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陋室，其实是个小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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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诗人，生活在唐代，可以说是悲喜交加。

喜的是，大唐文化氛围浓郁，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喜欢诗，知识分子普遍受人尊敬，诗人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比如李白，连个像样的学历都没有，就因为诗写得好，红遍天下，未经公务员考试，直接被破格任命为翰林待诏，陪王伴驾，尽享荣耀。后世的李荣浩曾为此羡慕感叹：“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悲的是，大唐朝诗坛群星璀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史料记载，唐朝有名有姓的诗人多达两千五百三十六人，共创作诗歌五万余首，跟这么多诗坛大咖一起混，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

被誉为“诗豪”的刘禹锡，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想在大唐诗歌界出人头地，必须剑走偏锋，创新发展，拿出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来。

于是，一首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横空出世：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竹枝词二首》（其一）

这首诗在朋友圈一经发出，立刻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点赞的同时，大家纷纷评论：郎情妾意，一语双关，可谓情诗佳作，“诗豪”要改走小清新路线了吗？

“诗王”白居易更是直言不讳，在下面留言：“老刘你这属于啥门派？为啥有一种南方民歌的感觉？”

刘禹锡扬扬得意，回复道：“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叫‘竹枝词’，正是从巴蜀民歌中演化而来，初次尝试，请多指教，谢谢。”

有四川人接着问：“听说刘老师是东都洛阳人，怎么会对我们四川民歌这么熟悉呢？是来采过风吗？”

刘禹锡没有回复，心里想：“老子在你们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你知道吗？”

壹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自称西汉中山靖王之后。没错，跟刘备是一脉。

刘禹锡家族世代为官，作为一个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官二代，刘禹锡二十一岁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连中三元，尽显学霸风采。

参加工作后，刘禹锡最初担任太子校书一职，正九品。不久，又升迁京兆府渭南县主簿，直至御史台正八品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行政级别虽然不高，但权力很大，事业上可谓前程似锦，一帆风顺。

刘禹锡在御史台的同事中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韩愈，一个叫柳宗元，三人志趣相投，过往甚密，下班后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吟诗聊八卦，日子过得快乐而充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官场上更是波谲云诡，瞬息万变，这种潇洒自在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刘禹锡就被卷进了政治旋涡，并由此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的贬谪生涯。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唐朝中期，朝廷面临两大问题：

一是宦官专权。从唐玄宗时期的高力士开始，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经过唐肃宗、唐代宗两朝，宦官干政愈演愈烈，到了唐德宗晚年，连军权都落到了宦官手里。

二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地方公然抗旨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和藩镇的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关系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五年），唐德宗驾崩，唐顺宗即位。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二人在新皇帝的支持下，决定实行政治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新政，意图打击宦官专权，解决藩镇割据，严惩贪污腐败，消除政治积弊，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

刘禹锡是坚定的改革派，很快被提拔为屯田员外郎，参与国家财税制度改革工作。那段时间里，刘禹锡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诗也不写了，和柳宗元一道，作为朝廷改革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一心扑在工作上。

改革不可避免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仅持续了一百天就宣告失败，反对派发动了宫廷政变。唐顺宗遭到软禁，被迫禅位于太子，也就是唐宪宗，改革主将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支持改革的官员都被贬到偏远落后地区任司马，而且特别注明：“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就算遇到大赦天下，也不许回来。

所以，“永贞革新”也被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

贰

这是刘禹锡的第一次被贬，地点是湖南朗州。在这里，刘禹锡度过了整整十年。

对于这次被贬，刘禹锡表现得十分豁达：“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实其常分，胡为叹惋？”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荣辱沉浮，都是人生常态，又何必叹息，正好可以趁着远离政治中心的机会，专心写写诗。

司马，是一个没有什么具体工作的闲职。这期间，刘禹锡靠写诗打发时光，与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元稹等频繁书信往来，《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那首著名的《秋词》，就是在朗州所写：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写诗之余，刘禹锡脑洞大开，居然开始思考宇宙天地万物的起源、本质与人类命运之类宏大的哲学问题，写下《天论》三篇，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的唯物主义思想，与柳宗元一道，跟持有不同观点的韩愈论战，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一般来说，积极乐观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朝廷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召刘禹锡、柳宗元等犯过路线错误的八司马回京，另行安排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喜讯，刘禹锡等人感激涕零，感谢皇恩浩**，感谢朝廷给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纷纷表决心，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新的岗位上为建设大唐盛世做出新的贡献——完全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被贬到穷乡僻壤的。

