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羲之（303—361年，一作321—379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在王、谢两大家族中的一众王家子弟里，王羲之的功业、地位其实并不是很突出，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在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特殊选拔制度下，他这些职位，还不足以比肩其他人，以至于史书上都没有记下他的生卒年，至今仍不能确定，在《古文观止》的一系列作者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尤其是到了魏晋时代。但是，这不影响他的名气之大。他的书法，还有他一生中经历的那些故事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在王羲之的那些故事中，很多当时的名门望族子弟，都友情出演，做了他的背景。比如“东床快婿”里的那些王家子弟，又如他的堂伯父丞相王导、堂伯父大将军王敦，再如好友丞相谢安，大名士周 （左岂右页）、支道林等，东晋一朝的风流人物，几乎与他都有交集。有这些名人背书，想不出名，难呀！

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在仕途之外，他赢得了更大的尊重。他的一举一动，比如入木三分、书成换鹅、竹扇题字等，都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流之举！

但是，我想说：一篇《兰亭集序》足矣！

【原文】

永和九年(157)，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158)之兰亭，修禊事也(159)。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160)。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161)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162)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163)。虽趣舍万殊(164)，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165)。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166)，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167)，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168)。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思维式古文解读】

动魄的不仅仅是书法——《兰亭集序》

353年的这篇《兰亭集序》非常出色，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篇文章出色的原因和别的文章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首先是一幅书法作品。“东床快婿”王羲之作为书圣，他的书法出神入化，“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文章多是因为书法而闻名。

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一

353年的春天似乎有点不一般，那是在真正的江南之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时刻，有一支队伍聚集到会稽山阴的兰亭，王羲之核对过具体的人数，一共41个人。当时在座的人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次原本因为祭祀而举办的普通聚会，竟然会成为一件大事，此后的很多年，人们还会提起。历史的伟大力量在于我们的一次偶然行为，只要踩对了节点，就会成为里程碑，而里程碑上的人，一不小心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小小兰亭，天大文章。

王羲之就在这群人中，有可能还是孤独的。为何孤独？

莫急，我们需要娓娓道来。

这个派对，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古人却觉得其乐融融。“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就是这样描述这次聚会的。言语不多，但是韵味十足。

曲水流觞，本是传统习俗，后来发展成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一种雅事。夏历的三月上巳日，人们举行祓禊（fúxì）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意为除去灾祸不吉。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曾经大胆地推断：“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流波’。”也就是说，天地为席，一道流水，若干酒杯，两排列坐的人，就构成了一场气氛轻松、雅趣十足的大型活动，这里没有灯光，不需要舞乐，一个眼神，几声说笑，如是而已。东晋士人的那种清修雅致，宛如三月清风，没有妖冶，只有素朴。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在天气清爽的情况下，吹吹风，看看天，想想宇宙，谈谈人生，让内心的感情来微调生活，让大自然过滤尘俗，这才是本次聚会的主旋律。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讲了两种人生之乐，他说人与人相互交往，很快便度过一生，靠的就是这两种乐趣：有的人在室内畅谈自己的胸怀抱负，有的人寄托情怀于自己所爱好的事物，放纵无羁地生活。虽然各有各的爱好，安静与躁动各不相同，但当人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竟然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

不过，一旦放开心情，看着这宇宙天地的无穷，万事万物的美妙和谐，人自然就想到了世俗的快乐，而世俗的快乐一旦结束，这些美好体验所引发的兴尽悲来，立刻就成为对人生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无法面对生死的那种困顿，凝聚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慨与忧伤。原因也很简单：“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很多人都有暗自神伤的时刻，尽管能在快乐中忘记一切，但终究还是要醒来面对现实。这时，才知道生死才是人世间最大的事情。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王羲之云：“死生亦大矣。”这就是王羲之对生死的态度，好好活，好好过，有意义，有价值，不能白来世上一遭。

然而，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谈论生死的呢？“一死生，齐彭殇”这六个字的意思是死生无区别，本来就是一桩事；寿命长短有何异，人生得失须看穿。要知道，晋朝人对道家的研究已经接近极致，而道家的思想，充满了生与死的辩证。这六个字，就是道家的精要。既然生生死死、寿命短长都无所谓了，那么人生在世，何必奔忙劳苦，何必奋争进取，不如谈天说地，了此一生。就这样的一个风气，形成了魏晋的清谈之风。《古文观止》的作者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都禁不住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

一般人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三观，而王羲之有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这五观。只不过他的五观与当时很多人的五观压根儿就不一样，这些人与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努力进取，即便有时分不清理想与欲望。那就是说，王羲之的观点“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自然少有应和。不过吴氏叔侄说：“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他们用这种方式为王羲之打气，可见他们也读出了王羲之的孤独。这孤独也许就像萧敬腾的一句歌词：“城市里车水马龙，我却一个人徘徊。”

所以，没有志同道合之士，我们看到的王羲之是孤独的。

二

那我们是不是都站在王羲之这一边？也未必。

魏晋人喜欢谈玄论道，讨论生死。他们非常享受生活，又懂得与自然和平相处，他们非常有个性，有时候个性还非常张扬。比如建安七子，比如竹林七贤，大家见识过了嵇康、阮籍、刘伶这样的人物，估计对他们已经大体有了印象。嵇康，曹操的曾孙女婿，天下一等一的学者、音乐家，每天跑去打铁；阮籍，世胄大家，要么喝酒喝个半死，一醉六十天，要么坐车漫无目的地闲逛，路穷而哭；还有刘伶，整天搞行为艺术；等等。

