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声说道：“早餐船来了！”

船舰的疾驰，海水的深蓝色，烟囱的浓烟——这一切交织起来，给人以紧张和不祥的印象。

梦中的地点由我在亚得里亚海上几次航行目的地（米拉梅、杜伊诺、威尼斯、阿奎雷尔）混合而成。我还清楚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和我哥哥一起去阿奎雷尔的那次短程但愉快的旅行。[211]关于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海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对我的那些美国亲戚命运的担忧，在梦中亦有暗指。

梦中有两处情感值得注意。一处是本应出现情感的却没有出现，即我对城堡司令之死没有印象。另一处是我以为看见战舰时吓坏了，并在睡眠中一直有恐惧感。此梦建构完善，情感的分布没有任何冲突。我没有理由对司令之死表示害怕；而作为城堡总指挥，在看到战舰时我自然会感到害怕。分析表明，P先生只是我自己的替身而已。（梦中我成了他的替代者。）我就是那位突然死亡的司令，梦念关涉着早亡之后我家人的未来命运，这是梦念中唯一使人痛苦的事情。梦中的害怕肯定是被从此事中分离出来，并转而与我看到战舰发生联系。分析在另一方面表明，战舰得以产生的梦念处所却充满了欢乐的回忆。一年前我们去过威尼斯，住在奇尔沃尼河岸。

一天，风和日丽，我们凭窗远眺湖面，那里比往常热闹很多。英国的一个舰队即将到来，为此准备了盛大的接待仪式。突然，我妻子像小孩似的惊讶：“英国舰队来了！”这同样的话在梦中却使我大为惊骇。（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梦中言语来源于现实生活［参见第418页以下］；下文即将表明，我妻子惊呼声中的“英国”一词亦未逃脱梦的工作。）因此，在将梦念转换成显梦的过程中，我已将欢乐转为恐惧，而且，这里我只想指出，这一转换本身也表达了隐梦的一个部分。此例表明，梦的工作可以随意地把情感从它与梦念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并随意地安插于它们所选择的任何显梦内容之中。

在此，我想对“早餐船”做一详细分析，因为它的出现使一直保持合理连贯的梦境以毫无意义的方式结束。后来我更详细地回忆起梦的对象，并惊奇地发现，船是黑色的，而且，由于它从最宽的中部被截断，它与伊特拉斯坎博物馆里的一些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十分相似，即具有两个把柄的黑色长方形陶制托盘，上面放有像咖啡杯或茶杯之类的东西，跟我们现代餐具有点相似。

我们打听得知，这是伊特拉斯坎妇女的梳妆盒（toilette=toiletset），带有装胭脂和香粉的小盒。当时我们还打趣地说，要能带回去给太太用就好了。因此，梦中餐船意指黑色的“礼服”即丧服（toilette=衣服），直接表示死亡。它还使我想起葬船[212]，古代用这种船装运死尸以进行海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船在梦中返航：

老人安坐船头，静静地驶回海港。[213]

这是失事后的返航［“Schiffbruch”，字面意为“ship-break，船断裂”］——餐船从中部断裂了。但“早餐船”的名字源起何处呢？它来自“英国船舰”中的“英国”（又“英语”，English），因为英语“早餐”（breakfast）一词意为“打破斋戒”（“breaking fast）”，而“打破”又与船只失事（“船只破裂”）发生联系，斋戒则与黑色礼服或丧服相联。

只有早餐船这个名字是由梦念建构出来的，而梦中的事物则早已存在，并使我想起最近一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事情。我们因不相信阿奎雷尔的饮食，便自己从格里齐亚带着食品，又在阿奎雷尔买了一瓶伊斯特里安名酒。当小邮船经过德拉密运河和咸水湖缓慢驶向格拉多时，游客中只有我们兴味甚浓地在甲板上吃早餐。我们很少吃得那么开心。这便构成梦中的“早餐船”，正是在这最高兴的生活乐事的背后，梦隐藏着对变幻莫测的未来的最忧郁的思想。[214]

虽然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情感与产生它的观念材料相分离是十分显著的，但这并不是从梦念向显梦过渡时唯一且最核心的变化。如果我们把梦念的情感与梦中情感加以比较，那么很清楚，凡梦中情感均为梦念所有，但反之则未必。梦与作为梦的源泉精神材料相比，在情感方面要贫乏一些。当我重新建构梦念时我总是发现，其中最强烈的精神冲动一般都企图压倒其他相对立的冲动而力求进入梦境。再回过头来看梦，它就显得不那么鲜明，且缺乏任何强烈的情感色调。梦的工作不仅把梦的内容而且也把思想的情感色彩降至平淡无奇的程度。也许可以说，梦的工作造成了对情感的压制。试以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为例。与梦相对应的思想，包含着对行动自由和命运自主权的强烈激动的要求，但由此而产生的梦却使这一要求显得平淡无奇：“我写了一本专著，就摆在我面前。里面有彩色插图，且每册都夹有植物标本。”这使我想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突然降临的和平，战斗痕迹丝毫不见了。

