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九年是个动**的年份，整个朝廷天翻地覆。先是吕惠卿、章惇被逐出朝廷，接着缺乏能力的宰相韩绛请求去职。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又遭二次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任江宁知府。其后不久，在王安石、吕惠卿这场恶斗中左右逢源的墙头草——御史中丞邓绾因为左右骑墙、往来陷害，被神宗看破嘴脸，罢去御史中丞，外放为虢州知府。

在这场恐怖的政治混战中，“三司系”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惇先后落马，王安石也彻底失势，早已四分五裂的“三司系”更加人才凋零不堪使用。为了填补朝廷的真空，神宗只得任命两位旧臣王珪、吴充为宰相，早前被吕惠卿陷害的冯京回朝廷担任枢密使。同时提拔出身“三司系”的蔡确为知谏院，去年被邓绾咬败的章惇也被招回，仍然担任三司使。于是“三司系”和旧臣各掌一半权力，形成互相制约的态势。只是台谏之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三司系”手里，神宗皇帝心里也仍然宠幸新贵，不信旧臣。

也在此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已经渐渐瓦解的“三司系”新贵们和刚刚坐上宰相之位的王珪勾结在一起，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朋党。

“政治”就像一条有生命的毒虫，不但能绞杀，会撕咬，而且只要有需要，它自己就能迅速进化。比如王珪，这本是个极有才学的人，仁宗、英宗两朝做过直集贤院、翰林学士，担任过知制诰，是个不折不扣的“旧臣”。可王珪是个出了名的墙头草，谁势力强就依附谁，所以不论朝廷发生什么样的动**，王珪从来不受冲击，真正是一个“不倒翁儿”。

其实“不倒翁”也不好做。王珪是前朝旧臣，被“三司系”猜忌；这人又无耻，被旧臣们讨厌，在朝中十分孤立。如今“三司系”首脑尽罢，骨干已失，空前衰弱，于是名声不佳孤立无援的宰相和力量渐失不能独立的“三司系”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势力。

——这股可怕的新势力，对朝局造成的改变无法估量。

以前“三司系”和旧臣系的争斗全围绕“变法”而起，虽然无聊，至少有个名堂，争斗的各方也有个立场。可王珪与蔡确、李定、张璪这些“三司系”旧人合成的新势力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抱成一团只为了占据权位，仅此而已。

为了理想而搏斗，虽然残酷，至少还算“高尚”吧。可为权力而互相斗争，就只能称为“卑鄙”了。

此时神宗皇帝在位九年了，在他的治下，朝廷的党争已经从“变法”之争恶化到纯粹的私利斗争，大宋王朝正从内部日益腐烂，这个国家在无形中又向 “亡国”的恐怖断崖迈出了一大步。

这种可怕的变化神宗皇帝似乎没注意到，就连仍然留在朝廷的几位“旧臣”也没发现端倪。现在，和王珪并肩而立的宰相吴充正想办法劝说皇帝招回旧臣，改变朝局。

吴充是仁宗景祐五年进士，此人老实厚道，办事能力并不出众，早年担任国子监直讲、集贤校理，又外放做过知府。在英宗朝也只做了个盐铁副使。到了神宗朝，吴充却意外地升了知制诰、知谏院，又做了翰林学士，再升枢密副使，究其原因，原来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娶了王安石的女儿，两家成了儿女亲家。

然而吴充的官运到这里就停下来了。

当王安石施行变法的时候，大宋朝万众欢腾，吴充对自己这位亲家也寄予厚望，可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害民”弊病渐渐暴露；接着朝臣们遭遇一轮又一轮打击，德高望重的臣子纷纷被贬，御史台扫**一空，天下人对于“变法”的真正目的越发感到疑惧，从表面上看，这一切问题都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有关，吴充对王安石越发不满。可吴充是位老夫子，脾气不大，加之和王安石是亲戚，所以不肯激烈抨击。

