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曲折的，正如命运似一名脊椎侧弯患者必须不断复健一样，我们耗尽心力为了使人生平坦，结果却有可能更弯曲。

一切必须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起。

八十年代开始那一年，我以《灶》获得第一届台大文学奖散文组第二名。暑假过后，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那一年是我生命中少数几个灿烂的年份，我仍记得自己像修道院的僧侣过着清朴的生活，却在精神上宛如刚登基的皇帝要好好整顿江山：知识给我健壮的内在体魄，文学给我翅牓，家教与寒暑假打工让我终于可以做到经济独立（开口向人要钱是我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即使是向自己的父母也让我难为情），美好的恋情也开始了。我壮起胆子做梦，梦着别人不敢梦的梦，我记得自己旁若无人地伸展双臂走在椰林大道上，好似可以吞下整个天空。

这所大学给我的最宝贵礼物是对生命兴起一股壮志豪情与锻炼筑梦能力。教育是一门让人发光的事业，使每个人自行开发潜能，琢磨成礼物，回献给社会。就这一层而言，当年台大的艺文风气确实令人怀念。我有幸遇到开明的师长，中文系叶庆炳主任、柯庆明老师及当年担任助教的李隆献老师，他们不因一张不漂亮的成绩单而拒绝一个申请转系的女生，愿意把眼光放在那一叠文稿上，看出这个学生正在做梦而给她一个机会。

让我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前期媒体与校园文学的关系。如我们所知，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名列几大报的报纸副刊几乎不对外开放，肥沃的副刊疆土乃成名作家的御花园，连蚊子都是园内品种，一般市井小民很难攻入。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后期大屯山城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秘密地玩着一种游戏：向《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每写好一篇，附上一信及回邮信封，投向那茫茫无边的大海，半个月后，那只回邮信封像穿梭于敌我两边天空、传递军情的鸽子，装着稿子回来了，里面没半句话交代——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对桌上积稿如山、不时还要安抚作家来电询问何日刊登的副刊老编来说，这种投稿十之八九是直接退掉的，光靠存稿，登一年都登不完。然而，社会毕竟要往前走，杂草丛生里说不定藏有机会。八十年代来了，它绝对是台湾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活力的阶段，《明道文艺》与《中央日报》合办的第一届台湾“学生文学奖”是一块呼唤独角兽聚集的发光石，它让埋伏于校园内的种子兴奋地发芽。1981年，我以《有情石》获得第一届台湾“学生文学奖”大专散文第一名，记得是余光中老师颁奖给我，当时内心非常感动。

学生文学奖的开办间接也鼓动各大专院校举办校内文学奖，给学生一个舞台。除此之外，各主要副刊也发挥敏锐嗅觉策划新主题，如《联副》“新人月”刊登年轻的新人作品、《华副》刊登台大中文系“中文周”得奖作品，让校园新秀有机会成为文坛新血。获得学生文学奖，让我与《中央日报》副刊做了联结，台大中文系叶庆炳主任在古典根基上推动现代创作，与报社合作，透过“中文周”刊登我也跟《华副》做了联结。当一个社会积极活跃时，机会来得那么容易，然而当社会进入高速运转阶段，那些机会也可能稍纵即逝。