事情亦非尽然如此，梦本身也可以有生动的情感表现，但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虽然梦大多显得平淡无奇，但若深受感染，则很难进入梦念之中。

关于梦的工作过程中情感压制问题，这里还不能给出全面的理论解释，因为这需要首先对情感理论和压抑机制做最艰辛的研究［参见第604页以下］。我只想指出两点，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不得不把情感的释放描绘成是向身体内部的输出过程，与运动和分泌的神经发动过程相类似[215]，专向外部世界发送的运动冲动在睡眠中受到阻抑一样，由潜意识思想在睡梦中唤起输出的情感，可能也更困难。这种情况下，发生于梦念过程中的情感冲动可能原本就很微弱，因而进入梦中的情感也就微弱。由此看来，“情感压制”（suppression of affect）并不是梦的工作的结果，而是睡眠状态造成的。这可能有正确的一面，但不可能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同时记住，任何相对复杂的梦，都是各种精神力量相互抗衡的妥协产物。因为一方面，构成愿望的思想不得不同稽查作用的对立面做斗争；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发现在潜意识思维自身内部，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亦相互抗衡。因为所有这些思想都可能各伴有某种情感，如果我们把情感压制看成是对立各方交互抑制以及稽查作用对各种冲动进行压制的结果，大概不会有错。所以，我们必须把情感抑制看成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第二结果，正如梦的伪装是其第一结果一样。

下面给出一个梦例，其内容平淡可由梦念之间的反题对立加以理解。此梦是每一读者都会感到恶心的一个短梦。

（四）

一个小山丘上有看似露天厕所的东西：一条很长的座板上有一个很大的洞，座板的后缘厚厚覆盖着一层大小不等、新旧各异的小粪便堆，背侧长满草丛。我对着座板小便，长长的尿流把一切冲得干干净净，粪堆很容易被冲入洞内，只是座板末端好像还残留一些。

做梦过程中我为什么丝毫不感到恶心呢？

这是因为，正如分析所示，此梦是由一些最愉快、最惬意的思想产生的。分析中，我立即想到奥基斯王的牛厩被海格立斯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海格立斯便是我，山丘和草丛来自奥塞湖，当时我的孩子们正住在那里。我既已发现神经症的幼儿期病因学，让他们住在那里是为了避免他们患病。我的一位女性患者为表示谢意作为礼物送给我一件家具，座板（当然没有那个孔洞）便是对这件家具的精确复制，因而使我想起这位患者是如何地尊敬我。甚至大便的呈现亦能做出令我高兴的解释。不管在现实中我会对此多么的恶心，但在梦中它却是意大利美丽国土的回忆。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小镇，厕所设施与此完全一样。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尿流，无疑是伟大的象征，格利佛正是以这种方式扑灭了利利普特的大火——尽管这使他在那个小人国王后那里失宠。

大师拉伯雷笔下的超人高康大也是用这种方式对拜火教徒实行报复的，他跨在巴黎圣母院上，把尿流灌向这座城市。只是在做梦前一天晚上，我临睡前翻阅了加尼尔为拉伯雷作品作的插图。说也奇怪，这里有证据表明我就是那位超人。巴黎圣母院的平台是我最喜欢的巴黎风光。每天下午只要有闲，我总爱上大教堂的塔楼，在妖魔鬼怪之间上下攀爬。尿流将粪便冲洗殆尽使人想起如下格言：“它们正在消失。”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会把这一格言作为癔症治疗著作某一章的标题。

下面是引起此梦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原因。在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傍晚我就癔症与性倒错的关系做了一次讲演。讲演的每件事都使我深感不快，并对我而言似乎毫无价值。讲演使我疲劳，也对我的困难工作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渴望着摆脱对所有这一切有关人类龌龊之事的絮叨，而和孩子们在一起，并去欣赏意大利的美景。带着这种仙境，我从讲堂来到一家小餐馆吃了点露天快餐，因为我没有胃口吃别的什么。但是，有一位听众跟随着我，正在我就着咖啡吃卷饼时他要和我坐到一起，并开始奉承起来，说从我的讲演中学到多少东西，他现在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每件事物，以及我如何通过这种神经症理论清洗了奥基斯王牛厩式的错误和偏见。总而言之，他说我是个伟人。我的心境和他的赞美很不协调；在厌恶中我努力使自己不作呕，并早早回家以摆脱他。临睡前，我翻了一下拉伯雷的书，并读了康拉德·费迪南·迈尔的短篇小说《一个男孩的悲哀》。

