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就是那些隐逸山林的人。孔子在梳理从商到周期间有名的隐士。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因周武王伐纣，而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过隐居的生活。

孔子把这些人的行为归了类——

伯夷、叔齐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彻底不合作，不说软话，也不配合。孔子说，他们的气节很高。

柳下惠、少连属于“降志辱身”。柳下惠数次做官，数次都被罢免，但还不离开。少连也属于这种情况，愿意合作，也能够坚忍地承受这种屈辱。

“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中”念zhòng，“言中伦”意思是符合伦理纲常，“行中虑”就是做事深谋远虑，“其斯而已矣”是说柳下惠、少连也还是值得认可的。

虞仲、夷逸这两位属于“隐居放言”。“隐居放言”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躲在山里，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所以什么话都敢讲。

第二种解释认为，“放”有流放的意思，意思是躲到山里去，什么都不说了，不干涉尘世，不发表言论。他们“身中清，废中权”。“身中清”就是立身符合清白的原则；“废中权”是指抛弃这一切，废掉自己在官场上的未来。

在孔子看来，以上三种“逸民”都是可以效仿的。

如果一个人认为朝廷昏乱，政治环境糟糕，就可以采用以上三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态度——或者不合作，或者守住自己的清白，或者不要随便说话。

最后，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逐渐变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总抱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我们如此包容，如此开放，对于各种文化、各类流行时尚都能接受，不排斥，不反对。这是一种通达的、平和的、大气的态度。

“无可无不可”是一种柔软的生活态度，是孔子的处世原则之一。这种态度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就是通权达变，进退出处皆可。

孔子已经掌握了通权达变的原则：义之与比。只要合乎义，怎么做事都行。躲在山里可以合乎义，出来做官也可以合乎义，或者教书、编书，只要合乎义，都是有意义的。

孔子与隐士们不同的地方在于，隐士们无论是“降志辱身”，还是“言中伦，行中虑”，抑或是“身中清，废中权”，都是基于对自我的考量，是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要保持自己的名声。

而孔子活到了“无我”的境界，不管他选择去哪里、怎样做事，都不是为了自我，不是为了名声。我们想想看，孔子如果出去当官，对他的名声来说其实是有风险的，但是他就是要挽救这个天下滔滔的大势，就是要让黎民苍生过上更好的日子，就是要让道义可以行。至于自己，别人怎样评价不重要。

当一个人以大义为导向，认为自己的名声、地位等都不重要时，他的状态就是“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当一个人降低自我的诉求时，生活的选择空间就大了很多。不需要非要隐逸山林、明哲保身，也不需要非得入世、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