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可知历史有它自己的定位，万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能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文章观和伟人观。造就这种人大概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二是有严格的文章训练，特别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础；三是能将政治转化为文学，有艺术的天赋。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美文是时代铸就，天生其才。
毛泽东由于正当新旧时代之交，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思想。他一生处于战争和政治的旋涡中，形格势逼，以文章打天下，不得不搜尽平生所学，拿出十八般武艺，来应酬这复杂的局面。但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他文章的多样性。从大会的报告、讲话到新闻稿的消息、评论，及署名文章、电报、命令、公告、书信，直到祝词、祭文等等，无所不用。这在古今作家、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检点中国政治文库，贵为皇帝，只用诏书、批奏；权臣重相也只有些谏、表、书、奏之类；八大家文人也不过是些记、赋、辞、说。就是近现代的中外政治家也不过再加上演讲、报告。而毛泽东几乎用尽了中国古今文库中的所有文体，随手拈来，指东打西，挥洒自如。
什么是文章？广义的定义是：有内容的单篇的文字。就是说它只要能传达一定的信息，不是口头，是文字形式，就是文章。如很多应用文。但文章常指单篇的文字，太长了，分出许多章节就变成书本了。狭义定义是：表达思想内容并能产生美感的单篇的文字。这里就有了限制，就是说不只有内容，还得有美感。我们常说的文章其实是这个狭义的定义，如唐宋八大家文章。它不但传播一定的思想信息，还有美感，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所以我说，文章是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如公文类，属于前者，我们说，写通知、写命令、写决定等等，而不说写文章；散文、论文类属于后者，我们可以说写文章；新闻类是介乎二者之间，但是偏重应用类，属于消极修辞，主要是传播事实信息，我们说写消息、写通讯，或说写新闻，也不说写文章。而为新闻所配的评论是表达思想，并注意美感，所以称写文章。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用的文体大概分为四大类，或者说四种文章，即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和政论文章。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是狭义上的文章，真正意义上的文章。除以思想开导人，还要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泽东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管哪一类，他都一律写成美文。下面我们一一分析他怎样写这些文章。
一、毛泽东怎样写“讲话文章”
1.领袖的讲话是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
“讲话文章”是从讲话、谈话、演说而成的文章。之所以独立成题拿来分析，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讲话永远是工作的一部分，过去是，将来还是，是干部的必修课，不可回避；二是由讲话而生的文章比一开始就用笔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味道，有独特的风格和规律；三是讲话文章在中国散文中是个新品种，诸子散文有谈话式，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文章结构。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梁启超等一路下来都是“写”文章，“说”文章的还没有。讲话、鼓动是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主革命兴起后而大盛的。讲话而后又整理成文，携讲话之势，存讲话之风，又合文章规律，毛是集大成者，至今仍独占鳌头，毛之后无出其右。所以研究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指导现实角度都是有必要的。
讲话，向来是政治领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文章中的一种。一个一生没有精彩演说和讲话的领袖，就像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大小会上有无数的讲话与报告，后来有不少形成了文字。在他的一至四卷《选集》和一至八卷《文集》（下同）中共收有约一百一十九篇。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为“讲话文章”或“口头文章”，它是从讲话而来，而且是从一个始终在一线领导火热斗争的领袖口中而来，于是便有了它的唯一性。天下官员何多，讲话何多，官员印发自己的文章何多，但像毛这样的讲话风格进而成文的却不多。
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要主题鲜明，作者有鼓动家的本事，一席话就能使懦者勇，贪者廉，愚者悟，愤然图进；二要言语生动，作者有艺术家的本事，让人听得当场眉飞色舞，心花怒放。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毛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如红军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湘赣边区二次决议）；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重庆谈判》（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第二类是毛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做较长准备，仔细论证。它甚至是突然性、遭遇式的，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拈花指月的灵动之感。这更见毛的浪漫与风采。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出访苏联时对我留苏学生的谈话等等。
