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协助学会处理共同事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地方组织：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慕尼黑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塞福（L.Self）；苏黎世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荣格；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德勒；布达斯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费伦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琼斯。后来发展到八个地方组织。

1911年春，阿德勒正式宣布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组自由精神分析学会，创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其原因与纽伦堡大会上的选举有关。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追随者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对弗洛伊德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主席这一领导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荣格，表示不满。更主要的是理论观点上的根本分歧，阿德勒反对性力决定论，反对生物定向的本我心理学，主张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等。这一决裂，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公开化。

1911年9月，在德国魏玛（Weimar）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三次大会，参加会议的约有55名代表，包括奥地利、德国、瑞士、匈牙利、荷兰的同行，还有4名美国人和几位刚开始专攻精神分析学的女医生。研究范围也很广，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关于医疗技术的。大会主要报告有：美国神经病学家普特南的《哲学对精神分析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荣格的《精神病和精神神经症的象征意义》，瑞士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的《孤独症》，萨克斯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科学的相互关系》，兰克的《论诗歌和传说中**意象的动机》等。会议决定创办一份非医学性的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象》（Imago，亦译“意象”）期刊，由兰克和他的挚友萨克斯任编辑。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艺术、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可在此杂志上发表。

荣格是一位有着独立见解的精神病学家。1912年他发表的《力比多的变化和象征》一文就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力比多（libido）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力比多只是一般张力的一种延伸，不一定或不完全只和性欲有关。二是对恋母情结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恋母情结和**愿望并非潜意识的积极的、切身的一部分，而是代表一些更高理想的象征。同年夏末，荣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1913年9月，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四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共有87名，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和其他人员。在会上，弗洛伊德强烈地希望，他和荣格在慕尼黑的见面能真诚地摒弃前嫌。荣格郑重表示，他们二人思想上的分歧不应该削弱他们之间的情谊，不论他们是如何地不愿意接受这些分歧。荣格还明确保证说，要用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的任务，并对《年鉴》的内容和发展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荣格回心转意不长，一回到瑞士之后，他就公开抛弃了更多的弗洛伊德派的理念，如梦中的性象征、本能阻抗、压抑等。这样，两人同意终止他们之间的私人通讯。1913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正式辞去《年鉴》主编职务，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1914年4月，荣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指望由阿伯拉罕接任。接着，荣格又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存在三个对抗团体：弗洛伊德学派（又称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学派和阿德勒学派。

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分裂，1913年夏，在琼斯的建议下，成立守护弗洛伊德委员会，主要成员有费伦茨、阿伯拉罕、琼斯、萨克斯、兰克等五人，琼斯被选为主席。弗洛伊德把自己珍藏的意大利五个精刻的小凹雕作为“正式勋章”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大家深为感动，把这些宝石镶在戒指上，可日日夜夜都在手上（on hand，既有“在手上”，又有“在身边”的意思），弗洛伊德听了琼斯的这一双关语，不禁哈哈大笑，他宣布：“我同意，打心眼里同意。”

十多年来，该会一直顺利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和学说，反击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弃我的人（如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M.Eitington）、费伦茨、兰克、琼斯、布里尔、赖克（T.Reik）及其他人，都忠诚地和我合作了15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89]

尽管1911年和1914年阿德勒与荣格先后和弗洛伊德彻底决裂，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全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以及琼斯、普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研究精神分析的热潮。1910年5月2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被称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之父”的布里尔创立了纽约精神分析学会。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M.E.Ossipow）及其同事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1909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莫斯科科学院还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

在欧洲，荷兰艾姆登（Van Emden）亲自来维也纳向弗洛伊德拜师求教，而奥古斯都·斯塔克（J.St?rke）于1905年起，就一直在荷兰运用精神分析法给患者治疗。姆·迪艾德医生首次向英国医学会神经病学会分会做了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报告。琼斯决定返回伦敦开业行医，创立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意大利的格·莫德纳（Ge Modena）医生翻译了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也发表不少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系列的论著。

