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沆去世，宋朝最高行政机构面临着换人的局面。不管宋真宗愿不愿意，这都是摆在他眼前的事实。

此前，吕蒙正也辞职不干了(56)。如此一来，宋朝的两个宰相之位都空了出来。若此时还有个宰相，宋真宗也不至于这么惊慌失措。

宰相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最高领导，肩负着国家机器的运转重任，对国家的稳定、时局的把控都意义非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宰相亲力亲为。这种岗位不能长期闲置，必须尽快选择合适的人选，填补空缺。

可是选谁呢？这个问题难住了宋真宗。

李沆去世前，一直看好王旦，不止一次在宋真宗面前提起他。一直以来，王旦尽管身处中央，却鲜有让人记住的政绩，留给外界的唯一印象是治家严格，素有仁德之风。(57)若选王旦，那么与王旦同一批提拔起来的这些人该不该用？特别是寇准，他和王旦是同科进士，又在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时出过力，寇准该不该用？

宋真宗觉得，王旦虽然有大才，行政能力也很强，可王旦的资历不够。朝廷的很多事情，虽然看品行、看能力，但也看资历。越是到最高权力机关，越讲资历。贸然起用王旦，会不会难以服众？当年宋真宗在任用李沆和张齐贤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局面。

这次，又面临这样的抉择。

宋真宗在那些副宰相人选里筛选合适的宰相人选，可是无论选谁，他似乎都有些不满意。李沆给他造成的影响尚在，选宰相自然就以李沆为标准，可宋朝再也找不出一个李沆那样的人了。不论王旦还是向敏中，或是张齐贤，都无法和李沆相比。

不过向敏中、张齐贤这两个人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这两个人曾经与李沆搭过班子，张齐贤是因为与李沆不合导致被罢相，向敏中性格内敛稳重，两人都因为柴氏一案被贬。

是否再次起用向敏中、张齐贤？宋真宗一直拿不定主意。这种最高人事调整，他也不能与人商量，只能自己思考。

此时，宋真宗就把中央最高层的这些人在脑海中一一列出来。每个人都代表一种声音，宋真宗脑海中就有好几种声音。这些声音相互争辩，似乎都想说服宋真宗。

宋真宗纠结万分，便开始询问身边太监的意见，可太监表示自己不能干预国家大事，宋真宗让太监们畅所欲言。有人提示宋真宗，可以从最熟悉的人身上入手，寻觅宰相的最佳人选。

这个提示犹如一道灵光，让宋真宗茅塞顿开：是啊，为什么不从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当中选呢？

最终，宋真宗的目光落在了毕士安身上。

其实，毕士安在宋真宗还是太子时，便与宋真宗交好。应该说，毕士安也是他当太子时的幕僚，给宋真宗出过不少良策。

宋真宗也知道毕士安勤于政务，治学严谨，知人善任。这些稳重的性格，是做宰相的最佳素质。可宋真宗转念一想，这些也不足以成为担任宰相的必要条件，那些参知政事，还有各个重要部门的人，都有这些品格。宋朝哪一个宰相不是同时拥有这些能力？

更为严重的是，毕士安此时只是吏部侍郎、翰林学士。虽然也算是高官，可终究连个副宰相都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贸然提拔任用他？论资历，毕士安应该不如王旦；论能力，毕士安远不及李沆。

犹豫不决的宋真宗开始闭门思考。他需要一个起用毕士安的理由，可皇帝做什么事，既可以需要理由，也可以不需要理由。既然心里已经认定了起用毕士安，其他人也就不再考虑了。

最终，宋真宗下定了决心，起用毕士安。毕竟，他对毕士安知根知底，而且毕士安有很多方面与李沆相似。这对于延续李沆执政以来的方针政策，大有益处。

但是，起用毕士安就得先把他提拔成副宰相，然后顺利过渡成宰相，这样才能顺理成章。

于是，宋真宗首先提拔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58)这其实就是给官场释放出了信号，朝中大臣一定可以看出宋真宗这么做的原因，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毕士安成了宰相的不二人选。可除了毕士安，应该还有个次相。同时确定两个宰相人选，许多事情也就名正言顺了。

