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贺岭峰 译

高申春 校吕 俊 修订

按语

本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共10个问题：

（1）释梦的几种技术程序；（2）解释工作与抵抗压力的关系；（3）自上而下的梦与自下而上的梦的区分；（4）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5）梦的解析的两个阶段；（6）梦的整体评价；（7）梦的形成与前意识梦念、被压抑愿望冲动的关系；（8）分析中的梦与移情、暗示、强迫性重复之间的关系；（9）显梦与梦念的反向形成、伪装过程及其例证；（10）梦与自我的多元性。

《释梦》最后几版[361]从铅版中印出来时，一些意外的情况促使我把以下想法独立陈述，而不是把它们写进正文作为修正和补充。

一

在分析过程中，释梦可以从几种技术程序中做出选择[362]：

a.分析者可以按时间顺序进行分析，让梦者按他对梦的内容的陈述顺序来进行联想。这是原始、经典的方法，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们对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的最好方法。

b.分析者也可以从梦中挑出某个因素，从这个特殊因素开始解释工作。例如，分析者可以选择最打动人的片断，或者那些最清晰或具有最大感性强度的片断；或者也可以从梦中所说的话开始，以期能与清醒生活中所说的话联系起来。

c.分析者还可以全然不顾显梦内容，而是问梦者就他对梦的描述而言，他由此联想到前一天发生了哪些事件。

d.最后，如果梦者对释梦技术已经很熟悉，分析者可以不给他任何指导，让他自己决定从哪儿开始谈他对梦的联想。我无法断言哪一种技术是完美的或通常会取得好结果。

二

更重要的问题是解释工作是否是在抵抗的压力（pressure of resistence）下进行的，这种压力或高或低，分析者不久便会感受到。如果压力很高，一个人可以成功地发现梦所关注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无法分辨出梦对这些事说明什么。就好像一个人试图听清楚远处的或小声的谈话。

这种情况下，分析者可能确信与梦者合作无望，不必过多涉及其中，也不必提供什么帮助，只是满足于向他提供若干象征的可能解释。

在艰难的分析中，大多数均为此类，因此分析者不能从中得到更多关于梦的形成的性质和机制情况。分析者尤其不能从梦中得知那个一再出现的问题：梦的愿望满足可能藏在哪儿。当抵抗的压力太大时，分析者发现梦者的联想只有广度而没有深度，他对已描述过的梦并不是产生所希望的联想，而是连续不断地出现梦的新片断，它们不断出现却不引起联想。

只有当抵抗保持在适当水平时，解释工作才能正常进行，梦者的联想开始与显梦区分开来，从而触及到大量主题和观念，然后，从中出现另一列的联想，迅速集中（converge）到被寻找的梦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与梦者的合作才成为可能，而在抵抗的高压力下却会一无所获。

分析过程中发生的梦，即使没有真正显示出抵抗，也是无法解释的。它们提供了对隐藏其后的潜在梦念的自由解释，这可以与成功的创作作品相比。这种作品虽已经过艺术加工，但其基本主题似依稀可辨，尽管这些主题已不同程度地受到调整和改变。这种梦在治疗中的作用，是在没有实际内容的情况下引入梦者的思想和记忆。

三

如果区分不是十分严格，大致上，我们可以在自上而下的梦和自下而上的梦之间做出区分。

自下而上的梦是由（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引起的，这种愿望以某种方式在白天残余中得到表现。

这种梦可以看成是被压抑材料向清醒生活的渗入。自上而下的梦与前一天的思想或意向相对应，并在夜间从受阻于自我的被压抑的材料那里获得强化。这种情况下，分析总是不考虑这些潜意识的联系而竭力将潜在的梦念嵌入清醒的思维结构中。这种区分并非是对梦的理论做出任何修正。

四

在一些分析中，或一个分析的某一阶段中，梦生活可能会与清醒生活发生分离，就像“持续故事”（白日梦小说）中的幻想活动和清醒生活相分离一样。这种情况下，一个梦总是始于另一个梦，后者以前者的某一次要成分作为中心点，如此等等。但是我们更经常发现梦与梦之间相互不涉及，但却加入了清醒思维的部分系列。

五

梦的解释分成两个阶段：翻译阶段和评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分析者必须做到不受第二阶段中的任何考虑的影响。这就像阅读外文著作一样，如阅读列维（Livy）的著作，读者首先必须知道列维在著作中说的是什么，之后才能论及著作是历史、传说还是作者议论。[363]

从一个正确翻译的梦中分析者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深切感到分析实践在这一点上是难以避免错误和过高的估计，部分是源于对“神秘的潜意识”的夸张看法。因为人们太容易忘记一个梦像其他方式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稽查放松和潜意识强化下就可能发生，在稽查运作和潜意识修正下就会歪曲。

