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在他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作品中没有讲过这些道理，更没有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诠释这些道理。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中国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就是因为总在重复“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为总在重复阶级斗争那些老调，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前，就是因为搞“凡是”，总重复毛的语录，党就走向僵化。现在最可怕的是今天重复昨天的，下面重复上面的，这个报告抄那个报告，这个报纸抄那个报纸，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我们看《毛选》，每一篇文章都是何等的鲜活。

3.永不脱离实践：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虽然也是文学，但它不是叙事文、抒情文，更不是诗词歌赋，它是政治，是真理，在文章诸姊妹中是最秉性严肃而作风实在的一个。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矛盾又上升到主要矛盾。两党三十多年打打停停，怨深似海，蒋介石对共产党言必称匪，这时却突然邀毛去谈判，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慨然前往，并达成协议，全党上下疑问不少。他就写了《关于重庆谈判》。他先讲了在重庆的谈判这件事：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事情就是这样，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的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时下政界、报界有一个误区，以为只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起一个响亮的笔名，在报上占大一块版面，就能有轰动的文章。其实这种空中楼阁，没有人看。党的十八大专门就党风、文风的整顿提出“八条”意见，习近平指出“长、空、假”是当前文风的主要毛病。为什么“长、空、假”呢？主要不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思想作风层面上的问题，是私心作怪。这又有两个原因。

一是私心所起之虚荣心、功利心。小则把发表文章看成一种荣誉、成绩、才华，用来作秀，从来不想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大则把文章当作升官的阶梯，企图引起领导重视，造成社会舆论，为提拔重用铺路。二是私心所起之懒惰心。懒得去深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加工创造。按照上面的调子套下来，常用的口号填进去，剪贴拼凑一点社论、评论、领导讲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套话”文章。或者两种心理都有，既想偷懒，又想升官、作秀。这种作风已经脱离了工作的宗旨。毛泽东讲：“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既然是为私，偷懒，不准备斗争、解决问题、解决困难，怎么能望文风出新、文章出新呢？作者在报社工作多年，深为编读“长、空、假”的稿件所苦（如毛所说：“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深为干部、领导干部争上版面所苦。连头版二版都要争，字多字少都要比，何谈什么无私、牺牲、创新呢？可见文风之败是因党风、世风之衰。一个干部如果工作能创新，文章也就有新意；如果工作平平，却望借文章出名，那真是欺世盗名。汝欲学文章，功夫在文外，先正人心，再谈技巧。

说到技巧，我这里试开一个药方。依作者多年编稿所见，干部写作投稿常犯这样几个毛病：一、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训话式写作，与读者不平等。二、太长太空，没有内容。应酬式、作秀式的写作，没有明确的目标、靶子，本来也不是为解决问题。三、枯燥干瘪，没有细节。公文式写作，不会运用形象思维。四、语不准确，糊涂为文。基本的概念、逻辑关系都没有搞清。五、语言不美，生动不起来。读书太少，没有修辞训练。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多读书，提高修养，但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只要心诚，不要自欺欺人。真想写作可以试一试这个笨办法，也比较好操作：一、能提出一个新问题（证明你是在思考，有的放矢）；二、有一个自己悟到的新思想（可看出你对理论的理解）；三、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证明你经过了调查研究，已能理论结合实际）；四、有一个合适的比喻或典故（这说明你已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五、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说明你不是抄文件，抄社论、讲话）。这个办法是比较笨，但只要上了这个线，你就从党八股中解放出来了。不是文件语、秘书语，是你自己在说话了。

不脱离实践，强调理从事出，这有点像作家不脱离生活，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文学作品产生的主要是审美效果，政论文产生的主要是思想。

4.善于综合运用：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我曾有专文《文章五诀》，谈作文方法。文章之法就是杂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五色花纹交错成锦绣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没有模式，没有重样。多色彩、能变化就是美文。怎么变呢？主要是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这五种手段，变化出描述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三个层次。我们姑且叫“三层五诀法”。

