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白河上的黑夜枪声

在平日里恰好像是一条金黄色软带蜿蜒不断地漂向沙碧海中一般，用它那安闲而恬静的金色晴波缘把那些大小不同、形色各异的船只，从那左弯右拐的津沽独特风味的黄土地缝中，源源不绝送到渤海湾中去的白河，今天晚间映入我的眼中，却完全与往日大有不同，只觉得那条淡淡融入在夜幕魔性般黑影中的蛇行流线，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已经不再是那样幽静、动人心弦、富有诗意，**漾金波像变成要吞噬掉一切的魔龙血口似的。因为，那天晚上在我来说，固然是正要走进多年渴望已久的罪恶迷梦世界，但是，与其说我是抱有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客心情，倒不如说是拥有一种说不出的渺茫哀愁滋味。

说是做贼心虚也可以，说是一种空虚心境也差不多，总而言之，在当时的那种又喜欢又惧怕被人察觉的无耻汉奸心理，真是复杂多端，不是用笔墨能够形容得出来的。

不但是我，就是“老江湖”的郑孝胥和他那青出于蓝的儿子郑垂，以及日本帝国的强盗们，也都是带有一种极其紧张的颜色，大家都默默无言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只能听到那单调的船底划浪声音。

愈是紧张，愈觉得时间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故意要专门和人作对似的，把每一秒钟的长度，恨不得都要把它延长到一分钟，甚至比一刻钟还要长些。

这时，忽然听到离船不远的岸上，传来了一声低沉但是清晰有力的怒喝声：“停船！”

这一晴天霹雳的喝令停船命令，是从守卫着自己祖国神圣领土的勇敢士兵口中，喊出来的正义呼声。果然是邪难归正，于是就在这艘贼船中，引起了种种的惊扰的反响。立时就有一种鬼鬼祟祟的零碎声，打破了开船以来的沉闷空气压力。

我当然不必问，早被守卫自己祖国的同胞勇士的怒吼，给震得目瞪口呆，只能是木然坐在那里。郑氏父子也并不比我强多少，也都是睁大了眼睛惊恐异常，有时又像是乞怜似的看一看这伙日本狗强盗。两个日本浪人上角利一和工藤铁三郎，也同样现出了束手无策的惊惶样子。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那群人，尚在他们的头目的指挥下，从船舱上了船上甲板，弯着身躯东奔西走；有的架好了机枪伏在甲板上做着预备放的待机姿势，也有的端起步枪做好了卧射的准备。这时船上的灯火忽然一齐熄灭，同时又听得从岸上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枪声，于是这艘贼船便发出了一阵异样的机器吼声，只觉船身一歪，便像是一阵风似的直掠岸边向前急驶而过了。

这时这艘贼船的满船贼匪，才都像是缓过一口气来似的小声谈起话来。不久舱内的灯也亮了，也听到了一阵阵空虚笑声。当到了大沽，在等待换登日本商船“淡路丸”之前，他们把日本士兵所吃的酱汤、咸白菜、鸡蛋、日本酒和米饭端来分给大家吃，那个自夸自负已成固癖的郑孝胥便在他的儿子郑垂的翻译下，摆出一副“脱险英雄”的神气来，慷慨激昂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们哈哈大笑地干了杯。上项所说的“滹沱麦饭”云云，就是从这里发生的，就是因为郑等和我在这只贼船中吃了一顿日本侵略军中的大麦和大米的混合饭，于是这位对封建旧历史颇有心得的郑孝胥，在后来伪满汉奸政权成立不久的时候，他便亲自写出“滹沱麦饭”和“不忘在莒”的八个字，命人刻在两枚木质图章上送来给我，前者是套用东汉刘秀在兵败之际渡滹沱河时，只有他的部将冯异卫护着他，不独给他烤干了被雨水淋透的衣服，还亲自炊了麦饭给他吃的故事，固然在表面上是以“中兴”汉代封建王朝统治的“光武”来比我，其实还更是自己暗暗以冯异自命，不但是称颂了大树将军——冯异的所谓“功劳”，还暗暗启示我：“可不要忘了你的劳苦功高的‘大树将军’郑孝胥啊！”至于后者——“不忘在莒”的意义，则只是聊作陪衬地以春秋时代鲁昭公的奔莒来做警戒，叫我坚持反动立场所谓“安不忘危”而已。在这两枚图章的意义来说，前者是主，后者是宾，前者是主题，后者是陪衬。

