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之才在惠州处置完公事就到新州去了。送走老朋友，苏学士仍然隐居嘉祐寺过那平平静静的日子。

这天朝云扶着苏夫子从嘉祐寺出来，经过永福寺，一直走到丰山脚下，前面就是丰湖的湖口。隐约听得人声嘈杂，走过去一看，靠岸处立着一道堤埂，堤埂上架起两部龙骨水车，两个人站在水车上头“哗哗”地车水，一边高声说笑。

苏学士孩子脾气，好奇心重，不知道这些人在湖口上往湖里车水是什么意思，站着看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这片堤埂圈出一片几十亩的水塘。这里是湖口，水浅，岸边杂树横生，是个聚鱼的地方。水塘向湖的一面开着几个闸门。如今闸门都被人关上，水塘和丰湖分成两半，这两个人正把水塘里的水抽进丰湖，大概是捉鱼的。

苏学士在嘉祐寺里住了一年，经常看到渔船在丰湖里捕鱼，可像这样围一个池塘车水捕鱼倒是头回看见。走到塘边看看，见塘水已被抽得只剩尺把深了，却看不到塘里有鱼，也不知这些人忙碌半天有没有收获。朝云早等得不耐烦，在边上扯他的袖子，苏学士只得转身走开。

这天两人在山边转了一圈，走得双腿发酸，浑身出汗，朝云这才扶着他慢慢走回来。又经过丰湖前的池塘，老远就听到吆喝声不绝于耳，苏轼忙跑来看，见池塘里的水抽得差不多了，满地烂泥，几个渔人每人腰上系个犊鼻裈，手里拿一把带倒钩的三股叉站在泥里，只要看到泥水中一动，立刻举起叉猛捅过去，三两下就从泥里叉出一条鱼来，在铁叉上扑楞楞地挣扎，鲜血四溅，渔人把这鱼丢进一只竹筐里，回身又在泥里到处乱叉乱找。

上了年纪的人心思和年轻人不同。苏学士这年恰好六十整寿，身体也不是很健壮，时常有些病痛，看了这残酷的场面止不住心里难过。不想有个打鱼的看苏轼站在水边发愣，以为他要买鱼，手里叉着鱼过来问他，苏轼听不懂当地人的话，正犹豫着，那人把叉一甩，一条活鱼直滚到苏学士脚边，鱼血和烂泥溅在苏学士裤脚上，朝云忙拉着苏轼退开两步，眼睁睁看着那鱼在乱草中挣扎，血流如注……

回到嘉祐寺，东坡居士在竹榻上坐着发愣。朝云知道他的心思，就在边上说：“大人还想那些鱼呢？”

苏轼叹一口气：“种田、打鱼甚至屠宰行当皆是活命手段，打鱼的人难免杀生，可像他们那样断湖抽水、竭泽而鱼，实在残忍……”

朝云在边上补了一句：“就像朝廷里那些当官的一样。”

朝云真是苏学士的知已，她这一句话把苏轼的意思补全了。

苏轼看人捉鱼而伤感，一来竭泽而渔确实过分；二则鲜血淋漓人心不忍；三来也是想起朝廷那些残酷倾轧，心里有些惶惶然了。

神宗用王安石，把旧臣贬得一个不剩；太皇太后用司马光，把“三司系”贬得一个不剩；哲宗用章惇、蔡京，又把“元祐党”贬得一个不剩。三场屠戮，全都是“竭泽而渔”！也就三十年功夫，朝廷尽毁。强敌虎视之下，这个疯狂混乱的国家还能不能维持？谁都不知道了。

苏轼是个读圣贤书的，虽然落魄至此，“克已复礼”还在他心里装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还在他脑子里记着。虽然做不到了，难免还要想。越想越伤感，越想越绝望，忽然掉下几滴眼泪来。朝云忙上前搂着他的肩膀，拿手帕给他擦眼泪，在耳边细细问他：“大人这是怎么了？”

东坡居士的意志已经磨练得十分坚韧，可他的心仍然敏感脆弱。如今一时动念，片刻就过去了，握着朝云的手轻轻捏了一下，笑着说：“没什么。”起身拿过纸笔写了一首：

“幽人白骨观，大士甘露灭。

根尘各清净，心境两奇绝。

真源未纯熟，习气余陋劣。

譬如已放鹰，中夜时掣绁。”

东坡居士慧根虽深，挂碍益多，似得不得，将悟未悟，所以有这首诗。朝云看了一遍，口中轻声念道：“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一切法无自性，故法无有我，既无有我，故无造罪者，亦无受报者。然无性故能随缘，随善缘则有善业报，随恶缘便有恶业报，故曰：善恶之业亦不亡。”

东坡居士所说的“甘露灭”是寂灭之相，十分深奥。朝云自然不能参透。然而朝云学佛多年，也有所悟，就以自己所知念诵《维摩诘经》给苏轼做印证，虽不能得，也是安慰。

听了这几句淡淡的经文，苏轼心中块垒消解半数，觉得松快多了。拉着朝云的手儿让她坐在身边，半天忽然说：“你不要走。”