毛的一生几乎不停地开会、讲话。我们现在的大小官员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世界上没有没有会议的运动，也没有没有会议的事业。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特别是成了政治家的专利。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它的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甚至演说成瘾。过去我们把开国皇帝称为“马上天子”，意即亲自打仗开业。以后的太子们坐享其成，就大多无“马上”之能了。近现代的开国领袖则首先是“演说总统”，因为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动员。只可惜这个功能会在二代之后退化，我们现时的政坛一切讲话报告都成了念稿子。
2.领袖人物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腔调讲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念秘书的稿子。毛泽东的讲话有王者之气，灵动之美，语言风趣，警句迭出。
笔者在政界多年不知接待过多少来自上面的视察和下面的汇报，生动者不多，可笑者不少。一次我们举办一个小型内部工作展览，请领导视察。看罢，在小会议室坐下，上茶，静候指示。不料领导从上衣西服口袋里掏出两页讲话稿，照读了一遍，全场愕然。这讲稿一定是昨夜小楼又东风，秘书挑灯抄拼成。我百思不解，今日所看之事，怎能入得昨夜之稿？又某次到某省采访，听各方汇报工作，一二十个厅局长一律低头念稿。会议室内，唯闻念经之声，只少一个木鱼。我无奈，只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发言者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然而抬头不到一秒钟，又低头看稿找字，其局促、羞涩之态仿佛是第一次相亲见人。后来我曾为此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干部怎么不会说话》。无论大小干部已不能、不会正常使用讲话这个文体、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手段，可知全党已作风僵化、能力退化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讲话本来是一种交流，一个随机采集、同步加工的过程，是一种即席的创作。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活泼灵动的文风，而由此产生的文字也会是更鲜明更生动。好比树木的嫁接，美酒的勾兑，或者如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在无形的交融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系、新的风格。应该说自有文章以来，口头文学就是书面文章不断更新复壮的源泉，从古老的诗经到宋元平话、明清小说，直到今天的手机“段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胡适曾说，真正的文学史要到民间去找，上了书的都已经变味。而能保证不让书面文字变味、变僵、变空、变假的只有口语。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就是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腔调讲出有思想、有个性的话，而不是念稿。就像毛泽东用湖南腔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用四川话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的领导全是念稿、背稿，甚至腔调也学播音员，几年也听不到一句自己的话。肢有残，可为帅；不能言，毋为政。中国古代有个孙膑，膑骨被剜，坐在车上打败了仇敌庞涓。美国出了一个著名的总统罗斯福，有点残疾，坐着轮椅照样在二战中领导美国战胜法西斯。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哑巴或播音员当领袖的。讲话实为领袖的第一素质，而许多著名的演说也作为文学名篇传之后世。如丘吉尔的《就职演说》、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等。
毛泽东作为领袖，起码在讲话方面是称职的（当然他还有政治、军事、文学等等更多方面的成就），他有实践，有创造，把讲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有自己的个性。
首先，他的讲话有王者之气，舍我其谁，气壮山河，是宋玉说的大王之风。不像有的领导一上台就紧张，一念稿子就出汗。你看，他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真是气贯长虹。他到重庆谈判，讲了四十多天的话，会上讲，会下讲，与各种人谈。山城特务如林，暗夜如磐。戴笠甚至制定了以“便于随时咨询政务”为名扣留毛的计划。但毛的王者之气，潇洒之风，借他的讲话之声扫开了雾城的阴霾，朋友欢呼，敌顽止步，他胜利归来。
再者，他的讲话有灵动之美。尖锐，敏感，善交流，不木讷，不怯场，能始终把握现场，牵引听众。中国有句古话叫“扶不起的天子”，不是给你个位置你就会演戏。位高之人讲话常犯两个毛病，要不底气不足，声音发抖；要不爱装个样子，拿腔拿调，失去真我。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毛本来就是中国革命这个大舞台的总导演兼主角，何惧一场演说、一次谈话？相反，讲话、演说正是他与这个大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你看他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全场鼓掌）
1954年他出访苏联，谈判紧张，难以抽身，但我留学生求见心切，在礼堂一直等了七个小时，不见不走。毛从外事现场赶来，发表了热情、风趣、理性的即席讲话。至今还传为美谈。这是真领袖，有魅力。
第三，言语通俗，善用修辞，讲话不但好懂，又很风趣。毛虽是大知识分子，但不是经院派，始终和农民、工人、战士、干部厮磨滚爬在一起，他上接孔孟，下连工农，已做到集那个时代语言之大成。王明、康生由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归来，他在延安的欢迎会上说，今天是喜从天降，我们在这里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有武装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队伍，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队伍。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说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两千年前的人民意见，现在我们更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9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现在技术革命是革愚蠢无知的命，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现在打仗，飞机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行。