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轼居于东坡雪堂享尽清福的同时，神宗皇帝终于开始“抽车换子”，重新摆正朝局。

依着早前“一年看重、两年起用、三年执政”的计划，神宗先是一有机会就在人前吟咏苏学士的诗词，做出一副“爱才”的样子给身边的近臣们看，接着顺理成章地提出：苏轼是个人才，不可久废不用，命苏轼出任江州知府。

苏轼，是旧臣中的“首脑智慧”，这个人一旦被起用，后面就会跟上一大串儿。蔡确、王珪两位宰相多么精明，哪肯让步？就和皇帝扯开了皮，东拉西扯，拖延不办。这一拖，竟从元丰六年拖到了元丰七年春天，让苏轼做江州知府的诏命还没下达。

此时的神宗皇帝遇上一个棘手问题：前头执政的这些年过于重用“三司系”，把旧臣们贬得太狠。如今想改革朝政，才发现政事堂、御史台都被这些人紧紧把持着，皇帝诏命竟出不了禁城！神宗也知道，朝局是十几年旧病，绝非一天就能翻过来的。如今旧臣们都散在各州府，苏轼只是个“药引子”，在这道人事任命上拖延太久只会过早引起那帮小人的注意，以后阻力更大。于是悄悄发出一道御札：命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出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黄州，即今湖北黄冈；汝州，即今河南临汝，距离京师仅有一箭之地。神宗皇帝既不升苏轼的官，也不提任命苏轼为知府的事，只是把他从黄州移到了京城门口的汝州“安置”，此事无需与任何人商量。可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苏轼到了汝州，这是朝廷变化的先兆。

旧臣们散在各地，朝廷的事他们未必明白，如今苏轼一动，他们就看见了，知道朝局要变，自然会抱成团儿跟皇帝呼应，神宗回过头收拾蔡确、王珪，就有实力了。

此时的苏子瞻已经从他那些高明朋友处知道了“命运即将改变”的消息，本就望眼欲穿等着京城来的诏书。接了御札一看，顿时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感激涕零，就在雪堂门口跪着，冲千里之外的神宗皇帝叩了几个头，哭了一场，于元丰七年四月收拾行装，往京师门口的汝州府赶来。

一个人倒霉到了极点，忽然否极泰来，心情自然极好。苏学士如今虽未当官，却有了“扬眉吐气”的先兆，这一路呼朋唤友、游山玩水，单是一座庐山就玩了二十多天，留诗几十首，其中多有绝品。

这时正在暑天，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江上又潮，朝云带着干儿困在舟中，又热又累，昼夜不得休息，真是苦不堪言。可看着丈夫这么快活，朝云一句牢骚话也没说，任苏轼玩乐。终于走到当涂，苏学士上岸和已经隐退的老前辈张方平见了一面，吃酒的时候张方平问了苏轼一句话：“路过江宁的时候，想不想去拜访王介甫？”

王安石，正是此公因为政见不和一脚把苏学士踢出朝廷；如今安石罢相闲居，王苏轼正被起用，从人家门前经过，是否去看一眼？

自然是要去的。

几天后，苏家的船到了江宁码头。苏轼让朝云带着孩子在船上等他，自己上了岸向人打听王安石的住处。却见乱糟糟的人群中走出个穿黑袍的老头子，一直来到面前苏学士仍未认出此人，直到这人在他肩头拍了一下，笑着问：“是子瞻吗？”苏轼抬头细看，这才认出，原来王安石就在眼前。

熙宁九年王介甫第二次落马，滚回江宁隐居不出，至今已经九年了。九年功夫，当年那位刚强执拗、飞扬勇决的宰相大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糟老头子，头发蓬乱，衣服肮脏，面似枯灰，须发如雪，弯腰驼背，一条腿似乎有点毛病，走起路来一颠一颠，说话时中气都不足了，看着就像个一生落魄的老秀才，哪有一丝宰相的影子？

王安石，曾经的天下人心之所系、天下众望之所归、天下道德之彪炳、天下政事之奇才、天下第一“拗相公”！如今竟落得这般地步，与他当年所进行的“变法”一样，不是垮了，而是朽了。

——朽了，没有垮掉那么惨烈，却比垮掉更让人心酸。

苏轼在王安石面前是挨过整的，对“拗相公”是有芥蒂的。来见王安石之前老苏心里种种患得患失，不知该客客气气以晚辈之礼相见，还是昂起头来顶撞“拗相公”几句。哪知一见面，王介甫竟是这副模样！苏轼的心顿时化成一滩烛泪，握着王安石的手叫了声：“老先生……”再也没有话说，忽然心里一阵酸痛，顿时落下两行泪来。