因为吴充对王安石不满，使他的仕途停滞了好几年。也因为吴充这个“并不激烈”的态度，使他能够勉强留在朝堂，一直到王安石第二次下台——也就是彻底垮台的时候，神宗皇帝一时无人可用，就把吴充提起来做了宰相。

吴充虽然厚道，但他也有主意。眼看王安石罢相了，“三司系”几个重要头目都倒了，吴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朝局已经改变，“三司系”已经失宠，该是招回旧臣重振朝纲的时候了，于是在皇帝面前奏了一本：请求招回司马光、吕公著，重新起用苏轼、苏辙、陈襄、孙觉等一班旧臣。

吴充对朝局的考虑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却错了。

神宗皇帝想不想招回能臣重振朝纲？他当然希望如此。所以当年神宗皇帝在贬逐这些大臣的时候都留了情面，让他们到要紧的地方担任州府官员，时常还给些升迁，目的就是笼络他们，为后面的重新起用打好伏笔。可眼下王安石倒了，“三司系”散了，神宗皇帝能不能立刻把这些旧臣招回来呢？又难……

当年神宗皇帝扶植王安石和“三司系”打倒旧臣的时候，他的想法比较简单：先把朝廷的权柄从旧臣手中夺到皇帝手里，同时借王安石之手推行新法，待新法大局已定，王安石和他的“三司系”官员们可用的则用，不可用则废。到那时，朝廷上的空缺可以用那些被贬到地方的能臣充任。于是皇帝权柄在握，变法基本完成，而朝廷仍然如仁宗、英宗时一样人才济济，皇帝再与这些能臣们一起把新法推行下去，完成继位之初定下的“富国强兵”的宏愿。

然而事与愿违，当皇帝借王安石之手打击旧臣的时候，“三司系”却无形中坐大了。等神宗觉得王安石讨厌，决定把他清除掉的时候，又无意中纵容了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最终，神宗皇帝不得不把吕惠卿和王安石一起打倒，结果是，曾经作为皇帝左右手的“三司系”从上层被彻底打散！

神宗皇帝上台后只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变法”，所以新法的信誉与皇帝本人的威信是一体的，如今“三司系”从上层被打散，《青苗法》、《市易法》、《手实法》先后失败，新法信誉丧失殆尽，新法没信誉，皇帝怎么能有威信？皇帝没能建立足够的威信，他又怎能服众？

——招回旧臣，皇帝威信受损；维持现状，朝中无人可用！神宗皇帝陷入了两难。

现在宰相吴充公开建议招回司马光、吕公著等旧臣，这等于是在皇帝背后又推了一把。可神宗皇帝满心顾虑，根本不敢往前迈步儿，再被人从后头一推，顿时一个踉跄，连站都站不稳了！

进退两难之际，神宗越发焦虑，甚而有些懊恼了。

神宗皇帝心里的烦恼吴充猜不出来，另一位宰相王珪却猜透了。

朝堂上自古就有两种大臣，一种是“办事”的，一种是“办人”的。吴充是个“办事”的宰相，王珪却是个“办人”的宰相。看出皇帝对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人的请求十分反感，忙在旁奏道：“自从河湟一战朝廷夺了青唐之地，设立熙河路，对西夏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西贼腹背受敌，寝食难安。如今西夏大将青宜结鬼章率军数万进逼洮州、岷州一带，与朝廷争夺河湟之地，当地部落也有人叛变从贼。此事不可小视，请陛下早做定夺。”

王珪一句话，把正在讨论的“人事任命”扔出十万八千里去。神宗也正想丢开这个话题，就故意不理吴充，只问王珪：“依卿之见该如何御敌？”

王珪忙说：“臣以为河湟战事拖延数年不能决胜，原因是兵将不能统一调动，臣请陛下派心腹之臣到熙河路直接指挥各路军马，或可收到奇效。”