你看，说昆仑山下来神仙，是从《封神演义》而来；由朱总司令风趣地过渡到鲁总司令；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现在的双百方针；说到要用高级知识分子，就高到一万八千米的高空。1939年他在延安讲：“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比喻、对称、拈连、借代、反差等修辞格熟练地运用，大幅度地时空调动，自然趣味横生。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报告、讲话，总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得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结论，许多警句广为流传。一首歌好听不好听，看它是不是能流传开来，能流传多少年；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好不好，看这其中的句子能不能让人记住，让人引用，能存在多少年。好的句子是思想的结晶，是文章的名片，是文章传播的商标，能提升文章的品位和知名度。毛的讲话是一个领袖在指导工作，不是一个官员在应付，更不是一个小学生在背书。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就是他对时局、对某个理论的研究成果。即使延安窑洞里那样艰苦的条件，那样紧张地战斗，他还是坚持读书、写作，认真准备讲稿。奠定了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论持久战》，就是毛1938年五六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而即使是在一个普通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也能谈及人生观、生死观，产生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名言。出访在外，接见留学生的即席谈话也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样的名言。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学问家的讲演，他胸有成竹，词从口出，既无政客式的作秀也没有刻意去附庸什么风雅。虽然，许多现场讲话在后来发表时做了一些修改，但那种轻松、自然、活泼、灵动的风格却留存下来，这是一种内功，单从字面上是永远学不来的。
现在收入《选集》《文集》中的约一百一十九篇“讲话文章”无不体现了毛的这种风格。对一个干部来讲，会讲话是能力的表现；对一个领袖来讲，会讲话是领导力的表现。而全党上下讲真话、讲新话，不讲空话、套话，则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
二、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因为这是具体事务，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后来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总之，这些公文之类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依马草军书，撒豆成兵。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军情、政情所迫；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动手，不要人代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不是秘书水平。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现收入四卷《选集》和五卷《文集》中的共约三百四十八篇。毛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人民的公仆，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四百零八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毛泽东四月七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毛泽东六月四日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真是大声希音，深水不波。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肯亲为公文，却又爱寻词觅句，去做作秀文章。
第二，公文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要想一想是给谁看。必须准确、平实，禁用空话、套话。
公文属应用文、实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一针见血，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建国初期，百废俱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以毛草拟的这份电报为例：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
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
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
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全文九百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遇到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而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官场的通病是官一当大、当久了就有架子。这“架子”一是为掩饰自己的空虚、低能；二是有意形成一个框子、套子，既能套住别人，自己又可偷懒。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领导者是最好驾驭的，但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第三，文章、文件尽量要短。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写。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说的长文之风，现在已是见怪不怪。一个不管什么活动的通知，也要“指导思想”“宗旨”“目的”“内容”“组织领导”等等，一段一段地套。好像长江大桥，前后引桥很长，而就是一步可跨的小河，也要修这么长的引桥。文风日下，文字日长！