朝云微微一愣：“我到哪去？”

苏学士揽过朝云细瘦的肩膀，在她耳边轻声说：“哪儿也不要去，只在这里陪我。”

朝云把头倚在丈夫肩上：“我要是走了呢？”

“我必追到天涯海角捉你回来！”

朝云把身子埋在苏轼怀里，仰起头笑着问他：“我要是飞到天上去了呢？”

这一问，苏学士竟无法回答了，只得把朝云搂得更紧些，口中念道：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东坡居士送给朝云的好诗很多，未必“要书裙带”。然而山下那个捕鱼的池塘他却不能不理会。

自从看见那帮人竭泽而渔，后来苏轼从永福寺这条路下山常常遇见他们，不是在池边抽水，就是在池底叉鱼！苏轼不知这些人为什么总在这里做这丑恶的事，就问永福寺的海会大和尚。和尚告诉他：“丰湖出于东江，湖里鱼多，山下这一处地势曲折，树木丛生，水也浅，正是丰湖的‘瓶子口儿’，就有人在这里买了水面，砌了塘坝，专门等丰湖的鱼游进来，然后堵口抽水，叉鱼卖钱。这些人每几天就来一次，多的时候能捉几十斤鱼，有时候也未必有收获。”

苏轼愤愤地说：“若是撒网捕鱼就罢了，如此抽水取鱼实为不仁！”

海会和尚摇摇头：“贫僧也是这样想。可池塘是人家的，咱们没办法。”

苏学士有血性，心又热，听了和尚这话忽然想到：“大师说这池塘是有主之物？不知是何人的，他肯不肯卖？”见海会满脸不解，忙说，“我在杭州做知府时，当地有一个西湖，水面比丰湖还大，杭州百姓都把西湖当成放生池，湖中所养金鳞多至无数，成了东南一大景致。我当时就主持过放生的法会，眼看着百姓往湖中放生数十万尾，又有高僧大德亲来主持，于宣扬释法有莫大功德。永福寺是座大禅林，大和尚若能依着杭州的办法在丰湖里建一个放生池，每年召集信众来此放生，功德无量。”

苏轼这个建议真说到海会和尚心坎儿里去了：“施主有这样的胸襟，贫僧哪能不尽力？我找人打听打听，若能办，就把放生池办起来！”

在永福寺山脚下建放生池，对庙里大有好处。可大和尚称赞苏夫子的“胸襟”，听这意思，买地筑池的钱似乎要靠苏学士贡献。眼下苏家是什么情况？哪有这笔钱！

但苏轼的话已说出口，收不回来了。只能先答应下来吧。

偏在这时，詹范提了壶酒到嘉祐寺来做客，席间对苏轼提出：想请苏家搬回合江楼去住。

苏轼刚到惠州时詹知府留他在合江楼住，是喜欢苏夫子的大名，有心和他结交。后来听说程之才来了，知道苏程两家有旧怨，怕惹事，又把苏夫子请出合江楼。如今他又来搬请，是因为程之才走后不放心，给詹范来了信，请他好生照顾苏夫子，信中恰巧提到：合江楼风景甚好，若能让苏家住于此处，感激不尽……

早前知府让苏家搬进合江楼，苏轼很知他的情，后来知府又“请”他们搬走，苏轼并没计较。现在詹知府亲自来请苏轼再搬回合江楼，苏轼却嫌麻烦，不愿意。可詹范受提刑大人所求，生怕苏轼不肯搬回，程之才听说了要误会自己，再三力邀，苏轼无奈，只得答应了。

苏家搬出嘉祐寺后没几天，海会和尚亲自找到合江楼来，告诉苏夫子：丰湖口池塘的主人找到了，经过再三商量，对方答应以五十贯卖出池塘。

五十贯钱买这么一大片水面，真不算贵。可五十贯钱对贬到惠州的苏家来说实在是笔巨款。要依苏轼的意思，硬凑也得凑出来！可朝云却有别的想法，就劝他说：“建放生池是个天大的功德，而且花费不多，大人何不与程之才和二老爷商量一下，大家共同出钱办这个事？”

建放生池是大功德，但朝云让苏轼向苏辙和程之才要钱，“做功德”是次要的，主要是想给家里减少负担。因为苏辙从元祐元年回京，前后当了八年京官，他的夫人史氏又很会过日子，如今虽然贬了官，手头比兄长富裕得多；程之才家大业大，更不用说。若这两人各自出些钱，苏学士也拿一笔钱，凑成五十贯，大家都有功德，同沾雨露，苏家也不至于因为建放生池而破产，一举两得，也是好事。

朝云是过日子的人，当然把账算得细。苏学士大大咧咧，根本想不到这些，只被朝云哄着，以为这个大功德分与兄长、弟弟，皆大欢喜。真就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苏辙，一封寄给程之才，向两位亲人各自“化缘”十五贯。

