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全部问题是如此复杂，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它。问题的错综复杂归之于两种因素：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特征和每一个人身体上的雌雄同体。

男孩子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做出如下叙述。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小男孩就发展了对他母亲的一种对象贯注，它最初和母亲的**有关，是在所依赖的原型上最早的对象选择的例子[214]；男孩子用以父亲自居的方法来对付他的父亲。这两种关系一度曾同时存在，直到对母亲的性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把父亲看作是他们的障碍；这就引起俄狄浦斯情结。[215]于是他以父亲自居的作用就带上了敌对色彩，并且变成了希望驱逐父亲以取代他对母亲的位置。此后和父亲的关系就有了心理上的矛盾；在认同作用中这种内在的矛盾心理好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那种充满纯粹深情的对象关系构成了男孩子身上简单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

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化，男孩子对母亲的对象贯注就必须被放弃。它的位置可被这两种情况之一所取代：要么以母亲自居，要么加强以父亲自居的作用。我们习惯上认为后一结果更为正常；它允许把对母亲的深情关系在一定限度内保留下来。这样，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216]将加强男孩性格中的男子气。小女孩身上俄狄浦斯态度的结果，以完全类似的方式，可能就是加强以其母亲自居的作用（或者这种作用是第一次这样建立起来）——这种结果将会使孩子的女性性格固定下来。[217]

由于这些认同作用并不把被放弃的对象吸收到自我中去，因此它们并不是（我们以前在第29页论述过）我们所期望的东西。但是这种二择一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在女孩子身上比在男孩子身上更容易观察到。分析常常表明，当一个小姑娘只好不再把她的父亲看作恋爱对象之后，就把她的男子气突出出来，并且以其父亲自居，即以失去的对象自居来代替以其母亲自居。这将明显地依赖于她的性情中男子气是否足够强烈——而不管它可能是由什么构成的。

由此看来，在两种性别中，男性女性性倾向的相对强度决定着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将是一种以父亲自居还是以母亲自居的作用。这是雌雄同体借以取代后来发生了变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简单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本不是它的最普遍的形式，而是代表一种简化或图式化。的确，这对实际目的来说常常是非常恰当的。更深入的研究通常能揭示更全面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是双重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并且归之于最初在童年表现出来的那种雌雄同体：就是说，一个男子不仅对其父亲有一种矛盾态度，对其母亲有一种深情的对象选择，而且他还同时像一个女孩那样，对他的父亲表示出一种深情的女性态度，对母亲表示相应的敌意和妒忌。正是这种由雌雄同体所带来的复杂因素使人难以获得一种清楚的事实观念，这些事实与最早的对象选择和认同作用有联系，而且更难以明白易懂地描述它们。甚至可能把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完全归咎于雌雄同体，如我刚才所说，它不是由于竞争的结果而从认同作用中发展起来的。[218]

在我看来，特别是涉及神经症患者时，假定存在着完全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般地说是可取的。精神分析的经验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它的构成成分总要有一方或另一方的消失，除了那些只有依稀可辨的痕迹之外；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即一端是正常的、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另一端则是倒置的、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其中间的成分将展示两个成分中占优势的那种完全的类型。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解，它所包含的四种倾向将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产生一种父亲认同作用和母亲认同作用。父亲认同作用将保留原来属于积极情结的对母亲的对象关系，同时将取代以前属于倒置情结的父亲的对象-关系；母亲认同作用除在细节上做必要修正外，将同样是真实的。任何个体身上两种认同作用的相对强度总要在他身上反映出两种性的倾向中的某一种优势。因此，受俄狄浦斯情结支配的性欲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自我的这种变化保留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自我的其他成分形成对照。