这些年王安石隐居江宁，来看他的人倒也算得上络绎不绝。然而这些人十个有九个见面就叹气，半数人见了他就掉眼泪，王安石早把这些看惯了。“拗相公”虽然垮了，拗脾气还在，脸上硬挤出三分笑容来：“子瞻是天下第一大才子，在这里站久了怕有人围着你讨诗文。跟我回去坐坐，吃盏茶吧。”扯着苏轼勉强走了几十步，路边栓着一头黑驴，王安石费了不少力气才爬上驴背，对苏轼笑道：“我住得离此不远，可这两条腿……不怎么听使唤，子瞻原谅些吧。”骑在驴上和苏轼慢悠悠地走回家来。

王安石的住处在江宁府白下门外，距钟山宝公塔约七里。这是个古怪的地方，没有府门，没有围墙，没有园林，光秃秃的地上直楞楞地立着一排房屋，主仆进出，任人围观。

没人知道王介甫为什么把家搞成这个样子。若说怕皇上怀疑他造反？王安石好歹还是个正人君子，神宗就算怀疑自己，也不会怀疑这位退了休的宰相。所以王安石把住处弄成这样，只能说是他的一个怪癖：“拗相公”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围着他看，尤其是那些恨他、骂他、嘲笑他的人，更要让他们来看，看个够！

如今东坡居士到了王安石府上，进门一看，四壁萧然空无一物，老宰相的住处朴素得好像清顺和尚的僧舍。顿时想起自己在黄州盖的那间雪堂。

王安石有偌大府第却不知整顿，花儿也不养树也不栽；苏学士在黄州东坡盖了几间烂草房，居然四壁画满山水，江边捡一捧花石子儿还专门拿个瓦盆儿“养”起来，亲手酿得好酒在耳房里攒了两大瓮！从这儿就看出来，苏学士活得很舒坦，王介甫活得很糊涂。

但王安石心里并没这些念头，只问苏轼：“子瞻在黄州几年，不知做何学问？”

苏轼在黄州做了一番大学问，包括炖出“东坡肉”，学会自家酿酒，种了十几亩地自己养活自己，除此之外，就是收了一房美貌聪明的夫人，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好诗词还有几百首。但在“拗相公”眼里这些东西不算“学问”。苏轼只能老实回答：“黄州五载，虚度光阴而已。”

王安石忙说：“子瞻是个大才子，何不著书？”

苏轼这半辈子什么奇怪的事都感兴趣，偏就没想过要“著书”，如今猝不及防，张口结舌，半天才问：“老先生以为晚辈该著何书？”

苏轼不过随口一问，王安石倒来了兴致：“当年欧阳修做五代史，却未编‘三国’。子瞻是蜀人，何不编纂三国故事，把刘玄德称赞一番？”

苏学士一辈子喜欢的是游山玩水、炖肉酿酒、写诗词会朋友、哄夫人逗孩子，“著书”二字他连听都不愿听。忙摆手说：“先生高看我了。苏某不过许氾之辈而已。”

《三国志》有个故事，名士陈登豪爽干练智谋过人，向曹操献计诛杀吕布，除掉这个为害一方的奸雄，被拜为伏波将军。有个叫许氾的人见陈登出名就来拜见，陈登觉得许氾夸夸其谈讨人厌，不怎么理他。后来许氾投到刘表门下，刘备正好也在这里，二人谈论天下英雄，提起诛吕布的陈登，许氾就在边上说陈登的坏话。哪知刘备责备许氾说：“当今天下大乱，有志之士当忧国而忘家，可你每日求田问舍，言无可用，陈登理你做什么？”现在苏轼以“许氾”自嘲，是想推脱那个“著书”的任务。

王安石和苏轼早年政见不同，曾有争执。现在两人重见，虽然谈得亲切，毕竟还有两分隔阂，苏轼不愿意“做学问”，王安石也不好意思说得太多。反而顺着苏学士的话头儿笑道：“刘玄德是个豪杰，自以为志向高远，就笑话许氾没志气。其实刘备打天下，还不是为儿孙置产业？”说到这里忽然心有所感，提笔写了首诗：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王安石这首诗意境颓唐，若非亲眼看见，真不敢相信这是“拗相公”写的。苏轼是个老实人，读了诗，一时无言以对。

