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呢，不用问，当然是想把他们二人培育成能帮助我在搞不堪告人的野心工作时的股肱心膂，而他们二人呢，也都是和我一样，野心勃勃地想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育成所”——日本士官学校中，抓弄一些作恶的本领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卑鄙的罪恶企图下，做出了这段事来的。

于是溥杰便改名为“金秉藩”，润麒也更名为“郭继英”。这都是我给想出来的。若问“秉藩”二字的意义？那就是暗示在将来想要秉承着清朝末季曾国藩的遗志，而中兴清朝的意思。“继英”二字的意义则是意味着将继承明朝开国元勋沐英之后，而致力于“复我山河”的意思。

至于他们二人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则是在我当上了伪满执政以后的事情，在此不再多叙。

总之，就拿这件事来看，也可以充分看出我想要设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大力给自己制造背叛自己祖国人民的罪恶工具的野心的。

五、“遗老”的包围

在北京清宫时，在我身旁所谓的“遗老”，主要还只是我的几位师父，并且在那时，还有自我父亲载沣以次的“王公大臣”等，分掌着小朝廷中的所谓一些权势，所以在那时，“遗老”对我的包围阵势，还未完成“合围”的局势。等我到了天津之后，我那里不但形成了“遗老清一色”的天下，并且“遗老”们也完成了对我的包围圈。这时，他们对我的影响，真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

固然说，在天津时代，那些“遗老”之流确曾包围了我，然而在那所谓的清一色局面中，他们相互间也并不是没有彼此的意见冲突和思想矛盾，并且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是极其深刻的。因此在他们那仅仅几个人之中，不但发生了严重宗派之别，甚至还经常发生互相诋毁和彼此倾轧的事情呢。

陈宝琛、朱益藩、胡嗣瑗和景方昶，是当时在津“遗老”之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的政见是：不可轻举妄动，应以注意自身安全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要“伺机观变，静以俟时”。

郑孝胥和其长子郑垂二人，在当时“遗老”之中，是被称为好大喜功盲进分子的。他们所坚持的反动方针是：积极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勾结，采取见缝就钻的方式，以实际行动来策划复辟的罪恶阴谋。

罗振玉则是独树一帜的始终一贯亲日分子。他素来主张专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依靠多方的拉拢、勾结，来达到想借日寇实力，来实现复辟的罪恶阴谋。

现在既是要把他们在当时的同床异梦派别关系搞清，我想再讲一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郑孝胥的政治野心，在当时那些人之中，可以算是最大。并且他的狂妄自负，也是几倍于一般“遗老”。他常自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不独羡慕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为人，并且还以中国的墨索里尼自居。

陈宝琛对郑的个人感情，虽然尚不算坏，但对于郑的狂妄自负，则大不以为然。他常说郑所说的话，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也时常在郑背后私下说：“苏戡（郑的字）倒不如改叫‘疏戡’（疏狂无用之意）还许恰当些。”

胡嗣瑗则是一个既偏激又顽固的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因之和郑氏父子的矛盾尤为深刻。他们之间，是经常互相轻蔑的。

罗振玉则是既和陈说不来，也和郑合不到一起，对于胡也是芥蒂很深。后来他离开天津悄然回到旅顺去住，不过却从来未和我割断联系。他到旅顺后和谢介石勾搭到一起，专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去做勾结，继续阴谋策动复辟的事情。罗对谢信任颇深，常拿出钱来接济他。谢有时也到天津来和我要钱，我也给过他几次旅费，叫他相机四出为我活动。

不过，陈、郑两派对于反对罗振玉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罗是一个只图私利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掮客。

至于我，对于上记诸人的看法，则是这样的：

对于陈宝琛和胡嗣瑗我比较信任，特别是和陈有相当长的历史关系，所以对于他的意见，一向都很尊重。但也有时由于他过于持重，特别是在和郑孝胥的对比之下，总觉得他有些暮气。

对于郑氏父子，在当时的信任是较深的。特别是他们父子的那种剑拔弩张、唾沫横飞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谈天论地态度，是颇有使我心折之处的。

对于罗振玉，虽然有时也很相信他，但因为经常听到别人对他的闲话，总是免不了既想利用他又有疑心他的地方。

在这里，我想附带着引用一个关于罗的例子。

我在伪满的时候，因为听说罗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铺（墨缘堂），经常以贩卖铜器、玉器、明器等等古董玩物赚了不少钱，有一天，便叫他把铺中的汉玉拿来给我看看。当我看了之后，却吃了一惊，因为他家的汉玉，竟没有一块真东西，完全是一些仿古赝造的假货。从这件事，也就可以看出他的贪图货利的本色来。