让我们举个所谓恢复梦（dreams of recovery）做例子。如果患者做过这种梦，梦中他看起来已脱离了神经症的限制——例如，他已经克服了一些病态恐惧（phobia）或放弃了一些情绪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我们倾向于认为他已经开始恢复了并进入正常的新生活了等等。可能确实如此，但这种恢复梦往往只说明了便利梦的价值：即表现出最终康复的愿望，以避免即将发生的另一部分分析工作。以这种方式，恢复梦发生得很频繁，如当患者即将进入新的、不情愿的移情（transference）阶段时。一些神经症患者在分析后的几个小时声称他们已被治愈一样（出现了这种梦），因为他们想要逃离那些将要在分析中讨论的不情愿的东西。战争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放弃症状是因为军医所采取的治疗使他们感到比在前线打仗更不舒服。

这些患者也遵循同样的经济法则，而这两种情况下的痊愈证明只是暂时性的。[364]

六

即使对于正确解释的梦，其价值我们也很难做出整体评价。如果由于矛盾情结的冲突发生在病人身上，那么他的这种不愿继续治疗的想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他的情绪冲动的永久平息。即，这种冲突已经解决。即使发生在一个含有类似的内容的梦之后也并无此暗示。梦者在处于这种冲动中时，每个晚上往往做两个梦，分别表达相对立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进展来自于这样的事实：把这两种相对立的冲突彻底孤立起来，在其潜意识强化的帮助下，每个梦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把握和理解。如果两个矛盾情绪的梦中的一个被忘掉了，分析者不要轻易下结论，认为可以仅凭对一方有利就可以做出决断。梦中的一个被忘掉，这表明在那一刻一种倾向确实一时占有控制权，但这种情况即使在同一天也可能发生改变，这也是事实。在第2天晚上就可能带来与以前的情况完全对立的表达。这种真实的冲突状态只有通过考虑所有其他的表现，包括那些在清醒生活中的表现才能确定。

七

关于梦应被赋予什么价值，是与另外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即梦对医生“暗示”影响的易感性如何。对这种可能性，医生最初可能会感到惊奇。[365]但通过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惊奇将会让位于一个认识，即对患者的梦的影响并非分析者的过错或耻辱，而是患者意识思想的指导结果。

显梦受到分析治疗过程的影响，这一事实无须证明。根据我们的知识可以知道，梦发源于清醒生活并从中抽取材料进行加工。在分析治疗中所发生的正是清醒生活的印象，并很快成为其中最强有力的部分。所以无须感到疑惑：患者将会梦到分析者与他们讨论过的东西及其从中所产生的期望。

至少，不应对“实验”梦中熟悉的事实所揭示的东西感到疑惑。[366]

但由此我们便转入另一个问题，即：我们通过解释而揭示的潜隐梦念是否也会受到分析者的影响或暗示？对此，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潜隐梦念中的某一部分与前意识梦念形成有关，恰好能被意识到，梦者会藉此对医生在他们清醒状态下所说的话做出反应，不论患者对那些话的反应是一致的还是相反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梦所包含的梦念来代替梦，那么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暗示梦的问题，就与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即被分析的患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暗示影响相一致。

关于梦的形成机制本身，关于严格意义上的梦的工作，分析者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点分析者会很清楚。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梦的前意识梦念这一部分之外，每个真实的梦都包含着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的预示，这使梦的形成成为可能。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梦中，是因为梦者知道他应该制作它们——这还是分析者所期望的。分析者自己可不这么认为。

如果一个梦可以被解释为梦者过去所经历的情景，那么追问下述问题就尤为重要了：是否医生的影响也能在这样的梦的内容中起作用？在所谓“验证”梦中，这个问题是最紧要的，[367]因为这样一来梦似乎成了分析之后产生的东西了。对一些患者来说，这是他们获得的唯一的一种梦。只有当患者从他们的症状联想和其他信号中建构起来被遗忘的记忆，并把这些建构提供给他们时，患者才会再现那些被遗忘的童年经验[368]。随后便会产生这种验证梦，人们正是对这种梦产生了一个怀疑，即它们是否完全没有证据价值，因为这种梦是因医生的话才被想象到的，而不是来源于梦者的潜意识。在分析中难逃这种模棱两可的境地，因为对这些患者，除非分析者做出解释、建构和提示，否则永远不能知道他们心中被压抑的是什么。

如果在对这类“紧随其后”的验证梦进行分析后，患者随即感到记起了迄今为止被遗忘的东西，情况就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即使这样，怀疑者也还可能争辩说，这种记忆是幻想，而且，这种感觉是很少出现的。这种被压抑的材料只一点一点地被通过；而任何不完善都会阻止或延缓确信感觉的形成。不仅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可能不是对真实且被遗忘的事件的记忆，而是一种潜意识幻想。这种幻想很难有什么记忆，尽管偶尔它有可能产生某种主观的确信感。