1.精神分析学系列的论著

（1）《精神分析五讲》（亦译《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1910）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于1909年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的邀请，为该校20周年校庆所做的5次讲演汇集而成，翌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该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论述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一篇著作。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阐释了精神分析学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概念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90]

（2）《精神分析导论》（亦译《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大约有16种语言的译本。它由弗洛伊德1916年、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为学生开设精神分析学课程的讲稿汇编而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3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两篇内容假定听众没有精神分析学的基础知识，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失误动作的分析和对正常人的梦的探索，为听众奠定学习有关神经症问题的基础。第三篇神经症通论是弗洛伊德讲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过对各种神经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十分困难的新课题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全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的精神实质、理论内涵和方法技术，既是学习精神分析学的入门读物，又是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必读著作。[91]

（3）《精神分析运动史》

此文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发表于1914年。全文共分三部分：（1）阐述了大约1902年前精神分析学发展史，包括同布洛伊尔的合作与分离，独自提出迁移宣泄法，形成压抑和阻抗理论、幼儿性欲假说，以及作为潜意识来源的梦的解析和开拓。（2）阐述了大约1910年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以维也纳与苏黎世学派联盟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主要贡献，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3）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分裂，包括地方组织的建立、前四届国际局势分析学代表大会的活动、同阿德勒和荣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严厉批评。[92]

2.元心理学（亦译“心理玄学”、“后设心理学”，metapsy－chology）系列的论著

（1）《本能及其变化》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本能问题的一篇专论，发表于1915年。他从不同角度分析说明本能（instinct，相当于德语中的Trieb）“介于生理与心理之间的边界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强调本能源于机体能量贯注的心理表征，并指出这一基本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它对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本能论具有重要价值。[93]

（2）《压抑》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压抑问题的一篇专论，发表于1915年。其中对压抑的本质、种类（原始压抑与固有压抑）、归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和《潜意识》、《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等12篇论文，均系元心理学方面的专论。它对领会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和防御机制有重要学术价值。[94]

（3）《论潜意识》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阐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发表于1915年。主要包括：（1）对潜意识概念的辩护。他认为，提出潜意识的假说是必要的和合理的。（2）潜意识的两种含义。依据心理地形学观点既界定了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和系统（动力）意义上的潜意识的区别，又阐释了潜意识与前意识、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3）潜意识情绪。弗洛伊德论述了潜意识情绪、感情、情感的存在和三种变化形式（保留、转变和压制）及其重要性。（4）心理地形学与压抑的动力，用地形学、动力学、经济学的方法对某种心理活动做了元心理学的描述。（5）潜意识独有的特性，如相互不存在矛盾、原发性过程（贯注的活动性）、无时间性、以心理现实代替外界现实等。（6）两种系统间的交流。阐述了潜意识与前意识（或意识）系统之间交流的广泛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条件。（7）对潜意识的评估。从对神经症的分析中具体揭示了潜意识与前意识的区别和联系，并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动两条运作的途径（即本能—潜意识—意识；外部—意识和前意识—潜意识）。可见，本文对理解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理论支柱和心理地形学具有重要意义。[95]

3.弗洛伊德主义领域的著作

20世纪1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就将精神分析学扩展和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形成哲学化或社会学化的精神分析学，即弗洛伊德主义。