然后，我们这一群魑魅魍魉便在大沽口改搭了日本的商船“淡路丸”到营口去，而那批从天津一路上担任“保镖”的二十几名日本帝国主义的喽啰，便算是任务达成而回到天津复命去了。

二、对翠阁温泉旅馆

当时的这个大沽口，拿我回想过去的心情来说，它对我确像是旧社会中所惯于形容的“鬼门关”一个样。自从我这个身子搭上了日本商船“淡路丸”后，更算是整个地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甘心交到日本狗强盗的手中。唐人的诗中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样的诗句，固然在一九三一年的当时，我在那股子封建统治阶级罪恶思想的邪气笼罩下，不但根本不可能认为这正是自己的丧心病狂和要往绝路上走，反倒认为陈宝琛等人彼善于此的持重论点为消极，为老朽为无用，而认为郑氏父子的鲁莽灭裂、自速死亡的办法为积极，为可取，于是就认为日寇的侵略行为是自己一个天与良机而兴致勃勃地犹如盲人骑瞎马一样，从此便愈陷愈深地陷到汉奸的罪恶深渊中。

现在谈一谈在当时船中的一些丑态吧！例如：郑孝胥在“淡路丸”上的那种自认为不可一世地侈谈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大抱负”的丑态，以及当听到船长所说的“从望远镜中发现了几只船艇，大概是张学良派来的船只，也未可知”的推测时，这帮各自心怀鬼胎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以及我们这群走狗，便都慌作一团，特别是我更是沉不住气，于是就把我所携带的几支手枪交给日本浪人上角利一与工藤铁三郎等，叫他们可以拿着我的凶器准备朝着自己同胞的身上去放。又如当这个“淡路丸”在营口入港时，因为海水退潮的关系，不能上岸，这时便有外国税关人员要上来检查，我就把携在自己身旁的祖国人民宝贵血汗——珍宝之类，周章狼狈地交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手里。一方面上角利一出来和税关人员联络，另一方面又把日本的军帽扣在我的头上，把日本的军人外套又给罩在我的身上说我是日本人，以便欺瞒税关的人员……诸如此类的丑行丑闻是很多的。

第二天早晨，我和郑氏父子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摆布下，抱着盲目的“雄心”下了“淡路丸”，第一步登上了祖国东北土地——营口。这时，在码头上早有日本侵略者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所派来的——曾经在日本大地震时杀害了日本共产党斗士大杉荣和他的几岁幼子，因而博得反动统治阶级极端喝彩的血腥杀人凶犯甘粕正彦，以及其他的很多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都在那里鹄候着。我就和这帮强盗一窝蜂似的到了在汤岗子日本人经营的温泉旅馆对翠阁。

这时，早有素以亲日闻名的罗振玉和给我当了多年喽啰头目的佟济煦等也都在那里等着我，在我当时的心情说来，是觉得我们这帮所谓“君臣”又在日本的势力下，渐渐已荟萃到一起，因之也就给我更壮起了一些胆子，同时也给我增添了不少乐观的情绪。

日本侵略者的军队，真如水泄不通一般，在旅馆周围，布下了戒严的严阵。旅馆的楼上，完全被我和麇集在我身旁的人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包占，和外界完全断绝了交往，不论是谁也不许随便闯进来。

当我乍一到这家旅馆时，满心里还以为在此也不过略洗一洗“征尘”之后，便可以直入当时的“奉天”省城，便可以在日寇的帮助下，一把便可以将东北的军政大权毫不费力地抓到手里，所以对于这个平生第一次尝到的温泉滋味和那别具风味的朝夕饮食也感到了相当的满足。同时，在那里也曾听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在附近从事演习的枪炮声音，可是当时的我，并没有对日本鬼子在自己祖国的神圣领土上，疯狂地训练侵略军队使他们好更多地去屠杀**自己祖国的兄弟姊妹，而生出一些民族应有的起码良心，反认为自己现在的这座靠山确实是坚固可靠，因而也就认为自己的前途，也确是洋洋无限而大有可观。

