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糊涂判官和明白和尚

京城里发生的种种怪异事件，远在杭州府做判官的苏轼都不知情。眼下苏轼正在处置一件无聊的人命案子。

杭州一所小庙里有个知客僧不守清规，拿着平时偷攒的香火钱暗中和妓女来往，手里几个钱很快被人家骗得精光，没钱花了，妓女就不理他了，这和尚倒“痴情”，纠缠不休，一场争闹错手把妓女杀了。被抓获后不用审，自己把什么都交待出来，只求速死，于是案子审结。

就因为办这件荒唐案子，苏轼认识了一位高僧：杭州都僧正海月大和尚。

僧正是和尚们推举出来和官府打交道的。能当这个职位都是高僧大德。

海月和尚是杭州名刹上天竺法善寺的首座，年过七旬，中等身材，面相沉静，神情庄重。认真听苏轼讲了案情，所有疑点都仔细问明白，眼看案子清楚，就说：“僧人不守戒律，竟做出如此事来，官府应当依律判罚。”

海月这么说是他做僧正的职责。苏判官却没把这桩案子看得太重，笑着说：“和尚也是人，难免动凡心。只是不该因爱成恨闹出人命。”

听苏轼这么说，海月和尚一愣：“大人这话贫僧不懂。既是和尚，怎么能动凡心？”

海月这一问有些不客气，苏判官却有自己的想法：“我在京师的时候听说开宝寺里有一位怪和尚，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整天疯疯癫癫到处乱跑，吃肉喝酒无所不为，佛法却都精通，尤其擅讲《法华经》，高僧大德也辩不过他。引得无数信众到开宝寺听经，都称他为‘疯罗汉’，大师觉得这怪和尚是否真有神通？”

海月把手一摆：“什么神通！这样的人多得很，苏州也有这么一个和尚，不守清规，吃肉喝酒，又爱吃活鱼，有时候到市场上向人讨些活鱼回来丢在火里烧，不待其熟，抓起就吃，也有信众追随他，以为这是得道高僧。说穿了都是沽名钓誉的骗子！以这些怪异之举引别人信他，借此传经布法。可他的行为是这样，你想想，这些人讲的‘道理’会是什么？传的‘法’又是什么？信众们追随他，岂不是在追随虎狼毒蛇？”

海月和尚说得很对。

传说中总有些奇怪的和尚，不守戒律，吃肉喝酒，嬉笑怒骂，都以为这种“怪和尚”必有过人之处。甚至苏轼的朋友金山寺首座佛印大和尚，民间传说也以为他是个吃肉喝酒不守戒律的“怪僧”，其实不然。

和尚，是佛教中的讲师，作为专门的神职人员，他们有特定的道德操守，这些戒律是应该遵守的。在现实中，不守清规戒律的僧人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当佛门中传出丑闻的时候，我们是笑着说：“这和尚与众不同，居然很会骗钱，很会搞女人，必是了不起的高僧”； 还是同声谴责呢？

显然，只有谴责，不会有人真心赞同。

像这些疯僧之类平时最吸引人，苏轼又爱热闹，爱谈奇文逸事，想不到海月大和尚持戒严谨，为人刚正，把这些疯僧驳得一无可取。苏轼不能与他争论，随即想起一事：“大师认为戒律究竟是何物？”

海月微笑道：“要问戒律是何物，先问和尚是何物。我们这些人剃度入佛门，并不是要给自身修什么福报正果，而是发愿要尽绵薄之力以救世人。所以和尚是凡人师，不但要给善信们讲佛法、讲道理，自己也该以身作责。比如酒乱性，世人都该少饮，和尚就不饮；肉杀生，世人都该少吃，和尚就不吃；贪瞋痴妄，世人不能出离，和尚自己先要出离。于是出家人先修心，再度人。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和尚，自己都不守戒律，却在人前讲《法华经》，别人是听他讲经，还是看他装蒜？”

海月形貌冷峻，言语犀利，话说得极有道理，苏轼笑着点头：“大师说得对。”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事，“我看僧人们总是化缘，请问大师：化缘的意义何在？”

苏学士这话问得有意思，海月不急着回答，却反问道：“施主以为和尚‘化缘’是做什么？”

“我以为凡能布施僧人的就是与佛法有缘，于是僧人行于市井，广结善缘。”