（1）《图腾与禁忌》

此书是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首次尝试，也是弗洛伊德第一次集中阐述自己关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913年。本书研究了存在于原始部落民族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并研讨了原始人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及其活动的规律。共四篇：对**的恐惧；禁忌与矛盾情感；泛灵论、法术和思想万能；图腾崇拜在童年时代的再现。弗洛伊德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认为图腾禁忌反映了人类对**的恐惧；塔布（Taboo）禁忌则是矛盾情感的产物。它构成了蒙昧人的原始道德观；蒙昧人的法术思维品质——思维万能，构成了泛灵论原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作用下，他们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在之物，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灵观念，并因此为宗教的产生铺平了道路。还断定图腾崇拜的来源，即在于那些被父亲驱逐的儿子们联合在一起，杀害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以后，产生的罪恶感、悔恨和怀念，故所有的神都是依据父亲的形象的构成物。而宗教的发展正是来自于对弑父罪恶感的“集体意识”，人们把这种心理过程以潜意识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积淀，反映了弗洛伊德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通过其中大量的原始文化资料，可以了解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这是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人类文化学、文化史、宗教学领域的先声。尽管有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倾向，但对我们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认识根源是有学术价值的。[96]

（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

此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阐述文学作品的一部心理美学代表作，发表于1907年。该文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不仅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而且还开拓了精神分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97]

（3）《作家与白日梦》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目的、实质和心理来源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做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这种幻想实现于作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络上，作家的写作技巧只在于通过转化及其伪装来掩盖自己的自我中心倾向，并提供纯形式的乐趣。此文对研究弗洛伊德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具有重要价值。[98]

（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此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长篇评传，发表于1910年。他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细叙述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主要观点：一强调童年经验（记忆）的重要性和“恋亲丛”对他的创作（如《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等）及其一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象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三宣称艺术家的创作是性欲的一种宣泄，主张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现。四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即神经性压制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此文不仅对研究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构成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学思想也有重要意义。[99]

（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

此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所创造的摩西（Moses）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文中提出艺术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在观众心中唤起与之同样的情感态度和心理品质。同时指出，在艺术品的欣赏中对一些为人所忽视的细节的注意和分析，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此文对了解弗洛伊德的心理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100]

当弗洛伊德正处于事业迅速发展且多产的时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又是主战国，这样弗洛伊德一家及其理论在全世界的传播均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前线，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骨干兰克、费伦茨也参了军，求诊病人越来越少，家里钱财丧失殆尽，连买的公债和人寿保险都没有保住，故为了维持妻子、几个孩子和明娜全家的生活，弗洛伊德还得极力操劳。

弗洛伊德利用这一生中最空闲的时间，还是写了不少论文。但随着战争一年年地延长，弗洛伊德的收入明显减少，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他患了重感冒，身体日渐虚弱，60岁的生日过得很凄惨，连足够的食物都没有。而后弗洛伊德又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却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101]但厄运接踵而来，1917年他的下颚癌初显征兆，下颚经常颤抖，且不停地疼痛。这与他每天吸20支雪茄有很大关系。弗洛伊德总是在上衣口袋中放上几支上等的雪茄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如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1918年9月28日，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玛莎和小儿子厄恩斯特随同弗洛伊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共有42位精神分析学家和爱好者，有几名来自荷兰和德国，其他的都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读了《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的论文。费伦茨当选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布达佩斯市长向代表们表示了官方的欢迎，并拨了一艘游艇供代表们游览多瑙河之用，各界都为他们举行了正式的招待会和宴会。

列席会议的还有德、奥、匈三国的官员，他们要求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对战争精神神经症的士兵给予帮助。布达佩斯准备建立治疗炮弹导致心理疾病的中心，由一名精神分析学家负责全面工作。布达佩斯大学数千名学生要求费伦茨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学课程。他在布达佩斯治疗精神神经症患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艾丁根在柏林以及阿伯拉罕在阿伦斯坦的陆军医院里取得的成就一样。弗洛伊德对核心委员会成员说：“我们还真有点用处！”又说：“这是我们头一次被当作一个公认的科学团体对待……”费伦茨高兴地插嘴说：“……并且能做出宝贵的贡献。”“弗洛伊德教授，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必需啊！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人，这是我多年来的理想！”[102]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刚诞生的奥地利共和国经济萧条，货币贬值，举步维艰，三个儿子均找不到工作，诊所收入少得可怜，还得供养一家老小（母亲和多尔菲、两个孀居的妹妹和孩子、明娜、自己的妻子和孩子）16口人，只得靠借债度日。