不过是，这种不可告人的心中暗喜，并不能确确实实地继续永存下去，因为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在第一次第二次这样地消磨下去时，还不觉得什么，等到第三天、第四天也同样地这样平凡度过之后，才开始在我的心中感到有一些焦灼气味了。特别是这种焦灼的气味，更是随着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平白消逝而相对地增大着，于是潜藏于内的所谓雄心和对前途的乐观也就渐渐变成了一种空虚和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并且这种虚幻的感觉也是随着一天天的消磨，而逐次加深着。因此我就不能不在焦急的冲击下，向上角等去追问何日首途赴沈阳的消息，但结果总是在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回答下，例如以“去是一定去，不过一时还不能，因为……”之类的话来做搪塞。当时我听到了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答对后，固然也曾感到了相当的焦躁和某种程度的空虚哀愁，但仍是在热衷和野心的支撑下，耐心地等而又等。我就是在这种心痒难熬的情势中在那对翠阁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

有一天，上角和甘粕来对我说：现已接到板垣大佐的通知，叫我搬到旅顺去住。

为什么不叫我“长驱入沈阳”而偏偏叫我到那不是政局中心的旅顺去住？当然，当听到这种无有商量余地而且无从了解理由的高压式传达后，我心中是感到有一种轻微的失望和本能上的狐疑。不过是，问上角或是问甘粕全都是等于白费，我只能是像一头被蒙上双眼的磨驴一样，在主人的吆喝和驱使下，昏天黑地地围着磨盘瞎转而已。全仗着那一点点自我安慰的盲目乐观力量吸引着我，虽然在蒙头转向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本着曙光在即的信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架弄之下，疑喜参半地坐上火车前往旅顺。

三、旅顺

当我从汤岗子到了旅顺之后，就被簇拥到市内某处的日本军某机关的一间冰冷的空房舍内，在那春寒料峭的时期，我进入屋内以后，也未能把穿在身上的西式斗篷脱下。该单位的负责人只给我端来了一杯茶，便叫我在那里等候了很长的时间。我这时的心情好像是和当时的寒度有关似的，觉得有些寒心的感觉。好容易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和旅顺的大和旅馆接洽停当，于是我才搬到那里去尝“候缺皇帝”的滋味。当然，在这个大和旅馆内也是和对翠阁的情形一样，把整个楼上房间全部都给包占下来，划定为自我以次的这帮原班人马专门使用。不过郑氏父子却不被限制在这一小圈子内，因为他们是另有妙用之处，所以他们独有随意往返于旅大之间的“自主权利”。至于我则完全成了被隔离的对象，除了有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招待”下，到过“日俄战争”当时的“二〇三高地”（所谓的“尔灵山”）、水师营等地，所谓“战迹之处”去听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当年战况的自吹自擂夸大宣传，以及到其他地方，如参观旅顺博物馆和星之浦大和旅馆等处外，不但我一向没有随便出入大和旅馆一步的自由，就是和我的妻子以及两个妹妹并随我多年的胡嗣瑗和我堂兄溥伟随便见一面，谈谈话，也都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多方限制和刁难，当然在其中也是有着里里外外的很多复杂内情的。