回到1983年夏天吧。毕业典礼之后离开住了四年的宿舍之前，整理行李时心情重如铅块，毫无完成重要人生阶段的喜悦——那时我的字典里没有“喜悦”两字，觉得这是给肤浅之人吃的长了蚂蚁的糖果。几捆书中有一套《资治通鉴》，靠家教挣钱买的，原本拟定读书计划每日晨读，终究无法持续。除了中文系本行，西洋经典名著伴我最久，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黑塞……他们茁壮了我，也陪我度过一段无法言说的黑暗岁月，疗愈心伤，却也留下对生命极度困惑的疤痕。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有一行画了粗红线：“绝望的乐趣”，这本差一点遗落在海边的书，曾整本湿透，书页上还留着污泥与水痕，与那张毕业证书同等珍贵，标示着通过某一种严苛的考验。我的心跟四年前不一样了，尚未启程，却感觉此去的路必是飞沙走石的大漠气候，因这种预知而脚步更加沉重——产妇有“产后忧郁症”，殊不知，毕业生也有“毕业忧郁症”。当别的毕业生还在吃欢送饭局，我却陷入前途茫然、内心冲突的郁闷之中。行李中还有一捆二十万字文稿，不知该怎么办。基于现实考虑，应该即刻投入职场获取立锥之地，帮母亲分摊养家担子。若能不顾一切地依随梦想，我最向往的是找个清静小屋专心研读文史哲重要书籍、背起简单行囊去壮游，再像一个浪子在每个驿站写作——若能如此，那真是浪漫得让人想哭。我已确定这一生会在稿田耕种，但未曾告诉任何人这梦，深怕质疑的眼光会污染梦的雪白——以我的出身，做这种梦太奢侈也太不自量力。我何尝不知稿纸上的文句无法像豆芽菜般割一把下来配饭，必须把现实这个哭闹鬼安抚好，文学灵魂才有可能在半夜出来狂舞。明天在哪里？前途在哪里？薪水在哪里？正当愁闷之际，一位哲学系同学邀我去佛教圣地整理经文，我立即答应，即刻动身。

佛光山位于南台湾，在这之前，我没去过高雄也不知这地方。人生中，很多事情或深或浅演绎着“缘”的奥义。就在这位同学邀我去佛光山之前数日，我回老家，也去罗东镇上探望一位长年茹素礼佛的姑婆——她是我祖父的亲妹妹。七十多岁，个头矮小、微驼，脸上慈眉善目，讲起话来笑眯眯的，一身“慈悲”形象，若她走过田埂，不长进的秧苗也会受其感染而欣欣向荣。她家有处小佛堂，观世音座前的沉香燃出一缕缕浮烟，引人安静。我与她闲话，喝汽水，窗外镇上的喧嚣市声好像沉入江底换来一阵凉风，空空旷旷的。忽然她想起什么，搬把椅子放在竹柜前，站上去，我赶紧去扶。她踮起脚尖一阵搜索，取出一本杂志，停泊在上面的尘埃纷纷于阳光中醒转。她拿一块布抹净封面，递过来：“给你，姑婆没读册，看无。”

一本叫作《普门》的杂志。几天后，人在佛光山，得知《普门》是佛光山旗下刊物，心头一阵热。我的姑婆在那个燠热下午把一个埋在灰尘里不知多少年的“隐喻”叫出来，关于我与佛的神秘缘法，更重要，关于一个茫然的大学毕业生该怎么与文学订盟。这本杂志像一只搁在草丛的木桶，我无所事事地跳入其中打盹，一阵风将它吹入河，沿河漂流，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梦寐以求的国度。那阵风就是缘法，多奇妙的一阵风啊！

山上的僧团生活洗涤着我，梵唱似潮浪，从“无”处来往“无”处去。我渺小的自身被不知名的力量放在无边无际的境域，开始挣扎、迷惘、静默以致悄然开眼，看着千疮百孔世间，感悟着身为人的难得与艰苦。从此，对自己的生命起了不同的观看角度与诠释，对捆住身心的绳索找到松绑的方法，对伤痕有了想要疗愈的渴望。在南台湾酷热的夜晚，我写下一篇篇感悟，诚恳地向天籁致谢。转眼秋凉，工作告一段落。法师曾询问我留下来的可能性，我内心知道还有好大一程人生要走，我必须往世间深水流域游去，让这颗刚复原的心再去经历悲欢离合，才能壮阔创作。离开前，我腼腆地将一叠原稿交给负责《普门》的法师，请他核计，登与不登都没关系，不用告知无须稿费，当作是感谢山上的一点小纪念吧。没想到，他们慷慨地分期全部刊出，更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法师们带着杂志参访《联合报》，联副主任痖弦先生看到那几篇小文，决定重新在副刊发表。我的作品第一次登上铜墙铁壁般的《联合报》副刊，靠的竟是冥冥之中为我而运转的缘法。就这样，我仿佛听见黑夜中有一双闪烁的眼睛看穿我，慈蔼地说：“去吧，你不是佛门中人，你是文学信徒。”次年起，洪范书店连续三年出版《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短短四年之间，从那个燠热下午老姑婆帮我把一个“文学启航的隐喻”叫出来，我带着二十万字文稿走出台大校门，在佛门胜境治愈了“我执”，接着登上文坛，以那二十万字为底基连续出版三本书。这一切来得那么自然，好像森林里就应该听得见啼鸟，春日吹风就应该有花香，而当年躺在稻田里沉思的缪斯少女长大了，就应该让她变成作家。