在这里，我还得再附带声明一下：我固然没有专门考证古玉的知识，但因为我过去在清宫中，曾看到很多的古玉，并且也由于我曾经很喜爱它，所以一看到假东西，便会自然而然地辨别得出，也可以说是由长期观摩而来的经验吧。

六、东陵的挖掘事件

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朝乾隆和慈禧的坟墓（都属于京东马兰峪东陵的范围内），被当时的地方军阀孙殿英——即孙魁元指挥军队给挖掘了，并把坟内的殉葬物品全部劫掠一空。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悲愤异常。尤其是在那敬先崇祖的旧礼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更认为这乃一件和我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了。同时，住在天津的那些“前清遗老”，特别是在我身边的那些封建残余分子，如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钟羲、铁良、袁大化、升允等，全都悲愤填胸地对我做了犹如吊丧一般的吊慰。还有散居各地，靠过去做官时掠夺来的人民血汗来过富家翁生活的“遗老”等，也都纷纷给我寄来不少供我修补祖先坟茔之用的经费，我就是在这种火上浇油、煞有介事的紧迫而凄怆的空气中，召集了可能出席的“遗老”等，开了一个应付这一事件的会议。结果是决定以全体的名义向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孙殿英的共同控诉，要求给孙以严厉的惩罚。

同时，我每日还在家中，摆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每日要举行早、午、晚三次祭奠，每天都有一帮封建余孽前来拈香行礼，一直到把坟墓完全重新修复为止，共闹了不少日子。每天真如同在办丧事一样，把整个“张园”都笼罩在悲哀凄惨的空气之中。我还对我家里人表示过，祖茔被掘，乃是我身为后世子孙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当我作戏般地关着家门发表了这篇声明之后，就在我的家属痛哭失声的声浪中，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帮衬作用，把这种悲壮的气氛越发加浓到饱和点的程度。还有人声泪俱下地向着虚空立誓说“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哩。

不但在我这里，每天这样装模作样地闹着，就是分住在全国各省的许许多多“遗老”，也都纷纷向蒋记国民党政府，提出非严惩孙殿英不可的强硬要求。

清东陵

在当时，曾一度听说蒋介石已派阎锡山查办此事。还听说即将对孙殿英进行审讯。不料过了些时候，这类的“喜讯”，又都一个一个地变成为使人感到幻灭失望的噩耗，因为听说蒋对孙已决定不予追究了。

当这样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当然是更要咬牙切齿地痛恨着蒋介石的了。从此，就越发激起了我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仇视；一方面，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见缝下蛆”，时常借题发挥地进行挑拨离间汉满民族感情的恶毒宣传；再加上在我身旁那些封建残余分子——“遗老”等，更都是有枝添叶，变本加厉地纷纷喷放出仇视共和、醉心帝制的反动大道理来；同时，更加上我那平素潜在于心的梦想开倒车的狂妄政治野心。于是就在这内外夹攻、互相影响的连锁综合毒素作用下，我越发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向了甘心卖国投敌的罪恶深渊！

我认为，这次东陵的盗掘事件，确是越发使我加紧了步伐投入历史罪恶泥坑里去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七、我的反动思想越发抬头

在我的反动思想中，最为主要的是什么？

像是在以前各项中所列举出来的，如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什么梦想要“恢复祖业”的政治野心，以及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反动阶级本质，等等，早已经一一做了择尤的暴露和相应的自我分析与批判，并且也不想在这里再去重复它。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想借着一桩比较突出的例子，证明一下我那始终以皇帝自居的反动病症，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和黑暗生活环境的向前发展而逐渐加剧的。

在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那种情形，只是我个人的一段可笑材料而已，可是从我本身说来，那还是一段不忍回首的悲剧材料呢。

我在前半生中，共总只听过梅兰芳先生的两次戏。头一次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端康太妃办五十岁整寿的那一天，我在清宫中看到的。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我在天津的时候，到剧院去看的。

看一两次梅先生的戏，这在一般中国人说来，当然不是一桩什么有关思想立场的重大问题。可是在我说来，则不那么简单了。不但和我的思想立场大有关系，甚至和我前半生的罪恶根源，也是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不信请看下述的事实。