梦就是从这些材料中呈现出来的，迈尔的小说还勾起我一段童年往事的回忆。（参见关于图恩伯爵的梦的最后一个片断。）白天的苦恼和厌恶的心境在梦中持续着，并为梦的显意提供了几乎全部材料。但晚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心境，即强烈甚至夸张的自我肯定，并取代了前者。显梦必须找到一种在同一材料中同时表达出自卑和自大妄想的形式，二者的妥协使显梦模棱两可。但这些对立冲动的相互抑制，也产生了一种淡漠的情感基调。

根据愿望满足理论，若作为反题的自大妄想（虽然被压制着，但却有一种愉快的情调）又与厌恶感同时呈现，那么此梦便不可能形成。因为，令人痛苦的事情不大可能在梦中得到表现；而梦念中的痛苦，若不同时披上一层愿望满足的伪装，便难以进入梦中。

对于梦念中的情感，梦的工作除了承认或将之化为乌有外，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即把它们转化为其对立面。为释梦起见，我们已建立了一条解释原则，即梦中的每一成分本身都可以尽可能代表其对立面［见第318页］。至于它代表着什么，只能依其上下文背景来决定，我们事先一无所知。对此，一般人有一种怀疑意见，认为“梦书”在释梦时总是采纳对立原则。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在一事物与其对立面之间形成密切的联想，将一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是完全可能的。

它和其他移置作用一样，也可为稽查的目的服务；但它经常也是愿望满足的结果，因为愿望的满足无非只是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物用其对立面来取代。正如有关事物的观念可以通过转化为对立面而呈现于梦中，梦念的情感亦如此；而且很可能，情感的倒转总是由梦的稽查作用实现的。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为了伪装的目的，我们也使用情感的压制和反转，和梦的稽查作用十分类似。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如果我想说一些对他怀有敌意的话，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恭维，那么最重要的是不向他泄露出我的情感，其次才是选择表达思想的言语形式。如果我用并非不恭的话和他交谈，同时却表达出仇恨和轻蔑的神情和姿势，那么其效果与我当面表示轻蔑并无不同。所以，稽查作用要求我首先压制情感；而且，如果我善于伪装，那么我就会表现出相反的情感——发怒时假装微笑，想损害他人时却好像情意绵绵。

情感的这种倒置，我们已经遇到过一个精彩的梦例。在“我叔叔的黄胡子”的梦［第137页以下］中，我觉得对朋友P情深意浓，同时我的梦念把他看成是傻瓜。正是从情感倒置的这一梦例中，我们得到了梦的稽查作用存在的第一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须假设是梦的工作凭空制造了对立情感；一般地说，梦的工作只是发现了现成地存在于梦念材料中的对立情感，并利用产生于防御动机的精神力量使之强化，直到为了梦的形成，它们占有了支配的地位。在上述关于我叔叔的梦中，反题对立的绵绵情意可能产生于某种幼儿期材料（正如梦的后半部分所示），因为我在儿时最早体验到的叔侄关系的性质（参见第424页以下［以及下文第483页以下］的分析）已经成为我所有友谊和仇恨的源泉。

费伦茨（1916）所记录的一个梦为情感的这种倒置提供了极好的例证[216]，“一位年长绅士在夜间被妻子唤醒，因为他在睡梦中大笑不止，使妻子感到十分惊恐。他随后说他做了这个梦：我正躺在**，一位熟识的绅士走进卧室。我想开灯，但怎么也开不了。于是妻子起床帮我，但也未能打开灯。妻子因在那位绅士面前半**身体而觉得尴尬，便终于放弃了，又钻进被窝。这一切显得那么滑稽，使我忍不住尖声大笑起来。虽然妻子问我：‘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但我还是笑个不停，直到醒来。——次日，那位绅士很沮丧，并开始头痛：他想，大概是笑得太多而累着了。

“从分析的角度看，此梦就不那么滑稽可笑了。进入卧室的那位‘熟识的绅士’，在隐梦中是作为‘伟大的未知’的死亡形象——这一形象是前一天在他心目中唤起的。这位老绅士患有动脉硬化，因而在前一天完全有理由想到死亡，梦中放声大笑便是代替对死亡念头的悲伤和哭泣，他所打不开的灯正是生命之灯。这种忧郁心情可能还与他的**有关。不久前他曾想**，但尽管有妻子半**身体的帮助，**还是失败了。他认识到自己正日暮西山了，梦的工作成功地把他的**和死亡念头转变成一幕滑稽剧，并将哭泣转为大笑。”

有一类梦完全可以被称为“伪善的（hypocritical）”，并构成对愿望满足理论的严峻考验。[217]

当希尔费丁夫人把有关彼得·罗塞格下列梦的记录提交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讨论时，就已引起我对这类梦的注意。