苏轼所说果然似是而非，海月微微一笑：“我给施主讲个故事吧：有一人问和尚：佛在我心中，这话对吗？和尚说：这话不对。你的心本就是个佛，怎么又有个‘佛’在心中呢？就像你用刀剖开一块金子，要在里头找出‘金子’来，如何去找？”看了苏轼一眼，又说，“既然人人本来都是佛，就不怕失去佛性，怕的是佛性被世俗贪欲遮盖污染，所以‘心镜’要常常擦拭。和尚化缘，就是帮世人擦拭心镜。你想想，有个素不相识的和尚走到门前请求布施，你有米，给他一碗米，有钱，给他几个钱，若都没有，净水一碗给他解渴也好，就算连水也没有，请他在你门前坐着歇歇脚总可以吧？举手之劳就做了一件善事。待和尚走了，那人回头一想：素不相识的和尚我能给他一碗米，朋友需要帮助，我能不能给他一袋米？父母需要赡养，我能不能尽孝？儿女要不要疼爱？邻里之间要不要守望互助？国家有事，我要不要出一份力？如此一动百动，从一碗米上化出来的善心说多大就有多大，你说这件事是不是很值得做？”

听了这话苏轼一愣：“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原来和尚‘化缘’和孟子的意思一样。”

海月点点头：“苏学士极有慧根，一点就透。佛、道、儒其实是一体，内里全是一样的。比如孟子认为‘孝’是天下最简易的亲情，一个人能对父母进孝，自然能亲爱子女，敬重兄弟，善待朋友，扩而充之，则仁义礼智无所不得，这是从一个‘亲情’打进去。佛家讲化缘，是从一碗米、几个钱、一碗水打进去，希望施主们从这一碗米、几个钱的小小善心扩充开来，最终佛性烁然，自然成了境界。”

海月说到这里，苏轼心悦诚服，再细想想，又微微摇头：“单凭一碗米、几个钱的布施就想让俗人成境界，也不容易。”

海月微笑着点头：“不容易。但和尚之志不可夺，只要能为，尽力为之。”

海月这话说得极有气势，苏轼笑道：“大师说得好！孔孟也是这样想的。”

海月又点点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克已复礼，天下归仁’，话说了一千多年了，至今把皇帝克住了吗？把天下秩序恢复了吗？还不是全无头绪！但孔子说得好：‘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个境界。‘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说得是修行！若孔圣人不是做儒生，来做和尚也一样。”

苏轼笑道：“大和尚做儒生也是一样的。”

苏学士这话有意思，海月和尚不由得一笑：“我若做儒生，也和苏学士一样，必是个与皇帝争执不休的拧种，不知被贬到哪里去呢。”一句话逗得苏学士哈哈大笑。

从此，苏学士在杭州城里又多了一个好去处：上天竺法善寺。

审罢和尚杀妓女的案子，苏判官刚松一口气，官府收回“青苗钱”的日子又到了。

“青苗钱”刚定的时候仿佛是一种专门利农的“贷款”。然而农夫并非人人要借贷款，官府放贷也不是为了“利农”，他们的眼睛其实盯着那两分利息。结果“青苗钱”推行一段时间就变成这样：官府把村里的农户分为五等，按财产多少向每户农民摊派“青苗钱”，上等户每家摊派十五贯，到期收息三贯，由此按等递减，最穷的五等户每家摊派一贯，到期收息两百文。

至此，刚一推出就被朝野人士广泛质疑的《青苗法》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在朝廷敛财政策和地方官的强摊恶收之下，“青苗贷款”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国家税收”，而且收得很重，老百姓哭都没地方哭去！而向百姓收“青苗钱”的事由谁去办呢？当然是杭州府南北两厅判官。

转眼功夫，判官厅里跪满了从乡下捉回来的穷人，一个个哭泣哀求，只说还不出钱来。这样的案子也不用审，该怎么打、怎么罚早有一套规矩。于是苏子瞻每天纱帽官袍高坐厅上，厉声呵斥农夫，看着皂隶打人，虽然威风凛凛，心里却觉得自己像个畜生，实在苦不堪言。手下推官俞希旦看苏轼整天愁眉苦脸，就劝他说：“‘青苗钱’不同别的，官府先放本钱，到期收息，农夫们只要勤快些，从本钱里挣出两分利息并不难。这些一文钱都还不起的全是乡下无赖，专门骗取‘青苗钱’，拿了钱就吃喝嫖赌挥霍一空，根本没有还债的心思！对这帮刁民不打怎么办？”