按照清宫的旧例，在宫中演剧时，除“升平署”的太监担任一部分演剧外，尚须把当时在社会上的有名演员，以名角的资格都找进宫中，使之各演其拿手的好戏。在当时，把这些被指名邀入宫中演剧的人，都叫作“内廷供奉”。像是曾在过去享有“戏剧大王”盛名的谭鑫培，被人称作“老乡亲”或“孙处”的孙菊仙以及名青衣陈德霖、名武生杨小楼、名老旦龚云甫和王瑶卿、王凤卿、侯俊山、王长林、钱金福、朱素云等，都是过去在宫中演剧时，必不可少的主要角色。至于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则是由于我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久仰了他们的盛名，所以在那次临时邀入清宫特别参加出演的。于是演完了戏以后，我更在养心殿特别接见了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一次，并每人赠送了一只鼻烟壶作为纪念。不料这件事传到在我身旁的那些位封建礼教思想极其浓厚的老学究耳中之后，他们便对此说了不少闲话。例如说：“皇帝不应该亲自接见优伶。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所认为是在身份上‘大有问题’的人，竟赐以那样破格的厚礼；尤其是那些鼻烟壶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等等。所以我在平生第一次听完了梅先生的戏以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余韵绕梁之类的快乐回忆，而恰恰是留下了一种懊恼的情绪。

第二次我听梅先生的戏，则既不是身在清宫，又不是什么皇帝和供奉的关系，而只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资格，平平常常地和妻子在一起，抱着轻松欣快的心情到普通戏院去观赏的。而后来所得的结果，却同样是使我没有得到什么赏心悦耳的回忆，仍然是和第一次一样，给我留下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难过心情。

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请看一下这次的事实经过吧。

我的妻子在和我结婚以前，就没短看过戏，所以她也是一个很喜爱京剧的“戏迷”。在和我结婚以后，在那和普通社会完全隔离的宫廷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随随便便看戏的自由，但她仍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通融办法中，时常利用留声机来过她的戏瘾。及至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没有那四四方方小“皇城”的从中隔阂——尽管“张园”里的生活，还不免仍有“与常人殊”的许多地方，但比起当日的宫中礼教束缚来，则确是会使人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所以，就在她的煞费苦心的布置下，动员了她的姨夫等，使其招请我们二人到日本租界的某戏院内，去看了一次好不容易才得以一饱眼福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不料偏巧冤家路窄，正当我们高高兴兴来欣赏梅先生的美妙艺术的时候，恰好在楼下池座里，那位道貌岸然的胡嗣瑗老先生，也正在自得其乐地听着戏呢。当他偶然一回头，看见了我和我的妻子等都坐在楼上包厢中也在看戏的时候，他便忘了孔老二“推己及人”“人亦乐其乐”的“恕道”，而把“只许我乐，不许他们乐”的独特片面大道理涌上头来。固然在当时，他并没有套用张飞的“闯帐”而来一个“闯楼”，但在第二天见我时，却对我大发其脾气。理由是：“以‘皇帝’而杂坐于众人之中观剧，实在有损‘天子’的尊严。”最后并对此自下结论说：现在我既是这样“有失君德”，足见这完全是他——所谓这帮“辅弼之臣”有亏“职守”之所致，所以他唯有对我引责求退，卷铺盖回家。尤其最令我难堪的是：他还提出了“应该对请我们听戏的——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致吾君于不义’的‘罪魁祸首’严加申斥以儆效尤”的难题来。请想一想，由于我妻子的请求，人家才既搭工夫又花钱地请我们去看戏，我又怎能在看完戏之后，忽然板起脸来反向人家大兴问罪之师呢？像是这种违反人情的疯子举动，即使我在当时，尚是一个与常人隔离有十万八千里，罹有极浓厚“皇帝迷”的重症患者，但也拉不下脸来做那在人情道理上绝对说不出去的事情啊！我不得已，只好是低三下四地向那盛怒之下的胡老头“赔不是”吧。除了赔礼认错，为了要彻底打消他的挂冠而去的那股牛劲，我就拿出了一件貂皮筒子来，作为旌表他“直言敢谏”之功的赏品。于是他才在名利双收、“回嗔作喜”的心情转换下，开始又来称赞我是一个“纳谏如流”的“明君”。于是这出平地风波的“辞朝”好戏，才无事闭幕。