因为文章的基本文体是描写、叙述、抒情、说理，所以再复杂的文章总不脱形、事、情、理、典这五个元素。不过因文章的体裁不同，内容、对象不同各有侧重。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理”字立骨，形、事、情、理、典，穿插组合，五彩斑斓。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为了说明“文章五诀”的用法，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专业作家的例子。朱自清是五四之后现代散文作家的代表，毛对他也喜欢的，曾说过：“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好，平白晓畅。”（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他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抒情文，“情”字立骨，其余四字围绕穿插，编织为文。你看文中有“事”：静夜一人出游；有“形”：荷塘月下的美景；有“典”：《采莲赋》《西洲曲》；有“理”：讲独处的妙处。但是全篇都洋溢着情感，字里行间都是“情”。

再举范仲淹的古文名篇《岳阳楼记》，毛对范也是很崇拜的。范在这篇文章中是想说一个为政的道理，以“理”字立骨，但是他开头先说“事”：滕子京修楼；再写“形”：湖上的景色；又抒“情”：或“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最后才推出一个“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泽东不是专业作家，更不是虚构故事的小说家。他做政治文章目的在说理，但是他不直说、干说、空说，而是借形、事、情、典来辅助地说，如彩云托月，绿叶扶花。就如你是一个善画高山峻岭的山水画家，但只画山不行，你也得辅以石、树、竹、村庄、人物等，并且要有机地组合。毛的文章以理为主，但他善用形、事、情、典去表现、烘托、突出理。

（1）借形说理。

形，就是有画面感的形象，包括人物、山水、场景等。这在叙述文、抒情文中是基本要素，在小说中更是一刻也不能少，政论文中却几乎不见，因为它不能直接阐述道理，但是用得好可起烘托作用。毛是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组织起来》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我们再看他的人物形象的使用。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造反农民的形象，我们知道《报告》的主题是讲造反有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所以文中有多处这样的形象。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这是国民党军败将的形象，用在评论中长我志气，灭敌威风。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特别是对所要批驳的靶子，常常用形象说出。如：“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这里本可说“许多人有麻痹情绪”，但这是用概念，他宁肯换成“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以上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句话的本意是敌人很顽固，你不打，他不走。毛却把它转化为一个文学形象，就强化了作者的论点。有时候他并不是专门去塑造，而是随口说出便也十分形象生动。如：

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有趣的是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中国最大的两个政治派别，两个政治人物，不知互相“政论”了多少文章。蒋文中常骂“共匪”“毛匪”，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像，这在《毛选》中随处可见：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可耻事业的覆灭。

《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强化了议论效果。

（2）借事明理。

事，指过程、情节、故事，是叙述的方法（形是描写的方法）。事与形不同，形是静止的画面，事是动态的过程；形是停留、定格的表面形象，事却有内容、情节。前面已经有专门一节谈“理从事出，片言成典”，是从文章的宏观立意上说毛文总是从大事出发，从实际出发，求真理。这里是从具体方法上谈在文中说理时怎样穿插叙事，借事明理。叙事多用于纪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打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

《给傅作义的信》

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下面更是一大段的叙事，讲“我”遇到的真实的事，讲共产党不会上当、不怕威胁、人民必胜的道理：

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

（3）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的《就职演说》等。毛泽东文章中流露出来的感情都是时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一生，时刻都被战争、苦难、理想和胜利所激动着。毛的性格有诗人气质，好激动，执着、坚定、浪漫，甚至有时走极端。这种性格在工作上有利有弊，有了革命、建国的成功，也有大跃进、“文革”的失败。这在文学方面却是好事，文学需要想象，需要浪漫。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他即使在作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

中国革命**快要到来，……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或遇到困难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憧憬之情。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届政协会祝词）

这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关于重庆谈判》

这是对人民的眷恋之情。

以上这些是在他政论文中抽出的片断，但完全是诗的语言。任何一个诗人、散文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情感和豪放的语言，在他之前及与他同时的政治家中也没有过这样的情感与语言。这种革命家的豪情贯穿于毛的作品的始终，它为毛的政论文配上了一种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乐。虽然都是严肃的政论文，但有感情无感情大不一样，用什么样的口气说出大不一样，这一个“情”字里有力量、态度、决心、方向，领袖情动，群众动情，千军万马，海啸雷鸣。