但是，超我不仅是被本我的最早的对象选择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沉淀物，它也代表反对那些选择的一种能量反相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它和自我的关系并不限于这条规则，即“你应该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它也包括这条禁律，即“你绝不能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就是说，你不能干他所干的一切；有许多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理想的这种两面性是从这个事实中获得的，即自我理想有对俄狄浦斯情结施加压抑作用的任务。的确，它的存在正是应该归功于那一革命事件。显然，压抑俄狄浦斯情结绝非易事。孩子的父母特别是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这样，这个幼小的自我便获得了强化，通过在自身之内建立这个同样的障碍以帮助进行压抑。做到这一点的力量可以说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这种出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超我保持着父亲的性格，当俄狄浦斯情结越强烈，并且越迅速地屈从于压抑时（在权威、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读书的影响下），超我对自我的支配，愈到后来就愈加严厉——即以良心的形式或许以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我在后面将提出一种它以这种方式支配权利的根源的建议，这个根源，就是以一种绝对必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强迫性格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次考虑一下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超我的根源，我们将认识到，它是两个非常重要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因素，另一个是历史因素，即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的童年期的无能和依赖性，以及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事实和我们已经表明的那种压抑，都和力比多潜伏期的发展中断有关，而且也和人的**的双重发动能力有关。[219]根据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假设，人们最近提到的那个对于人类来说似乎很独特的现象，是冰河时期所必需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遗产。于是我们发现，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无非是个机遇问题：它代表着个人发展和种族发展中那些最重要的特点；的确，由于它永远反映着父母的影响，因此，它把其根源归之于这些因素的永远存在。[220]

精神分析一再受到指责，说它不顾人类本性中较高级的、道德的、超个人的方面。这种指责在历史学和方法论这两方面都是不公正的。因为，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进行压抑的功能归之于自我中道德和美学的倾向；其次，一般人都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研究不能产生一种全面、完善的理论结构，就像一种哲学体系那样。但不得不通过对正常和不正常现象的分析解剖，沿着通往理解心理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找到它的出路。只要研究心理上这个被压抑的部分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没有必要对存在着更高级的心理生命感到不安和担心。但是，既然我们已着手进行自我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所有那些道德感受到震惊的人和那些抱怨说人体中一定有某种更高级性质的人做出回答：我们可以说，“千真万确，在这个自我理想或超我中，我们确有那种更高级性质，它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更高级性质了。我们既羡慕这些高级性质又害怕它们；后来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自身中来了。”

因此，自我理想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也是本我的最强有力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力比多变化的表现。通过建立这个自我理想，自我掌握了它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时使自己处于本我的支配之下。鉴于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和它形成对照，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正如现在我们准备发现的那样，将最终反映现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

通过理想的形成，生物的发展和人类种族所经历的变迁遗留在本我中的一切痕迹就被自我接受过来，并在每个人身上又由自我重新体验了一遍。由于自我理想所形成的方式，自我理想和每一个人在种系发生上的天赋——他的古代遗产——有最丰富的联系。因此，这种我们每个人心理生活中最深层的东西，通过理想的形成，才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标准变成了人类心灵中最高级的东西。但是，试图给自我理想定位，甚至在我们已经给自我确定了位置的意义上[221]，或者试图对自我理想进行任何类比（借助于这种类比，我们曾尝试勾画出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都只能是白费力气。

显而易见，自我理想在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的更高级性质。就它是一种代替做父亲的渴望而言，自我理想包含着一切宗教都由此发展而来的萌芽。宣布自我不符合其理想，这个自我判断使宗教信仰者产生了一种以证明其渴望的谦卑感。随着儿童的长大，父亲的作用就由教师或其他权威人士继续承担下去；他们把指令权和禁律权都交给了自我理想，并且继续以良心的形式行使道德的稽查作用。在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实际表现之间的紧张是作为一种罪疚感被经验到的。社会情感就建立在以别人自居的基点上，建立在具有同样的自我理想的基点上。

宗教、道德和社会感——人类较高级方面的主要成分[222]，最初是同一个东西。根据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假设，它们的获得从种系发生上讲源自恋父情结：即通过掌握俄狄浦斯情结本身的实际过程而获得宗教和道德的限制，和为了克服由此而保留在年轻一代成员之间的竞争的需要而获得社会情感。在发展所有这些道德的获得物时似乎男性居领先地位；然后通过交叉遗传传递给妇女。甚至在今天，社会情感也是作为一种建立在对其兄弟姐妹的妒忌和竞争的冲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在个体身上产生的。由于敌意不能得到满足，便发展了一种与从前竞争对手的认同作用。研究同性恋的适当案例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怀疑，即在这种情况下，认同作用也代替了继敌意、攻击性态度之后的深情的对象选择。[223]

然而，随着种系发生的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了，使人们想从这里沮丧地退缩回去。但是，这是毫无助益的，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尝试——尽管我们担心它将揭露我们的全部努力的不适当，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一个，是原始人的自我还是原始人的本我，在他们的早期就从恋父情结中获得了宗教和道德？假如是他的自我，为什么我们不略述一下这些被自我所遗传的东西呢？假如是本我，它是怎样和本我的性格相一致的呢？或者说，我们把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分化带回到这样早的时期是错误的吗？或者说，难道我们不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关于自我过程的整个概念对理解种系发生毫无帮助，也不能应用于它吗？