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八百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七百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一百二十二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文革”后期，知青问题成了一大社会难题，这是毛当初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所始料不及的。为推动解决问题，也是一种表态，毛给反映问题的人回了一信，并公开发表，信只有三十四个字：“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就是这三十四字的信，开始了知青运动的转折。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因为是公文，是权力文章，在滥用职权，而职权滥用的结果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政治腐败。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是治理众人之事，毛泽东说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失去了人众（听公文、执行公文的人），失去了人心，就党亡政息。历史从来如此。又长又空的文风是亡党毁政之兆，也从来如此。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第四，尽可能生动，多一点美感。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文字写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公文在修辞学上属于消极修辞，最讲平实，亦很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居然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这就像吃饭，不一定是多么好的美味，但你不能总往饭里掺沙子，这谁受得了？作为最高领袖，毛每天要看多少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先过科举再当官，到当上官时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选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现存于《选集》《文集》中毛的约三百四十八篇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黄帝陵》《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宣言》中毛说：“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绝妙的用典，用蒋在抗日声明中的名言来打蒋的耳光。再如这样的句子：“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上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这是号召，是动员，也是抒时代之情。
时势异矣，伟人不再，如今，要在公文中找几篇美文几乎不可能了，毛泽东恐怕是共产党公文中“最后的贵族”。
三、毛泽东怎样写新闻文章
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受众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事业，无时不在发生重大事件，又无时不在受到解放区内外、国内外受众的关注。连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也要突破千重阻隔来报道毛和他的事业。写新闻本来不该是毛或政治领袖们干的事情，他们是新闻的主体，是创造时势的英雄，是被采访的对象，各国领袖亲自上阵写新闻的也确实少见。但毛泽东要亲自捉刀，而且还留下了五十二篇写作和修改的新闻作品（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这在中外政治史和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一例。可能有一个原因，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不多，人手不够，毛急而无奈，只好亲自上阵。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毛未当领袖时就在北大旁听新闻，又回湖南创办刊物。他身怀绝技，技痒难熬，关键时刻别人撰的稿又不合他意，便拨开众人，亲自拍马上阵。他也确实技高一筹，留下了不朽的新闻名篇和几段新闻佳话。
毛泽东怎样写新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讲政治，有高度，有气势，留下了时代印痕；二是语言生动、简洁，有个性。说到底是杀鸡用牛刀，冰山露一角，这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在借媒体的一角来作文章。本来新闻这个行当有两个重要的助手：政治和文学。汝欲学新闻，功夫新闻外，政治制高点，文学展翅膀。毛泽东政治引领，文学润色，这新闻以外的功夫，不是普通记者、报人所能比的。
1.用政治家的眼光写新闻。
毛泽东是主张政治家办报的。解放后有一次佛教领袖赵朴初陪毛泽东见外宾，客人未到。毛问道：“佛经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句式：赵朴初不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毛是大政治家，在他眼里，新闻不是新闻，是名新闻，而实质是政治（新闻有四个属性：信息、政治、文化、商品）。他是把新闻当作政治，当作军事棋盘上的棋子来用的。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反攻敌人的方法就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他亲自动笔，用新闻稿、评论、发言人谈话、按语等来宣传群众，反击敌人。
1945年，蒋介石要破坏和平，挑起内战。胡宗南欲进攻陕甘宁边区，毛立即写了《爷台山战事扩大》，揭其预谋，制敌于未动。1948年蒋介石、傅作义欲偷袭石家庄，威胁已进驻西柏坡的党中央。毛写了《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将蒋军之兵力、部署公之于报端，敌虽出兵，见我有备，只好撤回。其实当时我军守备实在空虚，这是一出名副其实的空城计。而当我军进入反攻阶段后，他的新闻稿《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又是一声声进军的号角。这些新闻稿都是政治炸弹。
虽然是从政治上着眼，为战略服务，毛的新闻稿还是写得中规中矩，时间、地点、人物、现场，跃然眼前。他是用新闻来翻译政治。下面仅举一例：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一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新华社辽西前线二十七日十七时急电］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蒋军尚有五十二军、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二〇七师（辖三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二十二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五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条四百六十五个字的消息又是一颗政治炸弹。是强烈地针对战场形势和国共两党斗争的时局。