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冬下，弗洛伊德白天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行医，晚上还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作。在此期间，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篇论文集》第四卷。还在维也纳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因战争的灾难，精神病患者剧增，更重要的是，人们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以期获得解决精神疾患的奥秘。因此，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分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五）精神分析学最后成熟时期（1920～1929）

20世纪20年代，是精神分析学最后成熟和声誉日隆的时期，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建树时期。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在医疗上又日益兴旺起来，除每年夏季有三个月的假期外，每天工作繁忙，从上午9时到下午1时都在对患者进行分析。

在学术上，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学说通过集体的讨论又做了补充和修正，使精神分析学由一种作为治疗神经症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为一种阐明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体系。主要代表著作如下：

1.《超越快乐原则》

此书是弗洛伊德后期主要著作之一，发表于1920年，全书共七章。他提出，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除了快乐原则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现实原则外，还有一条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它的作用超出了快乐原则，这就是强迫重复原则，即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作为生物惰性的本能，正具有这一特征。像人这样的有机体，因本能固有的保守性，也有恢复原初的无机物状态的倾向，可成为死的本能。因此，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人的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103]

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921年。全书共十二章：导言；勒邦（Le Bon）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关于群体心理生活的其他说明；暗示与力比多；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其他问题与研究思路；认同作用；爱和催眠；群居本能；群体和原始部落；自我的等级区分；附录。弗洛伊德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其特征是根据个体心理的变化来解释群体心理。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先介绍了群体心理学的各种特征及维持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群体的心理纽带。其次，着重探讨了暗示、认同、爱和催眠中力比多联系的作用。最后，在“自我的等级区分”假定中，提出了“自我理想”（ego-ideal）的概念。后来到1923年发表《自我与本我》时，重新将“自我理想”确定为“超我”（super-ego），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104]

3.《自我与本我》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的一部主要的理论著作，也是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典籍，出版于1923年。全书共五章和两个附录：意识和潜意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自我理想）；两类本能；自我的依赖关系；描述的和动力学的潜意识；力比多的大储存库。在本书中，（1）弗洛伊德进一步将心理区分为意识（conscious）与潜意识（unconscious）的意涵，然后又明确提出并阐释了两种潜意识：一种属于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preconscious）；另一种属于动力学和系统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弗洛伊德所特指的潜意识。（2）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tripartite personality structure），阐释了自我（ego）从本我（id）、超我（super-ego）、自我分化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它充满着本能和欲望（desire）的强烈的冲动，受着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一味追求满足；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着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来行事。它既以大部分的经历来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它以良心（conscience）、自我理想（ego ideal）等至善原则（perfection principle）来规范自我。这样，弗洛伊德就从静态的心理地形学发展为动态的人格结构学。（3）还谈到了自我由于成了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等三个主人的可怜仆人，因而常常激起焦虑信号，成为弗洛伊德晚年新的焦虑论（anxiety theory）的基础。[105]

4.《抑制、症状与焦虑》

这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anxiety）及自我防御机制（ego-defence mechanism）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26年，全书共十一章。弗洛伊德通过对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他解释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尤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抵消作用（undoing）、隔离作用（isolating）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defence）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理念有重要学术价值。[106]