毕士安再次被宋真宗提拔，便进宫感谢知遇之恩。于是，宋真宗和毕士安有了一次短暂的对话。宋真宗表示，如今两个宰相之位都空出来了，今天朕起用你为首相，可还有个次相的位置空着，以你这些年的为官经验来看，谁最有能力担任次相一职？

毕士安首先感谢了宋真宗的皇恩浩**，对于宋真宗询问的话题，他并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从宰相之位的重要性说起。他对宋真宗说，为宰相之人，一定需要综合协调能力强，忠义公正，能断大事，政治站位要高。而这些品质却不是我所具备的，因此我不敢自视甚高，去当这个宰相。

看到宋真宗似有不解，毕士安又说，我虽然不能担任宰相，可我保举一人，他有我说的以上品行。他高风亮节，刚正不阿，忠君事主，是难得一遇的良臣。

宋真宗一听，顿时眼前一亮：我大宋还有如此人物？毕士安便对宋真宗说，我个人觉得，三司使寇准是宰相的最佳人选。(59)

史籍记载，毕士安说寇准“忘身徇国”(60)。这个词不难，字面意思就是立志为国捐躯。那么，毕士安为何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寇准呢？这其实如上文所述，宋朝一直以来都受外敌侵扰，许多仁人志士都立志到前线报国，即使是那些手握如椽巨笔的文人士大夫，也都有这个志向。毕士安认为，此时宋朝的边患吃紧，起用寇准是最明智的选择。

宋真宗对于这个人选大为意外：你说谁？寇准？

毕士安点了点头，目光坚定。毕士安推荐的人是寇准？宋真宗确定自己的耳朵并没出问题，听到的就是寇准。

寇准这个人，宋真宗也不是没有想过。当年他被确立为太子时，赵光义就是听从了寇准的建议，才最终做出的决定。后来，又加封寇准为三司使。所谓三司使，就是分管盐铁、户部、度支的部门，三司使有另一个称呼：计相。朝廷的所有财政都归这个部门管理，比今天的财政部职权更大。寇准在这个职位上，也算是高官了。没承想，毕士安竟然向宋真宗推荐了寇准。

可寇准这个人，秉性耿直，处事也不够圆滑。他没有李沆的智慧，也缺乏毕士安的聪慧机敏，实在不是宰相的最佳人选。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刚刚继位的宋真宗并没有起用寇准。寇准的个性太强，宋真宗觉得自己不一定能够压制得住他。所以，宋真宗选择了李沆，而不是寇准。

这时候，毕士安如果推荐的是王旦，宋真宗或许都会用。可毕士安却向他推荐了寇准。毕士安素来以识人著称，他与寇准私底下的交情也不深，谈不上为个人谋取某种利益，可他偏偏选中了寇准。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毕士安看到了寇准身上别人没有的某种东西。事实证明，毕士安是独具慧眼的。正是因为他这次推荐了寇准，最终寇准才力排众议，动员宋真宗亲征。这是后话。

宋真宗对毕士安说，我听说寇爱卿素来强硬，也喜欢意气用事，让他担任宰相，恐难以服众。

宋真宗这么说，就说明寇准在宋真宗眼中是个饱受争议的官员。虽然没有人否定寇准的能力，但寇准处事不够圆滑，也是事实。而宰相要和各种官员打交道，也要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以寇准的性格，做起这些事来有难度。(61)

对于宋真宗的疑问，毕士安有不同意见。他对宋真宗说，寇准这个人，性格的确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处事不够稳重的毛病，可他大公无私，品行端正，又高风亮节，疾恶如仇，见不得有损国家利益之事，一向以为国效力为毕生追求。这些德行，看似强硬偏激，其实不过是不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罢了。朝中的大臣，刚刚出仕为官时，哪一个不是立志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当他们进入官场，沾染官场的风气后，就丧失了原来那些宝贵的品格，逐渐变成老于世故的官油子。他们圆滑无比，喜欢随波逐流，即使有些高贵的品质，也都表现不出来。可寇准不一样，他为官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自我本性，一直坚持精忠卫国，不被世俗所影响。让这么一个有个性的人担任宰相，可谓大宋之福。况且，尽管如今天下四方平定，百姓安居乐业，可国家的边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党项人经常侵扰边关，烧杀抢掠，辽宋关系也一直很紧张，这个时候起用寇准是最佳选择，也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62)