诗是好诗，可心境不是好心境。见苏轼无语，王安石悄悄叹口气，换个话题：“子瞻在黄州时可曾求田问舍？”见苏轼摇头，就笑着说，“既然子瞻不愿住在黄州，不如在江宁买一处田产，钟山下盖一所宅子，跟老夫做个伴你看如何？”

苏轼在黄州的时候原本越活越明白，有“买田定居”的打算。可惜，苏轼太聪明太出色！这“聪明”是他一生的累赘。就因为被“聪明”拖累，老苏到底抛不下“功名利禄”，神宗皇帝把手指头一钩，苏夫子马上跃跃欲试。以他现在的心境，哪肯呆在江宁陪伴“拗相公”？然而王安石意思殷切，苏轼又不好推辞，略想了想，也做诗一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见了这诗，王安石忍不住说了句：“若能倒退十年……”一句话没说完就断了，只剩一声长叹。

眼看话头儿越说越沉重，王安石有些不好意思了。恰好这时仆人进来，说饭已备妥，王安石这才引着苏轼入席。一边笑着说：“其实我和子瞻有宿怨，今天请你到府，是设下‘毒计’要害你的。”话音未落，厨子已端上一道菜来，还未入席香气扑面。王安石指着这盘菜说，“学士认得这是什么吗？”

苏轼看了一眼，大喜：“这是烧河豚！以前在北边做官，难得遇上此物。到杭州才吃过一次，后来黄州几年再没见过。”

王安石笑道：“这东西虽好，名声不佳，敢投箸否？”

河豚味道鲜美，然而天下人都知道河豚有剧毒，清理之时稍不留意，食者中毒，无药可救！真是“疱厨苟失所，入喉成利剑。”所以河豚鱼上桌之前主人照例都要恐吓客人取乐，如果客人不肯吃，正好端回去，免得惹祸。

苏轼肚里馋虫极多。美食当前，是顾命还是顾嘴？犹豫再三，终于抵不住**，说了声：“美食当前，死也值得！”挟了一块鱼塞进嘴里，一嚼之下齿颊留香鲜美异常，嘴里大嚼，筷子已经又伸出去。片刻功夫，一盘鱼被他吃了大半，喝一碗酒，把嘴一抹，起身走到案头，抓起笔来写了几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学士这诗写的是寒瘦刚过、春肥初成。如今神宗皇帝渐渐醒悟，朝廷中旧臣渐起，寒冰消融，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意味深长。写罢掷了笔，回到席上接着嚼他的河豚。

王安石和苏轼相识很早，却从未有深交。今天第一次面对面坐着，再看苏东坡，才知道这是个洒脱放浪孩子一样的人物。当年做大官的时候王安石眼里只有“政事”，对苏轼这种没心机没城府的人瞧不上眼，现在看了他这样子，却觉得又畅快又羡慕。

——能活成这么幼稚、这么豁达、这么稀里糊涂，天下有几人？

以前王安石不喜欢苏学士，今日重见却是越看越喜欢，忽然想起一个话来：“我以前在京城曾经和人讨论‘动静’二字，始终不得要领，不知子瞻对这两个字怎么看？”

王安石问的是道家“养气”的功夫，苏轼略想了想：“我觉得‘动静’即是‘精神’。精出则动，守神则静。”

苏轼于佛道涉猎很深，这几年在黄州闲居，心里没有杂事，在这些事上比以前更透彻，一句话说得王安石鼓掌赞叹：“说得好！子瞻果然慧根深厚，福泽不浅。”

苏轼一生认识的高人，个个都羡慕他有“慧根”。到今天苏学士也没弄明白“慧根”究竟是什么，只知道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自己身上有“很多”，旁人却没有。

现在王安石也这么夸他，苏轼就笑着说：“老先生提起‘慧根’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我小时候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瘦高个子的和尚，只有一只眼，对我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醒了以后还隐约记得。后来我到成都府考举人，趁着没放榜在庙里游览，刚进庙门便觉似曾相识，就跟住持老和尚说：‘我以前好像是这庙里的僧人。’结果他不信，我就说：‘从这里上去，台阶一共有多少级，你们数一数。’一数，果然就是这么多级；我又说：‘当年我就住在后面僧舍，屋里是个什么样子都记得……。’过去一看，僧房还在。老方丈就有点信了，问我以前叫什么名字，我答不出来，只说：‘记得是个高个子，瞎了一只眼。’他们一听就说：‘真有这个和尚！’这一下对我越发亲近起来，请进方丈室里看茶，讲论佛法，哪知半个时辰就把我轰出来了。”