自从我接到了这一次的严厉“教训”之后，一直到了现在，我还是“拳拳服膺”地保持着平生只看过梅兰芳先生两次戏的多年旧纪录呢。

至于我的妻子婉容，则是一直到她死时为止，也没有再看过一次京剧。

这固然是胡嗣瑗的反动封建旧礼教思想给闹出来的使人笑不得的大笑话，但是，从这件事情的经过中，却仍然可以明了看出，当时在我头脑中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是何等严重。如果在当时，我根本没有以皇帝自居的心，便根本不会去理睬胡的那一套封建书呆子见解，也就绝对不会把这样一桩根本平凡的小事情，变成为一件严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无理取闹。足见这件事是应该怪他，但同时更是仍然要怪我自己才是正理。

关于听戏的事，固然只能介绍到此为止，但是这一余波，却并不能到此算完，因为这种反动的毒素，一直是在支配着我的头脑。

有一年，当时的瑞典国皇太子曾到我国来游历，在北京的时候，他曾拜访了他所向慕已久的梅兰芳先生。而后他路过天津时，也曾说要到“张园”来见我。不料那第二次看梅先生戏所得到的“教训”，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所以我便把这种“来自师父”的封建量人尺度，从梅先生身上又量到这个瑞典皇储身上来。我就想，他以一国皇太子之“尊”，而亲身去访问北京的一个“伶人”，实属不知自爱已极。而这种不爱身份的人，现在又要来访问我，我若见了他，岂不是也会贬损了我的“声价”？结果是赏他以一顿闭门羹完事。

总的看起来，在这件事的起始时，首先是由于胡老先生的这一顿吵闹，不但是把我在当时好容易刚要渐次走近普通人那边去的一条道路，给一下子完全堵死；继而也可以说是，对于我那愈来愈和人民距离远的反动思想，确是由于胡的所赐，而起了火上浇油的效用；就是由于这种自视与人殊的反动思想逐渐抬起头来的结果，所以才使我最终走上了甘心去给日寇当“儿皇帝”的那条绝路的。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例中，不但可以充分看出“遗老”们对我的绝对坏影响来，同时也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我那反动罪恶思想意识的逐渐抬头和向前发展的经过概貌。

当我乍一回想此事时，还觉得自己过去的那种绳扎索绑式日常生活，未免有些可怜，但经过自我反省和分析之后，过去的种种，哪一样不是由于咎由自取，岂但毫无可怜之处，而且是着着实实地可鄙可恨哩！

八、“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件”

自从日本的所谓“明治维新”以来，其国内即由封建社会时代开始过渡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时代。不过，日本由于当时国内的种种实际条件，才使那逐渐抬起头来的资产阶级势力，在这一社会革命中，仅仅采取了和封建统治势力同流合污的妥协办法，而未能起有扫除封建残余的积极作用，于是就把那封建大地主“天皇”以次的封建余孽，也都一股脑儿地包容在资产阶级新兴势力下，所以就换汤不换药地在封建割据的遗址上，换上了“天皇制”的老招牌，而大踏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一八六八年，之所以要把一个十六岁的睦仁（即明治）抬出来利用为“明治维新”的招牌，就是因为旧有的、由封建藩阀——诸侯所操纵的地方分权割据的社会，它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了限制并阻碍当时日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同时，在当时国内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资本，已经在当时国内渐次抬了头。而当时商业资本所要求的则是自由贸易、发展生产和谋取高额的利润。所以阻碍这一前途的地方割据势力、重重叠叠的关税和封建锁国政策下的限禁对外贸易，则形成为当时新兴势力的死对头。更由于一八五三年美国舰队的侵入日本，打破了日本的封建锁国政策，所以，日本的政治、经济就不得不向现代的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方面，做大踏步地前进了。

所以说，“明治维新”这一新制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联盟基础上的一种东西。因此贵族才仍旧保留下巨大的土地权，仍旧维持着旧日特权阶级统治的所谓秩序。至于农民的革命力量，反倒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联合势力所压抑。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未因“革新”而消除，而且更把这种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互相结合在一起，致使这种双重的压榨力量，一齐落在日本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是更把当时所标榜的所谓“尊王攘夷”政治口号，也变成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天皇”制和向外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代用名词了。

例如，当“明治维新”的气势，刚一笼罩住日本全国的时候，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西乡隆盛，便第一个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的本质，放出了“征韩论”的侵略第一炮，但最终在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凶恶锋芒。于是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初步资本积累和国内自由竞争便搞起来了。