5.《一个幻觉的未来》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化观和宗教观的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出版于1927年，全书共十章。早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就表现出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十几年后，此书的出版则是他由精神病学、心理学方面转向主要研究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弗洛伊德解释说：“经过了一生浸润于自然科学（医学与心理治疗）之中，我的兴趣重新又回到了从前深深吸引着我的文化（cultural）问题上去，这些问题早在我懂得怎样去思考之前，就深深地吸引着我。”[107]后来《文明及其缺憾》一书则是他在此书的基础上对文化观的集中而深入地阐述。本书主要讲了两个问题：（1）文明（civilization）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他认为，文明是人获取的知识、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规章制度的统一体，其中社会文明与人的本能永远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即文明既对人类有益，又是对人性的否定。（2）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他明确指出，宗教（religion）是人类童年的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幼稚症（infantilism）和“人反对现实贫苦生活的一种神秘化抗议”，对人的精神既有某些安慰作用，更有麻醉作用，犹如一种“甜蜜的毒药”。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否定宗教，使人们“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09]他坚信，宗教必然像人类脱离少年期一样而走向衰亡。弗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心理分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宗教的安慰和麻醉作用等方面的论述，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无神论倾向。[108]

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这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projection）。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的一把钥匙。[110]

在组织上，弗洛伊德做了调整，以保证研究工作的进展。1920年，弗洛伊德将忠实的精神分析学家组织为一个秘密的核心小组：弗洛伊德、兰克、萨克斯于维也纳；阿伯拉罕、艾丁根于柏林；费伦茨于布达佩斯；琼斯于伦敦。他们相互通信，每两年聚会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增加聚会次数。

1920年9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六次大会，这是战后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会议4天，代表和来宾共119人。弗洛伊德满意地看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又重新形成，友谊并没有遭到损害，也没有留下战争的伤痕。琼斯和英国代表为弗洛伊德教授及其女儿举行了午宴。安娜用漂亮的英语作了答谢讲话。这既使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感到高兴，也使她父亲弗洛伊德感到自豪。

1922年，在德国柏林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七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112人，来宾115人。其中，美国的会员11人，英国31人，柏林91人。这充分证明了阿伯拉罕、艾丁根，以及萨克斯和兰克等人在训练中心做出的成绩。尽管瑞士的会员们受到阻挠，他们还是来了20人。看着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回想起十年前慕尼黑大会上不欢而散的情景，弗洛伊德十分感慨地想道：“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会员和力量自立了。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也许我们还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个别人员，但我们已经像任何一个精神病或神经病学会那样牢牢地站住了脚。”会上，阿伯拉罕关于抑郁症（melancholia）和费伦茨关于**的理论使与会者赞不绝口。但对弗洛伊德来说，最大的幸悦莫过于看到一批年轻的新会员宣读他们的论文：弗朗茨·亚力山大（Franz Alexandre）和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关于女性心理学一些问题的探讨；格查·罗姆将精神分析学引进人类学研究的尝试等。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潜意识的几点意见》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以他的《自我与本我》一书的手稿为基础写成的。他说，在科学的领域里，满足于昨日的真知灼见，就会导致今日的一知半解。他承认过去仅仅强调意识与潜意识是偏颇的、简单化的。主张以“三部人格结构说”取代“二部心灵结构说”。最后得出结论说：“精神分析法是一种能使自我逐步征服本我的工具。”又说：“它也是一种看待事物方法的一种态度、一个参照物、一种观点、一条途径，它使我们能够从压抑与反压抑（counter-repression）、爱与死的永恒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111]在这会上，他的女儿安娜被推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4年，在德国萨尔斯堡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八次大会，阿伯拉罕任主席。同年，弗洛伊德被授予维也纳市荣誉市民称号，以祝贺他68岁的生日，而不是等到习惯上的70岁。这可能与弗洛伊德下颚癌手术有关。同年，5月14日，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拜访了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已达20年之久，对弗洛伊德很赞赏，并经常通信。这次相会，两人各抒己见，探讨了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批评了文艺界片面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达成了人生观问题上的共识。

1925年9月，在德国洪堡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九次大会。弗洛伊德未出席，而是派安娜去宣读了他的《两性生理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的论文。同年，德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天才阿伯拉罕去世。弗洛伊德非常痛心地说：“卡尔·阿伯拉罕才48岁呀。他还可以进行30年的创造性工作。而我今年69岁了，半个嘴巴都已被割去，却仍在世上苟延残喘，而卡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到了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声誉日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已相当可观。历史表明，精神分析学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它不仅能成为一门学科，而且也能成为一种治疗方法。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数日益增多。除了以前就有的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和俄国的地方组织之外，后来巴黎、加尔各答应成立了学会，日本成立了两个，美国有好几个，最近耶路撒冷、南非的分会相继诞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建立两个地方团体。