苏轼说自己是高僧转世，这样的话老年人最爱听。王安石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听说让住持和尚给轰了出来，忙问：“怎么回事？”

东坡居士摇头叹气：“这些和尚与我谈论佛法倒还投缘，后来问起我平时喜欢吃什么，我就说：最爱吃肉，烧猪一次能吃几斤，鸭子一整只不够我吃的，鱼也是必吃，而且每餐必须有酒，没有酒肉就不快活……”

听了这话王安石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子瞻在和尚们面前说吃肉喝酒的事，人家当然不爱听了。”

苏轼忙摆手笑道：“不是不是！大人再猜。”

王安石皱起眉头想了半天，连连摇头：“若不是因为这个，还能是什么缘故？真猜不出。”

苏轼把手一摊：“我当时也不明白！爱吃肉爱喝酒都是实话，又没骗他们，这些人发什么脾气？无缘无故给人撵出来，一肚子气，站在山门外头骂。这时候一个烧火的老僧悄悄告诉我：‘你说的那个一只眼的瞎和尚以前在庙里就不守清规，偷肉吃，偷酒喝，脾气又坏，见人就骂。住持几次想撵他，撵不走。后来他死了，大家才松口气，哪知你又投胎做人跑回庙里来气方丈，人家怎么不撵你！’”

到这时王介甫才知道苏学士在说笑话儿。回头一想，哈哈大笑，越笑越想，越想越笑，话也说不出腰也直不起，只是用手指着苏轼笑个不停。苏轼知道王安石年纪大了，怕他岔了气，忙上来扶着。

半天，王安石才止住笑，喘着气说了句：“熙宁以来，未有此一笑也。”

熙宁以来，王安石被神宗皇帝骗出去做宰相，立新法，闹党争，贬重臣，夺台谏，最后让人家“抽车保帅”打下马来，独子夭折，身败名裂，革职还乡闭门等死。前前后后十几年，当权也苦，赋闲也苦，真是苦不堪言，多年“未有此一笑也”。

在王安石府上吃了一顿好饭，做了一场倾谈，东坡居士就告辞了。王安石把苏轼送到门外，对这位当年的政敌、如今的老友恋恋不舍：“子瞻有好诗，送我一首吧。”

苏轼想了想：“前几天我游庐山，在西林寺写了一首诗，自己觉得还不错，请先生指教。”随即念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听了这诗王安石目瞪口呆，半天才长吁一口气：“我为当年之事苦了十年，不想被子瞻的诗解脱了。”

苏东坡这首诗是诗中的“禅”，不论是谁，只要认真品几回，都能得一个解脱。

“王安石变法”这个题目被前人争论了九百年，论点忽左忽右，其中**迭起，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未免过于热闹了。可到今天，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更高的层次，回头再看，挺有意思。

——“王安石变法”似乎并不存在。

——“宋神宗熙丰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不是一码事。

苏东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人，因为其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局限，如同“身在山中”，永远看不清“熙丰变法”的真相。今人却已走出 “庐山”，我们应该能看清这场“变法”的真相。要把这个问题说清，必须把“熙丰变法”这个概念一层层剖开来看。

首先，把这场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颇为牵强。

在皇帝独裁、皇权压倒一切的时代，宰相王安石只是皇帝手中的工具，是行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是一颗随时可以拿出去搏杀、又随时可以被弃的“棋子”，有皇帝在，王安石根本不配“变法”，只是一个走卒。所以“王安石变法”这个名称本身就说不通，贯穿整个神宗统治时期的这一系列大事，只能称为“宋神宗熙丰变法”。

其次，“宋神宗熙丰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有多少可比性？极少。

古代社会的结构是很清楚的，皇帝高居极顶，皇权至高无上。在皇帝脚下跪着四等人，按高低贵贱分为士、农、工、商。其中士人——也就是官吏和可能成为官吏的读书人地位最高，农夫次之，手工业者再次之，商人社会地位最低。

——读书人地位高，也许有一点道理。为什么农夫排在工、商前头？原因只有一个：农夫老实胆小，远比商人容易管理。

作为最有创造力的独立经营者，商人的活力最强，自我意识最突出，如果任其发展，则可能直接与皇帝分庭抗礼。在欧洲，商人们早就和皇帝、贵族们签订契约，面对面地讨价还价了。可在中国皇帝们看来，任何人跟天子“讨价还价”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商人们就被王法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手工业者活力次之，放在倒数第二层，农夫为国家提供粮食，一日不可或缺，自我意识最弱，活力最低，老实，容易控制，所以虽然农夫们比商人和手工业者更贫苦、更无知，却被排在这两类人之上，仅次于“士人”的位置。

