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局到了1927年7月，汪蒋合流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后关头。在毛泽东心中，一个积蕴在脑际的思想，越来越清晰可见。7月初，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历史过了很久，人们才明白，这是一条崭新道路的初始点。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段往事时说：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古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1926年3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1926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我〔23〕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再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泽东说，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24〕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当然，武汉的大失败，后来成了俄国国内在世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斗争的焦点。在这个阶段以后，俄国反对派被摧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被弄臭，苏联开始认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它由此出发，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产党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毛泽东也并不认为反革命在1927年会被打败，“但是，苏维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规模展开，就可能有一个后来无论如何不会被消灭的根据地……”。〔25〕

白色恐怖很快蔓延到长沙。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组织、省农协遭到极大破坏。毛泽东紧急回到湖南，部署各级组织迅速转入地下。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马日事变”后，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下。至6月底，工会农协干部及国民党左派被杀者500人以上。原来从事工运、农运、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员无法立足，原中共湖南省委主要成员已隐蔽转移，群龙无首，急需强有力的领导；又基层党员对原省委在事变后畏缩犹豫极为不满，纷纷要求毛泽东回湘。6月下旬，毛泽东自告奋勇，征得中央批准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暂避武汉的湘省工会农协干部，亦大批回湘，转入地下工作。

毛泽东回湘后，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沙、湘潭、衡山农村奔走，了解工农情绪、工农武装情况，恢复党、工会、农协组织，并将党、工会、农协的工作转入地下。

6月26日，唐生智回长沙。欢迎他的既有何键特使余湘三等策动的歹徒，也有中共长沙市基层支部组织的工农群众。唐到长沙，即被余湘三、张翼鹏、王东原等所左右，不几日，唐生智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支持下，悍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五人，并企图危害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政权的旗帜，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建立以徐特立为首的国民党秘密省党部；指出“我们的总策略是坚决地留在国民党内奋斗，发展并领导左派群众，与其动摇分子或右派领袖奋斗”；重组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使广大工农团聚在秘密工会、农协之下；恢复各地党组织，健全领导力量，党的组织发展要深入群众，特别是农村；要洗刷动摇变节分子，提拔“马日事变”以来的坚定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在工农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要设法保存武装，“首先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26〕

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工作计划”，确定“我们的人力、财力应集中于重要的县份，如长沙、湘潭、醴陵、湘乡、平江、浏阳、岳阳、湘阴、宁乡、安化、益阳、常德、南县、华容、衡阳、衡山、耒阳、郴州、宜章、汝城、宝庆等县，首先在这些地方重新组织县委或中心县委。对工农武装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三种安排：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待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的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土内，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同时，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并且秘密地从事武装训练”。还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省委做出如上部署后，又曾“不下数十次”通知，告各地党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而且派了许多人下去督促执行。据潘心源报告记载：“我们在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1日），省委又派郭静茄（郭亮）由平来浏，……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的主张。”〔27〕夏明翰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吹大擂的错误，除将所有警兵改为工人，排长改同志外，还找了一灰色同志充当安源煤矿保安科长；毛简青被派回平江任县委书记，把县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湘潭西乡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咏泉率领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农军由喻东生、谢南岭统率撤到沩山，并于6月29日发动了沩山起义；宜章、郴州、资兴农军由陈东日、武文元指挥，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军及广东惠潮梅农军会合；醴陵全部工农武装撤至安源，与安源工人武装会合。这样，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两千支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军，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农军，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推翻唐生智的活动，引起了唐生智的嫉恨。唐急电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请求处置办法。陈独秀得知消息，命令毛泽东速回武汉。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追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28〕

毛泽东对湖南的工作做出全盘规划，特别是对工农武装做出安置后，于7月初去武汉参加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等。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曾有多次发言。当陈独秀提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人改组农协时，毛泽东认为“派一左派同志为好”。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提出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指出：这可不行。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为此，毛泽东还主张办军事“训练班”。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和“迅速发展乡村中党”。〔29〕这两位老同学、老战友在挽救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思想认识完全一致。〔30〕

这次湖南之行，使毛泽东痛切地感受到，革命已经暂时走向低潮，当务之急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以待东山再起。这促使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提出“上山”的思想。

黄少群、张培林在《毛泽东的独特创造》一书中写道：

据老同志回忆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在有关谈话和党的会议上曾有三次提出农民自卫武装“上山”的问题。