罗塞格在小说《解雇》中写道：“我一直是个酣睡者，但有很多夜晚却失去了安宁——因为多年来，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平凡生涯中，裁缝的生活阴影一直纠缠着我，使我失去安宁。

“在白天，我好像并没有太多或太强烈地反省过往事。一个摒弃世俗外衣而试图征服地球和天国的人尚有其他事情要做，甚至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时，我也没有思考过夜间做的梦。只是到后来，我形成了凡事必思考的习惯或世俗习气稍有抬头时，我才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只要一做梦，梦中我便是一个受人雇佣的裁缝，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师傅的店里无报酬地工作。当我在他身边裁缝洗熨时，我充分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不该这样坐在他身边，而应寻求别的什么工作。但我总是在度假，总是有暑假休闲时光，并因而总是坐在他身边充当他的助手。这常常使我恼怒，使我感到浪费时间的悲哀，我应该有更好更有用的事情可做。有时工作出了差错时，我还必须忍受师傅的斥责，尽管从来没有报酬可言。当我弯腰躬背地在黑暗的店里工作时，我常想引起他的注意并提出要离去。有一次还真的这么做了，但师傅却毫不在意，我又只好坐在他身边开始裁缝了。

“在这样令人厌烦的梦中醒来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啊！于是下决心，如果这种挥之不去的梦再出现的话，我便用力摆脱它并大声呼叫：‘这只是骗局，我正躺在**要睡觉……’但第二天晚上我又梦见坐在裁缝的店里。

“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具有规律性。一次，我和师傅在阿尔贝霍夫（我第一次当学徒时在他家干过活的农民）家工作，师傅对我的活特别不满意，脸色阴沉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心不在焉地想些什么。’我想，最合理的事情莫过于站起来对他说，我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取悦于他，然后离开。但我没这么做，当师傅领来一个学徒并要我给他让出地方时，我并没有反对。我走到一个角落继续缝纫起来。同一天师傅又雇了一位短工，是个伪君子——他是波西米亚人——他19年前曾在我们这里干过活，并且曾在从小旅馆回家的路上掉进小河里。

当他想坐下来时已没有座位了。我疑惑地看着师傅，他说，‘你没有天赋，你走吧，你被解雇了！’

我听了这话就惊醒了。

“黎明的曙光透过未拉窗帘的窗户射入我熟悉的房间。我置身于艺术品之中，我那精致的书架上矗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与伦比的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歌德——他们都是流芳百世的人物。隔壁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声音，他们刚醒来正和母亲玩耍。我似乎又重温了那田园般的甜蜜，那宁静的富有诗意的生活，我常从中深深地感到一种沉思的人生乐趣。然而，不是我先向师傅提出辞呈，而是师傅解雇了我，这又使我深感懊恼。

“我又是多么的惊喜！自从师傅解雇我的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享受宁静，我再也没有梦见那长长的裁缝生活了——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确实令人快乐，但也给随后几年的生活投上了长长的阴影。”

在这位年轻时曾是雇佣裁缝的作家所做的这一系列梦中，我们很难看出愿望满足的主导地位。

梦者的全部乐趣都在于他白天的存在，而他在梦中却被不幸生活的阴影所困扰，虽然他最终摆脱了这种生活。我自己做的一些类似的梦使我能够对这一主题做出若干说明。作为一个年轻医生，我曾长时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却未能掌握这门科学所要求的娴熟技术；正因为如此，在清醒生活中我从来不愿想到这种贫瘠而真正使人丢脸的初学时期；另一方面我却经常梦见在实验室里工作、进行分析及其种种经验。这些梦和考试梦同样使人不快且从来不甚清晰。在我对其中之一进行分析时，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分析”一词，它为我理解这些梦提供了一把钥匙。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位“分析家”；现在我从事的正是被给予很高评价的分析，尽管这当然是“精神分析”。现在很明白，如我对白天进行的这种分析工作感到自豪并自我吹嘘我是多么的成功，那么我的梦便是在提醒我那些无从自豪的不成功的分析。它们是对暴发户的惩罚梦，就像那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雇佣裁缝所做的梦那样。但是，在暴发户的自豪和他的自我批评之间，梦如何能够与后者站在一边，并选择理智的警告而不是非法的愿望满足作为其内容呢？我已提出，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若干困难。我们可以认为，梦的基础首先形成于一种夸大了的雄心幻想，但那些给这一幻想泼冷水的各种谦卑思想亦进入梦中。我们当记得，心灵中有受虐狂冲动，可能正是这些冲动造成了诸如此类的倒置。我并不反对把这类梦与“愿望满足的梦”区分开来，称为“惩罚梦”，也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梦理论有什么欠缺，它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权宜措施，以应对某些人认为对立面可以聚为一体实在奇怪的问题。[218]但对若干这种梦的仔细研究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做的一个实验梦的一个不甚明确的背景部分，我处于医学生涯中最忧郁和最不成功的年龄，我仍没有获得一个职位，也不知道如何获得生计，但同时却突然发现我可以在好几个女性中选择婚姻对象！于是我又一次年轻了，更主要的是她又一次年轻了——这位多年和我共患难的女性。于是此梦的潜意识诱因被揭示为一个步入暮年的老人的痛苦愿望。虽然发生于心灵其他层次上的冲动也确实决定着梦的内容，但惟有更为根深蒂固的愿望，即向往年轻，才使这种冲动有可能呈现为一个梦。甚至在清醒时我们有时也对自己说：“今天事事顺利，往事不堪回首；然而那时也很好——我是那么年轻。”[219]