《论联合政府》是七大的政治报告，主要是阐述党的当前任务。这是一个最后打败日寇、建设新中国的总动员。是共产党在战争时期的最后一届党代会。报告分五大部分，阐述形势、任务、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严肃的、庄重的政治报告，但是其中有多处大段的抒情文字以情助理，不但没有冲淡报告的严肃性，反而增强了报告的战斗性和豪迈感。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论联合政府》

（4）借典证理。

领袖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说“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们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愿作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等都很幽默。

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只是要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也是只为从“颂”字引出下文。

总之，毛泽东在政论文中大量用典、灵活用典也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5）综合运用。

下面我们选两篇文章举例，看一看毛文是怎样“一字立骨，五彩斑斓”，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的。

《愚公移山》是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七大是很重要的一个会。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堂堂正正地开党代会。这之前，或者是秘密召开地下大会，或者跑到境外去开（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当时抗日战争将要胜利又面临国共大决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这么重要的大会，毛的闭幕词只用了一千两百多个字。他响亮地提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大会的路线，也是文章的立论，是文章要讲的“理”。但是作者没有以理说理，像有些政治报告那样没完没了地、原地踏步式地说教，而是以“事”说理，以“典”证理，以“情”助理。总体来讲，全文的风格是平静地叙说，寓说理于叙事，再助以形象、情感。

文章开门见山，一叙开了一个大会，讲大会路线；二叙一个寓言故事，下定决心，争取胜利；三叙为美国人送行，讲对美政策；四叙这几天国共都在开会，但是结果将会不同。叙述中有具体的事件、人物、情节、形象，跳出了政治报告的老套，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自信，谈笑间，大局一目了然，前途就在眼前。最后，是一句带感情色彩的结尾。这也说明文章的力量并不只是文字本身，而主要是时势的力量、作者的权威。如果换一个人，同样来讲这一席话，未必有此效果。

愚公移山

〔事〕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做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做广泛的解释。

〔理〕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典〕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作太行山，一座叫作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形、事〕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事〕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理〕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

〔情〕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这里顺便说一下细节在议论文写作中的运用。《愚公移山》中有一处，“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一般来讲，这样的句式不用在政论文中。这是描述句，而描写、叙述的句式多用在写景、叙事文中，求形象，要细节，是为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议论文主要用逻辑思维，多用概念、推理。毛文大胆地借用形象思维，使读者于沉闷、枯燥的推理中突然眼前一亮，心中一振。还有，形象思维是管记忆的，细节正是为了强化形象、调动记忆。文中这一句话于文章内容关系不大，于阅读效果则关系极大。一是拉近距离，营造气氛；二是加深记忆。这叫“起棱”，我们看木器家具，比如一个小桌、一个首饰盒，如果四面平光就显得一般，很普通，如果起一点棱，做出点花纹立即就不一样，人们更爱把玩。文章也是这样，不能一块平板玻璃。我在报社工作时见到编辑编稿，总爱把人家文章的“棱”磨掉，这是图省事，不懂读者心理。为此，曾写了一篇《编稿要多用刻刀，少用锉刀》，专讲改稿留棱，不要把文章锉平。比如：“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中国底子薄，要赶上西方先进国家，我看要一百年。”“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是文章中起的一个棱，是在借用“形”和“事”说理，而编辑却以为无用，勾掉了，只留“毛泽东说”。殊不知这样一来，文章少了生动，多了平淡，少了一些可记忆的符号。假如我们把“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这样的句子都勾掉，《愚公移山》也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再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例，兼谈一下文章中意象的运用。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这是政治，是观点和立场。但只有正确的观点、敏锐的目光、深刻的理论还不行，如果只有这些，你去当你的政治家、理论家好了。你现在是要用文章宣传政治、普及政治，要借助文学的外衣产生美感，好让人亲近政治。作为文学作品，要讲形象、生动、含蓄、凝练，要有景、有情。所以政治家为文，或者文学家写政治，要能从政治之理中翻出情，翻出美。这是真功夫。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政论文章中最文学性的一篇。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中除了“形、事、情、理、典”各要素俱全外，作者还罕见地使用了一个典型的散文手法：“意象”。而这正是散文写作的高难动作，就是在一般散文中也不常用的。这里涉及一个创作理论，容我多说几句。