精神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远大于欧洲。1920年后仅在美国就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著作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时有人颇有感慨地说：“十多年以前，有谁曾梦想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会向男女学生讲授弗洛伊德的理论。科学家依靠它，以探求本能的奥秘；教育家希望从中找到训练年轻人的秘诀。”1914年和1917年弗洛伊德曾被美国心理学家怀特推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而后法国艺术大师罗曼·罗兰也多次努力争取过，但均未成功。弗洛伊德自我解嘲地说：“我已经两次看见诺贝尔奖从我面前闪过，但我知道，这种官式的承认根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112]

后来，精神分析运动内部核心委员会出现了矛盾。追随弗洛伊德达25年之久的兰克和被弗洛伊德非常器重的费伦茨几乎是秘密出版了两本同正统精神分析学相对立的论著：一本是兰克和费伦茨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1923），引起许多成员的反对，弗洛伊德对其中一些错误也做了批评，但希望大家通过内部讨论加以解决，费伦茨表示接受意见，并同委员会言归于好。而兰克却未完全改变态度。另一本是兰克的《出生创伤》（1924），将人的精神神经症、各种情绪、焦虑、恐惧、迷惘、恐怖、软弱等，完全归因于人出生时所受到的创伤，抛弃了弗洛伊德神经症的性病因学和释梦的方法。这本书事先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但却得到费伦茨的支持。这样，于1926年和1929年兰克和费伦茨就相继脱离了组织。1923年确诊弗洛伊德患下颚癌，并做了第一次手术。1926年，弗洛伊德70寿辰时，收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丹麦著名作家布兰戴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1842～1927）、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人的贺电和德国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报上发表的祝辞。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声明退出精神分析运动。

（六）精神分析学登峰造极时期（1930～1939）

20世纪30年代，既是精神分析学的顶峰时期，又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进一步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研究一系列社会现象，如社会组织、宗教起源、文学艺术、战争根源等，构建了一套有关社会文化的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体系。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著作如下：

1.《精神分析新论》（亦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它是《精神分析导论》的姐妹篇，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该书既是对《精神分析导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也是弗洛伊德后期工作的里程碑，出版于1933年，全书共七讲，即从29讲至35讲。分别阐述了四组不同性质的问题：（1）进一步发挥了梦的理论，提出一切梦均具有性的属性的命题，详述了显梦与隐梦之间的根本区别，关于梦满足愿望的作用与焦虑的梦不矛盾的观点、关于梦的本质即梦的工作过程的发现等问题。（2）强化了对人格的自我的分析，着重阐述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以及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与自我、超我和本我以及它们与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3）专门探讨了焦虑与本能生活以及女性心理问题，提出女性气质决定于其性器官的功能及其发展状况的理论，并对心灵感应（telepathy）现象、精神分析理论做了解释、应用和展望。（4）对宗教、教育、宇宙观等问题发表了他元心理学的独到见解。该书论述许多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包括教育的目的、职能和方法，哲学和宇宙观，宗教的特点、职能及其与科学的不相容性，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评价等。其中关于宗教的作用及其与科学相对立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其余的一些论点则有明显的谬误。[113]

2.《精神分析纲要》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部精神分析学的极为重要的代表作。他写于1938年（82岁），并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表于1940年。虽书未写完他已去世，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全书共分三部分：（1）心灵及其活动，阐明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相继发展而成的精神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性功能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对梦的解析。（2）实践任务，阐述了精神疾病的早期根源及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3）理论成就，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本书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他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114]