重返繁华大都市，刘禹锡心情愉悦，喜笑颜开。烟花三月，他邀请柳宗元等当年一起落难的另外七位司马到玄都观一起春游赏花。

其间，刘禹锡兴之所至，作《元和十一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大家看了都夸写得好，刘禹锡自己也很得意，将这首诗配上九张图，用滤镜精心美颜之后，发了条朋友圈。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朋友圈发出去不久，就有人跑到皇帝那里告状：这诗写得有问题啊，含沙射影，语涉讥刺，什么叫“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分明是在讥讽朝廷提拔起来的新官员，分明是对先前被贬心怀不满企图翻案，而且，八个受过处理的人聚在一起干什么？一定是在拉帮结派，搞小团伙，居心叵测，不可不防啊。

对于重新起用八司马，一些人本来就有意见，经过这么一番言语挑拨，唐宪宗十分恼火，将刚刚回京才几个月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再次贬出京城。

这真是祸从天降，刘禹锡收到通知后不禁作诗长叹道：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叁

刘禹锡二次被贬的地方更偏远——播州，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

唐朝时期的遵义不比现在，茅台酒还没有问世，仅有五百户居民，极度贫困落后，且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刘禹锡家中尚有八十岁老母需要赡养，如何经得起这般折腾。

人只有在落难的时候，才能真正认识朋友。作为同榜进士，多年的老同事，一起落难的老朋友，柳宗元挺身而出，上书朝廷，为刘禹锡鸣不平：“播非人所居，而梦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 当时柳宗元被贬广西柳州，比播州的条件稍微强点，他向朝廷申请，“以柳易播”，要跟刘禹锡互换任职地。

应该说，柳宗元等人再次被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刘禹锡那首诗的牵连，但是人家不但毫无怨言，反而伸出援手，主动要求代替刘禹锡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充分表现了高风亮节和朋友间的深厚情谊，不但让刘禹锡深受感动，连朝廷都被感动了，同意将刘禹锡的任职地改到了广东连州。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刘禹锡母亲去世，他尚未从悲痛中走出，又听到柳宗元病逝于柳州的噩耗，刘禹锡肝肠寸断，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一诗悼念：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这之后，刘禹锡回乡守孝。守孝期满，在元稹的帮助下，改任四川夔州刺史，三年后，又改任安徽和州刺史。

赴任途中，行经湖北西塞山，刘禹锡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全诗通过西晋灭吴的故事，借古讽今，感叹天下兴亡，山河依旧，物是人非。史、景、情完美融合，相得益彰，给人以苍凉悲壮，沉郁顿挫之感，被视为“唐人怀古之绝唱”。

据说，刘禹锡在担任和州刺史期间，曾受到和县县令的刁难，本来应该在公务员小区分配一套高档住宅的，县令说没有空房了，连续让他搬了三次家，最后给他安排到了五环以外的郊区，一所没有装修过的破旧不堪的小房子。在那里，刘禹锡写下了千古名篇《陋室铭》。

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刘禹锡虽然是下放官员，但刺史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比县令的级别高好几级，哪个县令敢这样刁难上级领导？

说是“陋室”，看跟什么比，跟原来京城里的深宅大院比是简陋了些，跟一般民宅比，那就是一座独门独院的小别墅。院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草坪、花园、凉亭、假山、鱼池，一应俱全，何陋之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关于这首《陋室铭》，自宋代开始就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并非刘禹锡作品，乃是后人假托之作。

至于陋室的地点，除了安徽和州之外，还有在河北定县、河南荥阳、湖南朗州等地的说法，各有根据，因年代久远，已无从判别真伪，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刘禹锡从京城下放到地方之后，生活待遇，特别是住房条件，确实有所下降。

肆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刘禹锡终于被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这一年，刘禹锡五十四岁，从初次被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年。