对待生死，他们的艺术感就更强了。这里先说他们崇拜的一个故事：庄子鼓盆。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惠施）前往庄子家吊唁，只见庄子叉开两腿，像个簸箕似的坐在地上，一边敲打着瓦缶一边唱着歌，好像在说：“我老婆终于死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的夫妻关系早已破裂。庄子的好朋友惠子，也就是曾经和庄子为了一条鱼是否高兴发生争论的那个人，他就这样想，他说：“你的妻子和你一起生活，生儿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你不哭泣也就算了，竟然敲着瓦缶唱歌，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对，我妻子初死之时，我怎能不感慨伤心呢！然而想到她开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仅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曾具有形体，不仅不曾具有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气息，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变化而有了气息，气息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去的她将静静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呜呜地随之而啼哭，自认为这是不能通达天命，于是就停止了哭泣。”（《庄子·至乐》）通俗地说就是，庄子认为妻子先行一步是天道的要求，妻子死去，相当于又回归了自然，这是他羡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悲伤呢？他用击盆的方式来庆祝，为他妻子祝福，这就是庄子。

而这样的庄子，就是包括王谢子弟在内的魏晋士人的偶像。

不过，很少有人去想为何会这样。

汉末到两晋，这个世界告诉人们什么道理呢？生命不确定，生命如蝼蚁。鲁迅先生说，封建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此言极是。在战争当中，自以为能掌握命运的人们发现个人是那样无力，他们内心自然会产生“人生一场空”的悲哀。

哪怕是没有战争的时候，由于汉末到东晋之间频繁地改朝换代，夹在其间的人，尤其是士人，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命到底由谁主宰。这些士人作为时代的精英，拥有时代最多的资源与最大的力量，命运却是这样不确定，所以，心情可以理解。朝不虑夕，人命危浅，世事无常——本来是佛家的一些理论，竟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经过这一场场惊吓，神经被折磨得脆弱不堪，死亡最容易摧毁在死亡边缘而不死的人的意志。比如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经到达刑场，沙皇下令杀死他，枪响了，经历了各种人生的挣扎，准备求得解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睁开眼，他发现身边的人都死了，而他没有死——刽子手按照沙皇的命令，放的是空枪。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生者，从此崩溃了，余生都活在痛苦的阴影中。相类似地，《古诗十九首》中的士人，无论如何策马，如何宴乐，调子却总是悲凉的，其原因也在这里。“生命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王羲之自己也无法否认这种感慨，他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他的感觉也是“岂不痛哉”。这种悲凉与无力感，是很多时代的共性，只不过魏晋时代每天都有这样的案例，所以魏晋人故意把生死等同，故意忘记生命短长的区别，只不过是为了在今生的世界里不日日断肠。

可见，魏晋人喜欢谈玄论道、讨论生死很正常，世人皆有这样的忧思。

不同的是，它不等同于堕落。

有些魏晋士人也许没为国家做出太多的贡献，也没有崛起的意志，不再像儒士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他们的奋争没有根本地改变什么，反而使自己陷入一种对命运更深刻的怀疑之中。就像在沼泽里，不挣扎，还能多呼吸几口空气，一旦挣扎了，反而很快就会沉没。换句话说，他们没有重整山河的想法和精神动力。

但是这帮“废青”，也不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汲汲于富贵和名利，生死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那么名利又有何干呢？所以即使在王谢这种权贵家族，有些人过得也异常朴素，甚至对财富金银不屑一顾。在九品中正制的时期，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出生就天然占有了很多东西，但还是有人学会了放下，这是后世很多时代都无法做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士人淡化了物质，强调了精神的追求、信仰的满足，这是历代少有的一种盛况。魏晋时代的自觉、反省，是要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的系列问题，还没有一个朝代能问出这么深刻的问题。这场集会的人问了，更重要的是，“少长咸集”，很多孩子也成为这场精神运动的参与者，忘情、凝神地去参加讨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感觉到另一重诧异：为何汉末到两晋，明明是一个乱得不得了的时代，却成了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时代之一？

在儒家、道家、释家合流的东晋，人们在鲜血与刀影中，在生命的困顿与无常中，只要有片刻的安宁，也要回归一种正常的思考，那就是对人自身的思考。张扬的个性压倒了厚实的集体主义，朝廷的宣传教化对他们来说是空前无力的。他们释放了自己，燃出自己的热度，照亮天下和宇宙。

人不接触生死，就很难去专门考虑自己是如何存在的。回看“一生死，齐彭殇”，如果能像彭祖一样活800岁，我也不羡慕；突然逝去，我也不悲伤。这些看似消极的东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面，依然能够净化人心，让人们对功利和世俗敬而远之，获得一次自我进化和觉醒，看到人自己该是什么样子的，也算给民族树立了一个标杆，填补了空白。

在《兰亭集序》中，我们最起码清楚地看到了那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两种影像：一种是积极有为；另一种是淡泊名利，回归自我。王羲之反对没有意义的生命，但是对生命的意义，人们有不同的定义。所以，赞同或反对王羲之都是一种思考的态度。

当然，就这篇文章而言，它告诉我们，有这么一群人，在永和九年春，做了一个宣言：

在今世的天地，活出彼世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