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错而能改,善莫大焉(1 / 1)

自从仁宗庆历年间大宋与西夏议和之后,西夏军马十多年未犯边境,这次西夏大军忽然来犯,既是趁大宋新君继位国事忙乱想在边境捞一笔好处,也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

西夏国君李元昊是个枭雄,在位十六年间西夏兵强马壮逞凶一时,可西夏是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家,政治极不稳定,君臣父子自相残杀。李元昊死后李谅祚继位,西夏开始逐渐衰落。

西夏是个虎狼之国,对大宋怀有勃勃野心,李谅祚继位之后国力大不如前,也需要一场胜仗振作士气,就趁大宋国丧的机会提兵进犯,一鼓作气突破会州、西安州直犯顺德军,攻克静边寨,包围同家堡,左近的渭州、秦州、陇州、凤翔各府顿时暴露在西夏军的铁蹄之下。

好在当朝宰相韩琦有雄才大略,人在京城,眼睛始终盯着西北。西夏大军刚一出动,京城已经接到警报,韩琦分析了西夏国内的虚实以后,认定这场进犯只是虚张声势,就像夏天的雷雨,看着电闪雷鸣,其实转眼就过。只要渭州前线顶得住,西贼很快就会收兵而去,雨过天晴。

看透西夏军的虚实以后,韩琦请求皇帝派端明殿直学士王素出知渭州,调动兵马就地应战。又命凤翔太守陈希亮打开官仓为前敌提供粮草。

陈希亮带兵多年,临危不乱,立刻调动军马安排粮草,不过数日,已经把第一批军粮送到渭州前线。

此时王素也已赶到渭州。

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的儿子,向来以干练沉稳著称,早年做过渭州太守,对当地军情民情十分了解,一到渭州立刻整顿人马布置防务,严阵以待。地方军马此时已经稳住阵脚,见朝廷重臣到了前敌将领们也有了主心骨,加之粮草送达,军士足食,士气大振。而西夏军**,虽然占领了几座城池,自身损失也不小,力量已疲,又见大宋方面似有准备,觉得讨不到便宜,烧杀一阵就匆匆退兵了。

西贼虽退,然而沿边数百里也被兵祸夷为平地,各处军马齐集渭州、秦州,几十万大军的粮草都由凤翔府支出,顿时仓廪告急无粮可派。

眼看强虏刚退,边境尚不稳固,军粮又不凑手,远在京师的宰相韩琦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命令各府县在当地逢三丁抽一,组织义勇,以抗外侮。

所谓“义勇”,就是把地方上的农民召集起来,发给刀枪让他们协助防守寨堡,若敌军来犯,就和官军一起上阵杀敌。此时西贼刚退,局面危急,百姓们吓得魂飞魄散,倒也肯做这个义勇。可过了一两个月,眼看西夏军已退得无影无踪,那些召集回来的“义勇”们就呆不住了。

依照大宋王法,义勇不算朝廷官兵,这些人的衣食都要自己准备,朝廷不管。西夏进犯之时朝廷急着用兵,手里又没粮食,临时招募农民充当义勇还情有可原,但敌军已退,朝廷却不愿把招募起来的十四万“义勇”遣散,弄得这些农民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种,还要让家里人给他们提供衣食,在这里白白给朝廷当兵服役,却又无贼可防,没仗可打,时间稍长,这些人哪还呆得住?个个都想逃跑。而宰相韩琦认为西北空虚,贼势难测,朝廷很需要这些“义勇”,为了控制住这些人,韩琦给秦凤路各府县下了敕令:凡所募义勇一律在手背刺字,以防逃走。地方上务必严查,有手背刺字的就是“逃犯”,一经查获立即治罪!