现在先从我妻子的到东北来说起。

在当时曾以日本女间谍身份大出风头的金璧辉（即川岛芳子），又号东珍的这个民族叛徒，她本是前清“肃忠亲王”善耆的第十四女，由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善耆相互勾搭利用的结果，这个金璧辉便当了川岛浪速的干女儿，从幼时便在日本受着毒化的教育，所以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她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阀的豢养之下，在当时的间谍特务帮中渐渐露出了头角。当我到了东北之后，因为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二妹韫和与三妹韫颖尚留在天津，她便把婉容也当作她的“奇货”，于是就把我的妻子和我的二妹三妹，也借着日本侵略军方面的“包运力量”给带到了东北。到了大连之后，她就把她们安置在大连黄金台大和旅馆的分馆里，当然我的妻子就要求前来见我了。可是在板垣征四郎的严令之下，竟不许可她们到旅顺来和我相见。经过几次的要求和碰钉子之后，我的妻子便疑了心，认为我已被日寇给暗害，于是就大闹起来。结果，由这个女间谍把这种情形反映到日本侵略军方面去。也许是由于板垣之辈表示了让步的关系吧，这帮围绕在我的周围的日本浪人特务，如上角和甘粕等便出来做转圜，结果算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派来的宪兵佯作不闻不见的网开一面默许下，许可我的妻子到旅顺来见我一面，并且还限定只能暂住一宵，下不为例。

川岛芳子

其次把胡嗣瑗见我的情况谈一谈。有一次郑氏父子曾来对我讲，日本军部方面只限定指名的几个人（郑氏父子、罗振玉、万绳 等）可以随便来见我，此外的人，不许任意出入，就连在日本人方面也是只限定于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以及担任“警卫”的日本宪兵和“关东州”警察等有数的几个人。

当那次婉容和我做离津以来初次的相见时，她曾告诉我说胡嗣瑗也来到了大连，很想前来见我，但由于日本军方的限制，他无法到这里来，于是我便使郑孝胥转告日寇方面说，我很想和胡相见。经过郑和上角、甘粕等的磋商结果，限令胡嗣瑗只能到这里见我一次，但绝不能许可他留在我的身边，见完之后，须立即回大连去。我在当时听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意外回答，当然是感到了十分不自在，但处在这种权威之下，只能是把不平不满咽在肚里，并未敢提出怎样质问的意见来，仅仅是在满腹疑团暗生闷气的情势中厚着脸皮，忍而又忍地强自忍耐而已！事后我才逐渐明白：这就是由于郑氏父子和上角、甘粕互相勾结、勾通一气，想要由他们几个人来包办我的一切，所以才会出现了这种情形。

当胡嗣瑗经过了无数挫折和刁难见到我的时候，竟自对我咧开大嘴哭了起来，我只能是抱着空虚的心情向他做些空空如也的空头安慰吧！他一方面抹着眼泪伤心地对我诉说道：真想不到他在我身旁多年，到了今日，竟自连见我一面，也居然受到这样严格限制，同时也对郑孝胥吐露了很多不满意的话。尽管他的哭诉、我的疑愤交并，结果仍是抵不过日本帝国主义军阀一道口头吩咐。这个无限伤心和满腹牢骚的胡嗣瑗，当然是只能在见我一面之后，便悄然地回到大连度那临时寓公的生活去了。

不但胡嗣瑗如此，就连在当时曾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做了不少勾结拉拢的我的堂兄清朝恭亲王溥伟，也曾因为想要到这里来见我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阻挠而不能来。而我呢，也只有厚着脸皮在忍受着这一切一切。

又过了些日子，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便叫我搬到前清肃亲王宪章（善耆早已死去）的楼房里去住，这时我的妻子和我那两个妹妹才被允许到旅顺来和我住在一起。

有一天，上角利一说奉板垣参谋的命令，问问我认识马占山不认识，我对他讲：我和马占山曾见过一面。后来他们就让我给马占山写信，劝他尽早放弃抗日的武装斗争来共同建立将来的新政权。于是上角就把我的这封信拿出交到板垣之手，后来这封信被退回来了，因为已经用不着，但不管寄与未寄，我的那种甘心去给日寇当走狗和助长他们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的凶焰，并想从内部来分化抗日力量的汉奸罪恶是不能稍有轻重之分的。因为，我不仅自己已经当了民族的万恶不赦的叛徒，还恬不知耻地拼命替自己的民族敌人——日寇出力，还想要把正在从事抗日正义战争的人也拉到汉奸的罪恶深渊去，不论从哪一方面想，也都是在自己的良心上绝对不可赦的罪恶。