回乡途中，路过南京秦淮河，眼见昔日热闹繁华的朱雀桥和乌衣巷，如今野草丛生，残败不堪，不由感叹世间沧海桑田，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浮云，作《乌衣巷》一首：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路北上，在扬州，刘禹锡与从苏州回洛的白居易意外相逢。

听说老刘被调回洛阳，白居易也替他高兴，当晚为老刘摆酒贺喜。席间，二人谈起这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唏嘘不已，白居易当场赋诗一首：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筯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知道你是因为才学名望遭人嫉恨才落到这步田地的，但是，为此失去了二十三年的大好时光，你这也太倒霉了吧。

刘禹锡听罢，微微一笑，天空飘来六个字儿——这都不算事儿，当即提笔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回应：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呐，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我干了，你随意。

伍

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刘禹锡改任主客郎中。三月，刘禹锡故地重游，再次来到长安玄都观，想到十二年前自己因在此作诗而被权贵诽谤，遭到贬谪，不禁感慨万千，又挥笔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刘禹锡又回来了！

什么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就是。上次就是因为在这里写诗出的事，一点不长记性。

因为这句“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次犯了忌讳，不久，刘禹锡第三次被贬出京，任苏州刺史。

不过，这对刘禹锡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早已习惯了接连不断的贬谪生涯，也早已习惯了南方的生活，而且，苏州与之前任职的那几个地方不一样，是富庶之地，生性豁达的刘禹锡觉得也挺好。

刚一到任，曾担任过司空一职的扬州节度使、大诗人李绅就热情地为刘禹锡接风洗尘。

李绅跟白居易、元稹都是好朋友，曾跟元、白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后来官至宰相。

李绅最著名的诗就是我们从小都会背的那首《悯农 》：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寥寥数语，饱含对底层农民的深切同情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洋溢着满满的正能量。

其实，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史料记载，李绅生活腐化堕落，随着官职的不断升迁，“渐次豪奢”，一顿饭动辄花费几千甚至上万。

这次请刘禹锡吃饭，李绅更是下了血本，特邀江南名厨主理，河豚鱼翅炖雪蛤，辽参干鲍大龙虾，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席间，莺歌燕舞，极尽奢华。

在贫困地区任职多年的刘禹锡哪见过这种场面，一时百感交集，当场赋诗一首：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种排场李司空想必是见惯了的，我刘禹锡小地方来的，还真有点不适应，你这也太腐败了吧？！

成语“司空见惯”，就是来源于此。

李绅说：“老刘，你这就不对了，我这还不是为了给你接风吗？来，喝酒。”

陆

刘禹锡一生虽历尽坎坷，却个性乐观豁达，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也是雄浑壮阔、豪迈奔放，故有“诗豪”的美誉。后世评价其以“雄浑老苍，沉着痛快”为诗风之“豪”，以“精华老而不竭”为人品之“豪”。

对于洛阳人来说，刘禹锡在《赏牡丹》一诗中写下的那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更是脍炙人口，成为历代歌咏牡丹诗词中的极品。

刘禹锡一生多次被贬南方，江南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那些年，他广泛收集民间歌谣，然后仿照民歌的格调，创作了一大批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民歌体诗，比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踏歌词》《白鹭儿》《浪淘沙词》等，为大唐诗坛吹来一股难得的清新之风。

直到晚年，刘禹锡才被再次调回洛阳，与同样赋闲在家的白居易、裴度、韦应物等诗友终日聚会宴饮，应答酬唱。

远离政治中心，回归诗人本色之后，刘禹锡的日子倒是过得潇洒安逸。

这首《酬乐天咏老见示》，正是刘禹锡晚年生活与心态的真实写照：

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当时，刘禹锡和白居易同是垂暮之年，并且都患有足疾、眼疾，不免同病相怜。但刘禹锡对生死早已看淡，从容面对，泰然自若，结尾“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两句，尤其为人称道，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刘禹锡病逝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葬于河南荥阳。

去世前，刘禹锡自己给自己写了墓志铭：

不夭不贱，天之祺兮。

重屯累厄，数之奇兮。

天与所长，不使施兮。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

寝于北牖，尽所期兮。

葬近大墓，如生时兮。

魂无不之，庸讵知兮。

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我这一辈子啊，过得确实不太顺利。但是，我觉得值了，至少问心无愧，至于说死后的事情，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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