寇准会说一些戏谑的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甘。当然，这仅仅是与杨亿聚在一起时，他才可以如此肆无忌惮。杨亿是人中君子，不会打小报告，只会把寇准的满腹牢骚当成一句句戏言罢了。

宋真宗此时似乎已经不需要寇准了。况且此时，毕士安已从汴京赶到了澶州，很多需要宰相去处理的事，自有毕士安去打理。

于是，寇准日日宴饮，日日沉醉。每每醉酒后，便不知今宵何处。喝醉后的寇准，喜欢大声发表意见，经常导致左邻右舍休息不好。(66)

这时候，有人将寇准如此不管不顾的喝酒吵闹行为告诉了宋真宗。宋真宗便派出侍从去看寇准如何酩酊大醉。侍从去看了之后，便回来给宋真宗汇报。宋真宗才知寇准自从宋辽讲和以后，每天都醉舞经阁半卷书。(67)

看到寇准都这样高兴，宋真宗自己也甚是喜悦。澶渊之盟，寇准出了大力。宋真宗对人夸赞寇准说，寇准都这样，朕还有什么忧愁的呢？(68)

寇准的这一做法，也被当时的那些大臣比作“当世谢安”(69)。

没过多久，宋真宗便命人将辽国与宋朝的盟书誊抄了多份，分发到前线的各个地方，在边境上颁布了这些重要的内容，要求边境上的守军和百姓都要遵守国书。(70)

其间，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辽宋刚开始交涉时，宋朝在颁布的盟书里，将辽国称为北国。但宋朝谋士王曾认为这么称呼不妥，这不就是说，天下有两个太阳吗？希望官家在国书里称呼辽国为契丹即可。但宋真宗觉得，辽宋两国已经结盟，也就不计较这些称呼了，没必要修改。(71)

宋真宗派出内殿崇班杨保用等四人，分别到河北东西路去安抚那些守将，并根据每个人的战功，对这些人进行赏赐。(72)随即，对北方的驻军进行了改编。(73)

不久，朝廷又废弃了石、隰两州部署，重新设置石、隰缘边都巡检使，让汝州防御使高文岯负责统领石、隰两州的将士。宋真宗又派出了西上（外门内合）门使张守恩为都监，配合高文岯做好防务巡查工作。(74)

部署完这一切之后，宋真宗便在众人的簇拥中回到了汴京。至此，整个澶渊之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回到汴京后，宋真宗想起了那个劝他南迁的王钦若，便下了一道圣旨，让孙全照全权负责天雄军部署，把王钦若调回了中央。(75)

(1)　《论兵十事疏》：“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2)　《宋史纪事本末·契丹盟好》：“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

(3)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将斩汝！’”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命户部判官、员外郎李含章澶州至京提点供顿。”

(5)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是日，日有食之。帝惧甚，司天言主两国和解，帝意稍释。”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诏左神武军大将军王荣、寄班供奉官郑怀德领龙卫兵马，与沧州部署荆嗣会于淄、青，防寇之南渡也。”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诏永兴军兵除先追赴河阳及量留本州外，并令部署许均领赴行在。”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9)　于越是辽国历史上最具有特殊意义的官职，为荣誉头衔，无具体职务。根据《辽史》记载，于越是契丹最尊之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即位前即因战功显赫拜于越，后以于越受禅称帝。辽也曾设大于越府，由于越担任首辅，其地位也在南﹑北大王上，非有大功者不授。在辽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十人获得过于越这个高位。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挞览乃于越之俦也。于越旧乐野战，颇难制。挞览知勇不在其下，而多务城守，此所以不及也。今岁入寇，皆其首谋。或闻犯边以来，累战不利，因号令部下，凡获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杀之。彼既失其谋主，朕亲御六师，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势南来，彼奔北固其宜也。”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曹利用与韩杞至契丹寨，契丹复以关南故地为言。”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帛。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

(15)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辽主复遣王继忠见利用，具言：‘南北通和，实为美事，主上年少，愿兄事南朝。又虑南朝或于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别有举动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请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书至彼。”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甲申，利用即与其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国主书俱还，并献御衣、食物，其郊劳馆谷，并如韩杞之礼，命赵安仁接伴。”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柬之谈次，颇矜兵强战胜。”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柬之自是不敢复谈。柬之又屡称王继忠之材，安仁曰：‘继忠早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他也。’安仁敏于酬对，皆切事机，议者嘉其得体。”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20)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

(22)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复使问曰：‘姑言其略。’”

(23)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

(24)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

(25)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帝失声曰：‘太多！’”

(26)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

(27)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及对，帝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

(28)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帝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34)　《宋史·列传第八》。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仍遣使谕契丹以朝廷为民庶尚有惊扰、出兵巡抚之意。又赐王继忠手诏，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命澶州马铺小校华斌乘驿赍赴敌寨。”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辛卯，命给事中吕佑之赴东京阅视迎驾仪仗。”

(38)　《全宋诗·卷一○四》。

(39)　《嘉靖开州志·艺文志》。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诏王超等分三路兵营在河南者步骑万人赴澶州，命李继隆、石保吉领之。”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天雄军始闻超以大军至，颇疑惧，孙全照欲闭城拒之。”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王钦若不可，曰：‘若果如此，则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乃命于城外十里结彩棚以待之。”

(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至则迎劳，欢宴饮酒连日。”

(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4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50)　五代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置定远军，治所在东光县（今属河北），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东光、阜城、吴桥等县地。

(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5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自敌寨还，王继忠具奏北朝已严禁樵采，仍乞诏张凝等无使杀伤北朝人骑。”

(5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

(5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5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车驾顿陈桥，振谒见行在所，赐宴，令辞归，遣曹利用送之境上。”

(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继昌言契丹颇遵用汉仪，然多杂其国之法，上之人虽欲变改，而俗不可易也。”

(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张凝等言契丹已出塞，凝等各归屯所。”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上初以懿德皇太后忌，欲彻卤簿鼓吹，不举乐。”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时龙图阁待制杜镐先还，备仪仗，遣骑驰问之。”

(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武王载木主伐纣，前歌后舞。《春秋》不以家事辞王事，凯旋用乐，于礼无嫌也。”

(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上复诏辅臣共议，皆固以请，乃从之。”

(6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乎！’”

(6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时人比之谢安。”

(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71)　《宋史·列传第六十九》：“景德初，始通和契丹，岁遣使致书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曾曰：‘从其国号足矣。’业已遣使，弗果易。”

(7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领驻泊兵，俟河冰合，即往来巡察。”

(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乙巳，以天雄军钤辖、西上（外门内合）门使孙全照知军府事，召王钦若归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