看着毕士安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宋真宗知道，毕士安是拿定了主意才向他推荐的寇准。要想让毕士安转变态度，很显然做不到了。毕士安和李沆一样，虽然没有寇准那么强势，可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一向会坚持到底。

宋真宗表态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寇准强硬执拗的性格不宜当首相，他需要你这样有威望、有德行的人压制，才能干好工作。否则，寇准如果大权在握，难免会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听到宋真宗这么说，毕士安不再与宋真宗争论，因为宋真宗似乎已经采纳了毕士安的建议。

此刻毕士安的心情应该是愉快的。宋真宗由刚开始的不同意起用寇准，变成了勉强同意。看来毕士安的坚持举荐，起到了作用。

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寇准在朝为官时，赵光义就很喜欢寇准，只是寇准执拗的性子一上来，谁也拿他没办法。当年寇准上书，没有被赵光义采纳，寇准便拽着赵光义的衣服，要求赵光义采纳自己的意见，让赵光义很没面子。赵光义最终把寇准贬出京城，但后来，赵光义还是念及寇准的忠义，把他从外地重新调回了中央。即使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赵光义也是听了寇准的意见。

这些事情，宋真宗也是参与者、见证者。对寇准这个人的品性，他还算是知根知底。可知根知底，并不一定就得重用。寇准虽然力荐他为皇储，但寇准与宋真宗的关系，远没有李沆、毕士安等人与宋真宗亲密。

所以，在对待寇准的问题上，宋真宗与毕士安有争议。当然，宋真宗最终还是接受了毕士安的举荐。或许，在宋真宗看来，毕士安举荐寇准已成定局，自己若执意驳回毕士安的举荐，会不会让毕士安就此不干？这些已经无从考证，总之，宋真宗同意了起用寇准。

可宋真宗的态度也很明确，首相还是要毕士安来担任。对寇准，宋真宗多少有些不放心。毕士安接受了宋真宗的安排，不管谁是首相，谁是次相，都是为了大宋。次相也是宰相，以后他就能与寇准一起支撑起整个宋朝了。

当初推荐寇准为相时，毕士安心里其实没底。他害怕宋真宗基于寇准强硬的个性而拒绝。一定程度上讲，如今的朝廷正需要寇准这样强势的宰相。也正是这个原因，毕士安才力荐寇准。现存的资料里，我们找不到毕士安与寇准私交甚密的记载。

在这里，有一点还是值得追问：毕士安为什么要力荐寇准为相？虽然有他所述的理由作为支撑，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毕士安看到了寇准身上某种品质：忠贞不渝，誓死捍卫国家尊严。这对于一直有边患问题的宋朝而言，是非常实用的。毕士安从寇准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文人士大夫这种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诋毁的交往，也只有宋朝才会有。他们不是朋党，甚至不是好友，可对于人才，对于忠君报国，他们的观点和态度是一致的。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

当然，对于让寇准为相这件事，宋真宗和毕士安都有各自的站位和思考。也许，在宋真宗看来，毕士安和寇准两个人，一个稳重，一个大胆，正好可以相互弥补，扬长避短，这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组合？如果这种组合能发挥出作用，甚至比起用两个都强势的宰相更好。

接下来，宋真宗便让人草拟诏书。

到了八月初，在一次廷议时，朝廷便下了诏书，让寇准和毕士安同时担任宰相，首相是毕士安，次相是寇准。(63)

由此，开始了两个人支撑宋朝天下的时代。毕士安虽然是首相，但更多的中书门下省的行政工作，是由寇准来完成的。毕士安只是为寇准排除了一切干扰，让他放开手脚去工作。毕士安这种甘当绿叶的高风亮节，也让后世津津乐道。

同时，宋真宗还起用了几个重要人物，这几个人物都将在以后的历史中，改变整个宋朝的走向。比如，朝廷以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以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为签书枢密院事。以工部郎中刘师道权三司使公事，自后三司除使，多用此制。(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