苏轼是个有良心的好官，偏就他这种人在官场上混得最憋屈。现在俞希旦指着农夫的鼻子骂 “刁民”，苏判官听了受不了，闷头闷脑地问：“俞推官怎么知道还不起钱的就是无赖？”

“办案多年，早看清了。”

面对没良心的人吵架也没用，所以苏轼也不跟俞推官争，半天又说：“官府把钱硬性摊派给百姓，百姓们拿了官府的钱就得拼命去赚利息，然后连本带息还给官府，这和‘衙前’差事有什么区别？”

苏轼这一问俞希旦无法回答，笑而不语。

苏轼知道这些人当官当得连良心都不要了，跟他们没什么好说，只能自己出来转悠解闷儿。走到一处塘埂上，见一帮闲汉每人手里拿根棍子在水边忙活，不知干什么，走过来看热闹。到近前才看出，原来这些人手里的木棍上都钉着一拃多长的船钉，尖端磨得锋利异常，举着棍子一下下往水中乱划，正莫名其妙，忽然一个人叫了一声，抬起手来，只见长钉上串了一条足有斤把重的鲤鱼，拼命挣扎，水珠四溅。这人一手抓过鱼扔在地上，回手又用棍子划水不止。

到这时苏判官才明白，天冷水凉，鱼儿聚在浅水向阳处取暖，游动也慢，这些人用钉了长钉的棍子搅水是在捉鱼。仔细一看，地上已经扔着几十条鱼，大的有几斤重，小的二三两，都被钉子扎穿，血糊糊的，有些已死，有的还在扭动，也离死不远了。

一开始苏轼还觉得这捉鱼的法子有趣，看了一会儿，眼见一条条活鱼被从水里钩上来又觉得残忍，叹一口气，转身往天竺寺走来。

此时已到初冬，天竺寺的美景不如从前了。随便走走，正遇住持僧辩才大和尚——海月禅师的师弟，把他请进方丈室吃茶闲聊。苏轼没情没绪的也不知说些什么。忽然心有所感，随手写了首诗：

“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渚蒲披折藻荇乱，此意岂复遗鳅鲵。

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

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冠笠惊鹈鹕。岂知白梃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苏学士这首诗讽刺的是苛政，看了这诗，辩才和尚一时无语。恰好海月和尚走进来，辩才把诗给他看了。海月脾气直爽，立刻说：“苏大人这是被‘青苗钱’困住了？”

海月和尚灵台清明，一猜就中。苏轼叹道：“还是当和尚好，不用摊‘青苗钱’。”

苏轼这话是个玩笑，海月也笑道：“做判官不如做和尚。苏大人若有此心，贫僧可以为你剃度。”

苏轼忙说：“如此甚好！”开了一句玩笑，想起官府里的事，情绪又低落下去，“你们不知道，官府中人毫无心肝，一边摊派钱款迫害百姓，一边责骂还不起钱的乡民是无赖，说他们故意借钱不还！大和尚说说，哪有这样的事？”

苏轼性情偏激，想事一厢情愿。辩才和海月对视一眼，笑着说：“苏学士只看到‘青苗钱’的害处，却想不到这里头诸多细节。乡下民心淳朴是真的，可人的品性良莠不齐，一村之中难免有几个吃喝嫖赌的无赖，这些人没有家业——就算老辈传下家业也被他们败个精光。种地，他们不肯出力，做手艺，没有手艺，只能偷一点摸一点勉强过日子。现在可好，官府忽然推出一个‘青苗钱’来，而且不问能否还贷，只管往下摊派，正经人见‘青苗钱’本大息重，心里害怕，不愿意贷，可这些无赖们见了‘青苗钱’高兴得合不拢嘴，立刻抢贷过来，手里有钱就到城里吃喝嫖赌，一两个月花得分文不剩！等秋收以后官府来收‘青苗钱’了，他们自然一个钱也还不出。好吧，官府要抓就抓，要打便打，刺字劳役全由你，总之：‘老子享受了两个月快活，一切都值！’”

辩才这话让苏轼一惊：“真有这种无赖？”