我自己经常做的另一类梦也可以看成是伪善的[220]，其内容为与多年断交的朋友言归于好。

但分析却表明，总有些原因使我与这些往日朋友彻底断交，并把他们当作陌路人甚或敌人，但梦表现的却宁愿是相反的关系。［参见第145页注］要对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记录的梦做出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他在记录过程中也已省略了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内容细节，由此造成某些问题。只要梦的内容被详加报告，那么这些问题自然会很快得到解释。

奥托·兰克曾向我指出，格林童话《小裁缝》中含有一个完全类似的暴发户的梦。那个裁缝现已成为英雄，并且是国王的乘龙快婿。一天晚上和公主同床就寝时梦见过去所学的手艺。这引起公主的怀疑，便于第二天晚上派武装警卫窃听他的梦话并要逮捕他。但这位小裁缝却在梦中受到警告，便注意改正自己的梦。

梦念中的情感要变为梦中情感，需通过删除、减缩和倒置这些复杂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在详尽分析后适当加以合成的梦中看出。对此，我再引几个梦中情感的例子加以验证，人们将发现我所列举的几种可能性在其中得到了实现。

（五）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关于布吕克老先生要我解剖自己骨盆的奇怪任务的梦［第452页］，我们应当记得，在梦中我没有本来应该有的恐惧感。现在看来，这在若干意义上是一种愿望满足。

解剖意味着我在出版本书时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如此痛苦，以致我将书稿付印推迟了一年多。于是产生一种愿望，即能够克服这种厌恶感，因而在梦中我没有恐惧感。但我已因头发不再变得灰白而感到高兴——这是就“Grauen”一词的另一意义而言。我的头发已变得相当灰白，这也提醒我不能再拖延了，而且在梦的结尾处还呈现了这一思想，即我必须让孩子们来达到我艰苦旅程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考察两个梦，其中满意感一直持续到醒后。在第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预感到，我现在该知晓“我以前就梦见过这个”意味着什么，而满意实际上指的是我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446页以下］。在另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认为“被预兆”的事情正在实现的信念，而实际指的与第一个梦十分相似，这种满意与我第二个儿子的降生相一致［第447页以下］。这里，梦念的主导情感在梦中持续着，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梦都不会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对这两个分析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这种逃脱了稽查作用的满意，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这另一来源有种种理由害怕稽查作用，如果它不以产生于某种可能允许的来源、并因而是合法的类似情感作为伪装，并以此为庇护，悄悄溜入梦中，那么它本身的情感在梦中出现肯定要遭到反对。

对此，遗憾的是我不能用实际梦例加以证实。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生活领域的事例来说明我的意旨。假设有一个熟人，我很恨他，因此，如果他有什么不幸，我会很高兴的。但我的道德本性又不容许这种冲动的流露，因而不敢表达希望他不幸的愿望，压制着对他的不幸的满意，并装出遗憾的样子。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假若被憎恨的人因自己做的坏事而遭到不幸的报应，那么我就可以充分地表示满意，认为他是遭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和其他不抱偏见的人保持一致了。这里可以指出，我的满意感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因为我的满意感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即我对他的憎恨。社会生活中，当受到反感的人或某个不得人心的少数群体的成员犯有某种过错时，这种情况亦普遍发生。他们遭受惩罚一般说来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而且还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犯过之前是无从产生作用的。毫无疑问，执行惩罚的人在这样惩罚他们时是不公正的，但他们由长期以来所保持的压制被解除所带来的满意而对此不自知。这种情况中的情感在质的方面是正当的，但在量的方面则不公正。自我批评在一个问题上的松懈只能导致它疏忽对另一个问题的考察，宛如大门一经打开，便有比原计划所允许的更多的人蜂拥而入。

对神经质的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能够引发某种情感的原因，在他们身上所引发的情感虽然在质上适当、但在量上却过度的事实——在心理学解释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

