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急于变法的“真尧舜”

大宋治平三年十二月间，继位仅四载的英宗皇帝赵曙渐渐油尽灯枯。

英宗皇帝小时候身体就不好，做了皇帝之后，装疯打人是假的，其后几年病痛连连却是真的，御医开了多少方子替皇帝调养，始终不见起色。偏这一年天气阴冷，十月间神宗皇帝为生父濮王建殿祭祀，累坏了，不小心染上风寒，只得躺下养病，哪知这场感冒越养越重，到十一月，英宗皇帝已经起不来床了。

眼见皇帝气色不祥，大臣们开始为“后事”做打算。

颍王是英宗皇帝的长子，英明聪慧气概非凡，虽然还没被立为储君，可朝臣们都知道大位非颍王莫属，尤其宰相韩琦更是一心倾向颍王，绝无别的心思。于是到十一月底，眼看皇帝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神志也渐渐不清楚了，宰相韩琦也不和别人商量，自作主张请颍王赵顼入宫伴驾。颍王进入福宁宫的时候，韩琦见左右无人，就附在颍王耳边低声说：“大王这次伴驾务必尽心尽力，昼夜守护，须臾不离福宁宫才好。”

韩琦这话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可仔细想想却意味深长。赵顼当然听懂了，偏要装个糊涂，忙说：“这是人子之责，宰相无须嘱咐。”

韩琦深深地看了赵顼一眼，缓缓说了四个字：“不只如此……”别的再没说什么，冲着颍王深施一礼，转身出殿去了。

韩琦说的两句话表达了宰相与重臣们对颍王的忠心，而颍王那个糊涂也装得恰到好处，大家心照不宣，已经无需多说什么。

就这么又熬了将近一个月，眼看英宗皇帝已到弥留之际，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而直到此时这位皇帝仍然没有写下立储的诏书，在榻边日夜勤守的颍王和殿外徘徊的重臣都有些忍不住了。于是颍王借故暂时出殿，宰相韩琦、曾公亮以及欧阳修、文彦博等大臣随即走了进来，直到皇帝的病榻前。韩琦附耳低语道：“眼看到年尾了，陛下何不早立太子，以安人心？”

韩琦这个做法似有些“逼宫”的味道，可英宗皇帝已是如此，再不立储实为不智。好在皇帝虽然弥留，神志未失，两眼望着韩琦，眼神中似有灵气。韩琦忙命人取过笔砚，英宗颤微微地接过笔来，哆哆嗦嗦地在洒金笺上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个字。

“大王”是皇帝对长子的称呼，大臣们平时也这样称呼颍王。但遗诏是天下第一大事，务必做到滴水漏，“大王”二字在语意上显得有些含糊……

此时的英宗皇帝一半明白，一半已经糊涂了，写下的遗诏意思清楚，文理却不对路。韩琦忙又俯身低语道：“陛下说的‘大王’就是颍王吗？若是，请务必书写明白。”

此时的英宗皇帝半个身子已走在黄泉路上，一杆小小毛锥握在手里重逾千斤，手臂颤抖，汗下如雨，费了天大的力气，终于在“大王”两个字旁边歪歪扭扭加上了“颍王顼”三个字。

有这一张洒金笺，大宋朝的国事就定了。

大宋治平四年正月初八，英宗皇帝龙驭宾天，在位仅四年，享年三十五岁。

英宗皇帝刚崩，韩琦立刻请出遗诏，召集众臣当场宣读，安排太子赵顼继位。宰相曾公亮觉得韩琦如此安排未免急躁了些，就把他拉到一旁低声说：“刚才皇上身边的内侍传出话来，说有人看见皇上的手动了一下……”

曾公亮如此说，其实是暗示韩琦，皇帝尸骨未寒，传诏太急未免失礼。哪知韩琦脾气急躁，瞠目喝道：“国事当如此！若陛下复活，就是太上皇，这有什么可说！”一句话喝退了曾公亮。韩琦立刻率领群臣在福宁宫外对太子行三跪九叩大礼，山呼万岁。于是赵顼继皇帝位，是为宋神宗。

