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贝多芬

（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的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好似“美杜莎(1)头上的乱蛇”(2)。他的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狂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3)。平时既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候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4)。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下巴的左边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5)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6)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狂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7)。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于“李尔王”(8)。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间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9)。父亲是一个不聪明且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像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钉在扬琴(10)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11)她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上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12)。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13)。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此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地，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总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14)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洲，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15)。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16)。在预约者的名单中(17)，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18)，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19)。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20)。无疑地，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年与一七九七年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另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来，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21)。在那些谈话里，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于介朗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拿巴充满着野心的火焰(22)。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笔直，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整个人应当显示出来了。”(23)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24)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25)。耳朵日夜作响；他的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至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誓要规避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26)

他写信给韦格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27)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28)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尤其是作品第一号（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鸣曲中的Largo（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〇〇）、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一八〇〇），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天真。无疑地，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奏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年轻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谐谑曲）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29)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30)。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强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愉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31)。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一八〇二）而闻名于世的(32)。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33)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34)。——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癫厥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35)。这是惨痛至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36)。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37)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着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作品第四十八号）(38)。至于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曲》，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39)。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40)。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41)……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官；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〇四）(42)，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一八〇五—一八〇八）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使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〇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〇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43)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〇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冈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44)。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菲岱里奥》(45)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于兰将军，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46)，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舍恩布伦(47)。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绝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〇六年五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48)。她很早就爱上了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一八〇六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49)

“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50)；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一八〇六年五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51)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策(52)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有些近视之外(53)。在梅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蒂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的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〇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那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一八〇八）(54)。还有他自认为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热情奏鸣曲》（一八〇七），为他题献给特雷泽的(55)。申德勒问贝多芬：“你的D小调奏鸣曲和F小调奏鸣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贝多芬答道：“请你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去吧！”贝多芬《第十七钢琴奏鸣曲》（D小调，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别名《暴风雨奏鸣曲》即由此来。《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F小调，作品第五十七号）的别名《热情奏鸣曲》，是出版家克兰兹所加，这首奏鸣曲创作于一八〇四至一八〇五年，一八〇七年出版，贝多芬把这首奏鸣曲题献给特雷泽的哥哥弗兰茨·冯·布伦瑞克伯爵。作品第七十八号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奏鸣曲（一八〇九），也是献给特雷泽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奏鸣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曾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起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吧……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56)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愤世嫉俗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还爱着贝多芬(57)。

一八一六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上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特雷泽曾把她的肖像赠予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58)T．B．”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美，这样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的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59)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命运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〇年，他重新变得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60)。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话(61)。贝蒂娜·布伦塔诺(62)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63)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歌德的天才(64)；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65)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66)。我们远远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衣的纽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67)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68)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69)。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策尔特惶骇的爆发(70)，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71)。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佛兰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曲》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内，力量固没有这样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72)。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将他看作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申德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73)。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主面前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74)写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别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布莱修斯·赫弗尔依着弗朗索瓦·勒特龙的素描所做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弗兰兹·克莱因塑的脸型（Masque），活泼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75)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76)。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1808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77)。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那么丰富，我们也不该抹杀那边常有一班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金斯基亲王，答应致送他四千弗洛令(78)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所趋的是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79)。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布科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受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80)。从此他孤独了(81)。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82)。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来。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83)。关于一八二二年《菲岱里奥》预奏会的经过，有申德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了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全局都紊乱了。经常地，乐队指挥乌姆劳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换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84)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曲》(85)时，他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素，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86)，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87)。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安慰(88)。他被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作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作品第一〇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施波尔(89)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90)。他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杜加至四十杜加(91)。加利钦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