但是，日本的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段过程，是比较短促的。因为它是在英美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和大力援助下，既击败了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又战胜了处在人民革命边缘的沙俄，并且又吞并了我国的台湾和朝鲜全土，更借着清政府的庞大赔款以及对我国的物资掠夺等，越发有了对我国大陆进行扩大侵略的可能性。像是那臭名千载的《廿一条》和那狗争食式地钻进我国青岛，以及那受尽世人唾骂的《田中奏折》等等，都曾是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满蒙政策”与后来更进一步的所谓大陆侵略计划预先打下罪恶基础的清晰蓝图。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二七年春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恐慌，从台湾银行起，一连串倒闭了十几家大银行。在这一危机刚刚过去之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经济危机，又袭击了日本全国，致使工商业的相继倒闭、破产，工人的大批失业，农民的大量挨饿受冻，成为席卷东瀛三岛的猛烈风暴。因此劳动人民反抗日本统治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者，便越发加紧了对我国的疯狂侵略。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便硬给制造出一个“柳条沟爆破事件”，出动了待机已久的侵略军队，袭击了我国沈阳。这时，因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对内采取了集中力量来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对外就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才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大力扶植、利用汉奸卖国贼，把长春、吉林等各重要地点，都相继踏在他们血腥的侵略泥靴之下，而开始侵占我东北的整个神圣领土。这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了暗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做讨价还价的互相妥协，以便纵使这条专门咬人的疯狗，去咬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不可告人的国际阴谋政策，所以就一方面派出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代表调查团”，到东北来做“实地调查”，企图把这块土地由日本独占变为国际共管；一方面又在默认暗许之下，容许了日寇对我国的肆无忌惮疯狂侵略行为。于是，当时的东三省以及热河省的全部，便都相继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殖民地了。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天津也发生了由日本帝国主义如法炮制出来的所谓“天津中日冲突”事件。据我在天津时所使用的人——祁继忠的目睹：在所谓“事件”发生的那天早晨，他在日本租界内，曾看见一个身穿中国便衣的日本人——仿佛像是土肥原贤二的模样——在大街上集合了一大批甘心给日寇当祸害自己祖国的汉奸，发给他们以买取民族良心的钞票和屠杀自己兄弟姊妹用的枪械子弹呢！

固然那次的阴谋颠覆活动，曾在当地军警的大力压制下，日寇未能得逞，但是处心积虑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没有甘心于那次的失败，仍在不断计划和鼓动着层出不穷的毒恶阴谋。

九、接二连三的所谓“恐怖事件”

当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据了我沈阳等地之后不久，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便派人约我到他的住处去谈话。当我进门之后，看到屋中坐有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和罗振玉在一起，经过香椎的介绍，才知道那个日本人叫上角利一，是板垣征四郎的私人亲信。这时罗振玉便把原为吉林省省长，在那时已经投降了日寇的大汉奸熙洽的一封信拿出来递给我看。内容大意是“劝我速赴东北主持大计”之类的无耻滥调。我正在持信沉吟之际，罗振玉便从旁极力怂恿我速下决心，答应熙洽的这一“为人民设想”的要求。并说，我可以不必多顾虑，如果我愿意赴东北的话，日本可以用军舰来接我，敢保万无一失等。香椎也趁势从旁劝我，应该赴东北去做主持。我遂向他们表示，容我回去好好考虑之后再做决定。

说实在话，在当时我听了这样的消息，并看到了这样的信，这本是我曾经寤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又怎能不愿意去干呢？只是因为这样的事，乃是有关自己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所以才想在回去之后，好好思量一下，再和我的那些“智囊”细细斟酌商榷一番，然后再定行止。所以，我就匆匆回到“静园”（也是在日本租界内。我在此时已由“张园”迁到安福系亲日派——汉奸陆宗舆的租房内去住），赶紧请来陈宝琛和胡嗣瑗商议此事。结果是陈、胡二人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事，来得未免过于突兀；并且轻易应允，也未免过于轻率冒险。特别是他们二人都不相信罗所说的“日本将派军舰来接我”的话。陈宝琛的主要论点是，首先应该注重到我一身的安全，并且还沉痛地说：“去时容易，要回来时可就难了！”我遂听从了陈、胡二人的意见，拒绝了香椎等的要求。虽然这个香椎浩平曾又一次对我做了重申前谈的劝告，我仍然没有答应，再度加以拒绝。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有“办法”的。于是便在我的身旁，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连串所谓“恐怖事件”。