韩琦的急躁其实事出有因。一来宰相韩琦久经风浪，见过多少匪夷所思之事，面对新君继位的大事不敢丝毫怠慢。二来英宗皇帝在位时毫无作为，臣子们对他已经灰了心，暗中期望颍王赵顼早登大宝，整顿纲纪，变法图强。

宋神宗赵顼不是被群臣拥立出来的，而是被天下人“守候”出来的，登临大位，群臣拥护，百姓宾服，实至名归。

赵顼做太子的时候严谨端正，虽在宫闱之中，却不贪恋女色，品行堪比名宿大儒，人又勤奋好学，自开蒙以来从未有一天荒废学业，每对大臣谈论志向，气概非凡异于常人，朝廷重臣早就料到英宗皇帝一去，新皇登基，大宋王朝必有一番全新气象，于是人人期待，都等着这位圣主新君早日临朝。

神宗继位的第二天，正式穿戴帝王服色，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佩方心曲领，系金玉大带，手执玉圭被内侍扶上大庆殿，端座龙椅，群臣在殿上舞蹈朝贺，行三跪九叩大礼，抬头仰视皇帝，只见神宗皇帝面如满月，腰杆挺拔，双目炯炯，仪态庄严，眉目神情颇似仁宗皇帝，行止间却有太祖威加四海的气魄，真是人主之象，天日之表。这些大臣有不少历仕仁宗、英宗两朝，见惯了温和体让的贤君，忽然见到如此英明神俊的少年君主，一帮三朝老臣都感动得落下泪来，内中有人低声说道：“平时只见过书本儿上的尧舜，今天，我等算是见到‘真尧舜’了！”一听这话，大臣们个个赞叹，感慨良多。

群臣朝贺已毕，神宗皇帝回到内宫换去礼服，随即命人取来皇帝亲征时穿戴的金盔铜甲披挂齐整，昂首阔步到内宫来拜见太皇太后。

这年仁宗皇帝的遗孀曹太皇太后五十一岁，年纪并不甚老。自从宰相韩琦与英宗皇帝会同一气夺了她的摄政之权，老太太就此不问政务，无事时在宫墙内开辟田园亲手种些蔬菜，又在宫墙下栽桑养蚕，每日操劳农事，身体养得很壮实。英宗皇帝早先对她不敬只是为了争权，大权争到手后两宫已经和解了，尤其赵顼十分懂事，对太皇太后奉为祖母，敬爱有加，太皇太后与这个孙儿的感情很深。现在赵顼当了皇帝，太皇太后觉得比英宗做皇帝时开心得多，脸上虽然不能露出喜色，神色间却比往日更多了几分慈和安祥。

现在新皇帝穿着一身铠甲入宫来拜，曹太皇太后早知道孙儿的心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安坐受了皇帝的礼，上下打量了皇帝几眼，笑着说：“我们曹家祖上曾经追随太祖、太宗定江山，年轻时我也见过不少披甲的勇士，只是这些人都没有皇上的英姿挺拔。听外臣说皇上是个‘活尧舜’，我看这话不假。”

太皇太后的话半是称赞半是玩笑，疼爱之情溢于言表，赵顼听了这些话也很高兴，笑着说：“朕不敢称尧舜，但求有太祖一半武功、太宗一半文治就够了。”

神宗皇帝是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天下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可太皇太后是皇上的祖母，不能像大臣们一样只管奉承皇帝，于是微笑道：“皇上这话似乎不对，太祖皇帝武功卓绝，然而杯酒释兵权，治天下于不动声色之间，真正高明的倒是文治；太宗皇帝文彩显赫，却灭吴越，取漳、泉，平北汉，两次亲征，半世用兵，可知太宗真正倾心的倒是武功。”

太皇太后这话软中带硬，明里毫不客气顶了皇帝一句，暗中更加提示皇帝：太祖文治天下而国家稳固，太宗皇帝两次亲征辽国都遭大败，如今皇帝刚刚继位立刻戎装入宫拜见祖母，这个举动有些鲁莽。