那么，验证梦真是暗示的结果吗？它们真是“回报性”梦吗？只做验证梦的患者，正是那些在其抵抗中怀疑起着主要作用的患者。人们不想凭着自己的权威或通过争论来削弱这种怀疑。直到进一步的分析过程看到它的结果，这种疑问会一直存在。分析者在一些特殊的阶段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怀疑。最终使他们确信的也恰恰是这种问题的复杂性，这有点像拼图游戏的解决。糊在一块薄板上的彩色图片刚好能放进一个木框中，它被分成大量极不规则的奇形怪状。如果一个人能成功地把这些令人迷惑、上面贴着难以辨认的图画的碎片排列起来，这时这幅画就获得了一种意义，它的设计中不再有任何缺口。所有这些碎片恰好嵌满框框。——如果这些情况都得以满足，那时一个人就知道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唯一的答案。

在分析工作尚未彻底完成时，这种类比对于患者当然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使我回想起曾与病人进行的一场讨论，他那不寻常的含糊状态在他强烈的偏执性怀疑中得到表达。关于我对他的梦的解释，他并无异议，并对我提出的假说与他梦的解释是如此一致而震惊。但是他问，这些验证的梦是否可以同我说的不一致？我指出，他的梦为我提供了一定数量我不曾怀疑的细节，但除此之外，他在分析中的行为表现并不是以依赖为特征的。接着，他转向另一个理论，问他把需要治疗的自恋（narcissistic）愿望是否没有减少他的这种梦，因为，如果他接受我的建构，我就能给他一个可以治愈的希望。我只能说，关于梦的形成，我还未见过这种机制，但是通过另一道路获得了确定。他回忆起一些分析之前做的梦，那时他对分析确实还一无所知。对这些梦的分析，是没有暗示嫌疑的，但却获得了与后者相同的解释。确实，早期的梦没有那些发生在治疗过程中的梦那么清晰，在这种思想中他的矛盾的强迫症又一次找到出路，但是我对它们之间的类似感到很满意。一般来说，我们应记住一个事实，即在精神分析产生之前，人们就有做梦的习惯。

八

很可能，发生于精神分析过程的梦与非精神分析条件下做的梦相比，能在更大程度上揭示被压抑的材料。但是这无从证明，因为这两种情况是不可比较的，在分析中梦的运用是一些远离其最初目标的东西。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分析中被压抑的东西提示出来，用梦要比其他方法更有效。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有一些潜意识的动机力量，它们在睡眠状态下比其他时间更有利于达到分析的目的。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患者对分析者的依赖，它来自于他的父母情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称之为移情的积极方面。事实上，在许多能回忆起被遗忘被压抑的东西的梦中，很难再找出可以归为梦的形成的动机力量的其他潜意识欲望。因此，如果有人坚持说在分析中有用的梦大多是回报梦（obliging dreams），而且来自于分析者的暗示，从分析理论的观点看并无异议。

对那种情况而言，我只想就我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8讲）中所说过的做一点补充。当时我讨论了移情和暗示之间的关系，并表明了我们结论的可信性是怎样受到我们感觉中对暗示操作的认识的影响。

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8页以下］中，我讨论了关于幼年早期性发展阶段的痛苦经验如何成功地通向某种再现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我不得不把一种以“强迫性重复”形式出现的异常强烈的上升驱力归于这些经验——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依快乐原则而施于其上的压抑——虽然不用等“治疗工作在半路上遇到它才能减轻压抑”。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正是积极的移情助长了强迫性重复。因此就在治疗与强迫性重复问建立了联盟，这种联盟首先是反抗快乐原则，但其最终目标是确立现实原则的支配作用。正如在我所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常常是在这种联盟之下，强迫性重复放弃了它的责任，不满足于梦的图画形成中的压抑的回归。

九

就我目前所知，对梦指向愿望实现这一规则而言，发生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的梦才是唯一真正的例外，［同上，第8卷，第32页以下］而惩罚梦则仅仅是表面上的例外［同上，第5卷，第557页以下］。在后一类梦中，我们碰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任何属于潜隐梦念的材料均未被带入显梦之中。相反，显梦却出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对梦念的反向形成，是对梦念的排斥和彻底对立。这种对梦的冒犯性行为只能被看成是自我的批评性力量，因而我们必须假定，即使在睡眠状态下，由于受到潜意识愿望满足的激活，自我的批判力量亦能暂时地重新建立起来。自我可以通过惊醒对梦的痛苦内容加以反应，但它也发现了一种方法，即通过建构惩罚梦来避免对睡眠的干扰。

例如，我在《释梦》中讨论诗人罗塞格（Rosegger）的那些著名的梦，其中我们一定会怀疑有一个被压抑的带有自大狂内容的变式存在，而实际发生的梦却对他说：“你是个无能的受雇用的裁缝。”当然像这样去寻找一个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作为一个显梦的动机因素是没用的；一个人可能会在自我批评的愿望实现中获得满足。