宋军攻取河湟之地，建立熙河路，西夏方面极为惶恐。然而宋军虽然夺了河湟，却因为部队缺少骑兵，多以重装步兵为主，没有长途奔袭之能，攻不能直取西夏腹地，守则犄角突出，不断与西夏军摩擦。而神宗皇帝又和真宗、仁宗、英宗一样，对将领极不放心，不肯放权，结果宋军几员猛将只能各自在有限的地区内作战，不能合力进退。西夏却仗着快马长枪来往如飞，时时杀进河湟地区，如此一来宋军表面占据主动，其实与西夏完全是个“平手”态势，反复拉锯在所难免，导致河湟一带连年战祸。加之当地羌人游牧部落朝秦暮楚，谁胜了就追随谁，谁败了就背弃谁，如此一来乱局更难收拾。

现在王珪献了一计，让皇帝派“心腹之臣”到边境去，其实是请皇帝派太监到地方监军。

太监做监军，这种事在唐末很常见。并不因为太监们会打仗，而是皇帝实在不信将领，就派身边人去盯着，所谓“统一调动”其实是“逐一监视”的意思。

王珪说的主意对前线战事毫无益处，只是奉迎皇帝心思罢了。听了这话神宗觉得有理，点头道：“朕想想罢。”

很快，神宗皇帝下诏，命内侍押班李宪前往西夏边境节制各军。

就在边境重燃战火的时候，苏轼密州三年任满，回京等待任命。与此同时，苏轼的弟弟齐州掌书记苏辙也带着一家老小回京，兄弟二人都在京师东门外范镇的府里借住。

要论从政的能力，苏辙其实比兄长还强。此人性格刚毅果断，头脑冷静清晰，平时少言寡语，从不因为说话而得罪人。可以说苏轼身上的毛病苏辙全都没有，苏轼不具备的从政经验和办事能力苏辙全都具备。

苏辙天生是个从政的材料，按说他的仕途应该比兄长更顺利才对。可天下事都有“运气”，苏轼嘴快心急，全无城府，总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跳出来和当权者争辩，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都以为他是旧臣“首脑智囊”。就因为这个虚名，苏轼一边被“三司系”仇视，一边被皇帝看重，先做了祠部尚书直史馆，又放一任杭州通判，再升密州知府，已经是个显赫的大人物了。苏辙却一直得不着重用，到今天才做个“齐州掌书记”的小官儿。这又引出另一个麻烦：苏辙子女众多。此时共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几年后又生一女，十个孩子都靠他这点儿俸禄养活，一家人吃糠咽菜，体无完衣，落魄得很。

天下事就是这样，“有名无实”总比“有实无名”管用得多。到哪儿说理去？

至于苏家兄弟借住的这家主人范镇，也是一位老前辈。

当年王安石扫**御史台，朝臣都认为王安石处事不公，当时正担任翰林学士的范镇和司马光想把有胆量、能辩论的苏轼推进御史台，顿时引发“三司系”大将谢景温的不满，布局陷害苏轼，范镇拼着职位不要，上奏为苏轼辩白，结果真就罢了翰林学士一职，回家赋闲。

此时的范镇年过七旬，但雄心尚存，对朝局也没有绝望。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倒台，连章惇、邓绾这些人都被罢出朝廷，范镇觉得国家大事有转机了，见苏轼兄弟二人同时进京更是高兴：“陛下虽然用人有误，变法太急，毕竟是圣明之主，对旧臣虽不能用，仍能礼贤下士。子瞻、子由都已磨练成才，该为国家多做点事了。”

苏轼这些年在外头做官，心里无时无刻不想回朝廷辅佐皇帝。然而苏学士心里还有一个想法：“要说为国尽力，我的本事有限，真正能把事办好的只有在洛阳闭门写书的司马君实。”说着自己又皱起眉头，“司马光对朝局一言不发，只知道闭门写他的书，若说真的不再关心国家大事，我不信！可他为何如此沉寂？”

司马光是神宗皇帝极信任的大臣。但他知道皇帝对朝局有一套精妙严厉的安排，要贬人，要打人，要有很多变动。当皇帝下定这种决心的时候，司马光说的话不会起作用，反而可能得罪皇帝，失去信任。所以司马光选择了韬晦之术，在洛阳盖了个小小的庭院，取名“独乐园”，瓦房一间，取名“读书堂”， 平时连大门都不出，日夜著书不止，写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