让我们先回答最容易回答的问题。自我和本我的分化必须不仅要归因于原始人，甚至要归因于更简单的有机体，因为这是外界影响的不可避免的表现方式。根据我们的假设，超我实际上起源于导致图腾崇拜的经验。到底是自我还是本我经验到并且获得了这些东西，这个问题不久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思考立刻向我们表明，除了自我之外，没有什么外部变化能够被本我所体验到或经历过，自我是外部世界通往本我的代表。因此，根据自我来谈论直接遗传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里，实际个体和种系概念之间的鸿沟才变得明显起来。另外，人们一定不要把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差异看得过分严重，但也不要忘记，自我基本上是经过特殊分化的本我的一部分。自我的经验似乎最初并不会遗传，但是，当这些经验足够经常地重复，并在随后许多代人身上有了足够的强度之后，可以说，就转移到本我的经验中去了，即成为遗传所保留下来的那种印迹。因此，在能被遗传的本我中贮藏着由无数过往自我所导致的存在遗迹；并且当自我从本我中形成它的超我时，它或许只是恢复已经逝去的自我的形象，并且保证它们的复活。

超我借以产生的方式解释了自我和本我的对象-贯注的早期冲突是怎样得以继续进行，并和其继承者（超我）继续发生冲突的。假如自我在满意地掌握俄狄浦斯情结方面没有获得成功，那么，从本我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精力-贯注将在自我理想的反向作用中找到一种发泄口。在理想和这些潜意识的本能冲动之间可能发生的大量交往解决了这个难题，即理想本身是怎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潜意识的，无法达到自我的。在心灵的最深层曾经激烈进行的斗争，并未因迅速的升华作用和认同作用而结束，现在是在更高的领域内进行着，就像在科尔巴赫的油画中“汉斯之战”一样，是在天上解决争端的。[224]

第四章 两类本能

我们已经说过，假如我们把心灵分为本我、超我和自我，而这种区分代表我们的认识的某种进步的话，就应该能使我们更彻底地了解心理内部的动态关系，并且更加清楚地描述它们。我们也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自我特别容易受知觉影响，广义地说，知觉对自我就像本能对本我一样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时，自我和本我一样也容易受本能的影响，事实上，自我只是本我的一个经过特殊变化的部分。

最近我曾提出一种本能的特点[225]，在这里我将继续把它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不得不区分出两类本能，其中之一就是爱欲（Eros）或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这是迄今为止更引人注目和更易于研究的。它不仅包括不受禁律制约的性本能本身和受目的制约的或由此派生的具有升华性质的本能冲动，而且包括自我保存本能，必须把这种本能分配给自我，而且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之初，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使之与性的对象本能相对立。而第二类本能则不那么容易下定义；最后，我们开始把施虐狂（sadism）作为第二类本能的代表。出于受生物学支持的理论上的考虑，我们假定存在着一个死的本能，它的任务是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假定爱欲的目的在于把里面分散着的生物物质微粒越来越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生命复杂化，同时它的目的当然就是保存生命。既然这两种本能都致力于重建一种由于生命的出现而受到干扰的状态，那么，照此行事，这两种本能从词的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就都是保守的。生命的出现就会因此而被看作是生命继续的原因，同时，也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原因；而生命本身则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生命的起源问题仍将是一个宇宙论的问题；对生命的目的和目标问题就会做出二元论的回答。

基于这种观点，一种特殊的生理过程（合成代谢或分解代谢）将和两类本能之一发生联系；这两种本能在生命实体的每一个微粒中，虽然是在大小不等的实体中，却都是活跃的。这样，某一个实体就可以成为爱欲的主要代表。

这种假设并未清楚明白地显示出这两类本能借以互相融合、混合和合铸在一起的方式，但这种有规律的，非常广泛发生的现象却是我们的概念所必需的一个假设。看来，由于把单细胞机体结合成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单个细胞的死的本能就可以成功地得到抵消，破坏性冲动就能借助于一个特殊器官的媒介而转向外部世界。这个特殊的器官似乎是肌肉组织；而死的本能，作为一个指向外部世界和其他有机体的破坏性本能，似乎就会因此而表明自己的意思——虽然可能只是部分的表明。[226]