第一次：“马日事变”后，湖南一些工作同志跑到汉口，向党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痛诉机会主义政策的错误，因为不让大力发展工农武装，致遭受许克祥等反革命屠杀时无力还击，力陈今后一定要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的武装。〔31〕毛泽东此时刚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在武汉开完了联席会议。这个会议针对当前的险恶形势，积极主张深入开展农民土地革命，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和工农政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先决条件，制订了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把它送交党中央和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这个提案在党的“五大”上被陈独秀否决了）。湖南同志的反映和他的思想完全一致。所以他听了以后立即表示，完全赞成他们武装工农的主张。他在和他们谈到工农武装现时的出路时，提出了“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32〕的响亮口号。这最早提出的“上山下湖”的思想，是与他自1925年以来所一贯主张的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发展农民武装斗争的思想相一致的，可以看作是他的关于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移向农村的天才的、创造性构想的初步萌芽。

第二次：6月下旬，毛泽东受中共中央任命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他针对当时武汉政府收缴工农自卫军枪械、解散工农武装的情况，对湖南工农武装的去向问题做出三种安排：一种是改成挨户团，用合法形式保存下来；一种是已经暴露的（不能以合法形式存在的）就上山；一种是主观力量不足，把枪支埋下来。对这三种办法，毛泽东虽未加区分，但从他一个月前刚号召“上山下湖”、这次又提出“上山”的思想来看，无疑他是侧重于工农武装要走“上山之路”的。

第三次：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仅10天，就又奉调回中央。7月4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明确提出“上山”思想，将“上山”作为农民自卫武装最好的出路之一加以强调，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对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想进一步做点剖析。

这次会议的出席者有9人：仲（仲甫，即陈独秀）、罗（罗迈，即李维汉）、毛（泽东）、中（邓中夏）、和（蔡和森）、柳（何人不详，疑为柳直荀）、周（恩来）、述之（彭述之）、特立（张国焘）。会议录有5人次发言，都出现了好几种主张。现将5人次发言顺录如下：

仲甫：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各军招兵问题，他们要办工会和农会，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众送给他们，但要保存着与农会的关系，以维持其阶级性革命性。……

毛：省农协二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给养可以卖炮。

特立：以为可以上山，但不必与C.P发生关系，可以打富济贫。

仲甫：不能如此。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党部应用大力来做。

毛：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这次会议未见有正式结论，但从开会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主张和陈独秀、张国焘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陈独秀的本质思想是将农民武装交给国民党新军阀或藏枪解散队伍，共产党的手里不要再保存武力。他两次发言都着重强调各省党部要“特别注意”和“用大力来做”招兵工作。这正是他“二次革命论”思想的反映；所谓“维持其阶级性革命性”，在队伍已交出去的情况下，也只是“等待下次革命”的同义语。在这次会议前的一周，即6月28日，他刚刚迫使湖北省总工会下令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向武汉汪精卫政府交出了所有枪械，这一行动正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思想的一个注脚。他虽然也说了“可以上山”的话，但那是在进不了国民革命军、枪又“藏不了”的情况下的勉强同意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避战主义，不含任何的积极因素。张国焘则更“彻底”，他干脆主张农民武装脱离共产党（C.P）的领导，“上山”去当“打富济贫”的“山大王”，连陈独秀也连声反对：“不能如此。”总之可以看出，陈独秀、张国焘的主张，都是取消党对农民武装力量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

毛泽东的发言，没有正面批驳陈独秀和张国焘，他只是着重论证他自己的设想，他提出农民武装的出路有“两策略”，但在提出第一策略时随即加以否定，认为“此条实难办到”；第二策略他提出可以有“两路线”，但也将“上山”作为第一路线加以肯定，并对“上山”的优点做了言简意赅的论证，实际上就否定了他下面提出的第二路线：“投入军队中去”，同时也在实质上反对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陈、张的发言中都有“上山”的提法，但毛与陈、张的主张都有明显的不同。毛泽东的主张是：1．武装“上山”；2．上山的农民武装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3．上山不是消极避战，更不是去“打富济贫”，而是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准备将来进行更大的斗争。

我们从毛泽东的发言中，还可以看出他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一是他已经敏锐地看出武汉汪精卫政府会搞阴谋“事变”，所以他极力主张党的手里一定要“保存武力”，要做好准备，以便汪精卫一旦发动“事变”时，好有“办法”对付之，他强调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既是对会议的提醒，也是对陈独秀、张国焘主张的批评，表明毛泽东的头脑十分清醒。二是正因为他看出了汪精卫会搞“事变”，所以他对农民武装的出路问题，也改变了他10天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安排，即认为“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也已经是“实难办到”，而“把枪埋下来”也不是办法。最好的战略路线就是“上山”。这个思想已可看得十分清楚。当然，此时由于陈独秀还把持着党中央的领导大权，武汉政府也还未公开树起叛旗，所以党中央不可能提出武装暴动的主张，毛泽东一时也不能或不便提出这样的主张。〔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