十五贯钱对苏辙、程之才不是大数目，这两笔钱不久都到了。苏学士一人出二十贯钱，虽然心疼，也还能凑合。于是拿钱买下丰湖湖口的池塘，把那条堤埂削低两尺，使之没于水下，游鱼自由出入。在岸边砌了个平台，供善男信女放生之用。

放生池已经建成，苏学士就请海会大和尚出来主持法事。为了扩大影响，海会和尚又约了丰湖对岸栖禅寺住持希固大和尚一起做法事。当时有信众数百人参与，放生几千尾。百姓们渐渐也知道了这个地方，来此放生祈福的人不少。可过了个把月，放生的事渐渐冷下来了。

这时苏轼已经不在嘉祐寺里住，放生池这里有没有人来放生，苏学士并未注意。在他想来，放生池就在永福寺外，庙里的和尚们自然会照看，至于苏轼，无非偶尔在集市上买几条活鱼，和朝云一起到这里放生而已。直到希固和尚找上门来，对他说：“施主在丰湖建放生池，好大一场功德！然而响应之人不多，咱们也该想想办法。”

建放生池，对苏轼已经很不容易，要号召信众都来放生，这事他可办不到，只得说：“我只是个犯罪的官员，不敢出来号召百姓，以免上面的人误会。”

希固和尚忙说：“贫僧并非此意。惠州百姓不愿到丰湖来放生，主要是因为丰湖狭长，这放生池在湖口上，已经钻进山肚子里去了，放生的人来去极不方便。而且丰湖这个‘不方便’已经多年，地方绅士也找官府商量过，想拨一笔钱，在湖两岸修一道堤，建一座桥，使百姓能在丰湖上任意来去。可几十年也拿不到修堤的钱。大人和知府是朋友，能否帮着说说话？”

丰湖上修堤建桥方便百姓，确实是大好事。可苏轼和惠州知府詹范并没有这么熟，不禁十分为难。半天才问：“修堤修桥一共要用多少钱？”

希固说：“丰湖不深，堤、桥都好修，贫僧估计有三千贯就够了。”

当询问修堤费用的时候苏轼已经想起一件事来。听说要用三千贯，就点头道：“大师稍坐，我去去就来。”出去片刻，拿着一条腰带回来，送到希固面前，“这是当年我任礼部尚书时陛下钦赐的，如今我犯罪在此，不敢佩戴，若能将其售出，或许能值几百贯。”

见了这条犀带希固和尚十分惊讶，连连道谢，捧着犀带告辞而去。一个月后又来拜访，告诉苏轼：犀带被富商购去，得钱一千贯！

——东坡居士就是这么个怪人，一千贯的犀带捐出去修桥，自己在家啃羊骨头！

听说犀带卖了大价钱，已经够修半个堤了，苏轼也很高兴，就去找了知府詹范和永福寺的海会和尚，想请知府大人挑头、两位大和尚出力，在惠州尽力筹款把堤、桥修起来。一时高兴，又给弟弟苏辙写了封信，请苏辙看着帮点儿忙。

然而苏学士万万想不到，苏辙得信后很快派人送来黄金五十两，可换钱一千贯。

苏辙捐出的金子是做尚书右丞时哲宗皇帝赏赐给他的。但这个皇帝令人失望至极，苏辙对“赏赐”之物也没兴趣。自己拿着挥霍没意思，不如捐出来给老百姓办点实事，也算给哲宗皇帝祈福吧。

虽然以哲宗的品性，祈福也没用……

两位被贬官的苏学士，转眼功夫竟为惠州人凑出两千贯钱来！这一下惠州全城轰动，凡有钱有力的官绅商贾纷纷出来捐款，所得款项大大超过预期。于是知府詹范领头，由栖禅寺方丈希固和尚设计，在丰湖上修起一道长堤，起于平湖门，止于狮山脚下，长达数里。堤上用铁力木建起一座木桥。这铁力木当地人俗称为“石盐木”，色如黑灰，沉似生铁，水不能浸，蚁不能蛀，是上等木料，别处未必见得到。如今惠州人竟用如此好木料建起一座漂亮的新桥，当能保得百年不坏。于是詹知府为其命名为“西新桥”。所筑长堤，惠州百姓都唤作“苏堤”。

苏轼在丰湖建放生池只是一时善举，并没想到因为放生池又引出一堤一桥。到今天，当年用铁力木修的旧桥早不见了，后人却在原地修起一座石拱桥，仍叫“西新桥”。那道“苏堤”也几经修整，一如往昔，因为有一道“苏堤”，惠州人渐渐把丰湖称为“西湖”，引以为傲，认为惠州西湖比杭州西湖不差分毫。

苏学士和朝云一起建成的放生池也一直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惠州百姓仍然在这里放生不止，九百年间，不知做了多少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