太皇太后话里的意思神宗皇帝也听懂了，可这位年轻英勇的皇帝自有一番想法。

既然太皇太后已经挑明了不喜欢皇帝这身戎装，神宗皇帝也不妨把话说得直率些：“当年祖宗开国之时，一条铁棍横扫天下，东征西讨百战百胜。哪知到了太宗一朝，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每战皆负！太宗御驾亲征，身中两箭败逃而回，每年箭创发作痛苦异常，后来龙驭宾天也是因为箭创复发。我大宋与辽国、西夏实有不共戴天之仇！却每年输送岁币以养寇仇。朕继位以前就立下志愿，必要扫平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将辽人逐出长城，巩固华夏社稷，恢复汉唐河山！孔子有云：‘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如今朕已承继大统，自然要一展抱负。”说到这里又笑着问，“太皇太后有话对朕说吗？”

神宗皇帝先言其志，又向太皇太后问计，其实是堵太皇太后的嘴，不让她说颓废的话。太皇太后也知道孙儿志向高远，自己一个居于深宫的老太太想劝也劝不住，可是一句都不劝又不甘心，想了想，缓缓说道：“皇上有这样的志向当然好。可老子也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若细论起来，老子还是孔夫子的老师呢。如今我只有一句话对陛下说：陛下口不言兵，是国家幸事。”

太皇太后的话在神宗听来十分刺耳，可在祖母面前不便争论，行礼之后告辞而去，回到御内东门小殿刚坐了一会儿，内侍来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汝州富弼大人还朝，在宫门外求见。”神宗皇帝忙命富弼进宫见驾。

富弼本是仁宗时著名的太平宰相，曾经先后两次拜相，既得皇帝器重又受同僚敬仰，在朝廷里威望极高，因为母亲去世报了丁忧，守丧已毕回朝被英宗皇帝委任为枢密使，又因腿疾请辞，于是挂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任汝州知府，离京养病，至今才回到朝廷。神宗皇帝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一向敬重，听说富弼回来了，立刻命富弼到御内东门小殿见驾。

御内东门小殿是皇帝处理机要事务的地方，臣子回京陛见，本来没资格进入御内东门小殿，神宗在此接见富弼是格外的恩典。才把诏命传下去，又想起一事，赶紧叫过内侍押班李宪，吩咐他：“富弼有腿疾，你快出去把他搀进殿来！”李宪忙往外跑。神宗在后头高声嘱咐：“富弼年老走不动路，你带他直入宫门，不必绕路而行！”

片刻功夫，富弼在内侍押班的搀扶下走进小殿。

在御内东门小殿接见富弼已经是恩典，皇帝竟派身为宦官首领的内侍押班去搀扶接引，对这位老臣实在太照顾了。富弼虽是三朝老臣，也没见过这样的皇帝，抢上前对神宗行跪拜大礼。神宗忙叫李宪拦着富弼：“卿有腿疾，不要行大礼。”又叫宦官们，“搬椅子给老先生坐。”

见神宗皇帝如此厚待老臣，富弼感动得热泪盈眶，再三谢恩，这才在一只绣墩上坐了。神宗皇帝随即问道：“老先生这次到汝州一去就是一年，辛苦了，不知身体好些了吗？”

富弼忙说：“臣在汝州名为做官，实是养病，如今病情已无大碍，只是比旁人走得慢些……”说了这句一语双关的话，悄悄瞟了皇帝一眼，见这位年轻的皇帝并无表情，似乎没听出话里的意思，于是又笑着说，“臣这次到汝州去是坐着马车过去，双脚走着回来，着实锻炼了筋骨。只是一路上见了不少怪事，想说出来驳陛下一笑，不知皇上想听吗？”

富弼不是闲人，哪有功夫说笑话儿？这位老臣要说的一定是要紧的话。神宗皇帝立刻答道：“朕自然想听，先生请讲。”