自古凡精通韬晦之人，不管是英雄还是枭雄，是忠臣还是奸臣，必是城府极深而能力极强的。司马光就是这么一位有城府的忠臣。他的心思苏辙明白，苏轼不明白。

现在苏轼说了这糊涂话，苏辙在旁无话可说，范镇却说：“子瞻言之有理，司马君实韬晦数载，如今王安石、吕惠卿一齐落马，此公或许该出山了……”

在政事上苏辙是一把好手，比他哥哥强多了。听范镇要劝司马光出山，忙说：“老先生不要急，司马大人著书尚未完成，不如再等一年，看看他那里的情况吧。”

所谓司马光“著书未成”，其实是说朝局未定，“三司系”干将仍然大权在握，司马光选在这时候复出，弄不好被“三司系”的人一个闷棍打倒，反而不妥。

苏辙精明，苏轼糊涂，偏这糊涂学士被天下人视为“智囊”。现在范镇也重视大苏、轻视小苏，认为苏轼的主意更好：“这样吧，我到洛阳走一趟，当面问问君实的意思。”

第二天，老范镇坐个马车直奔洛阳跟司马光见面去了。

苏学士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车子”，一句话把范镇激得跑到洛阳去见司马光，结果惊动了“三司系”顿时又兴大狱！使司马光出山时间被推迟了好几年。

最倒霉的是苏学士自己，后来遭遇“乌台诗案”差点送命，究其根，都源于他今天的糊涂和急躁。

范镇去洛阳不久，南京留守张方平进了京。

张方平是苏轼父亲苏老泉的至交好友，也是苏轼、苏辙的长辈。两苏急忙来拜，极力邀请，于是张方平也和苏轼兄弟一起住进范镇家里去了。

张方平秉性忠直，老而弥辣，苏子瞻嘴快心急，舌利如刀，这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论国事畅快淋漓，反是沉稳的苏辙在一旁插不上嘴。

也在此时，朝廷下了诏命：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外放为河中知府。苏轼接了诏即将上路，对朝廷的时局却不放心：“陛下在熙河路用兵已有五年，士卒伤亡无数，钱也花了无数。现在陛下又命太监到熙河路监军，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吗？咱们做臣子的不能眼看着陛下做这糊涂事！”

“熙河开边”是神宗在位九年最大的成就，虽然这“成就”只是样子货，可皇帝指着熙河路给自己争面子，和西夏的战争怎能轻易停止？

苏辙知道内中关键，就说：“陛下御极九载，威权日重，未必肯听人劝。我等官卑职小，又是外臣，更不宜劝……”

苏辙这话是劝说兄长的，哪知张方平听了却拍案而起：“大宋立国百年一向是个盛世，当今陛下也是圣主明君，只不过被小人蒙蔽了视听，我等身为臣子，岂能不谏？你们年轻人就罢了，我今年七十岁，行将就木，怕什么？今天就上札子劝说陛下！”

苏辙劝兄长不成，倒惹怒了老前辈，一时语塞。苏轼概然应道：“老先生有这样的胆魄，小子岂能落在后面？这道札子我来写，老先生给我把关就行！”

说干就干，苏轼动笔、张方平润色，共同写就一道《谏用兵书》递进宫里去了。

这天晚上，神宗皇帝看到了苏轼递进的札子。

在神宗心目中苏轼已经挂上了标签，乃是“旧臣首脑智囊”。拿起札子大略看了看，是责备皇帝不该对外连年用兵的。文辞激烈，旁征博引，痛快淋漓。其中有“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身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这样的难听话，又有“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这种批评官员的话，更有“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之畏之”这样的丧气话。这些皇帝是看不进去的。大概瞧了两眼就直接翻到后头，只见札子末尾写道：“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籍口矣……”

苏轼这道札子是和老臣张方平一起写的。其中九成是苏轼的意思，最后这一句“臣亦将老且死”却是张方平的话。这是一个老臣、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常发的牢骚，其中有长者对年轻人的责备，更有几分“倚老卖老”的要挟。