3.《文明及其缺憾》（亦译《文明及其不满》）

它是弗洛伊德晚年探讨社会文明的一部主要著作。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认为，这部书是弗洛伊德集其一生思想大成的著作。[116]出版于1930年。该书第一版，一年之内，就销售了1.2万册——在弗洛伊德著作中不算小数目——全部售罄。1931年又出版了第二版，仍然销路很好。他从文明发展与人性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就是追求幸福（happiness），但幸福又是难以达到的。因为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的力量被群众的力量所代替，同时还忽略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却对人的本能尤其是**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企图让人在攻击性（aggressiveness）方面做出牺牲。于是，人们只好求助于爱欲的力量，以所谓的共同的文明生活来避免痛苦。他指出，攻击本能是反对文明的，而文明又是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因为在文明的进化中充满着爱欲（生的本能）与攻击（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剖析了文明社会，痛斥了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并把希望寄托在爱欲的力量之上。这里，弗洛伊德看到本能与文明的矛盾、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文明的发展日益要求人们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是颇有见地的。但是，他忽视文明发展的物质根源，夸大本能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把文明与本能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个性扼杀的观点则流于偏谬。[115]

4.《为什么有战争？》

它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于1933年。他依据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使用“暴力”（violence）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一个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战争是毁灭本能（死的本能）的外部表现，故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用人的生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来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也是促使人们反对战争的一种重要力量。本文对了解弗洛伊德唯心理论的战争观有重要意义。

5.《摩西与一神教》

这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发表于1939年。它由三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了犹太一神教（monotheism）与它的创立者摩西之间的关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一神教在犹太人中得以发展的史前根源。第二篇论文着重分析了摩西创立一神教之后，在犹太民族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传说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弗洛伊德引经据典，既借用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又与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相结合，勾画了一幅鲜活的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第三篇论文是弗洛伊德于1938年流亡英国后发表的。主要是对前两篇论文的重现和扩展。总之，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解释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话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由于本书具有反宗教倾向，加之当时纳粹已表现出支持天主教会和反犹的倾向，因此，本书是分三部分断断续续出版的，前后历时四年多。本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作，读者可结合阅读《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精神分析新论》、《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更全面地了解弗洛伊德的宗教观。[117]

弗洛伊德对文艺有特别的修养，他专门研究了一些诗歌、戏剧、雕刻和绘画，发表了一系列对艺术家进行精神分析的作品。如《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作家与白日梦》（1908）、《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以及分析莎士比亚（如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麦克白、哈姆雷特及查理三世）、歌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E.T.A.霍夫曼等名人作品的文章。由于弗洛伊德沟通了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创作活动的深入发展，因而弗洛伊德于1930年荣获歌德文学奖金。

法兰克福市长在颁奖颂词中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启了理解灵魂驱力的道路，也因此创造了认知文化形态之产生和其建构的可能性，以及治疗其中若干病症的可能性。”颂词继续提到：“精神分析理论不只激起了丰富的医学科学内涵，同时还丰富了包括艺术家、神职人员、历史学家以及教育家的心灵世界”。[118]

1931年弗洛伊德75岁寿辰时，贺信如“洪水一般”，住宅被鲜花淹没。德国精神医学界召开了研讨会，纽约举行了庆祝活动，并在给弗洛伊德的贺电中写着：“您这位勇敢的探险家发现了自我之下隐没的大陆，且给予科学与生命新的方向。”[119]同年，弗洛伊德的故乡弗莱堡市为他立了铜牌，弗洛伊德在给该市市长的感谢中，简短地重温了他生命的变化历程，深深地触及了他心智当中最私密的层面，说出了他无法被压抑的欲求，渴望着去爱慕年轻美丽母亲的那段时光，渴望着逃离他年老的父亲。[120]