如果我们考虑到梦的歪曲是多么经常地在稽查制度下活动，用一些对立或相反的材料代替某一特殊成分，那么就不会对这种梦的结构感到吃惊了。这只是迈向用防御性的抵抗来取代梦的内容中特殊片断的一小步。下一步将会导致整个显梦完全被惩罚梦所代替。我将就显梦伪装过程的过渡阶段举两个典型梦例。

有一个女人对父亲具有强烈的情感固着（fixation），在分析过程中出现了交谈障碍。她的一个梦摘录如下：梦中她与一个女伴坐在房间里，身上只穿着晨衣，一位先生走了进来，这使她感到很尴尬。但是这位先生却说：“啊，这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个女孩，穿得真好看。”——这位先生代表了我，也代表她的父亲。但是这个梦说明不了什么，除非我们下定决心用相反的意义来取代这位先生话语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是我从前见过的不穿衣服的女孩，那时她真好看。”

她三四岁时曾一度睡在父亲的房里。梦中发生的每件事却在暗示着她曾睡觉时扔掉她的衣服来取悦父亲。后来对她在自我暴露中所获得的这种快乐的压抑，构成了她在治疗中讳言的动机，即她不喜欢公开地展示自己。

同一个梦的另一个梦境是，她正在读她自己的病志，摆在她面前的病志是打印的。其中有一段写着：“一个年轻人谋杀了他的未婚妻——可可——它来自于肛欲。”这是他梦到可可[369]时在梦中所产生的想法。对梦的这个片断的解释比前一个更加困难。最后才发现她在睡觉之前正在读我的《一例婴儿期神经症的个案史》（1918），其中主要观点是患者真正或想象看到了她父母的**。她曾有一次把这个病史与她自己的病史联系起来。这并不是唯一可以表明在她的案例中也存在着同样看到这类情景的问题。年轻人谋杀未婚妻清晰地表达了一种对**情景的虐待狂式的看法。但是第二个因素即可可，离题很远。她对可可的唯一联想是她母亲曾说过可可能使人头痛，而且她坚持说她从别的女人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说法。进而，她曾经有一次因和母亲患同样的头痛病而把自己认同于她的母亲。现在除了假设她想要从看到**的后果中转移出来外，我们在梦的这两个因素之间很难找到什么联系。不，她正在说**与生孩子之间没什么关系，孩子是从人们吃的东西中来的（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提到肛欲，看起来像是梦中的一种解释企图，通过将肛门出生加到其中，而补充了她所求助的婴儿期理论。

十

令人惊奇的是梦者的自我会在梦境中出现两次甚至更多，一次是作为自己，另一次则是隐藏在其他人物后面。在梦的建构过程中，润饰作用明显是想消除自我的多元性，多元的自我无法适合任何背景，但它是通过解释的工作进行重建的。在清醒思维中，这种多元性本身并不比自我的多种表现形式更引人注目，特别是当自我把自己分成主体和客体时，或者是将自身的一个部分作为观察的动因，而相应地将另一部分作为批判动因时，或者把当前的情境与回忆起来的过去相对照时，那也曾是自我。例如“当我想我对这个人都做了些什么，‘或’当我想我也曾是一个孩子”这样的句子。但是也应该反对那种认为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可以被看成是梦者自己自我的分裂或再现的观点，那是一种没有意义，没有根据的猜测。我们只需坚信这样的事实：在对梦的解释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自我从一个观察的、批评的、惩罚的动因的一个自我理想那里区分开来。

【注释】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1讲以更简练的形式讨论了梦的工作问题。］

[2] 指标准版第4、5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3] ［这一题目在弗洛伊德1925i第一节中有详述。］

[4] ［1914年增注］许多作者都提到过梦的凝缩作用。杜普里尔（1885，第85页）有一篇论文说梦中各观念群的凝缩过程是绝对存在的。

[5] ［这一问题在第311页再次提到，并在第七章第一节的最后一部分（第526页以下）有十分详尽的讨论。］

[6] ［这里似乎涉及到一个梦念中未曾提及过的元素。］

[7] ［1911年增注］我下面一段是关于梦中爬高的象征意义，它对小说家的想象有一定启发性。

[8] ［见《浮士德》第一部21场。］

[9] ［弗洛伊德在这里可能是指他最近的发现：即在分析中对神经症患者所揭示出来的幼儿期性创伤，实际上常常是想象出来的。（参见弗洛伊德，1906a）］

[10] ［这种幻想在《掩蔽性记忆》（1899a）这篇论文的后半部分有所讨论。］

[11] 与梦者奶妈有关的想象性质已由确立的客观事实所证实。他的情况是奶妈就是自己的母亲。这段事又使我回想起第204页反复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他后悔没有充分利用与奶妈在一起的机会，同类的遗憾肯定是病人这个梦的来源。