于今回顾，1988年报禁解除，原本三大张报纸变成一叠，副刊的纯文学性光环开始减弱，从长篇小说连载、学术评论、中篇小说大手笔连三天登完，演变到三四行小诗、五六百字小方块。翻腾的社会像大型游乐场，“忠实”这两个字像一条狗，会老会喘，忠实的副刊读者坐上云霄飞车尖叫，渐渐不再关注那张副刊了。而我，若将八十年代中期视作副刊在报禁解除前培植新人的最后一班黄金列车的话，很幸运的，我坐在最后一班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写作无法安顿现实生活，然而我的职场生涯却离奇地把我逼向一条返回书房的路：不满十年的上班生涯中，我总共参与六家出版社、杂志、媒体公司的创办，从无到有，耗费过量心血以致很快地发现内在的写作警报器响了，任何一张显赫名片都无法熄灭那股强烈欲望，最后，总会出现逼着我做出离职决定的事件。如果不是有一条等同盟约的缘法监督我，那么，这样难看的职场履历尤其后来那些出版社、公司或关门或萎缩，合该证明我是个扫把星无误。

尼采，其论及女人的言论让我不能苟同，譬如那句名言：“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着你的鞭子。”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及“精神的三种变形”，倒是个有趣且值得深思的说法。他以骆驼、狮子、孩童代表精神形貌之变化；有担当的精神形貌就像骆驼，负载重物，无怨无悔地挑起一切重责大任，朝向那无边际的荒漠走去。然而，就在最寂寥的荒漠中，第二种变形出现了：狮子。其天赋任务是与“巨龙”——象征压制精神发展的一切律则战斗，凶猛的“巨龙”吐出火焰，强悍地命令狮子：“你应该！”而狮子怒吼着：“我要！”它必须为自由而全力战斗。狮子精神开出一条摆脱桎梏的自由之路，但狮子无法创造新价值，这一道任务必须由第三种变形“孩童”来承担。孩童隐喻着第二度诞生，天真纯粹，一个新的开始，含蕴着无限可能与惊奇：新的季节与道路、新的友伴与故事、新的垦拓与丰收。

在尼采的说法里，这三种变形依序发生，似乎也是逐一被取代的。然而，我别有体会，不仅这三种精神形貌的发生次序值得深究，一旦出现，应该是并存而非被取代；换言之，狮子精神出现了，骆驼精神仍在，孩童精神出现了，骆驼与狮子也还在。因为，负责创造的孩童，有极大的可能性必须借助骆驼帮他挑担、狮子帮他开路。是以，我理想中完整且壮美的精神形貌是：一个活力且快乐的孩童，带着他豢养的骆驼与狮子，走在黑暗与光明同在、善美与丑陋并列的人生路上。当我把这图像代入我的人生现场，完全吻合。“骆驼我”持续挑着现实世界的沉重负担走向无边际的荒漠，“狮子我”必须强悍、负责开路，从各种不可能之中找出破解之道，“孩童我”沉醉于创作，玩着自己发明的游戏，不必向任何人负责，享受无上喜悦。

人生是曲折的，每一处弯曲，都像镰刀割伤了手。然而换个角度看，说不定那弯曲是来自内在的一种神秘呼唤，一个正在成形的孩童，对痛苦的骆驼与流血的狮子喊叫：撑住，奋斗，撑住，奋斗——

我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