我们一旦承认了两类本能相互融合的概念，就把“解离”它们——基本上是完全解离它们——的可能性强加于我们。[228]性本能的施虐狂部分是本能融合服务于一个有用目的的典型事例；施虐狂促使它自身独立的这种性反常行为则是解离，虽然不是绝对完全的解离。从这一点上，我们便获得了以前在这一方面未曾考虑过的一系列事实的一个新观点。我们发现，出于发泄的目的，破坏性本能习惯上是为爱欲服务的；我们猜想癫痫病发作就是本能解离的一个产物和迹象。我们开始理解，本能的解离和死的本能的明显出现，是许多严重的神经症——如强迫性神经症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为了作出迅速的概括，我们可以假设，力比多退行（regression of libido）的实质，（例如，从**期退化到施虐狂的肛欲期）就在于本能的解离之中，相反就会像从早期阶段向发育完全的**阶段的进展将以增加性成分为条件一样。[227]在神经症的构成倾向中往往异常强烈的通常的矛盾心理是否不应被看作是一种解离的产物，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然而，矛盾心理是这样一种基本现象，以至于它更能代表一种尚未完成的本能融合状态。

显然，我们现在应该把兴趣转向询问，在我们假定存在着的结构——自我、超我和本我——和两类本能之间是否不可能有什么指导性的联系可循。再者，支配心理过程的快乐原则是否可以显示出，它和两类本能及我们在心理上做的这些分化有什么固定的联系。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消除一种怀疑，它和表述问题本身的术语有关。对于快乐原则，那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自我内部的分化也有很好的临**的理由，但是，两类本能的区分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人们发现，很可能临床分析的事实就与它相矛盾。

这样一个事实看来是存在的。对两类本能之间的对立来说，我们可以放上爱和恨这两个极端[229]，要发现爱欲的一个代表是没有困难的；但我们必须庆幸的是，我们能够在破坏性本能中找到一个难以捉摸的死的本能的代表，恨就可以作为它的一个代表。现在，临床观察表明，不仅爱总是以意想不到的规律性伴随着恨（矛盾心理），不仅在人类关系中恨常常是爱的先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恨会变成爱，爱也会变成恨。假如这种变化远不只是一种时间上的相继关系——就是说，如果其中一方实际上变成了另一方——那就显然没有根据像区分性本能和死的本能那样存在着基本的差别。这种划分能预测确实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生理过程。

某人对同一个人先爱后恨（或者相反），因为那个人使他产生了这样做的原因，现在这种情况显然和我们的问题无关。在另一种情况下，还不明显的爱的感情最初是用敌意和攻击性倾向来表现自己的，这也和我们的问题无关；因为情况可能是，在对象-贯注中的破坏性成分在这里胜过了**，只是以后**才加入进去。但我们知道神经症心理学中的几个例子，其中有更好的基础来假设的确发生了某种变化。在迫害妄想狂（persecutory paranoia）中，病人采取一种特别的方式来防备自己对某人产生过分强烈的同性恋；结果，他曾最爱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迫害者，病人对他采取的常常是危险的攻击。这里，我们有权插入一个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把爱变成了恨。分析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才使我们认识到，在同性恋的根源和失去性欲化的社会情感的根源的案例中，存在着引起攻击欲望的非常强烈的敌对情感，只有在克服了这些情感之后，以前恨过的对象才变成了爱的对象，并引起某种自居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在这些事例中我们打算假定恨可以直接转变成爱。显然，这里的变化是纯内部的，对象行为上的变化对它们不起作用。

然而，通过对与妄想狂的变化有关的这一过程的分析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到，可能还有另一种机制。一种矛盾的态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并且这种转变是依靠贯注的一种反应移置来起作用的，能量以此从性冲动中退缩回去并补充到敌对的冲动中。

当克服了一种导致同性恋敌意竞争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不尽相同，但却类似的事情。敌对态度没有任何满意的前景，因此——就是说，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它被一种爱的态度所取代，对此有更多的令人满意的前景，也就是发泄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发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满意把恨直接转变成爱的假设，这是和两类本能之间质的区别毫不相容的。但是，人们将注意到，通过引入另外一个把爱变成恨的机制，我们就默默地做了另一个应该得到明确阐述的假设。我们已经推断，好像在心理上——不管是在自我中，还是在本我中——存在着一种可替换的能量，它本身虽然是中立的，却能要么和性的冲动，要么和破坏性冲动通力合作，这两种本能有质的不同，并能增加它的全部精力贯注。如果不假设存在这种可替换的能量，我们就无法取得进展。唯一的问题是它来自何方，属于什么，表示什么意思。