“有。”辩才把苏轼看了两眼，又说，“听说官府也想出应对办法，快要实行了。”

苏轼忙问：“官府有什么办法？”

“官府里都是精明人——不精明他也做不了官！这些精明人不顾一切胡摊乱派，硬把‘青苗钱’塞给乡民，也不问人家贷了款能不能还？这不是当官的傻，而是因为上司给他派定了数目，钱贷不出去，他的乌纱帽就带不稳。可把钱撒出去容易，收回来难，怎么办？当官的又有一个好办法：把‘青苗贷’打包给富户，让富户给穷人做担保，以后收不回本钱就让富户赔偿，反正富户有田产宅院，跑不掉！可当官的就不想想，富户手里的钱财土地也不是天下掉下的，不是大风吹来的，那是他们几辈子苦巴苦挣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现在官府忽然把‘青苗钱’强摊给他们，且一次派下来就是十几份、几十份！这些人拿了钱若不摊派给同村的乡亲，将来两分利息算在他们头上就赔死了！若摊给乡亲，不愿意要这钱的人就骂他们，那些无赖汉倒是愿意得这笔钱，可拿去容易，让他们还钱？怎么还！村里那些穷人双睛如豆，不知道罪在官府，只骂富户没有人性，富户却因为‘青苗钱’放不出、收不回，弄得纷纷破产，赔死不说，还要挨骂，家家苦不堪言。”

官府强行让富户替“青苗钱”担保的事苏轼早听说过：“朝廷对此也是严令禁止的。”

辩才摆摆手：“‘青苗钱’是大事，乡下人的死活是小事，所以禁而不止。”

辩才大和尚这些话真让苏轼这个当官的汗颜。哪知海月和尚又在旁叹息一声：“师弟说的还是小事，真正的大问题恐怕几年后才会露出头来。”

《青苗法》诸多害处已经如此严重，哪知海月和尚竟说这些都是“小事”，苏轼顿觉魂不附体，怯生生地问：“穷人已经逼死，富户已经破产，无赖汉们也都给逼急了眼，难道这还不够？”

海月摇摇头：“远远不够！《青苗法》之害若和《保甲法》串起来，必有亡国之祸。”

听了这话，苏子瞻心慌气短，竟连反问的勇气都没有了。

半晌，海月缓缓说道：“苏学士也知道，《保甲法》本是练民兵的办法，可《保甲法》都在本村本乡实行，一保有个‘保长’，一甲有个‘甲头’，谁来做？当然由地方上的富户充任。现在官府要放‘青苗钱’，又怕钱放出去收不回来，怎么办？干脆把该派给这一乡一村的‘青苗钱’打一个包全都推给保长，让这些人经手分发下去，将来收回‘青苗钱’的差事也由保长负责，必须交足本息，少一个钱，就由保长们还！这些保长顶了天大的责任，只能回过头来和官府商量：‘让我们摊发青苗钱也行，但如何向下摊派都由我等说了算，若百姓为此事上告，官府也必须向着我们才好。’官府只求顺顺当当把钱派发下去，当然答应。保长们就利用手里的乡勇民兵私设公堂，擅动王法，提着棍子鞭子把‘青苗钱’在本乡本村硬派硬收，收回来的利息也不是两分，是三分！多出的钱保长们自己装进腰包里……”

海月和尚几句话说得苏子瞻出了一身冷汗，嘴里喃喃道：“这还不把人逼得造反了？”

海月冷笑一声：“造反？乡下人胆子最小，没人领头儿，他们宁可死也不敢造反。可《保甲法》推行之后却给他们找了领头的人，就是保长。你想想，保长们帮着官府摊派‘青苗钱’，借此掌握了乡勇民兵，官府也暗中支持他们，这些人自然成了地方上的豪强恶霸。可官府推出的苛捐杂税多至几十种，‘青苗钱’交给保长去办，好使！那么其他的捐税早晚也都会交给保长去办，到最后这一村一乡彻底榨干了，百姓们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官府就得找保长要钱，保长在乡下强横惯了，手里又有乡兵，能像百姓那样一声不吭任由官府欺诈？”

辩才接过海月的话头儿：“总有一天，保长们忍无可忍，领着乡民造起反来，那时候只怕一传十、十传百，天下大乱无法收拾！最终受苦的是百姓。”