首先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汉奸赵欣伯——在当时我和赵尚不认识——的名片，给我送来了两筐水果。那位“送礼”的人把那两筐“礼物”交到我家用人的手中之后，便匆匆地走了。后来打开筐子一看，竟发现在其中藏有两颗炸弹。我当时恐慌已极，便连忙把此事告诉住在我家中的日本警官知道。他便立即用电话把这件“非常之事”报告给日本警察署，于是就跑来几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陆军军官，把这两颗炸弹拿去，说是将进行试验和调查。后来日本方面正式通知我说：

“据调查研究的结果，那两颗炸弹都是由‘东三省制造’出来的东西。”

“赵欣伯的名片”和“东三省制造的炸弹”，真是引起了我满腹的疑团：“这是和张学良方面的阴谋有关；这是和国民党方面要对我进行暗害有关……”疑惧交并的结果，除了越发依靠日本人，我认为实无其他出路可走。

其次是：过了几天之后，在我常去吃西餐的英国租界内，“维多利亚饭店”里的一个服务员，忽然给我家来了电话，忠告我今后再不要到这家饭店来吃饭，理由是：

最近曾有人到该饭店内四处询问：“溥仪到这里来了没有？”

这位对我颇有“好心肠”的饭店服务员，还“亲切”地附有“注解”道：“曾看到在这个人的衣服内，还带有手枪和短刀等凶器。”

在这篇观察尽致并形容得怕人的注释之后，他还不惜使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方法，斩钉截铁地把结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从张学良那里来的！”

我接到了这一“好意的警告”——也许应该说是“热情的忠告”之后，当然要吓得发抖了，当然又得求救于日本警察了。因为我在当时，既没有冷静考虑这一消息真伪的精神余裕，更不会有对此等事的起码常识，只是认定了这是张学良派人来暗杀我无疑。再把这件事和上次的“炸弹事件”结合起来看，我越发觉得张学良是不会容我再活下去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世界上哪里会有这样进行暗杀的笨蛋？首先，那样气势汹汹、满脸威风杀气地逢人便大声喝问某某人到这里来过没有？这岂不等于安心要打草惊蛇？其次是把杀人的暗藏凶器，放在使旁人一望而知的地方，岂不等于把一个大木牌挂在自己胸前，并且还在上面用大字标明“我就是奉命前来暗杀某某人的，敬请提防”一个样？恐怕在古今中外暗杀史上，绝对不会找出这样笨的凶手来的。还有，这件事的最后“杰作”之处，则是“那个人是从张学良那里派来的”那句结语，那更是笨得出奇和蠢得有趣的一个断语。我常想，恐怕这种超艺术的画龙点睛法，不但不会使被点上眼睛的纸上画龙破壁飞去，一定还会把那条被画得栩栩如生的龙，给点成一条瞎了眼睛的死龙不可。

最后的所谓“恐怖事件”，就是那几封耍无赖的恐吓信了。内容也用不着我来介绍，反正是一些吓唬人的流氓语罢了。

总之一句话，这些所谓“恐怖”的来源，绝不是由张学良那方面而来，的的确确都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一手造成的恐吓、威胁我的奸计。目的更是不问可知，只是为了要使我自动地感到天津不利于我的所谓危险性，而能俯首帖耳地早日离开天津，前往东北去跳火坑而已。

综观以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施展出来的种种阴谋诡计，固然是够得上阴险得可怕和狡猾得可恨的程度，但是在事后的今日回想起来，他们的那几套奸谋毒计，同时也拙笨得到了相当的高度。

不过是，对此再往下分析一下的话，请想一想看：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蠢笨愚劣，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可是这个曾经被他们给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我呢？居然竟会被他们的那几套拙笨的狡计给吓得骨软筋酥、屎滚尿流，最终无条件地整个上了他们的阴谋圈套，认为张学良真个对我要下毒手，我真是愚不可及的了！