富弼掩着嘴低低咳嗽两声，在椅上坐稳了身子，这才缓缓说道：“臣这次从汝州回京，路过乡村，只见田野荒芜，不少田地看似肥美，却无人去种，有些田里小树都长到胳膊粗了。后来住宿在乡民家，又见这些人家院里没有菜、栏里没有鸡、圈里没有猪，穷得家徒四壁，一家老小瞪着眼坐在那里挨饿。臣一开始不解，以为必是这家人懒惰，不肯种菜养猪，这才穷到如此地步，可问了里正，却说这是乡里的大户，臣就觉得奇怪，大户何以如此之穷？问他们，这些人看我是官，不敢讲。后来臣就留了个心眼儿，换上粗布衣服假装过路的，到乡民家去借宿，这才知道乡下人人皆穷！家家户户都是这副惨相。臣就不懂了，若说一家人懒惰，还能说得过去，难道家家都如此懒惰吗？”说到这里又是一阵咳嗽，停了下来。

富弼说的真是怪事，神宗皇帝正听到要紧处，就说：“乡民不会家家懒惰，这里面怕是有隐情吧？”

富弼等的就是皇帝这一问，忙笑道：“陛下圣明，这些乡民果然有隐情。臣仔细查问后才明白，他们把良田撂荒，家里不事养殖，原来是为了避开‘衙前’之役。”

富弼这么一说神宗倒不明白了：“衙前之役是太祖开国时所立，至今也有百年，多次经过改良，据说实施情况还好，卿却说乡民弃田弃养只为避役，何至于此呀？”

富弼又是一阵咳嗽，这才缓缓说道：“陛下说得对，衙前之役创立已有百年，依旧例，百姓们以财产多少分为五等，由官府造册登记，只有第一等户才需要服这衙前役，如此则富户为国服役，贫户不必担负，倒是个好想法。可衙前役颇为繁重，每年都有分派，富户年年背负徭役，时间一久不胜其扰，于是仁宗庆历年间定了一个‘免役法’，规定富户只要出钱就可免服衙前役，哪知‘免役法’在地方上推行起来很不顺利，那些坏良心的官员胥吏一边征收‘免役钱’，一边又向交过钱的人家摊派徭役，百姓们拿了钱还要受苦，弄得怨声载道。后来只得明令禁止‘免役法’，规定衙前之役以乡村为界进行摊派，哪知一个县所辖乡村有穷有富。比如某乡富裕，有一等户十五户，某乡贫困，只有一等户五户而已，那么服役之时，富裕的乡里十五户人每年有一户应付徭役，轮上一周就要十五年，而贫穷的乡里同样每年有一户服徭役，轮一周却只有五年！弄到最后，富裕地方休息有余，贫穷之地的一等户却因为徭役太重破了产！眼看这个办法行不通，朝廷又定了新章程，规定每年分派衙前役的时候不再按乡划界，而是从县里最富的人家摊派，然后依各家财富数量依次逐年摊派，本以为这个搞法可以避开‘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麻烦，哪知实行起来仍然不妥。一来富户年年充任重役，这些人家也无力支持，几年下来纷纷破产；二来百姓家里的财富多少全由乡邻认定，谁家多种了几亩地，多养了几口猪，甚至多织出几匹布来，邻居们就说：‘这家是富户！’往上一报，衙前苦差立刻降到他们头上，农夫们吓得没办法，干脆有地不种，有猪不养，有布不织，弄个家徒四壁，别人就不能说他家‘富裕’了吧？可朝廷的差事年年派下来，总要有人承担，第一等富户被盘剥穷了，只好把第二等富户升为‘一等’。结果二等富户也要装穷扮苦，弄到后来，乡民们不比谁家富足，倒是争相攀比看谁‘贫苦’！照这个闹法儿，到最后乡下再无一家富户，人人都是赤贫，那时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富弼所说的是个时弊。