本能冲动的性质问题及其在经历了各种变化后继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非常模糊的，直到现在尚未得到解决。在有性成分的本能中，这是特别易于为观察所理解的，可以把属于同一范畴的这些过程的工作看作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例如，我们发现，在成分本能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往，还发现从某一特定的性欲来源中获得的一个本能可以把它的强度进行转移，用来强化发自另一根源的另一个成分本能，我们还发现，一种本能的满足可以取代另一种本能的满足，以及更多具有同样性质的事实——所有这一切必将鼓动我们勇于提出某些假设。

再者，在目前的讨论中，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假定；我也提不出什么证据。下面这个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即这个在自我及本我中都同样活跃的中立的可移置的能量，都毫无疑问地是从自恋的力比多的贮存库发出的——这是个失去性能力的爱欲（总起来说，性本能看来比破坏性本能更有可塑性，更容易转移和移置）。由此，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继续假设，这个可移置的力比多是受快乐原则雇佣，为避免能量积压和促进能量释放服务的。在这种关系中很容易观察到某种冷淡，只要发生了能量释放，对释放借以发生的道路就会很冷淡。我们知道这个特点，它是本我中精力贯注过程的特点。在性欲贯注中发现，那里表现了一种对对象的特别冷淡，它在从分析所产生的移情（transferences）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不管它们的对象可能是谁，它都必然要表现出来。最近，兰克（1913）发表了一些很好的关于方法的实例，用这种方法能说明报复性的神经症活动指向的是错误的人。这种潜意识方面的行为使人们想起了三个乡村裁缝的喜剧故事，其中有一个裁缝必须被处以绞刑，因为村里唯一的一个铁匠犯了死罪。[230]处罚必须实施，即使处罚的并不是犯罪者本人。正是在梦的工作研究中，我们第一次在移置作用中遇到了这种由初始过程所引起的放纵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下降到仅仅是次要地位的也正是这些对象，正如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情况一样，它是释放能量的道路。过分讲究对象的选择和能量释放的道路似乎成了自我的特点。

如果这个可移置的能量是失去性能力的力比多，就可以把它也描述为被升华了的能量；因为就它帮助建立了那种结合，或结合的倾向而言，这是自我的特殊性质仍然保持着爱欲的主要目的——统一和结合的目的。假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思维过程包含在这些移置作用中，那么，思维活动也要从被升华了的性动机力量中得到补充。

这里我们确定了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可能性，即升华作用可以通过自我的调解而有规律地发生。让我们回忆另一种情况，自我对付本我的第一次对象-贯注（当然也包括对付以后的贯注），是通过把从中接收的力比多纳入到自身之中，并把它结合到通过认同作用而产生的自我矫正中实现的。把性欲力比多转变为自我力比多当然包括放弃性目的，即失性欲化。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表明了在自我和爱欲的关系中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功能。通过由此而从对象贯注中获得力比多、把自身作为唯一的恋爱对象，以及使本我的力比多去性欲化或使本我的力比多升华，自我就努力和爱欲的目的相反，它使自身服务于相反的本能冲动。它只好默认另外一些本我的对象-贯注，可以说，它只好加入到它们之中。后面我们还将返回到自我的这种活动的另一个可能的结果上来。

这似乎表示自恋理论的一种重要的扩充。最初，所有的力比多都是在本我中积累起来的，而自我还在形成过程中，或者说它还很不健全。这个力比多的一部分被本我释放出来，成为性欲的对象-贯注，于是，现在日益强大的自我就试图获得这个对象力比多，并把自身作为恋爱对象强加给自我。自我的自恋因此就被看作是次要的，是由于力比多从恋爱对象身上撤回而获得的。[231]

在追溯本能冲动时我们一再发现，本能冲动是作为爱欲的派生物来表现自己的。要不是出于对《超越快乐原则》中所提出来的考虑，和最终为了依附于爱欲的施虐狂成分的缘故，我们就难以坚持我们基本的二元观点[232]，但是，既然我们无法摆脱那种观点，我们便被迫作出结论，死的本能在本质上是缄默的，生命的叫喊大部分是从爱欲发出的。[233]