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我自己的阶级立场的问题。

人只要立场一歪，尔后的一切行动，便都会随之坍倒下去。

当时的我，最主要的就是坏在这一点上！

十、土肥原贤二和我的互相勾结利用

从以上所列举的一连串蛛丝马迹中，完全可以看出日寇曾是怎样处心积虑和一心一意想要把我拖入背叛自己祖国人民的罪恶泥沼的一贯阴谋诡计的。我现在，当然要痛恨那些不把我坑害到底不肯罢手的日本帝国主义战犯；也当然要痛恨那些曾经多少年如一日，自幼即大力培育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罪恶思想和不断极力怂恿我往那万劫不复罪恶泥坑中去跳的“前清遗老”；同时，我当然也不能不特别痛恨我自己——甘心自投绝路的过去的我。唯其是我从小时起，就把一心想做皇帝的反动罪恶元素充满了自己的脑袋，所以才会最终使我经常利令智昏，所以才会让我这样不择手段地做事，所以才会令我竟致每况愈下地甘心当上了人所不齿的大汉奸，背叛了自己的生身祖国，祸害了自己祖国的广大人民。干脆一句话，都是那些封建统治的反动阶级本质，毒害了我前半生的所有一切。

就在我身边所连续发生的“恐怖事件”前后，那个曾以一贯阴谋颠覆以至臭名四溢的日寇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大佐，便到天津来见我，正式来拉我下水。在当时，他和我之间，主要的谈话内容大致是这样。

首先，仍是第一步要求我先赴东北，等将来成立了“新国家”之后，就可以由我去主持一切。并以甜言蜜语向我做保证说：“日本一定会尊重这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并说，如果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胆敢对这个“新国家”进行干涉，或是使用武力的时候，日本一定会对此进行积极援助而和它做共同“防御”。最后并说，诸事请我安心，等等。

他就是用这种花言巧语来对我做了对症下药的**的。而这个毫无民族气节的我，竟在这种私利冲昏了头脑的情况下，完全相信了他的骗人鬼话，居然认为这乃是“恢复清朝祖业”的千载一时良机，同时还认为这个土肥原贤二，乃是在当时关东军中大名鼎鼎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就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无条件地应允了他的要求。

固然我在当时所受到的愚弄欺骗，就如同是“周瑜打黄盖”一样，完全出于我的心甘情愿和自作自受，但是却使我从这一无可补赎的罪恶教训中，更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以利合，以利分”六个字足以尽之。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想利用我来实现它的侵略统治野心，而我则是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来达成我使清朝封建统治复活的迷梦。于是二者之间，便生出这样的结果来。就是说日寇用“利”字来作为钓取汉奸的香饵，汉奸则是为了这一“利”字，才自愿地上了钩。所以我对此的结论是：汉奸应该恨帝国主义者的祸害自己祖国与同胞，应该恨他的彻底坑害了自己，而不应该恨他在当时为什么要欺骗、玩弄自己。这纯粹是立场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对待这一问题，那就等于说，日寇如果没有欺弄我而真正帮助我复了辟（当然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这样干的）的话，那么，难道就应该感谢它吗？因为我联想到立场的重要，所以拉拉杂杂地做了以上的心理分析。

还有，当一九四六年，我从苏联赴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受审作证时，曾听说土肥原战犯当时在天津得到了我答应赴东北的诺言后，他曾立刻把这一消息用电报报告到日本的陆军省。从这里也可以完全看出日本的要利用我，本是早就预定好的一贯阴谋计划——早就决定好了的既定计划。同时还可以看出，我之所以走上背叛祖国、给日寇当走狗的这条罪恶道路，也是由于我的多年处心积虑，才会产生出来的罪恶后果。

十一、汽车厢底的“奇货”

当我会见了这个血腥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答应了这一万劫不复的卖身契约之后，我并没有把这件“机密大事”告诉我自幼的业师陈宝琛和一贯与陈做同样主张的胡嗣瑗，因为他们的持重审慎的主张，这时在我耳中听来，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悦耳了。我只是极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一贯热衷冒险、不顾一切的郑孝胥和他的儿子郑垂。足见我本是从心里愿意潜赴东北去干那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的。因为恐怕陈、胡二人从中阻挠，所以我才向那和我志同道合的郑氏父子去披心沥胆而悄悄协商“大计”。果然他们父子二位并没有辜负我的所谓“知人善任之明”，立时对我表示了完全赞成，于是就决定令郑氏父子和我一同潜赴东北。阴谋甫定，果然日本驻津部队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忠太郎便跑来和我商洽赴东北的具体办法。当协议妥当之后，他更谆谆地叮嘱我：

“此事千万不要让日本领事馆方面知道，因此必须首先瞒过院中日本警察的眼目才行！”