[12] 这是梦的真正诱因。

[13] 这里应加上这样的话：“这种书对女孩子来说不啻毒药。”病人本人当姑娘时就曾迷恋禁书。

[14] ［引自克列斯特的《海尔布隆的卡申》第四章第二节。］——进一步的联想引向诗人的另一首诗《潘塞西里亚》以及对恋人残酷的思想。

[15] ［这可能是剧末一场开头处坦豪斯尔所说波普谴责的一句话。原话是：“因为你分享了这邪恶的欢乐。”］

[16] ［一种雅典式四柱门廊，供举行仪式用。］

[17] ［弗洛伊德关于词的表现与事物呈现的关系有许多讨论，可以参看他的《论潜意识》（1915e）这篇论文的最后几页。］

[18] ［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五章第十节中，弗洛伊德报告了一个关于大量词语方面牵强附会的梦。——下面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是很难翻译的。参看编者的话。（xxii页）］

[19] ［指1898年举行的纪念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50周年大典。］

[20] 在清醒生活中，这种音节的分解组合——实际上是一种音节戏法——在许多笑话中起了很大作用。如“如何才能以最简单的办法获得银子？你可以沿着种有银杨树（silver poplar）［德文Pappeln有‘杨树’和‘沙沙声’两个意思。］的林**走下去，去寻找宁静。当沙沙声停止了，银子就被释放出来。”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很容易跟随他——会反对说：“梦者似乎太聪明太有趣。”如果仅指梦者而言，这句话的确不错。如果用它来指释梦者，那就只能看作是一种反对意见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从不被人看作是诙谐的人，如果我的梦很有趣，则关键不在我，而在于梦在构成时的那种特殊的心理条件；这一事实也与笑话和喜剧有密切关系。梦变得机敏和幽默，是因为它们表达梦念的最便当的路被阻塞，它们不得不这样。读者完全可以相信，我病人的梦至少和我的梦一样充满笑话和双关，甚至比我的梦还多。——［1909年增注］不过这种反对意见促使我比较笑话的技巧和梦的工作。其结果，我已写进我的一本书《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特别是在第六章近结尾处，弗洛伊德指出梦中的笑话是蹩脚的笑话，并解释了原因。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的第15讲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上面提到的“第一读者和批评者”指的是弗利斯。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见1899年9月11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1950a，信118）。］

[21] ［弗迪南·拉萨尔，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人，1825年生于布莱斯劳，死于1864年。爱德华·拉斯克（1829～1884）生于雅罗茨兴，与布莱斯劳相邻，是德国民族自由党创始人。以上两人都是犹太血统。］

[22] 拉斯克死于脊髓痨，即由于与女人接触而得的一种感染性疾病（梅毒），而拉萨尔，众所周知为女人决斗而死。［乔治·梅里狄斯所写的《悲剧性的喜剧演员》一书则根据拉萨尔的故事写成。］

[23] 引自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1911］。［这段是1914年增加的。］

[24] ［这个聪明的凝缩作用的梦例涉及到一个无意义词的第二个音节的发音问题。如果是“ze”它与英语中“tsay”发音相仿，就与“erZ?hlen”的第二个音节发音差不多，也和所发明的erzehlerisch几乎相同。如果它是“zi”就与英语中“tsee”发音相仿，这样就与“erzieherisch”相同，也和（稍差一点）syphilis的第一音节差不多。］

[25] ［参看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四章。］

[26] ［这一段是1916年增写。］

[27] ［1909年增注］不久前，我在一个年轻男子那里遇到了一个唯一的例外。这个人患有观念强迫症，但他的智力相当好。他梦里说的话并不是听来的或自己所说的话。它包含了一种毫不掩饰的强迫性思想。这种思想在他清醒时才以变形的方式进入他的意识之中。［这个年轻男子是弗洛伊德的强迫性神经症病历中的一个患者（鼠人）。关于这方面论述可见（1909d）第二节（A）中的开头部分。关于梦话的问题在下文第448页有详细讨论。］

[28] 一个观念的精神强度或价值，或兴趣的程度，当然与感觉强度和意象强度有所区别。

[29] ［1909年增注］因为我可以说我的理论的核心在于稽查作用可以导致梦的伪装，在此，我将把“林库斯”的《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维也纳，第2版，1900［1899，第1版］）最后一个故事插在这里。在此，我又一次发现我的理论的主要特点得到阐述。（见前文，1909年的后记到第一章第94页以下；又见弗洛伊德1923f和1932c）故事的题目是：“虽梦犹醒。”“下面所叙述的人有一种从不做无意义梦的特异性质……你有虽梦犹醒的非凡本领是因为你道德高尚，仁慈心肠，具有正义感，热爱真理。也正是你天性的道德宁静才使我对你有全面的了解。”“那个人回答说：‘不过，当我把这个问题认真地想了想之后，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不会做无意义的梦。’任何梦，只要人们后来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加以描述，即只要不是发烧的梦，总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绝不可能有例外。因为互为矛盾的事物不能结合为一个整体。时空的混乱也不影响梦的真正内容，因为它们与梦的真实性质并不发生重大的关系。我们想一想，对于那些神话作品和富有想象力的其他作品，只有傻子才说：‘这太荒唐了，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朋友说：‘但愿每个人都能把梦解释得像你给我讲的这么清楚就好了。’”“‘那当然并不容易，不过，只要梦者本人留心一下也不难做到。你问我为什么大多数人总难做到吗？在你们看来，梦里总是隐藏着某种东西，一种特别难以名状的龌龊的东西。或者内心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秘密，连你自己也难以捉摸的秘密。这就是你会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荒诞的了。但如果你深入地发掘下去，就不一样了，因为梦者无论睡觉还是清醒，总归是同一个人。’”