开始一句导语“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之后，就不厌其烦地将战事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反复交代，甚至敌军的番号、位置、路线也说得极详细具体。因为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受众（包括敌我双方）对战场上每时每刻的势态、军力变化都极为关注。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许多记者、通讯员经常在稿件中丢掉重要细节，读者最想知道的要素他就是不说。究其原因是受众意识淡漠。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受众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1919年徐宝璜在北京大学首开新闻学时就强调：“新闻是阅者所关心之最近之事实。”可惜解放后半个多世纪，新闻教科书中的定义都不提“受众”（阅者）。特别是长期以来机关报一统天下，形成了我说你听的坏文风，更忽视了这个最基本的新闻规律。平时记者写稿经常以我为主，忘了读者是上帝。受众是新闻能成立的前提，没有人看的新闻，说了没用，构不成新闻；受众关心的新闻，你说不全，等于白说，也构不成新闻。没有受众，就没有新闻，就这么简单。学术中许多最基本的原理并不高深，只是自然的存在，只要到实践中一悟就知。毛的军事新闻稿都是用来长我志气、瓦解敌军、扭转形势的，有极强的指向性，在这里他使用新闻要素（军情）如同用兵。相信每读到稿中一个被歼灭的敌军番号，我军民都为之一跃，而蒋介石则心中一阵剧痛。用事实说话，这就是新闻的力量，也正如毛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连说的四个“请看事实”。
2.用个性的语言写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消息、广播，读来、听来都是一个味，谓之“新华体”，没有了个性。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语言就是作者的镜子，能照见他的风采。毛泽东的新闻语言简练、通俗。这也是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要求，但又是最难的，难在出新，难在简练、通俗共性之中的个性。新闻语言有两个源头，一是电报语，要求简而明。因为当初报纸的消息都是电稿，以字算钱，不能奢侈，逼你精短。二是口头语，消息要读，要听，要求通俗。可惜“经院派”“新华体”都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古文底子深，长期以电文指导战争和工作，惜墨如金，数字如珠；又长期与干部、战士、农民生活在一起，声息相通，言语交融。又难得他能将这二者完美地结合。如“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这两句基本上是古文、电文的味道，特别如“猬集黑山”“迅移锦州”“飞将军从天而降”更有书卷气，但到最后一句落地“该敌逃跑也来不及”则完全是口语，真是大俗大雅。类似的句式在其他新闻稿中还有不少，如“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就是毛文，也是毛的新闻稿的魅力，严肃时如宣言，平易处像说话，以叙述为主，却贮满感情，“工人、农民读了不觉为浅，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深”，这种语言的功夫有几人能够达到？
3.新闻以外的功夫，叙事之外的“情”与“理”。
按常规，消息就是客观事实的报道，就是客观叙述，作者不能抒情，不能评论，如实在有话要说，再另写言论。但毛不管这一套，写稿如用兵，不循常规，想说就说，舍我其谁。如本稿中的结尾处“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应该说这已超出本消息的事实，可以不要，但毛意犹未尽，随手一笔点评，辛辣地讽刺、调侃、嘲弄，更有一种必胜的豪情。如《中原我军解放南阳》除开头一句导语说最新事实外，整篇都是对形势的叙述评论，结尾一句调侃加幽默，“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种笔法后人是学也学不来的，只有欣赏的份了。他是在写新闻，但这是一个政治家笔下的新闻，是“名新闻”，实政治。杀鸡用牛刀，冰山露一角。所谓经典就是空前绝后，因为你再也不可能重回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作者那样的经历，那样的气势，那样的修养。大道无形，许多艺术领域都是只可意会。如梁启超说苏东坡的书法不要去学，因为你是学不到的。
在政治家、文章家毛泽东的眼里，新闻确实只是“名新闻”，而更是政治，更是文学。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热心读报，细心研究模仿梁启超的报章文字，在北京大学旁听新闻理论，在长沙办《湘江评论》，在广州办《政治周报》，现在他借新闻的外衣来裹滚烫的政治，来吹响战斗号角。他的新闻稿一有新闻之规，二有政治之势，三有文学之美。呜呼，唯其人才有其文，又唯其时才得其文，这恐怕也只能是绝唱了。
新闻消息之外，毛还为媒体写了许多社论、时评、声明、按语、发言人谈话等，都尖锐泼辣，生动活泼，在中国人民解放的大潮中风助火势，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解放后，毛借新闻指导工作主要是修改社论文章，可惜时势已异，再没有出现新的高峰。
四、毛泽东怎样写政论文
1.政论文就是政治加文学。
毛泽东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文，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本来政论文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加文学。这是两个基本点。可惜近年来，文学因素常被忽视，政论文也成了枯燥、生硬的代名词，而被异化出散文领域。殊不知，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政论就是论政，是在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建设，写作之前心中有论敌，有靶子，言必中的；写作中笔下有论点、论据，以理服人。论文是政治家最常用的武器，一个政治领袖不会写论文，犹如一个战士不会放枪。政论文是中国文章史的脊梁，从贾谊到梁启超，代代相续，玉树常青。一部政治文章史就是一部政治发展史，与中国的朝代更替、时代变革相缠相绕，绵延不绝。