固然吉田并没有把非隐瞒不可的理由对我明讲；我在当时也未多问，但我现在想来，大约当不会超出下述的这一原因：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惯用的一套手段。为了顾虑他的政府立场，逃避世界人民的正义指责，所以才想出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愚蠢办法来。请想我自离开清宫以来，不论是在日本公使馆里，抑或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他们不都是一向把我放在手掌之内！甚至从北京到天津的脱逃，也是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实现出来的！他们这些年以来的处心积虑，甚至不惜搭工费力地把我当作他们的“药笼中物”，为的都是什么？还能说日本军部想把我从天津偷运到东北去，日本的当地总领事馆等机关单位会不赞成？这就和日本政府的堂堂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一九二七年公然地嗾使部下炸死了邻国的地方首领张作霖之后，只归罪于少数执行政府秘令而实际下手的负责凶手便算是了事一个样。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次也只是为了先放出“日本领事馆根本未曾与闻此事”的烟幕来，好给他们在事机败露时，预先站好了脚步。足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毒狡猾手段，是怎样可恨和如何可怕。

我于是就在吉田忠太郎辞去以后，更十万火急地把郑氏父子这一狼一狈找来，说日本军部现已和我约定好，今晚即派出一只小运输船，停泊在白河岸边等我。还让他们父子二人届时先到那里等候。然后我就在当天晚上，秘密溜进自己院内的汽车库，把那辆天蓝色敞篷小汽车的顶棚卸下，把自己的身子塞进顶棚和座位之间的后方空隙内，屏气息声地蜷伏着。于是就命人把这辆“空车”开出家门。因为这次干的乃是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连平日自家用的司机也不敢使用，并且还是在我先把身子藏在车底之后，才叫粗通此道的用人把车开出的。据说由于这位二流子司机的驾驶技术欠佳，几乎把这辆潜藏“奇货”的车子撞到大门之外的电杆上。当然伏缩在车中的我，在那颠簸震**之下，是需要相当忍耐的了。不过是，由于对此后前途的危惧不安已和痴心妄想错综交织在一起，也就顾不了许多，总算是尚未被谁发现，而把我——这个车厢底的“帝国主义奇货”载运到走向罪恶道路的头一个关口——日本人经营的饭馆“敷岛料理店”。

这时，这个吉田忠太郎也鬼头鬼脑地溜到“静园”大门口来巡风，当他看到这辆车子已经开出了大门之后，便跟在汽车后面“盯梢”。因为那些日子，正是日寇驻津的侵略军队无事生非地向我国当地驻军疯狂挑衅，发生了双方之间的局部武装冲突之后，所以双方都在严密地做着戒备。当日寇的侵略军兵士拦住了这辆汽车要进行检查时，吉田忠太郎便跑了过来，制止了这个兵士，并打开了堆在路口的障碍物，把这辆“空车”放了过去。

当这辆汽车开到那家日本饭馆之后，仍然是第一步先把这位技术不甚高明的临时司机支开，然后才把我从车底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在这家日本饭馆内，除了跟踪而来的吉田忠太郎，还有日本陆军军官真方勋大尉。他们二人便连忙给我罩上了一件日本军的军服外套，并把日本军的一顶军帽给我扣在头上。于是我这个乔装的日寇便和那两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恃无恐地坐上汽车，到了白河的约定地点。

到了那里，果然看到有一只小汽船在停着。当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舱中一看，看到郑氏父子以及上次在香椎浩平处曾经和我有过一面之识的上角利一并工藤铁三郎——即后来的“工藤忠”，日本浪人，清末时曾在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处当过“部下”，这次据说是由罗振玉打电报把他从日本特意约来参加这一阴谋活动的——另外还有大谷以及日本兵士二十余名和叫诹访绩的一名带队军士，都在那里等候着。我看到郑氏父子之后，心情才觉得稍稍安稳些。后来听说，在该舱内尚暗放有一大桶汽油，据说是日寇当局准备在事情败露无法脱身时，便在这桶汽油上点火，以便连人带船同归于尽，做消灭阴谋罪证之用。我在当时，是丝毫不知死的魔影已是暗暗贴在我的身后，尚和郑孝胥做着“滹沱麦饭”的幻梦呢！

关于“滹沱麦饭”的丑恶故事，容在下边再说，这一段“汽车厢底的奇货”丑史，暂且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