不久，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又派他的参谋板垣征四郎到旅顺来正式通知我，要我去当所谓新国家的执政，还对我斩钉截铁地说明这次不意味着清朝的复辟，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有满、汉、蒙古、日、朝鲜五个民族组成的新的“满洲国”，还做了图穷而匕首见式的露骨说明，说日本人同样也要在这个“国家”里当官吏，并把这个所谓新国家的首都也给指定了，就是长春，把它改名叫新京，同时也把所谓国旗给制定了出来，说是采用五色的图彩，还把伪国旗的样式也一同告诉了我。我听了这一番话之后，真不亚于受到了满瓢冷水的浇头，觉得我这个已经够渺茫和空虚的前途，尽管不断有我那多年以来的热衷复辟的欲火和那侥幸乐观的心情给我鼓气，然而现在到了这种地步，也不由得大泄其气，而感到越发渺茫和空虚了。当时我心中就暗想：这样一来，我那多年的处心积虑、朝思暮想、勾结拉拢，岂不是一朝付诸流水？不由得想到这个口蜜腹剑的土肥原，他竟撒那种口是心非的大谎，使我最终上了套，而出了天津，真是使我越觉得土肥原可恨，日本关东军可恨。尤其是像这种事事擅作主张、处处肆行支配的蛮横态度，不仅根本不是来帮助我复辟清朝，而且连我个人的自主权利都不承认。这种自食前言的欺骗行为，使我无法忍受下去。于是我就在这种失望、懊恼和怨愤之下，把心一横拒绝了板垣的要求。他看我这样，最终愤愤而去。

到了晚间，我还在隐忍自重的不愉快心情下，勉强地宴请了板垣一次。好个“胸有鳞甲”的板垣，在这次宴会上对于白天那件事，好像忘了似的一句话也没有提及，只是拿一些风花雪月的谈话资料毫无芥蒂地东拉西扯地谈着。我也是苦在心头笑在面上和他做着貌合神离的应酬。可是这个笑里藏刀的日本狗强盗——板垣就在第二天摆出阵势，把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万绳 都叫到大和旅馆，严命郑孝胥等向我传达他对我发出的所谓最后通牒。它的内容大致是：如果我不接受军方的要求，我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就要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

同时，我的所谓心腹郑孝胥现已在“新国家”未来“国务总理”的好饵下红了眼睛，于是便对我拿出了自从在北京清宫内和我初次见面那天起经过天津时代迄今为止，多少年来也没有拿出过一次的勇气做了向来所无的强烈胁迫。不过是，胁迫的方法，因为专对我的关系倒也简单得很，就是他看准了他所熟知我身上的一处弱点，狠狠地给我一下子，向我坚决地表示了：如果我拒绝了板垣的要求，他便扔下我一走。在这句话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对我“尚不失其诗人敦厚之旨”，但是隐藏在这句“敦厚言辞”骨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确实藏有相当的恐吓性的成分在内，因为这就等于暗示我说，如果你不肯乖乖地听话，那么今后你的生死安危，我“秃翁”就都不管了！在那千古艰难唯一死，贪生怕死的我说来，这种丢下不管的恐吓，自然是我最怕的一种威吓。

除了这位郑老先生对准我的要害，给了我这样一个从正面猛攻，他的那位“克绍箕裘”的郑垂公子也配合着他父亲的中央突破战法，同时又从我的侧面向我做了一次架秧子式的牢笼战术。他是用表示深深理解我和同情我的自家人面孔对我做了譬解，他的大意是：我们中国不是有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谚语吗？我们现在是完全被攥在日本军部的掌握之中，我们现在如果违抗他们的政治意图就一定闹得彼此决裂不可，真是一旦决裂之后，我们的安全又怎能保得住呢？依我看，不如本着通权达变、见机行事的灵活方针，第一不要讨眼前亏吃，我们不妨将计就计，我们现在不如先答应下日本方面的要求，等到将来我们掌握了政权，把我们的实力培养起来之后，那时不但再也不用怕他们，又焉知我们不能另想法子去对待他们呢？所以现在最好是先答应下他们的要求，将来的事情到将来我们自会有办法的。