[30] ［第一个条件是这些元素必须是多重性决定的。（见第307页）］

[31] ［1909年增注］自从写过上面的话以后，我已在《一例癔症分析片断》发表了两个完整的梦的分析和综合的文章。［弗洛伊德，1905e（第2、3节），又见弗洛伊德，1918b，第4节的“狼人”的梦的综合。——1914年增注］奥托·兰克的《一个自身解释的梦》（1910）可算是已发表的长梦中解释得最完整的了。

[32] ［以上四句话（从“材料的另一部分”开始）是1919年才改为目前这种形式的。在以前的版本是“材料的另一部分可以以‘并行’的方式集在一起。作为整体，它们构建了从梦念中产生的真实愿望向梦愿望演变的通道。第一组‘并行物’从梦念本身中构成派生物；这些派生物，纲领性地被认为是从基本的与非基本的之间的移置作用。第二组则在与非基本元素相联的思想中调停（这些非基本元素因移置作用而变得重要了），并从它们那里再延伸到梦的内容中去。最后，第三组并行物组成联想和思想链，释梦工作就是通过这些联想和思想链把我们从梦内容走向第二组并行物。不必怀疑，这第j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也有必然联系。”在中文版《弗洛伊德全集》第3卷（1925）第55页上说他已放弃“并行物”的说法。但在本书第七章A节结尾时又一次使用了这一术语。］

[33] ［对于这种论述的限定性条件，可参下文第450页注。］

[34] ［这是弗洛伊德很喜欢用的明喻，在上文第247页以及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a）中都曾用过。这可能是来源于歌德的一首诗（诗名为Schwer in Waldes Busch），在那里曾用过这种形象。］

[35] ［这句话是1914年增加的。这一观点在第335页再一次提到，有详细讨论。同一晚上的梦的题材问题在下文第333页以下尚有讨论。］

[36] ［这个梦在弗洛伊德1897年4月2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有详细叙述。（见弗洛伊德，1950a，信60）］

[37] ［弗洛伊德曾在1896年11月2日致弗利斯的信（1905a，信50）中报告过此梦。在信中说那个梦是在葬礼之后才做的。］

[38] ［这种说法的限定条件见第326页、第337页及434页。］

[39] ［1911年增注］我在读了K.阿贝尔的《原始词的对偶意义》（1884）一书之后，感到十分吃惊（参看我对此书的评论，1910c）即古代语言与梦的这一点十分相似。（其他语言学家也有证实）他们最初只有一个词来描述一系列性质和活动的两个极端（如强－弱，老－少，远－近，紧－松），然后在这个公共的词后稍加改变就变成表示某一极端的明确的词。阿贝尔是从古埃及语中找到这一证据的，但他表明在闪语和印欧语中也有类似的痕迹。［见第471页］

[40] ［此梦在下文中（第347页）有充分的讨论。］

[41] ［1914年增注］参看上文第97页注2中引证的亚里士多德论释梦者的条件限制。

[42] ［关于复合人物的题材又见第293页以下。以下三句话是1911年增加。本段的最后一句为1914年增加——本节所说的认同作用不同于第四章中所说的意义。］

[43] ［1925年增注］比较第270～271页注。

[44] ［当我猜测在梦中应到那个人的背后去寻找我的自我时，我遵循这样的准则：在梦中有着我曾体验过的那种情感的人，就是隐藏我的自我的那个人。］

[45] ［这句话增补于1925年。］

[46] ［参见“革命”的梦，第210页及213页。］

[47] ［在弗洛伊德论梦的一篇文章（1901a）第四节中，有一些很有趣的梦例，见标准版，第5卷，第651页。］

[48] ［这一句为1909年增加。］

[49] ［这段下面部分为1911年增加。］

[50] ［其余的内容可见下文第337页和434页。］

[51] ［此句为1911年增加。］

[52] ［这段以及下一段为1909年增写。］

[53] ［1909年增注］癔症发作有时采取颠倒时序的方法，以便观察者不易看出其意义。例如，一个患癔症的女孩需要在发作时表现带有某些罗曼蒂克性质的事——她在地铁邂逅某人并在潜意识中产生幻觉。她想象那个男子被她的美丽的脚所吸引，在她正看书时他上来和她搭话，然后两人结伴而行，并产生了热烈的**场面。她开始发作时身体**，这表示热烈**的情景，同时伴有接吻的嘴唇动作和双臂拥抱。然后她走到另一个屋子里，坐在椅子上，提起裙子，露出双脚，装作一边读书一边与我攀谈（就是回答我）。［1914年增注］参看阿尔特米多鲁斯的话：“释梦中所见到的意象有时是从头开始，有时是从尾开始，……”（克劳斯译本，1881，第1卷，第11章，第20页。）