意象是什么？就是最能体现文章立意的形象，是一种象征，是借以还魂的躯壳，是诗化了的典型，是文章意境的定格。此法是纯文学手法，是行家里手的标志，犹如高音歌唱家之花腔，足球射手之倒钩，篮球之背投。意象是拿一个景物或一个镜头、一个形象来象征一种情感或阐述一种道理，是借实写虚。

但要注意，意象与其他手法的不同。意象不同于形象，形象侧重视觉效果，意象侧重心理效应，就是说比形象更深了一步，这形象里必得能变出点耐人寻味的东西。意象不是比喻，比喻是两个事物，意象是就从一件物生发开去，是从一颗茧里抽丝。意象与咏物、寓言相近，但也不同。咏物、寓言是直接从景物和故事中生发出情理，而意象是间接说事，如直接考察反与这物、事无关。如《爱莲说》是以莲说理，《愚公移山》是以愚公挖山这个故事说理。莲的形象与品质高洁，《愚公移山》的故事与奋斗坚持的道理都有直接关联。《别了，司徒雷登》中的政治主题与“别了”这个意象反而没有直接的表面的联系。它只取其曲折、隐晦之一点，曲径通幽，自圆其说，解出一篇大文章。所以说意象是集形象、比喻、咏物、寓言于一身。这个“高难动作”在诗歌中会用到（如徐志摩《再别康桥》），在抒情文中也只是偶一为之（如朱自清《背影》），政论文中几乎不见。文似看山不喜平，东边日出西边雨。毛是军事高手，当然懂得暗度陈仓，出奇制胜。

下面我们结合“文章五诀”来看他怎样做这篇文章。

文章开头还是从“事”说起，“白皮书来了，司徒雷登走了”，很具体，很形象。作者就从这个小口切入，慢慢道来。中间的文字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从美国的角度讲它的侵略政策和所作所为，包括白皮书的内容；后一部分从中国人的角度，谈如何不要受骗，对白皮书进行驳斥解剖。最后两段是收尾部分，却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镜头，是“形”字诀：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你看，首尾呼应，形象生动。这哪里是政论文，是小说，是杂文，是电影，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国共之战，这么大的题材全被他压进“别了”这个小葫芦里，把玩于手心。司徒雷登，一个曾创办了燕京大学的文化名人，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当了驻外使节，也只好代主子挨骂受过了。别了，美国的侵华野心；别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别了，中国人曾经受骗上当；别了，一个旧中国、旧时代。“别了”这个意象在作者手里抽出了无尽的诗意。

文中还有不少生动的写“形”之处：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

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文中带有感情色彩的句子也不少：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至于用典就更多了：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等等。

文章五诀，随手拈来，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4.毛泽东，不可复制的经典。

总之，在文章写作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高峰，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毛，只说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就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张闻天，毛是第六代，还不说同期的许多人物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还有王明、张国焘等。这里除向忠发是个工人外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为留洋归来的马列理论家，或为工人运动、军事斗争的领袖。总之是群雄际会，各有资本。毛所以能脱颖而出，一是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第一线，在群众中踏踏实实做事；二是饱读书本，包括马列理论，特别是中国各种典籍。三是独立思考，必求创新。他是既虚心好学又雄才大略睥睨一切的。唯此才铸就他的事业与文章。所以毛文有雄霸之气、王者之风、汪洋之姿、阳刚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

毛文是一个经典，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我在《说经典》一文中说，凡经典一是空前绝后，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使用。毛文堪称空前绝后，他之前没有，他之后也不可能有。毛文所产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它指导当时工作的任务也早已完成，但是为什么人们还在读它，用它，一有事就想起它？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它早已褪去了有形的外壳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成为永远悬在天空、时刻启迪我们的星辰。我们至今在做文章时还不得不时时想起它、借鉴它。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有许多经典，都是不断吸收前人的成果，又自己创造生成一座座的高峰，毛泽东就是这样一座离我们最近的高峰。

时下党风、文风弊端丛生，假、大、长、空、媚，泛滥成灾，以至于要党的政治局通过“八条”，要整顿党风、文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看毛文，实在是一面绝好的镜子。当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2013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