量上的过度起因于这种情感的原因过去一直处于潜意识压制（suppression）状态。这些来源成功地与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通过情感的其他原因而获得正当的表现途径。这是不受反对的和合法的。因此我们应注意到，在考察被压制的和起压制作用的各动因时，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相互抑制，正如有时它们因相互合作而得到加强，从而产生某种病理效果一样。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关于精神机制这些启示应用于对梦中情感表达的理解。梦中呈现的、并很容易在梦念中找到适当位置的满意情感，往往不能仅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需要从梦念中找出它的另一个来源，而这一来源正处稽查作用的压力之下。作为这种压力的结果，这一来源在正常情况下所产生的不是满意，而是对立情感。但是，由于满意情感的第一个来源的出现，这第二个来源就可以把自身的满意情感从压抑中解脱出来，并强化着第一个来源所产生的满意情感。因此，梦中情感是由若干来源共同决定的，即从梦念材料看，是多因素决定的。在梦的工作中，能够产生同一情感的来源，往往联合在一起共同产生这一情感。

从那个以“Non vixit”（已经死的）为中心的绝妙梦例［第421页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复杂关系有所洞见。在那个梦中，不同性质的情感集中于梦的两点上。当我用两个词使我的对手和朋友消失——梦本身使用的语言是“被奇怪的情绪所压倒”——时，敌对和痛苦两种情感汇聚在一起。在梦的结尾，我非常愉快，并继续相信那种在清醒生活中认为是荒谬的可能性，即存在着仅用愿望就可以被消灭的亡魂。

对这个梦的有趣原因我尚未述及，这个原因十分重要，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梦的意义。

柏林的朋友［弗利斯］告诉我，他正要进行一个手术，有关病情可以问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手术后的头几个消息不确切，使我感到不安。本想亲自去看他，但那时我已疾病缠身，不能启程。

梦念告诉我，我所担忧的是朋友的生命。他只有一个妹妹，虽然我不认识，但知道她在年轻时的一场小病中丧生。（梦中，弗利斯谈论着他的妹妹，并说她在45分钟内就去世了。）我肯定想到，他的体质不会比他妹妹好多少，如果接到不好的消息，我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他——但去得太晚了，对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221]因来晚了而遭受的这种谴责成了梦的中心主题，但却被表现为这样一幕情境，即我学生时代所尊敬的老师布吕克通过可怕的蓝色眼神责怪了我。造成这幕［关于弗利斯］的情境变动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梦不可能以我所体验的方式来再现［关于布吕克］的情境，却由另一人物保持了蓝眼睛，而消灭的角色却由我来承担——这显然是由愿望满足工作所造成的倒置。我对朋友康复的挂念，我对未去看他的自责和羞愧——他毫未兴师动众地来到维也纳（看我）——我借口自己生病——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我所清晰感觉到的情感风暴，并在梦念的这个区域激**不已。

但是，梦还有另一起因，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在手术后最初几天接到不好消息的同时，我被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对此，我很不高兴，因为这表明对我的谨慎的不必要怀疑。我很清楚，这些告诫绝非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自传递消息者的笨拙和谨小慎微。然而它所伪装的指责却使我很不快，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只有实质性的指责才有伤害性，也只有这种指责才使人不安。我所想的事情其实与这位朋友无关，而涉及到我早期生活的一个阶段。有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两人都很尊敬我），是因为我在一次谈话中把一个朋友说的话不必要地告诉了另一个朋友。当时我也遭受了谴责，而且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两个朋友之一便是弗莱契尔教授，另一个朋友的教名为约瑟夫——也就是我梦中的朋友和对手P。

不能保密的谴责，在梦中由“毫未兴师动众地”的成分以及弗利斯问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情所证实。但是，正是这个［关于我早年的不慎及其后果的］记忆的介入，才使我目前因来晚了而受到的责备，转变为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的责备。而且，通过把第二个人变成梦中消失一幕中的约瑟夫，梦境中的指责就不仅是指我来晚了，而且也是指不能保守秘密。这样，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及其原因都变得清晰可辨了。

我目前关于被告诫不要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上的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股仇恨。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我已说明［第424页以下］，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地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地优越于我，我又是如何地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重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之身——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为这一情境所取代，这里我不想加以讨论［见第546页］。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就释梦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先到并应该拥有它。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由梦的证据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那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以“我打他，因为他打我”这句话来自卫。这一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此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将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活该，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如此等等。这些思想于是就获得了进入梦中的途径。我也曾用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而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他接替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做了演示员。但这里的晋升十分缓慢而令人厌烦。布吕克的两个助手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像有提升的可能，年轻人是不那么耐心的。我的朋友自知命数将尽，又与上司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不时地公开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契尔］病重，所以P希望他离开，其意恐怕不仅在于希望他晋升，不免还有更丑恶的意味了。并不奇怪，我自己在几年以前也曾强烈希望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有晋级的机会，那些应受压制的愿望就不免抬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他父亲的病床边，也抵挡不住试戴王冠的**。可以料想，梦因为这个无情的愿望所惩罚的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222]