[54] ［本段为1911年增补。］

[55] ［这一问题在下文第445页以下有充分的讨论。］

[56] 她的伴生性癔症是闭经和极度精神抑郁（这是她的主要病症）。［此梦在第445页以下仍有讨论。］

[57] ［最后一句是1909年增加，下面一段是1911年增加。］

[58] ［本段及以下两个段为1914年所加。］

[59] ［这句是1909年增加，本段的其余部分以及下面的三个段落为1911年增加。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结尾处，又讨论过这一题目。本书第314页以下及第403页、444页注、525页均有涉及。］

[60] ［在整个分析中涉及到我童年的一件事，它由下面一系列联想而产生。“摩尔人已完成了他的职责，他可以走了。”（席勒诗剧Fiesco第3幕，第4场，其中“职责”应为“工作”的误引）。下面是一玩笑：“摩尔人完成职责时几岁？”“只有一岁，因为那时他已能走了。”（德文中“走开”与“走路”是一个词genhen）（我生下来有一头黑卷发，我母亲戏称我为摩尔人）我不能找到帽子，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其所指不止一个意思。我的女仆是个藏东西的天才，她把它藏起来了。——梦的结尾还隐含一种对死亡的忧郁思想的反抗：“我还没完成我的职责，我不能走开。”——这个梦包含了生和死，就如前面我梦见歌德和瘫痪病人一样。］

[61] ［1930年增注］根据后来的理解，这句话不再成立。

[62] ［这一段（除倒数第二句及末句之一部分）增写于1911年。］

[63] ［这一句是1919年增加。］

[64] ［最后从句是1919年增加。］

[65] ［1909年增注］参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特别是第六章的后半部分］以及在解决神经症症状中“词桥”的应用。［例如弗洛伊德1905e第二部分结尾处对杜拉第一个梦的综述（此处也用了“转换词”一语）以及弗洛伊德1909d第一节（G）中对“鼠人”的鼠强迫症的解决。］

[66] ［本段落其余部分为1909年作为脚注所加，1914年改入正文。］

[67] ［1925年增注］雨果·沃尔夫（Hugo Wolf），意即狼。

[68] ［字面解为“愚人塔”——疯人院的旧称。］

[69] ［德国民谣。］

[70] ［这个梦的荒谬成分将在第435页加以论述。］

[71] ［前面两个因素是凝缩和移置。］

[72] ［本段及下面对西尔伯勒著作引用为1914年所加。］

[73] ［1925年增注］事实上，我再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意象，所以我不知道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74] ［有关梦的象征，留待下一节详加讨论。］

[75] ［1914年增注］富克斯（1909～1912）三卷增补本对此提供了大量例证。

[76] ［参见第315页，这个序梦是以原因从属句加以解释的。又见第319页和325页。］

[77] ［描写她的生涯。］

[78] ［她那高贵的出身：这与序梦形成一个愿望的对立。］

[79] ［这是一幅把两个地点连在一起的复合图像：一是她家的“屋顶阁楼”，从前她常与兄弟在这里玩，后来成为她的幻想对象；二是她的一位坏叔叔的农场，她小时候常遭他的逗弄。］

[80] ［这是与她对叔叔农场的真实回忆的愿望对立。她从前在叔叔的农场睡觉时总是脱光了衣服。］

[81] 正如圣母领报图中手持一束百合花的天使。

[82] 关于这一复合意象的解释，见第319页：贞洁、月经、茶花女。

[83] 指她幻想中涉及的人物之多。

[84] 即她是否可以打下一枝，意即**［“sich einen herunterreissen”或“ausreissen”（字面意为“打下一枝”或“拉出一枝”）是意思不明确的德文，相当于英文“to toss oneself off”（轻易地处理自己）。弗洛伊德在《掩蔽性记忆》（1899a）的结尾处注意到了这一象征。又见下文第388页以下］。

[85] 长期以来，树枝被用做男性**的象征；此处恰巧指明了她的姓氏。

[86] 这和下面的话都与避孕有关。

[87] ［本段为1925年所加。］——1911年作为（对前一段的）脚注加入。作为梦的象征的第三个例子，我在后面又提到一个类似的“自传”梦（第364页）。兰克（1910）详细记录了一个“自传”梦例，斯泰克尔（1909，第486页）亦有一例，但需“反读”而成。——［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的结尾处提到“自传”梦］