宰相的手敕一到,各地马上雷厉风行办起事来。那些招募来的农夫正在军营里发着牢骚,忽然被官军用刀枪逼迫着赶出营盘,押解到衙门里来逐一在手背上刺字,以防逃蹿。

朝廷招募义勇本是保家为国,哪知弄来弄去,这些保家为国的农夫竟成了罪犯,被强迫在手上刺字!这些人顿时明白,朝廷下令“刺勇”,是让这些不吃军饷、不穿军装的农民白白给国家当一辈子的“义勇”!这一下哪还有人愿意?哭的、骂的、与官军打闹的,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朝廷公然实施如此恶政,真是骇人听闻!苏轼立刻写了札子准备递送朝廷,请求停止“刺勇”,放百姓回家务农。

但这一次苏轼比平时多了个心眼儿,递上札子之前先把这些事大概和夫人说了说。这些政事夫人不懂,就劝苏轼,不妨先和太守商量一下。

若在以前,这话苏轼绝不肯听,现在苏学士对陈太守的看法和从前不同了,听了夫人的劝说觉得在理,就找个机会来见陈希亮,小心翼翼地问:“这些日子很多人都在抱怨‘刺勇’,下官在地方任职不久,事体所知有限,想向大人请教:这‘刺勇’之事有先例吗?”

苏学士平日心高气傲,这样虚心下气向知府请教还真是头一回。见他这样,连陈希亮都愣了一下,把苏轼看了半天才缓缓说道:“‘刺勇’之事在秦凤路并无先例。早年在此地连招募义勇的规矩都没有。仁宗庆历年间西夏叛乱,叛军攻入秦凤路,所到之处鸡犬不留,百姓死伤几万人,被掳走的人口有十几万,那是一场大劫难!朝廷不得已才下旨在秦凤路招募义勇。当时的定例是每三丁抽一人充当弓箭手或壮丁,叛军不来,就在家里种地,叛军若来,立刻召集义勇协助官军守城。”

苏轼点点头:“这么说招募义勇是有先例的,但‘刺勇’却无先例……”

苏判官话里的意思陈希亮也明白,手抚额头叹了口气:“义勇制度是很厉害的,凡被招募为义勇的,一辈子都算是‘义勇’,平时可以回家种地,但官府有事必须随叫随到。有的人想出去做买卖,或者在别处买了产业打算搬走,因为当了‘义勇’就走不得。若私自走了,查到就是罪过。结果百姓都被‘义勇’二字捆住手脚,当然不愿意,有些人不通知里正就举家迁走,再也找不到了。偏偏朝廷又有规定,‘义勇’的员额一旦定下来就不能缺失,比如一个县派定的义勇员额是五百名,如果核查后发现只有四百九十人,就是县令的责任,这么一来当官的就要想办法制止义勇流失,于是有了‘刺勇’的办法:手背刺了字,就算逃到别处,官府衙役一看便知,立刻就能抓回来——‘刺勇’的规矩就是这么来的。”

陈希亮老于世故,把“刺勇”的由来说得明明白白,苏轼是个正直的人,听了这些只说出两个字:“恶政!”

陈希亮微微点头:“天子为民守牧,宰相是天子的管家,都应以爱护百姓为本。如今朝廷在陕西招募义勇,说是‘招募’,其实强拉硬派,已成虐民之祸,可韩相不顾民间疾苦,竟又使出‘刺勇’的手段,这是要让陕西百姓世世代代做这个‘义勇’?真是恶政!”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半晌又说,“话说回来,你年轻,见识少,还不知道战场是个什么样子。西夏是个蛮邦,凶残甚于禽兽,凡西贼所过之处百姓或全家被屠,或掳往境外永世为奴,一场兵祸赤地千里,灾害实在太重。这次西贼趁着新君继位袭扰边境,会州、西安州、顺德军都被攻破,百姓伤亡数以万计,整个秦凤路为之震动,朝廷库里没钱、手里没兵,招募义兵也是无奈之举。百姓们只知道过自己的日子,有事指望朝廷救护,无事就责备朝廷寡恩,咱们这些做地方官的既要安抚百姓也要体谅朝廷,既不能抗上,更不能虐下,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把道理给百姓们讲透,希望被招募的义勇不要逃走,这样也许能免去‘刺勇’之祸。”

想不到这位表面冷如冰霜的长官心里也是爱民如子,身上又担着这么多不得已,而陈希亮想到的苏轼大半没有想过。半天又问:“大人的意思是不必因‘刺勇’一事上奏朝廷?”