“因为他野心勃勃，我就杀了他。”他因等不及别人的退位，便自己退位了。这就是我在参加另一次大学揭幕仪式后立即产生的想法。因此，我在梦中体验到的满意可部分地解释为：“这个惩罚是公正的！你活该！”

在我的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些似乎不大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主持人的悼词好像是说，这个人死了，世界将不复存在。这话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受，即他的悲痛心情被夸大的言辞所扰乱。但他的话也激发了我如下梦念：“的确，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我已送走了多少人！但我还活着，我比他们都活得长，只有我才拥有这个位置。”我害怕，如果我去探望朋友［弗利斯］却发现他死了，这一想法只能被解释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而且，和我幻想中的童年景象一样，我独占了这块地方。这一起源于幼儿期的满意感构成了梦中情感的主要部分。我因为活着而高兴，并以传说中那对夫妇似的素朴的利己主义把我的高兴表达了出来，这对夫妇一方对另一方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死了，我就要去巴黎。”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不会是将死的那一个。

不容否认，一个人在解释和报告梦时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他在与他同享生命的一群高尚的人之中，必然把自己呈现为唯一的坏人。所以在我看来，很自然，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亡魂存在或消失。我们已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都是我儿时朋友的一系列再现。我能够不断地以替身来再现这一朋友，也是我满意情感的来源之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正要失去的朋友，我也应该能找到替身：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但梦的稽查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思想加以最有力的反对呢？它为什么不把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满意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呢？我想原因在于，针对同一个人的其他无可反对的思想同时也得到满足，并由他们的情感来隐蔽被压制着的童年体验的情感。在揭幕仪式上，我在思想的另一层次上想：“我已失去了多少珍贵的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断交了。幸运的是我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替身，这一替身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要，而且，在这种不易建立新的友谊的年纪，他的友谊永远不会失去，这又是多么值得庆幸！”我因能够为这些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而产生的满意感，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梦中。然而，随之进入梦中的还有由童年原因所产生的敌对满足。毫无疑问，童年期的情感强化了我现在的正当情感，但童年期的仇恨也趁机进入了梦中。

此外，梦还包含着对另一思绪的明确暗指，而这一思绪却可以产生正当的满意情感。不久前，我的朋友［弗利斯］在等待许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女儿。我深知，他对妹妹的早逝悲伤不已，便写信劝慰他，说他一定能将对妹妹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而且，他的幼女一定能使他忘怀妹妹之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因此，这一组思想与隐梦的中介思想［参见第483～484页］又发生了联系，而联想的道路却走向反面：“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惟有亡魂是真的：所有失去的都将回来！”这样，梦念之对立成分之间的联想链就由下列事实建立起来，即我的朋友为幼女取的名字恰好与我儿时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女孩的名字相同，她与我同龄，而且是我最早的朋友和对手的妹妹［见第425页注］。当我听说朋友为幼女取名“保琳”时，我感到极大的满意。作为对这一巧合的暗指，我在梦中以一个叫约瑟夫的人来代替另一个同名者，并觉得无法压制“弗莱契尔”和“弗利斯”这两个名字的头几个字母的相似性。由此，我的思绪转向自己孩子的名字。在给孩子们取名时，我坚持不流于俗套，而要以他们的名字来纪念我曾爱过的人们，因而孩子们的名字便使他们成了亡魂。总而言之，我是想，难道生儿育女不正是我们走向永恒的唯一途径吗？

关于梦中情感这一主题，我还要从另一个角度稍做补充。睡者心灵的支配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境”——或某种情感倾向——而它可能又对睡者的梦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心境可能起源于前一天的体验或思想，也可能起源于躯体因素［参见第237页以下］。这两种起源都可以伴生其他的相关思绪。不管是梦念的这些观念内容以原始的方式决定了心境，还是以某种躯体因素为基础而解释的情绪倾向次生地唤起了这些观念内容，从梦的建构这一角度看，这种分别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情况下，梦的建构都服从一个条件，即梦只能表现那些作为某一愿望之满足的事情，而且，只有从愿望中，梦的建构亦无区别（参见第235页）。从愿望满足意义上讲，这种差异既可忽视，亦可做新的解释。睡眠中的痛苦心境，可以通过产生梦所要实现的强烈愿望而成为动机力量。至于心境被附以何种材料，则取决于材料能否表达愿望的满足。梦念中的痛苦心境越是强烈并处于支配地位，那么最强烈地被压制着的欲望冲动就越要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在梦中得以表现。因为，本来不愉快的情感已经存在，欲望冲动的表现所要完成的艰苦工作亦已完成。