[88] ［本书最初三个版本（1900，1909，1911）中，本段前面还有一段，1914年及其后各版均删除了。被删除的一段是：“我必须指出，梦和神经症中，性的材料的伪装还有另一类观念：即与移动的房屋有关的观念。‘移动的房屋’完全可以用‘Ausziehen’一词（其意即指‘移动的房屋’，又指‘脱衣’）来代替，因而与‘衣服’这一主题有关。如果梦里还有一个提升的动因，则我们自然会想起英文‘to lift’一词，意即‘提起某人的衣服’”。］

[89] ［本节内容，除两个段落（第393页以下）外，在本书第1版中没有出现。如编者导言（xiii）所指明，大部分材料系1909年版和1910年版所加。但在这两个版本中，这些材料放在第五章“典型梦例’一节（即该章第四节）。本节是在1914年版中首次形成的，材料一部分来源于先前为第五章增写的内容，另一部分为1914年版所新增。其余材料均为随后各版所加。鉴于这种复杂情况，本节各段落后都用方括弧标出年代。由此可见，本节表明1909年和1911年的材料，起初放在第五章，到1914年版才形成现行结构。］

[90] ［弗洛伊德在别处（1913a）指出，正如早发性痴呆有助于对象征的解释，强迫性神经症却使象征解释更加困难。］

[91] ［1911年注］参见布洛伊尔［1910］及其苏黎世学生米德［1908］、阿伯拉罕［1909］等人有关象征的论著，以及他们提到的非医学界人士（如格林保尔等）的著作。［1914年增注］对此提得最多的是兰克和萨克斯（1913，第一章）。［1925年增注］进一步参见琼斯（1916）。

[92] ［1925年增注］这种观点应能从汉斯·斯珀伯博士（1912）提出的理论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认为，古代一切用以指性事的原始语汇，后来因被用于其他与性不同的事物或活动，从而失去了性的意味。

[93] ［后一句为1919年所加。——1914年脚注］例如，依费伦茨所见［见兰克，1912a，第100页］，在匈牙利人对小便的梦中会呈现小船的游动，虽然匈牙利语中没有“schiffen”（相当于英语粗俗俚语“to pumpship”——“小便”意）一词。［参见下文第367页］在说法语和其他罗马语系的人的梦中，房屋象征女人，虽然这些语言没有与德语“Frauenzimmer”相对应的词。［见第214页注］

[94] ［在1909年和1911年两个版本中，这里还有一句话：“而且，通常使用的性的象征也并不是绝对明确的。”］

[95] ［1919年增注］“我的一位住公寓的患者梦见一位女佣，便问她的号码是多少。使他吃惊的是她回答‘14’。实际上，他已经和这个姑娘通奸，并去过她的卧室数次。她很自然地担心会引起女主人的怀疑。在他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向他提议，他们应该在一个没有人住的房间幽会。没有人住的正是第14号房间。而在梦中，这个女佣自己变成了14号。再也没有比这个梦更清楚的证据表明女人与房间的等同了。”（琼斯，1914a）参见阿尔特米多鲁斯《梦的象征》第2卷第10章：“因此，若是在家里，则卧室代表妻子。”（F.s克劳斯译，1881，第110页）

[96] ［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第二篇中有关“诞生理论”部分。］

[97] ［1911年增注］我在别处曾论及这一主题（Freud，1910d），复述如下：“我不久前听说，有个观点和我们不大相同的心理学家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夸张了梦中潜藏的性的意义。他说他经常做爬楼梯的梦，但其中肯定没有任何性的意思。这个反对意见使我们警觉，便转而注意台阶、楼梯、梯子在梦中的呈现。不久我们便能证明，楼梯（及其类似物）肯定是**的象征。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对照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有节奏的动作并伴随呼吸的逐渐加快，我们达到一个顶点，然后又快速走下来。因此，**的节奏模式复现于爬楼梯。语言的用法也是证据之一。“攀爬”［德文‘steigen’］一词可直接表示性动作。我们说某男人是‘steiger（mounter）’或‘nachsteiger’［to run after，字面意均为‘追求’］。在法语中，楼梯的台阶称为‘marches’，而‘un vieux marcheur’意即德语‘ein alter steiger’［‘an old rake’‘老流氓’］。”［又见第285页以下］

[98] ［1914年增注］参见一位19岁狂躁症患者所作的图画，《精神分析公报》，第2卷，第675页（罗夏，1912），画的是一个男人戴着一条由蛇做成的领带，蛇头正转向一个女孩。又见《害羞男人》故事，《人类学杂志》，第6卷，第344页，说的是一个女人走进浴室，遇见一位尚未来得及穿衣的男人，他很窘迫，连忙用衬衣的前襟遮起喉咙，说：“对不起，我并没打领带。”

[99] ［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其中“诙谐工作”（与“梦的工作”相对照）一语用以表示产生各种笑话的心理过程。］

[100] ［弗洛伊德《“怪人”》（1919h）一文第二部分对此有详述。另见弗洛伊德遗著《美杜萨之头》（1940c）（写于1922年）以及下文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