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张天祥案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逮解入京。弘治皇帝亲至午门审理此案。

这一次没用多大工夫，案件就重新审结：张茂告张天祥“私出边关、杀良冒功”纯属诬陷！原巡按御史王献臣凭一面之词轻率上报；大理寺少卿吴一贯、继任巡按御史余濂偏听偏信，严刑逼供，罪行甚重，不得姑息，即刻交刑部议罪。

看了这个审理结果，朱祐樘微微点头。一声召唤，刑部尚书闵珪出班跪倒。朱祐樘问：“你看吴一贯、余濂、张茂等人应治什么罪？”

闵珪捧起笏板向上奏道：“陛下，张茂诬陷功臣，依律应问死罪。吴一贯、余濂身为审案官员，问罪不实，按律当贬。”

按皇帝的意思，“张天祥案”本身不大，但背景极深，应该认真杀几个人才好。现在刑部尚书只判了一个指挥使的死罪，其余只是贬谪，也就是说，涉案的“文官”没有一个掉脑袋的。朱祐樘觉得案子办“宽”了，就冷冷地问：“只是贬官？太轻了吧？”

闵珪诚惶诚恐，半天才向上奏道：“此是律法所定，微臣不敢妄言。”

朱祐樘把眼一瞪：“吴一贯审案不实，诬陷功臣，屈打成招，致人身死，岂能贬官了事！你再重新拟罪奏上！”

皇上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这是要砍吴一贯的脑袋。

“张天祥案”办到这个地步，其中内情昭然若揭。皇帝的意图闵珪都知道。可他若奉迎了皇帝，吴一贯就得屈死了……

深思半晌，闵珪终于抬起头来：“陛下，法曹所讼吴一贯屈打成招、致人身死都没有实证，所定之罪仅是‘审案不实’，依律只能贬官。”

眼看闵珪又和自己争个不休，朱祐樘心里很不痛快，在御座上坐直身子，恶狠狠地瞪着闵珪：“不急嘛，你再想想嘛。”

对这件事闵珪已经想明白了，于是平静地回了一句：“臣所奏皆依大明律法，吴一贯、余濂按律当贬。”

听了这个答复，朱祐樘仰靠在御座上，闭着眼半天没说话。

是啊，闵珪是个忠直的老臣。这时候还敢说这样的话，就更证明他的忠直。

刘健、谢迁、李东阳、刘大夏也都是忠直的老臣，弘治皇帝一向信任这些人，治理国家也要靠这些人……

眼下弘治皇帝已是胜券在握，上至内阁下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帮臣子都被他捏在了手心里，想收拾谁就收拾谁。朱祐樘原本也想过要狠狠敲打敲打这帮胆大包天的文臣！可事到临头他又犹豫了。

毕竟这些大臣忠心耿耿、正直无私，都是能办事的臣子，朱祐樘心里很喜欢他们。这世上，忠直正派的好人谁不喜欢？

眼下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胜利，把内阁的气势压住了。再穷追猛打下去朱祐樘心里倒有些不忍了。

算了，就这么着吧。

“就依你所奏。”朱祐樘说完，起驾回宫了。

最终，举报张天祥滥杀无辜的指挥使张茂以“诬陷”罪论死，审理此案的大理寺少卿吴一贯被贬为云南嵩明州同知，巡按御史余濂被贬为云南布政司照磨。幕后指使张天祥滥杀无辜的前都指挥佥事张斌无罪开释，为侄子张天祥“鸣冤”的张洪得到升赏。

张天祥案，是弘治一朝最出名的冤案，而且这个冤案还是由这位圣明的皇帝一手操弄出来的。

公然制造冤案，毫不遮掩地打压文臣！不讲理了，彻底不讲理了……

弘治皇帝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也很简单：他和明朝的所有皇帝一样，都认为皇位要想坐得稳，就必须钳制文官的权力；要想钳制文官，就必须重用太监、培植特务、监视官员。所以当内阁、兵部这些人提出“裁撤监军太监”的时候，无意中触动了皇权，引发了皇帝对文臣的猜疑，于是朱祐樘恼了。

——成化辛丑状元公王实庵早就说过：不是皇帝宠信太监，而是皇帝不信大臣；不是太监作威作福，而是独裁的皇权在暗中作祟！明倚内阁，暗操独治。天子明，天下明；天子暗，天下暗。

到这会儿所有大臣都明白了，原来皇上的励精图治、锐意变革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碰宦官，不能碰“祖制”，不能碰……

还是那个“三不动”。

从这天起，弘治皇帝还是那位从谏如流的好皇上，内阁辅臣也还是刚正忠诚的好大臣。只是弘治皇帝在位时做的最后一次“修省”，再也没人提起了。

在弘治皇帝手里，大明朝已经治得挺不错了，垮是绝对垮不了的。至于“盛世”，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说穿了，似乎也没什么实际用处，还不如一杯酒、一盘肉、一首诗来得有趣，折腾它干吗？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凑合着过吧。

大明朝还不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点，可它却实实在在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进化”的终点。到明朝为止，中国的封建独裁官僚体制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也已经腐坏得不可救药了。

一人独治，治不了天下。没有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就算出了一个像朱祐樘这么出色的好皇帝也不行。

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