此时，弗洛伊德已誉满全球。到了1936年，弗洛伊德80寿辰时，在连续六个星期中，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电报，其中包括托马斯·曼[121]、朱利·罗曼[122]、罗曼·罗兰、威尔斯[123]、茨威格、沃尔夫夫人[124]等191名作家、艺术家集体署名的礼状，整个屋内馈赠光盈，庆祝会也非常盛大，但弗洛伊德因病没有出席。在写给茨威格的道谢函中，弗洛伊德表示：“尽管在生日当天，在妻子和子女的陪伴下，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快乐，但仍无法对伴随老迈而来的体衰与无能泰然处之，所以我望在会以类似渴望的心情等待着转化为非存有的到来。”[125]托马斯·曼也写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与未来》的文章，祝贺他的80大寿。同一个月，弗洛伊德获得了一项让他有最大满足感的荣誉，一个比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身份更大的殊荣：他膺选为排他性一向很高、名字经常与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达尔文连在一起的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

六、坎坷晚年

弗洛伊德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理性价值时，认为它的“力量在于富有远见地指出了人们的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又说：“马克思主义‘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沉淀物’、‘对思想的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126]显然，这反映了弗洛伊德对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及其政治态度的局限性。

但是，弗洛伊德在对纳粹德国的态度上则是爱国的、进步的。1933年5月10日，五千名佩带纳粹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两千本书，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当弗洛伊德听到他的书被化为灰烬时说：“我们进步有多么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在今天，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127]纳粹德国不仅要把弗洛伊德的书全部化为灰烬，而且还妄图消灭所有精神分析学家。1934年，一切有远见的犹太血统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已逃离了德国。

此时，正处于癌症晚期的弗洛伊德，年迈体衰，负担甚重，谢绝了朋友们的忠告，坚持留在维也纳。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国，弗洛伊德的家立即遭到纳粹党的**，如银行存款被冻结，出版社被取缔，家里钱被掠走，小女儿安娜被逮捕，四个妹妹被杀害。

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并入德国的版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弗洛伊德不得不决定离开奥国。此时，弗洛伊德给他在伦敦的儿子恩斯特的信中写道：“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128]这时，纳粹政权提出，弗洛伊德在未把当时还没有售出的书从瑞士带回烧毁以前，不准他离开。在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干预下，通过美国驻法大使、美国驻德大使及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的调停和他的学生、患者的帮助，玛丽娅·波拿巴（Maria Buonaparte）公主付给纳粹25万先令，弗洛伊德才被纳粹准许离开奥国。

弗洛伊德全家逃到了英国伦敦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和关照，几乎每天都收到许多慰问信和电报，有的信封上只写着“伦敦弗洛伊德”几个字，但也能准确无误地将信送到弗洛伊德的住处。

英国社会名流纷纷登门拜访，其中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等。英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做出决议，对弗洛伊德来英表示热烈欢迎。英国国王也亲自访问了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Sir Albert Seward）、赫尔（A.V.Hill）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Griffith Davies）还带了英国皇家学会自1660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签名留念。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此时，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时刻想念着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给艾丁根的信中写道：“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

1939年初，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日益严重。他16年来已动过33次手术，口盖和上颚全部被切除，下颚已全部溃烂，虽然做了外科补形手术，但是说话异常困难，别人也听不懂，万分痛苦。尽管如此，真到去世前几周，他还坚持给病人做精神分析，撰写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重要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他晚年还有一些创作宿愿，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

1939年9月19日，弗洛伊德已奄奄一息。当琼斯去探望弗洛伊德时，他伸出手与琼斯握了握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琼斯告别。

逝世前几年，弗洛伊德曾和他的私人医生舒尔（Max Schur）约定，当那个时候到来时请不要让他受不必要的痛苦，以实现安乐死。1939年9月21日，弗洛伊德又提醒舒尔注意一下早先的谈话。他说：“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不背约。现在却毫无意义地折磨着我。”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弗洛伊德的手，并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2毫克吗啡，12小时又注射了一次，然后弗洛伊德就睡了过去，于1939年9月23日凌晨，弗洛伊德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