若这道札子是年已七旬的三朝元老张方平递进的，看了这话，皇帝就算不高兴，也不至于想太多。可这札子却明明是苏轼上的。苏子瞻这一年才四十二岁，何谓“将老且死”？一个四十二岁的臣子敢在皇帝面前说“见先帝于地下亦有籍口”，这也太嚣张了！

苏子瞻这个人呀，办事的能力一般，得罪人的本事真大。

看到这句气人的话儿，神宗皇帝皱紧眉头深思良久，得出一个结论：苏轼在仁宗朝以“直言极谏”制科大考超等拔擢，是被仁宗皇帝当成“太平宰相”培养的人才。可到神宗一朝苏轼却外放为官多年，无权参与朝政，心里很不痛快，就借着上奏的机会向皇帝撒娇。

——不然苏子瞻为什么要说“见先帝于地下”这种不着四六的怪话呢？

儿女向父母撒娇是为了得甜头儿；臣子向皇帝撒娇是为了讨好处。苏子瞻以“旧臣首脑智囊”的身份向皇帝撒娇，不给他点甜头也不行。于是神宗下诏，命苏轼到延和殿见驾。

神宗皇帝误会了苏轼的意思，苏轼又没心眼儿，对皇帝的误会一点也感觉不出来，见皇帝招他，还以为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非常高兴，急忙进宫。

神宗高居御坐，微笑着说：“子瞻离朝后六年未见了，朕时时想着你，也想着你的诗词文章。”

当年苏轼在朝廷遭谢景温陷害，神宗格外开恩让他做了杭州通判，这个恩典苏轼从不敢忘。现在听说皇帝六年来一直“想着”自己，苏轼激动得眼圈都红了，忙说：“臣在地方，也不敢忘了陛下的恩德，无时无刻不想重睹天颜。”

神宗点点头，半晌又说：“卿向来以直言极谏著称，这几年你不在朝廷，朕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今天你不必有顾虑，只管直言极谏。”

皇帝说的是客套话，可苏轼心里没有这个弯弯绕，把客气当成了“福气”，以为皇帝真的愿意听他直言极谏，于是鼓足勇气向上奏道：“臣早年读史书，其中有一篇说张仪欺骗楚王，要献商於六百里之地跟楚国会盟，等楚王照他的意思办了，张仪又说：‘我只有封地六里可以献给大王。’行事如同儿戏，简直不顾道义廉耻，于是天下人都咒骂张仪，同时也笑话楚王愚蠢。其实六百里土地不算什么，张仪本是秦国臣子，他是为秦国谋划，算计楚国，似乎也没什么可责备的。但像张仪这种欺骗君主的恶人自古至今实在太多了。这些人一得机会就跑到君王面前说：‘只要按我的主意办事，必能使天下安定，百姓富足，礼乐兴盛，国家马上会进入太平盛世。’君王听了这些骗人的话立刻重用佞臣，结果什么也实现不了，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反而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损失之大岂止‘六百里土地’？所以臣以为治天下者，最要提防的就是张仪之类毫无廉耻的策士。”