皇帝在最高处，“管家”在中间，最容易管理的农夫排在较高处，不容易管理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这奇怪的阶层划分其实说明士、农、工、商四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皇帝的奴隶。其中士人、官吏是皇帝的大管家，排在四类人的最上层，直接跪在皇帝脚下。但别忘了，士人只是“奴隶”中的“管家”，这种“管家”本身也是“奴隶”。

如此我们就看清了，整个古代社会只是一个皇帝“家天下”的农奴社会而已。

当今社会的结构却和古代社会恰好相反。今天的农夫生产出来的是“农产品”，工人生产出的是“工业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都要通过商贸来达成，不管是农夫、工人还是商人本身，都通过商业获取利益。可以说：农、工、商已经整合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三者之间的界定早就模糊不清，我们只能给它一个简单的定论，称为“人民”。

过去的士人今天仍然存在，今天他们被叫做公务员。所有人都知道，公务员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也有一个简洁的名称：“公仆”。

至于曾经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早就消失不计了。

古代社会皇帝至上，“管家”居中，“奴隶”在下；今天的社会，“人民”在上，“公仆”在下。“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十倍百倍地张扬自我，享受生活；可“公仆”没这个权力，他们的财富只能来自于工资收入，只要他们的财产多于工资收入，从理论上说，就已经构成了犯罪。

说到这里就明白了，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恰好是颠倒的。

古代的“变法”每每以皇帝利益为核心，官吏们帮皇帝实现统治，也能拾得牙慧，而农、工、商，也就是“人民”，“变法”基本不考虑他们的利益。

今天的“改革”完全相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变革都以人民的需要为前提，以使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公仆”们——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公仆，都必须做到一点，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国家，是皇帝的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法律，是以皇帝利益为核心制订的？还是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制订的？这是一个国家最核心最根本的定义。在这上头古人和现代人弄了个颠倒！而且很显然，今天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古人是错的。与这场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以人民意志为主导、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相比，不仅“熙丰变法”，古人进行的一切“变法”都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古人所有“变法”都以皇权为核心、以满足皇帝的私欲为目的。这个出发点未免太卑鄙、太渺小了。只因为我们对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充满敬爱，就片面认定不管古今中外凡称为“变法”的就一定正确而伟大。这个概念上的错误导致后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心“变法”的神宗皇帝会一败涂地，更不明白为什么强力推行“绍述新政”、口口声声“全力维护熙丰新法”的宋哲宗会把大宋王朝推落万劫不复的深渊。

——神宗私欲太重，所以一败涂地；哲宗干脆是彻头彻尾的私欲，毫无“公心”可言，北宋因此亡了国！

“改革开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人类社会进步到一个崭新阶段后进行的崭新探索。古人的“变法”黑暗面极多，局限性太大，根本不配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要想“改革开放”进行得更顺利，千万不能拿古代帝王们除旧、狭隘、私欲极重的“变法”来给现代社会做样板，否则一定弊大于利。

这时有人会问：“熙丰变法”的核心难道不是王安石推出的那些法条吗？

“熙丰变法”确实推出了一批法条，其中《市易法》、《手实法》、《保马法》等法条不可取。《青苗法》和今天的银行贷款业务有相似之处，但今天的人去银行贷款时绝不会想起王安石或者《青苗法》来，因为“强摊恶收”四个字把这个法条毁了。《免役法》给大宋朝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人民也不是很反对，这算个不错的创意；《将兵法》和《军器监法》确实提升了宋军的战斗力；《保甲法》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在实行……

——社会结构是颠倒的，皇权压在“人民”头上，几个孤零零、干巴巴的“法条”顶什么用？就像那句俗话：“经是好经，叫歪嘴和尚把它念坏了。”法条也许是好法条，叫自私的皇帝和横暴的官府把它执行坏了……

抛开“法条细节”不谈，从大视角着眼，就会发现“熙丰变法”本身漏洞百出，其中暗藏太多见不得光的东西，所以这场变法直到神宗去世也没有取得成功。仅有的一些成果到哲宗、徽宗年间也破坏殆尽，不久北宋就灭亡了。

灭亡，难道历史给这场“熙丰变法”下的结论还不够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