海月、辩才两位大和尚都有通天法眼，把未来的灾难讲了个清清楚楚。

乡村里的豪强恶霸自古就有，虽经历朝历代严厉打击，仍是“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但官府对地方豪强总还是打击的，这些人也就没有机会坐大。偏偏大宋王朝推出了一个《保甲法》，又与《青苗法》一同推行，官府把“青苗钱”打包让保长们向百姓强派强收，由此在乡村中养出了数不胜数的恶霸豪强，这些人一开始给官府当爪牙，到后来，连保长也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领着乡兵义勇造起反来，这一下真如星火燎原，顿时撼动了大宋王朝的根基，加速了整个国家的瓦解。

《水浒传》里那个 “托塔天王晁盖”不就是一个勾结官府、豢养打手、横行乡里的“保正”吗？而《水浒》讲的是徽宗年间——也就是三十年后的事……

和尚说的太对、也太吓人了，苏子瞻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听了这些话忍不住拍案大骂：“王介甫真是祸国殃民之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苏学士这个一点就炸的炮仗脾气在大和尚看来真是好笑。海月和尚微笑着拦住他：“王安石其实是个好人，他推行变法本意也是好的，这位百年难得一遇的君子似乎也没到‘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

王安石的人品原本无可挑剔，可变法几年来王安石的名声已经彻底败坏了。苏轼心里本就对王安石和他手中那个霸道凶狠的“三司系”有成见，听海月说王安石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君子”更加难以接受：“王安石推行新法把国家都毁了，难道大宋朝等了一百年，就等来这么个货色？”

见苏学士有些急了，海月淡淡一笑：“大宋朝积弊百年，时时都想变法。可变法本是天下第一艰难之事，有胆量的人没能力，有能力的人没胆量，等了一百年才等来一个王安石，既能胆量又有能力，敢办事，也能办事，变法不让他去办，让谁去办？”

王安石推行新法初衷如何，苏子瞻不得而知。但王安石是个无欲无私的君子，这一点苏轼倒能认同。半天才说：“王介甫是好人，所推行的是好法，为什么真做起来却是这样？”

海月指着师兄笑道：“贫僧不知，你问这位大和尚。”

辩才忙说：“你这和尚真刁，犯忌的话你不说，让我说？”

海月笑道：“我这个僧正常和官府打交道，说了犯忌的话以后如何做人？你每天躲在庙里念经，怕什么。”

海月和师弟打趣，说的也是真话。身为都僧正，有些话海月不方便说。

辩才也不跟他废话，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慢慢放下：“若往深处说，只怕要说到当今皇上了——施主以为什么是‘变法’？”

这一问看起来简单，其实不易回答，苏轼想了半天才说：“改革时弊就是变法。”

辩才点点头：“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吧：某家有十个兄弟，九个都是好人，只有一个不肖子。这天晚上他与诸兄弟争斗，一时发起疯来，竟放火点着了房子！那九家兄弟忙领着全家人拼命救火，可到天亮一看，整条街都给烧成了白地，九家兄弟一起总共只救下一间房而已。”看了苏轼一眼又问，“学士有何想法？”

苏轼皱眉想了片刻：“一个人放火可以烧一条街，十个人救火只救得一间房，可知作恶容易，做好人难。”

苏学士没说到点子上。辩才笑道：“烧一条街容易，救一间房却难，天下事都是这个道理。变法是关乎国本的大事，千难万难，一旦施行，必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受益的人得了好处以为是应该的，都不出声，受损的人却已叫喊起来，几千个不出声的人也比不得一个喊叫的人嗓门儿响，就像火烧房一样，‘呼啦’一下子点着了，千人万人救不得！于是变法一起，诟骂随之，古来如此。你说王介甫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变法时就是‘好人’，只要主持变法，准变成一个‘坏人’，这其实怨不得他，也由不得他。”

出家人置身事外，见事倒比别人明白。听了这些话苏轼的头脑更乱了：“这么说‘法’是变不得的？”

辩才摇摇头：“法是要变的，只不过这上头有个讲究：变法之时最好不提‘变法’，先暗暗下一个决心，官府不要抢夺，把好处让百姓先得，便宜交给百姓去占，然后定一个章程在地方上试行，让百姓们评说，百姓说‘好’则用，百姓不喜欢则改，改了仍不能用就弃。如此往返几年，把一个章程立住了，百姓都同意了，这才又推一个新章程，这样反复推行，二三十年后时局已经大变，百姓得了实惠，国家也收到利益，此时就把前头三十年试行之法收集起来立成文字，自然天下赞同。这叫什么？按你们孔夫子的话，这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认同，就搞下去，百姓不认同，官府心里有数，就改。”