苏轼这话摆明了是在指责那帮“三司系”新贵，最糟糕的是，苏轼竟把神宗皇帝这位“活尧舜”比成了昏庸无道的“楚怀王”！听了这话，神宗的脸色着实不太好看。

神宗皇帝让苏轼“不必顾虑，直言极谏”，苏轼真就放下顾虑，果然直言极谏，真是够大胆、也够糊涂的。现在神宗皇帝脸色已经不好看了，苏轼却看不出来，略停了停又说：“臣早年任直史馆的时候曾听说过一件异事，讲的乃是前朝仁宗皇帝故事，臣听后感动至极，到今天记忆犹新，想说与陛下听：当年宫里有一位张贵妃极得仁宗宠爱，去世后被追谥‘温成皇后’，温成皇后有个乳母贾氏，也很得信任，宫里人都尊称她为‘贾婆婆’。当时贾昌朝任崇政殿说书，想升官，就去巴结这位‘贾婆婆’，被御史吴春卿察觉，弹劾贾昌朝，哪知查了半天并无实据。于是有人在仁宗面前进言：‘御史胡说八道，应该治罪！’哪知仁宗皇帝却说：‘吴春卿所言属实，贾氏真的在我面前推荐过贾昌朝……’”说到这里偷看了皇帝一眼，又说，“贾昌朝是被器重的臣子，又有宫里的人为他说情，且查无实据，若是别的皇帝也许趁这机会要治御史的罪了，可仁宗皇帝竟当面承认此事，不护贾昌朝的短，也不护那个什么‘贾婆婆’的短，真是圣主明君，气度非凡！”

苏轼这个故事表面上称颂仁宗皇帝，结尾处却连说了两个“不护短”，显然是指责神宗护了“三司系”那帮人的“短”。最气人的是，苏轼话里还有一个暗示：神宗皇帝治国的本事远不能与仁宗皇帝相比。

——讨厌呐！真讨厌……

神宗在御座上坐直身子，扬起脸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半晌才说：“卿还有事要奏吗？”

到这时候，稍有自知之明的臣子早已闭上嘴巴老老实实退下殿去了。偏偏苏轼嘴巴永远比脑子快，心里有话不说不行，又向上奏道：“暴秦治理天下用的是严刑酷法。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尽弃秦法，只与百姓约法三章，可知高祖不是个残忍之人。哪知高祖得天下以后仍然沿用秦法，这是何故？臣以为汉高祖不是不知道秦法残酷，是他习惯了这套酷法，所以没有改动。到汉文帝时才取消肉刑，停止族诛之罪，可到景帝的时候又把这些酷刑恢复了。到汉武帝，法度更加残酷，害民更加厉害，汉武帝死的时候，国家渐渐难以为继，汉宣帝又减轻刑罚，国家这才逐渐缓过劲来。由此可以看出，法治越人道，国家越强盛，法度却残酷，国家越衰败，可后世人糊涂，硬说西汉强盛是因为汉武帝用严刑酷法所致，这样的糊涂会导致亡国，所以虐民之法万不可用。”

苏轼把话说到这个程度，神宗皇帝耿着脖子歪着头，已是无话可说。半天说了句：“朕也累了，就到这里吧。”起身走了。

三日后，诏命下达：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外放徐州知府。

苏轼没有被派到河中府，而是改调徐州府了。因为徐州府比河中府更大、更富庶、战略地位更重要。

苏子瞻虽然烦人，毕竟是旧臣一派的“首脑智囊”，皇帝对他是要格外关照的。尤其此人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堆话，虽然没有一用中听，皇帝却也因为这些“不中听”的话，不得不做个“肯纳谏”的样子给天下人看。

苏学士，又因为他身上担的那个虚名儿实实在在捡了个现成便宜。只是古人早说过：“塞翁得马，焉和非祸。”苏轼这根“锥子”尖儿露得太多，不但扎了皇帝的手，也刺痛了“三司系”上上下下所有新贵。

到此时神宗皇帝已经确信：和“三司系”一样，旧臣们也是有一个“朋党”的。这个“旧臣党”的首脑就是苏轼、范镇、张方平。再扳起手指算一算，其中恐怕也少不了宰相吴充、侍中文彦博，还有苏辙、陈襄、孙觉、刘攽以及闭门不出的司马光……

神宗皇帝御极十载，用了种种手段，本以为早就把旧臣们收拾服帖了，现在皇帝才知道，这些人表面不敢闹事，暗中却勾得很紧，人数很多，而且对十年来所遭的迫害，他们一个个心恨难平。

——所以苏轼这个“首脑智囊”才会当着皇帝的面责备朝廷滥用“酷法”。

从这一刻起，神宗皇帝对朝局的看法改变了，对旧臣的起用推迟了。而苏子瞻，三年后那场大祸，早在这一刻，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