我本来对日寇又崇又怕，尤其是他们的狠心辣手，像是对张作霖的往事，对我来说，更是殷鉴不远的一面好镜子。这次我之所以敢于拿出这样坚决的态度做了拒绝，也不过是由于我的彻底失望和受骗后的懊丧以及怨愤的冲动，所以才敢于拿出外强中干的勇气，做了一次自忘其身的一朝之愤，等到日寇板垣提出了最后要求，更配合着郑孝胥拿出的对我的最后法宝——一去就来击中了我的致命弱点后，那时，我已经是成了一个以疑惧不安代替了“勇气”的虚空架子，尤其是如果郑秃翁——我的这个灵魂真要从我的躯体里飞去的话，我岂不是就要变成为一只茫漠无依的失路羔羊？

就在我这方寸无主、进退维谷的紧要关口，那个郑垂又用软功夫扯了我一把，于是我就在前有日寇军部，后有郑氏父子的分进合击下完全败北，遂无条件地应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要求，而当上了大汉奸——伪满执政。

四、所谓的“四巨头会议”

在伪满当时——提起这个罪恶的始作俑者——“四巨头会议”来，人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所谓“四巨头”云者，就是指着汉奸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和马占山而言，也就是张代表着“哈尔滨特别区”，臧代表着“奉天省”，熙代表着“吉林省”，马代表着“黑龙江省”的四个地方，在当时能够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当然是称得起够得上所谓“巨头”了。

可是在当时的事实呢？

在当时的事实是这样的：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的中旬左右，在沈阳市旧教育会里，曾开了一次所谓第一次“四巨头会议”，别看这个“四巨头”在字面上好像是四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实说穿了，简直是不值半文钱的昏头昏脑既肮脏又胆怯的一些见不了人的东西。

当时参加了这一会议的人，除了上述的张、臧、熙、马，还有一个赵欣伯，一共五个人。

为什么有五个人参加而偏偏把它叫作“四巨头会议”呢？

因为那个赵欣伯并不代表当时东北的某一个地方的实力派，只是因为他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一贯的腐臭关系，所以他也就以一个无地可代表的“代表”资格，在汉奸和日寇之间，起了罪恶的桥梁作用。

不但在那四个所谓“巨头”之外，有了一个姓赵的“准巨头”，并且在那“巨头”之上还有一个“超巨头”的存在哩！那就是“九一八”事变中重要罪魁祸首之一的当时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

据说当时的会议，是采用合乎这帮旧官僚旧军阀口味的不拘形式的“唠嗑”方式，因为在那个会场里，甚至连鸦片烟具也都准备得齐齐全全，让这帮卖国贼不但可以坐着计议，就是躺着协商，也未必不可。即使愿意一边吸着鸦片喷云吐雾地来磋商“国家大事”，也是悉听尊便毋庸客气的。反正是只要能听从会场主人——板垣的吩咐就行。所以那个在当时被称为“中国通”的板垣真是无日无夜形影不离地和这些“巨头”鬼混在一起。不但是全般会务都得由他一人把持，就连应该讨论的议题也都是由板垣给准备得既完全，又周到。只要是到会的各“巨头”能够本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诀窍，在应赞成时赞成，应鼓掌的鼓掌，便算是不失其“巨头”的身份，而能够有沾得上名利双收的好机会。

当正式开会时，在每个“巨头”面前，都放有由板垣预先给准备好的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用铅字油印好的议题文件。这次被列在议程之上的议题内容，是关于东北“独立”的问题，和组织“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的问题，以及用这个伪最高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宣布东北“独立”，并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当然是第一步先决定了成立这个“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跟着就把这个“官大望重”的张景惠抬上了“委员长”的地位，然后那余下的三个“巨头”，也都各自当了“副委员长”，于是就立即以这些“委员会委员长”等的名义宣布了“独立”和通电脱离南京政府。

据说，在这个所谓会场的楼下，还有日本人三宅福马、驹井德三、宇佐美胜夫和坂谷希一等，从事一些伪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令的起草。这头一次会议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

至于所谓第二次的会议，据说是在沈阳张景惠的家里召开的。在这次的会议上决定了筹备伪国家机关房舍和其他的问题等。

这是所谓第二次会议。

到了晚上，忽然又由板垣临时通知说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的会场是在赵欣伯的沈阳家里。