衙前苦差十分害人，而且极不公平。但衙前苦差只是大宋朝诸多弊政中的一项而已。

大宋王朝建立以来，因为战事不多，内外太平，商业和手工业都比前朝有了较大发展，貌似十分富足。然而在这“富足”的表象之下，国家从百姓手中征收的赋税却连年增长，到仁宗后期每年征得赋税已超过了一亿贯！各种徭役更是多如牛毛，百姓们膏脂已尽，骨髓已干，整个国家表面达于富裕的极点，实际上已到破产的边缘。

富弼所谈的时弊神宗皇帝也有所知，但身为皇帝，居于九重，神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百姓们已穷到如此地步，惊愕之余，不得不问富弼：“老先生认为衙前之役当如何改良？”

听皇帝问起，富弼愁眉深锁，半天才说：“臣以为衙前之役重在摊派，应该仔细计算乡民农户家里财产，把差役分成若干份，依各户家财多少计算他们应占几份，比如家财一千贯者占役十份，家财五百贯者占役五份，家财一百贯者只占一份，这样分摊起来或许公平些。”咂了咂嘴，又说，“其实天下事都一样，制订容易，执行却难，所以为君者千万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之害……”

到这时，富弼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与朝中所有臣子一样，富弼知道神宗皇帝有志向，有勇气，有才能，是个锐意进取的君主，继位之后一定会力图变法。但富弼是个老臣子，经得事多，深知变法最难的在于实施，有时候制订的计划很好，期望很高，真正办起事来却弄得一塌糊涂。神宗皇帝年轻气盛，在这上头更要特别注意才好。

神宗皇帝聪明透顶，富弼只说了几句话，他已经全听懂了，点头道：“老先生的话在理。不但衙前役的规矩要改，那冗官、冗兵、冗费的流弊都要改！只是朕该从何着手，还望老先生提点几句。”

宋朝自太祖之下各位皇帝都能纳谏，神宗皇帝也不例外。有这一个优点，诸事都好办了。富弼略一沉吟就向上奏道：“臣以为陛下治天下当以‘稳’字为先，凡事切勿急功近利，尤其不能让臣子们猜测到君王的好恶。因为朝臣中总有些小人最会奉迎皇帝，皇帝喜欢的，他们就吹捧；皇帝不喜欢的，他们就迫害。而皇帝不管如何圣明，最容易上这些小人的圈套，一旦入毂，退都退不出来，结果被小人利用，犯下难以挽回的过失，对皇帝而言这是最危险的事。”

富弼说得是至理名言，可惜这样的话年轻人往往听不进去，尤其神宗皇帝才智过人，自视极高，更是把富弼的话当成耳旁风，只说：“朕记住了。”接着把话锋一转，问富弼，“卿早年曾出使辽国，知道辽人的虚实吗？”

听了这话富弼心里暗吃一惊，忙说：“当年辽国与西夏结盟，欲联合举兵攻打天朝，边境吃紧，仁宗命臣出使，虽然费尽了口舌，仍然不得不向辽国增纳岁币，实在有辱国体，以至于臣不愿对外人提起此事。我大宋虽然承平日久，国力也还算富强，可北有辽患，西有西夏，两国互成犄角，有事则共进退，使我攻不能攻，防不胜防，臣以为军事上欲有作为，必须在财政上增加收入，要想财政富裕，必须裁减冗官，精练兵马，与民休息，诸事都做长远打算。所以臣在陛下面前斗胆说一句话：请陛下广布恩德施行仁政，先富民后富国，二十年内莫言兵事。”

富弼说的话竟与太皇太后完全一致，这让神宗皇帝有些惊讶，也十分泄气。可在这位老臣面前不便发作，只是低头而坐，默然无语。

今天对皇帝说的都是富弼这个三朝老臣不得不说的话，至于神宗皇帝是否听得进去，富弼不敢多想。眼看天色已晚，皇帝也有些疲倦了，就起身告退。

几天后，富弼离开汴京回汝州去了。与此同时，神宗皇帝下诏，命在江宁赋闲的王安石进京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