生命的叫喊也是从反对爱欲的斗争中发出的，毋庸置疑，快乐原则在同力比多——即把这种障碍引入生命过程的一种力量——的斗争中是作为一种指南来为本我服务的。如果生命真受费希纳（Fechner）的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支配，它就会不断地向死亡滑下去；爱欲的要求、性本能的要求以本能需要的形式阻止了下降的水平，并把新的紧张引入进来。受快乐原则——即受不快乐知觉——所支配的本我以各种方式来防止这些紧张。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尽可能快地遵照非失性欲化（non-desexualized）力比多的要求去做，就是说，努力满足直接的性倾向。但是，它进一步并且以一种更全面的形式这样做了。这种形式与一个把一切成分的要求都纳入其中的特殊的满足形式有关——就是说，通过释放性物质（sexual substances），这些物质可以说，是性紧张的饱和的管理者。[234]在性活动中，性物质的排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躯体及种质的分离一致的。这就说明了在死亡和追求完全的性满足之间的相似性，说明了死亡和某些低等动物的**活动相一致这个事实。这些生物在再生产活动中死亡，因为当爱欲以通过满足过程而被排除之后，死的本能就可放手实现它的目的了。最后，如我们所知，自我通过使某些力比多本身及其目的的升华，在它对紧张加以控制的活动中帮助了本我。

第五章 自我的依赖关系

我们的论题的复杂性一定可以作为下述事实的一个借口，即本书各章的标题没有一个和它们的内容完全一致，并且在转向该题目的新的方面时，我们要经常回到已经研究过的那些问题上来。

如同经常所说的那样，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认同作用中形成的，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本我放弃的贯注；这些认同作用中的第一种总是作为自我中的一个特殊职能而进行活动，且以超我的形式和自我相分离，而后来，当它强壮起来时，自我就可能更坚决地抵抗这种认同作用的影响。超我把它在自我中的特殊地位或与自我的关系归于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种因素：一方面它是第一种认同作用，是当自我还很脆弱时就发生的认同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一些最重要的对象引入到自我中去了。超我和后来自我所产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后来在青春期之后的**之间的关系。虽然它很容易受后来的一切影响，但它一生仍然保留着从恋父情结派生给它的特点——即和自我分离并统治自我的能力。它是对自我以前的虚弱和依赖性的一种纪念，成熟的自我仍然受它的支配。就像儿童曾被迫服从其父母那样，自我也服从由它的超我发出的绝对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于本我的第一次对象-贯注，派生于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派生对它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这种派生把它和本我在种系发生上获得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使它成为一个以前的自我结构的再生物，这个自我结构已把它们的沉淀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总是和本我密切联系着，并能作为它和自我联系的代表。它深入到本我之内，并且由于这个理由而比自我更远离意识。[235]

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临床事实，我们就能最好地理解这些关系，这些事实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理论探讨。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当独特的方式行事。当我们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讲话、或对治疗的进展表示满意时，他们则露出不满的神情，而且他们的情况总是变得更糟糕。人们一开始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挑战，看作是试图证明他们比医生更优越，但后来则开始采取一种更深刻、更公正的观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不仅这种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扬或称赞，而且还对治疗的进展做出相反的反应。每一种应该引起的、而且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确引起了症状的改善或不再恶化的那种局部的治疗方法，却在他们身上暂时引起了病情的恶化；这些病人在治疗期间病情加剧，而不是好转，他们往往表现出所谓“消极的治疗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毫无疑问，在这些人身上有某种坚决与康复作对的东西，它害怕接近康复，好像康复是一种危险似的。我们习惯上说，在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复的上风。假如我们以通常的方式来分析这种抵抗——那么，即使我们容许病人对医生的那种抵抗态度，容许病人想从疾病中获得各种好处的那种固恋，大部分抵抗仍然遗留下来：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复健康的一切障碍中最强大的，甚至比诸如自恋的难接近性（一种对医生的消极态度，或对生病好处的依恋）这种熟悉的障碍更强大。

最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正在对付一种所谓“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并拒绝放弃受病痛的惩罚。我们把这个相当令人失望的解释作为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就病人而言，这种罪疚感是无声的；并没有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觉得有罪，只觉得生病了。这种罪疚感只表现为一种对极其难以克服的身体康复的抵抗。要使病人相信，这种动机是他继续生病的原因，这也是特别困难的；他坚持那种更明显的解释，即用分析法所做的治疗对他的病情来说是毫无补益的。[236]

我们的描述适用于这种事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因素在非常多的病例中，或许在一切较严重的神经症的病例中都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考虑。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态度决定着神经疾病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更全面地探讨罪疚感在不同条件下借以表现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