政论文是以文论政，是用文学翻译政治，是笑谈真理。一个政治家开会、谈话、制定策略、领导战争和建设等等，是搞政治。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宣传自己的思想，这要用到文字，要借助文学之美，不但入理还要动情。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毛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他的文章里能体会到与他的政敌搏斗的无穷乐趣。他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这是时代使然，一代领袖占据着空前的政治高度，在用文章指挥队伍冲锋陷阵。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这已超出政治范畴而具有了文化意义。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依其公务之身和领袖之责，毛文的内容总脱不了谈工作，谈政治，但是毛泽东骨子里有文人的一面，有追求文章审美的情怀。毛是把政论当文学来做的。毛身上至少有四重身份：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章家。他是假文学之手来行政治之责，在工作之时不自觉地创作政治美文。这种手写的文章与“讲话文章”比多了书面的讲究；与行政公文比脱去了具体事务的枯燥；与新闻稿比又跳出了叙事的体例，不受时空环境的限制，常嬉笑怒骂，更见情见理。每篇文章虽都负有专门的指导任务，但从审美角度看，则都已进入了文学领域。或者作者习以为常，竟未察觉，而后人读来益觉其美。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一篇文章美不美有三个标准：描述的美、抒情的美和哲理的美。在一般专业文人的作品中大都止于前两个层次的美，而一般政治家的文章大都没有前两个层次的美，哲理倒是有一点但常常表达笨拙、枯燥，也不甚美。我们在毛泽东的文章中除了可以读到深刻的思想，经常能同时欣赏到描述的、抒情的和哲理的美（这在后面有专门介绍）。这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是毛的过人之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过众多领袖，特别是早期领袖大多能文，建国后的领袖又有大量的写作班子与之为文，但为什么唯毛文独领**呢？奥妙就在这一点，毛从政治跨入了文学，古典文学、民间文学、诗词赋等抒情文学、小说笔记等叙事文学，无所不通。而许多政治领袖没有跨出这一步。又如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伟人，其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甚至有超过毛的地方，其文章也很朴实、深刻、干脆，但就差这一点点，少了文采，少了文学的美感。不要小看这一点，就像金属中的合金，加进一点，性质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就这一点就拉开了距离，硬是赶不上。邓之后就更不敢想有人与毛比肩了。政治美文要能写出美感，能将政治理念表达为美好的可欣赏的东西，这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跨界的综合艺术。纯文人或单纯的政治家都干不了。毛是既占有好料又能做出好菜的大厨，是空前绝后的散文大家。
政论文之外，同样是服从于政治斗争，毛还熟练地运用了其他文体，如书信体（致宋庆龄、蔡元培、徐特立等的信）、悼亡体（《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通电体（类似古代的檄文，如讨汪精卫电）、考察报告（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对毛来说已分不清是挟着政治风雷在文学领域振聋发聩，标新立异；还是乘着文学的春风，在政治领域移花接木，植松栽柳。他亦文亦政，亦古亦新，古今领袖唯此一人。
2.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高屋建瓴，唯求出新。
如前所述，政论文既是政治加文学，那么研究政论文的写法就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表达思想，即它的内容；二是如何提升美感，即它的形式。
思想即文章的观点、主题、立意。这是政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读了才有用。我们都知道是科学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又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者是靠新的发现、发明，被称为科学家；后者是靠新的思想被称为政治家、思想家。在自然科学界，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就被人淘汰，历史只记住牛顿、爱因斯坦。在政界如果没有新的思想，也要被人淘汰，历史只记住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当前政界、知识界有一种轻浮、狂躁症，急着写文章、出书，为自己贴标签，树形象。曾有一位领导风趣地说，毛泽东是神，邓小平是神，别人不行，无论如何装神弄鬼都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愈描愈黑，愈装愈丑。写政论文就像科学家搞科研一样严肃，是靠思想成果说话。社会、革命、建设、改革就是他的实验室。政论文是他的实验成果报告。所以政论文好不好第一条看他有没有新思想，看立意的高度、深度。这本来也是一切政论文所遵从的规律。如贾谊的《过秦论》，讲一个政权为什么覆灭的道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讲一个政权怎样巩固的道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讲复兴中华的道理。他们讲得对，讲得好，文章就流传下来。
毛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伟人，是当中国处于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过渡之时的领袖人物，他站在以往所有巨人的肩膀上，讲20世纪的中国怎样革命、进步。他讲历史唯物主义，讲社会历史的演进之理；讲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改造旧中国；讲中国共产党建党和中国革命之理；讲人民战争、民族战争取胜之理；讲群众路线之理；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之理；等等。这些道理都是可以放到每一本政治、哲学、军事专业书里去讲的，但是毛却用文学的语言，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把它表达出来。他是用文学翻译政治的高手。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这样讲认识论：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反对党八股》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关于重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