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在此之前，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了领导核心，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的领导职务，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7月20日，临时常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

毛泽东率先响应通告的精神。

7月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简称《湘南暴动大纲》），8月1日得到了中央常委的批准。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表述了下列意见：

“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1）使唐在湖南本来未稳定的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为全省农民暴动先锋队，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成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新方针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人，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他揭露了陈独秀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由我党领导，由工农大众做主人的道理。他说：国民党关系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不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的问题，产业工人应不应该加入的问题。当时我党实际上不仅对产业工人，即对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在谈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的错误，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他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做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在讨论土地问题时，毛泽东说：（1）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中地主，我意可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如此方可以安民。（3）自耕农问题。富农与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划定中农与富农的标准）。（4）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讲究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认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在谈到武装斗争问题时，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4〕毛泽东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等，并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毛泽东出席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问题和各地党的工作。在讨论湖南问题时，还有人提出由湘南工农武装，编成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配合共同取粤，看轻湘省暴动。毛泽东表示反对。他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现在的省委是在事变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月，它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立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35〕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36〕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37〕

关于“八七”会议的情况，当时任中央政治局五人临时常委之一的李维汉回忆说：

“八七”会议是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我过去回忆是二十几个人。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个人。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就是我）等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当时，他任党中央秘书处长。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其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3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6天工夫。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41号（现在是鄱阳街139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因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邓小平、陆定一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因而现在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在这里陈列会议有关文物，开馆展览。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我担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做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后他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做了长篇发言。由于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加上他讲一段还得由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花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国际代表报告完毕，我随即向大家指出：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并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毛泽东首先发言，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随后发言的中夏、和森、亦农、弼时等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见上层，却不见群众（中夏并指出：甚至把谭延闿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亦农还指出党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和森还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自我批评说，他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弼时还指出机会主义者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秋白只对《告党员书》提了几点需要补充的意见。

发言者都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地揭发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领导的错误。由于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便建议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做结论。接着，国际代表对鲍罗廷、罗易、魏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提议对《告党员书》在原则上付诸表决。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滋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在8月6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我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瞿秋白代表常委做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秋白不是5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却能代表常委向“八七”会议做报告？这是因为秋白在7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最后，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

接着，我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做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付表决。表决前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两名。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9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选举完毕，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8月9日，由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38〕

从此，中国历史又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见1927年3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2〕《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1927年国民党中央印发。——原注

〔3〕《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记录》。——原注

〔4〕《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原注

〔5〕《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原注

〔6〕《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记录》。——原注

〔7〕《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原注

〔8〕陈克文：《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见1927年6月《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原注

〔9〕斯诺：《西行漫记》。——原注

〔10〕《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第二日》，见1927年3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11〕《湖南革命史资料集》第二卷（下），第377页。——原注

〔12〕《全国农协之筹备》，1927年3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13〕《全国总农民协会将成立》，1927年4月2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14〕见1927年4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15〕1927年4月26日《武汉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记录》。——原注

〔16〕《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1927年4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今日欢送战区农运委员》，1927年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17〕《国省两农协欢宴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见1927年6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18〕1927年6月4日《农民运动》第26期。——原注

〔19〕《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1927年6月15日、17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20〕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见《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原注

〔21〕1927年7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原注

〔22〕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80—295页。

〔23〕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24〕从国民党左派观点来看的这个事件和这个时期的一个有趣的叙述，见唐良礼（译音）著《中国革命内幕史》（1930年伦敦）。——原注

〔2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5—139页。

〔26〕《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见《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甲第5集，第104—112页。——原注

〔27〕潘心源：《湘东各县综合性的报告》，1927年7月2日。——原注

〔2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7—138页。——原注

〔29〕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原注

〔30〕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96—299页。

〔31〕据何长工回忆。——原注

〔32〕据何长工回忆。——原注

〔33〕黄少群、张培林：《毛泽东的独特创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页。

〔3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24页。——原注

〔35〕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原注

〔36〕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原注

〔37〕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301—303页。

〔3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62—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