当这几个所谓巨头匆匆赶来，各自就了议席之后，又由这位板垣参谋好像是变幻术似的发表说：上午所决定的事情，现在可以立即着手准备，然后又奇峰突起地叫他们讨论一下关于“新国家”的国号、首都的地点，以及制定伪国旗的问题。

与其说是板垣叫他们讨论，到不如说是板垣在做逐次的说明，而让他们来听一次课而已，因为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号和以“新京”（长春）作为首都全部是板垣所决定好的名称，只不过是叫这些“巨头”给做一个形式上的承认手续而已，不过是在议定所谓伪国旗时，却意外地发生了一些所谓“范围以内”的小小波动。那就是当有人主张仍旧使用五色旗时，板垣摇了摇头。又有人主张复活清朝时代的黄龙旗时，板垣又皱了皱眉，结果，仍旧是板垣由军服兜掏出了一个小旗子的样品来，在桌上把它左叠右折地做了说明，于是这个样品便在大家赞同之下，变成了受人切齿和唾骂达十四年之久的所谓伪满洲国的国旗。

此外，熙洽等大汉奸对伪满洲国的政体问题也曾有过一场“范围之内”的直言争论。

张景惠是企图把自己的这把头号椅子继续维持下去，因而便竭力主张应该维持现状地干下去；熙洽则是在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思想毒素的支配下和他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作怪下，便极力主张帝制；臧式毅则是自己才从日寇宪兵队的铁笼中被放释出来，而余悸犹存的缘故，便没敢表示自己究竟的意见，只是不即不离地保持着首鼠两端的态度；而马占山则是由于旧军阀老朋友关系，所以附和了张景惠的意见。

最后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裁可，采用了伪执政制度，然后并指定了专人，从事伪建国宣言的起草，据说当时还准备了三项法令——即所谓“人权保障令”和“运用旧刑律的临时法令”以及“大赦令”，决定和伪建国宣言一同发布，更决定由熙洽指派张燕卿等前往长春筹备各伪傀儡政权一切工作，这便是所谓第三次“四巨头会议”。

总之，这三次的所谓“四巨头会议”，因为都是在板垣的紧紧操持一切的情况下，把刺刀和日元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更以牧人赶羊的方式，更杂以变幻术的手法，所以一切问题，便都直截了当地通过了所谓每个“巨头”的点头，巧妙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变成盗用三千万民众意识的实际侵略行动了。尽管这些“巨头”素来有着水火不能相容的深刻内心利害矛盾，但是最终在这个板垣的手掌中，把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封建余孽，都给变成为同恶相济的汉奸集团了。并且这三次的所谓会议，哪一次都不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便都把日寇的侵略意图，给超速度地完成下来，同时也可以认为这些汉奸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鞭辔鞍勒之下，发挥出超速度的力量，把这个卖国利敌的大任务给完成下来的。

五、群狗争食的未定政权

在“九一八”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炮弹在我国东北炸裂以来，一直到完全把日寇操纵下的伪政权组织起来为止，在这一段龌龊混沌的乌烟瘴气时间中，在当时的整个东北土地上的各个反动阶层中间，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得到群狗争食的幻灭情景。因为这群狗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下，在奴化培植的罪恶温**，先期育成备用的各种品质不同、药效各异的东西，为的是要在需要之时使其能够既收到互相制约又能收到互为表里之用的“药笼中物”，这里我想先从当时的概略轮廓说起。

以我为首的封建反动余孽为一派，以张景惠为首的过去地方封建军阀又是一派，以于冲汉为首的老牌亲日旧官僚又是一派，以熙洽为首的过去曾为地方军阀现又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下打着圈子的阴谋复辟的封建分子又是一派，以袁金铠为首的“文治派”官僚又是一派，以臧式毅为首的慑于日寇的实力而不敢不唯唯听命的旧东北政权中有力者又是一派，还有以赵欣伯为首的彻头彻尾亲日分子，以及以凌升为首的蒙古族旧王公，并以溥伟为首的“宗社党”人，又是各成一派，固然还有许多可以另成派别的汉奸人物，但总体来说，以上几项便可以把当时的反动派别约略加以概括的。