海月在旁笑道：“《道德经》也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朝廷办事如同春雨，润物无声。事情办成了，功劳在百姓名下，利益在百姓手里，百姓们都说：‘这事是我做的，这钱是我赚的，关朝廷甚事！’听起来似乎不知感激，其实不然。你想想，若真能把事办成这样，百姓对朝廷将是何等拥戴，纳税交钱又将何其痛快？有了百姓的‘亲而誉之’，朝廷不但富了，而且强了，这才叫‘真变法’！”喝了口水，缓口气儿，又说，“就好比先养出个儿子来，才给他起名字，这是常理，反过来成什么了？”

两位大和尚的话让苏轼茅塞顿开：“朝廷的变法就是先起名字再生儿子，次序全颠倒了！”

苏学士是个急脾气，也没深思就把话说出来，两位大和尚相视而笑。

海月问苏轼：“你见过先取名字再生儿子的事吗？这孩子是男是女，几时出生，生下来有没有毛病，能不能养得活？什么都不知道，先把名字取下了，若真如此，这人岂不是疯了？”

海月这一问又把苏轼问倒了。

见苏学士摸不着头脑，海月只得把话说得更露骨些，指着辩才说：“这位和尚告诉你的‘缓立法’是朝廷把百姓当成亲儿子看待。父母待亲生儿子是什么样儿？有一口好吃的，先给孩子吃；有一件棉衣，先给孩子穿；孩子受了气，父母冲上去拼命护着自家孩子，对不对？朝廷若真把百姓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变法之时必然先求富民，百姓富了，回头再富朝廷。可朝廷眼下的作法却是颠倒的，百姓全都不管，一心要富朝廷，立法时先算定朝廷能从中得什么好处，赚多少钱，至于百姓会不会因此受害，根本不问！为什么？只因为在皇上眼里百姓根本不是亲骨肉，而是他皇帝家豢养的奴才。这奴才生出来是男也罢是女也罢，总之是个做苦工的命，取个名字也无非‘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不及养大，已经算计着让他做工赚钱，赚回来的钱归谁？归皇上，归朝廷……”

变法应缓，先富百姓再富国家，这些苏轼早先是想过的。可海月大和尚这些话苏学士做梦也没想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如今大和尚把这激烈的话儿说出来了，苏轼瞠目结舌无话可答。倒是辩才在旁说道：“自古至今变法最难，难就难在朝廷从不把百姓当人看，秦是压迫，汉是盘剥，到今天，仍然是石头里榨油的法子！所以变法不成，不怪百姓，只怪朝廷；不怪大臣，只怪皇上。”

大和尚是化外之人，四大皆空，无所挂碍。可也正是这化外清净之人才能看破时局，把话说到要害处。听了这些话，苏子瞻脸色灰白，汗透重衣，竟不敢接口。

说这些犯忌的话连大和尚心里也有些怕。既已说到这里，也不能退回去了：“古来变法不成，原因都在皇帝身上。秦孝公想称霸，想灭六国，于是变法，而变法的主持者是商鞅，后世就称为‘商鞅变法’。其实后世人都是傻子，看不透‘商鞅变法’的真正主使是秦王，只知道骂商鞅。今天的事与一千年前一样，变法的主使是当今圣上，变法搞成这个样子，只因为当今皇上把自己的私心私欲都掺杂在新法中推行。世人却看不出，只知道骂王安石，这是被老虎咬了，却踢一条狗，冤枉了王安石还是小事，变法出差错，根子找不到，只怕这法会越变越‘偏’，到最后真就成了祸国殃民了。”

海月和尚这几句话说透了内幕，苏子瞻脸色蜡黄，冷汗如雨，好半天才勉强问出一句：“这可如何是好？”

一句话，问得海月和辩才都坐了下来。沉默良久，从海月和尚嘴里勉强吐出两个字：“看吧……”

——看吧。

面对这场越来越难以捉摸的“熙丰变法”，除了这两个字，天下人早已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