陈希亮摇摇头:“为官者首在护民,爱护百姓就是对皇上尽忠。‘刺勇’实为虐民,岂能不奏?我已上了札子,请求停止在凤翔境内‘刺勇’,你是大理寺评事,也有上奏的资格,只管递上札子。但要记住一条:务必上下体谅,从权考虑,不能太偏激了。”

到这时苏子瞻才知道陈希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敬又佩,于是言听计从。想起早先写的那篇《凌虚台记》顿觉不好意思,红着脸对陈希亮说:“上月太尊命我为府里的凌虚台写一篇文章,因为时间仓促,写得不好,我想重写一篇。”

听了这话,陈希亮冷硬如冰的脸上总算有了一丝笑意:“不必了。我这人脾气与众不同,从来不识温情,倒喜欢这种冷清寥落的文字。想当年秦之阿房、汉之未央如今何在?就连隋朝的仁寿殿、唐朝的大明宫也都化为尘土,知府衙门一座小小的土台子又能存在几时?你说的是实话。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容易湮灭,这《凌虚台记》后人反而记得,我陈希亮是个小人物,不会留名青史,有了这篇文章,或许倒能留名,何况文章已经刻在石头上,就不必另写了。”

到这时,陈希亮和苏子瞻之间一切都说破了,疙瘩也解开了,老先生把这位侄孙深深地看了两眼,缓缓说道:“我家与苏家是世交,论辈份,我比你父亲还长一辈。我自己的四个儿子都不成才,所以我心里暗暗把你父亲视为亲子,你和你弟弟也就如同我的亲孙子。我这个人年轻时吃过大苦,受过磨练,所以办事有分寸,做人有担当,可你十几岁闻名蜀中,二十多岁就做了官,少年早达未经挫折,如同一匹千里马,顺利的时候奔驰如飞,一不小心绊个跟头,会比别人摔得更重。所以我来凤翔前就拿定主意要磨磨你的性子。可我这个人太倔,有不周到的地方你多包涵些吧。”

听了这些话,苏轼惭愧得无地自容,拱起手来连声说:“老大人别这么说,是我不懂事,错怪了大人……”

陈希亮又是微微一笑:“你这个后生是人中龙凤,一般人不敢比。我四个儿子里就属季常最不听话,谁也管不住他,可他偏偏佩服你,有时间多替我管管这个孽畜,他若不听,你就来告诉我!”

那篇“旷古奇文”的《凌虚台记》最终还是一字不改刻成碑文立在了凌虚台下。因为陈希亮大人说得是实话,以他的性子,真就喜欢这种幽暗冷峻的文字。可苏子瞻知道自己写文章时动了坏心眼儿,后悔不迭,回家以后认认真真写了一首诗送给陈老先生,诗中赞的仍是这座凌虚台:

“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

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崩腾赴幽赏,披豁露天悭。

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浩歌清兴发,放意末礼删。

是时岁云暮,微雪洒袍斑。吏退迹如扫,宾来勇跻攀。

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联翩向空坠,一笑惊尘寰。”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凌虚台记》是苏子瞻任性自大傻得可爱的孩子脾气;《凌虚台》诗却是苏子瞻热烈诚挚、有错便改的真性情。好与坏、对与错且不去论,总之自大任性也好、诚挚热烈也罢,都是真心真性,毫不掺假。

至于那位半侠半隐的怪人陈季常,苏轼与他本就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有了陈希亮这句嘱咐,二人更是做了一辈子的生死至交。

至于苏轼上奏请求免除“刺勇”的札子,递进京师就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

远在西北的苏判官哪里知道,此时的汴梁城里刚刚发生了一件动摇大宋国本的惊人事件:继位不久的英宗皇帝忽然发了疯!面对这惊人的事变,朝廷中上至宰相、参政、枢密,下到三司、六部、台谏诸官一个个吓得六神无主,哪有功夫去理会一个府判官上的札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