不过是，如果再把那几个反动大派别更进一步地加以分析时，还可以分出更细致的宗派来的。例如我和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郑和罗之间等，从表面上看来，固然同样是以阴谋复辟为目的而聚在一起狼狈为奸的，但是我们之间却不是一个始终无间的整体，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心理的。更如张景惠和马占山等，固然同是过去的地方军阀，又有着历史上的关系，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还需要狼狈为奸和互相利用的地方不少。可是在他们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当前利害左右着他们。又如于冲汉、赵欣伯、张海鹏、袁金铠等汉奸的相互关系，总括地说：也都是各人拨弄着各自的如意算盘，各人依靠着各自的日本人靠山。

而这种分崩离析、散沙一盘的状态，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欢迎的地方，同时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曾费尽苦心和气力，对这些民族败类进行制造和利用的一种局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收到以华制华的最后效果，才能够实现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统治的建立，而这些汉奸走狗，有的是受日寇的长期培植，有的则是在日寇的临时垂青下中了选，总之都是在日寇的耍弄下，各自本着自己的历史背景来合演这出异曲同工的卖国丑剧。

伪满这些傀儡丑角，既是由多方面聚起来的零碎货色，因之在当时的群狗争食场面中，确是把旧社会反动各阶层的丑恶面目发挥无遗。

仍是先从我说起。

我在当时当然是和郑氏父子以及罗振玉之辈一个鼻孔出气的。但是自从后来郑孝胥力图包办我的一切，想拿我作为他的招牌而和日本军部以及日本浪人等打成一片，甚至排斥异己，也就是排斥在当时为我所信任的陈宝琛和胡嗣瑗以后，我对他便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了近而不亲的态度。对罗振玉则是一方面由于他迎合我的心理，常常用“复辟清朝”的话来**我，因此我信任他。但是另一方面，罗振玉又是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攻击的对象，陈、胡等常对我说：罗说话是不可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你。因而我也就怀疑了他。我对罗就有了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的矛盾心理与感情，所以只能采取疑信参半、敬远相兼的态度。至于郑和罗之间的关系，则更是远从我在天津时期一直到了这时为止，都在过着互相妒忌、彼此对立的深刻矛盾生活，特别是在这红了眼睛争权夺利的情况下，更是把二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弄得越发尖锐起来。

至于张景惠和我，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只不过由于日寇的强力撮合才勉勉强强做了同床异梦的伴侣。我不过是在卖国政治资本的来头上比他大了一些，所以我也就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衡量尺度上被衡量大了一点，我也就比他爬得高了一些。而他呢，也只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才大材小用地向我委曲低下了头。在一九三二年前后，他和我的关系也就是“只此而已”，至于他和熙洽、马占山以及臧式毅等人，同样也是在脸上服心不服的内在盛情下，做着互不相下的钩心斗角。张是念念不忘于自己在东北的所谓老资格和旧地位；熙洽则是始终要把我抬出来企图复活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反动统治；马则脚踩两只船，既想跟在张的身后，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方面捞得较大的便宜，同时对于日寇的心狠手辣，又确实有些害怕，特别是生怕自己好容易因事变而得到的新地盘发生了动摇，所以总是满怀戒心地做着暧暧昧昧的试探工作。

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景惠和日寇的相互勾结利用，日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曾给了张景惠三千支枪和一些弹药，让他编成一支警察队，替日寇对东北的侵略和对人民的镇压做帮凶。后来在日寇多门二郎师团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这支叛国助敌的伪警察队便替日寇守备齐齐哈尔，使日寇腾出兵力来扩大侵略，进一步镇压人民。因此日寇关东军就以黑龙江的省主席的钓饵，使他做出更有利于日寇的罪恶活动，当马占山投降了日寇后，又把他任命为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而把黑龙江主席的地位给了马，这就是张景惠在伪满政权成立之前和日寇关东军互相勾搭的概略情况，也就是张之后出席所谓“四巨头”卖国会议的一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