这里，我们又碰到了焦虑梦的问题，我们不久将于下文［第579页以下］看到，这些焦虑梦构成了梦活动的边缘性质。

九、润饰作用[223]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关梦的建构的第四个因素。如果我们继续延用前面的方法来研究梦的内容——即将梦内容的显在事件与其梦念来源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碰到另外一些因素，其解释需做出一个全新的假设。我指的是这样一些梦例，其中梦者感到惊奇、痛苦或厌恶，而且是由梦内容本身的某一片断引起的。我在上一节的许多梦例中已表明，梦中的这些不满情感，大多不是针对显梦内容，而是梦念的构成部分，并被用来服务于某一适当目的。但其中某些材料还不能做出如此解释，我们不能在梦念中找到其对应物。例如，梦中经常出现的一句批判性的话，即“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第338页］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我们发现了梦的一个真正的批判性，恰如在清醒生活中我们也这么说。通常，这也是从梦中醒来的序幕，而且还伴有某种痛苦的感觉，直到明白它是个梦。当梦中出现“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的想法时，与奥芬巴赫滑稽剧中美丽的海伦所说的话[224]具有同样目的：即减低刚刚体验到的情感的重要性，以使之可以忍受。它的功能是平息某一完全有可能激动起来的动因，并阻断梦的继续——或阻断剧中一幕。但是，继续睡眠或做梦会更舒适，因为毕竟“它只是一个梦而已”。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梦”这一带有轻蔑意味的批判性判断，只有当稽查作用发现不小心让一个梦发生之后才能做出。因为梦已经发生，再抑制它是来不及的，于是稽查作用便以这种话来平息由此导致的焦虑或痛苦情感。这只是精神稽查作用的马后炮式的表现。

这一实例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并非梦中所有事情都来源于梦念，与我们的清醒思想难以区分的某种精神活动亦可以为梦提供内容。这里引起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这种情况只发生于少数特殊梦例之中，还是起着稽查作用的动因也在梦的建构中起着某种一贯的作用。

我们可以肯定地采取后一种观点。虽然在前面我们只述及稽查动因对梦的内容的限制和删除作用，但它无疑也对梦增加或插入某种内容。我们不难在梦中发现这种插入的内容。梦者对这些内容的报告往往迟疑不决或说成是“好像什么什么”；这些内容本身也并不特别鲜明、生动，并且往往作为联结成分介于梦内容的两个部分之间，或用来填补梦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空当。与梦念材料的派生成分相比，这些内容不易记忆；在梦的遗忘过程中，这一部分最先消失。人们常说做了很多梦，但大多已忘记，只记住了某些片断［第279页］。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正是基于这些中介思想的迅速消逝。在一例彻底的分析中，如下事实揭示了这些插入内容的存在，即梦念中根本没有与之相关的材料。但进一步的细致分析使我相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一般而言，中介思想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梦念材料，只是这样的梦念材料或者是由于其自身的缘故，或者由于它被多种因素决定，因而，很难进入显梦。似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我们现在正要考察的这种精神功能才在梦的形成中进行新的创造。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利用在梦念中发现的适当的任何材料。将梦的工作这一功能区分并同时揭示出来的，是梦的工作的目的。[225]这一功能的活动方式，正像诗人恶意地形容哲学家那样：“用笨拙的碎片来弥补梦在结构上的漏洞”。[226]其结果是，使梦不显得荒谬和不连贯，并与理智的经验模式相近似。但它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因为从表面看，梦的发生似乎是合理的而不出现逻辑错误，它们从某一合理的情境开始，经过一系列连贯的变化——虽然这并不常见——然后引向一个合理无奇的结论。这种类型的梦经受了与清醒思维十分类似的精神活动的广泛修正；它们似乎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却与梦的真实意义相去甚远。如果进行分析，我们便可坚信，正是在这些梦中，润饰作用最为随心所欲地对梦的材料加以润饰，并使其关系丧失殆尽。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梦在做清醒解释之前，在梦中已被解释过一次了。[227]在另一些梦中，这种有意的润饰只获得部分的成功，其连贯性似乎能保持一段时间，但随后梦就变得混乱而无意义了，尽管它往后可能又一次表现出合理性。还有一些梦，其中润饰作用完全失败，致使我们直接面对着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材料片断。

关于梦的建构中的第四种力量，我并不想绝对地加以否认，不久，我们将发现对它早已熟悉。

因为事实上，从其他方面讲，它是四种力量中我们唯一熟知的一个。我也不想否认，这第四种力量也能够对梦做出新的贡献。当然，和其他几种力量一样，它也主要是通过对梦念中已经形成的精神材料的偏好和选择而发挥作用的。有一种情况，即梦的门面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省去了，因为这种工作在梦念材料中已被完成而只待使用。我习惯于将这种梦念成分看作“想象构成物”[228]。如果我指出，清醒生活中的“白日梦”与此相类似，这或许可以避免误解。[229]关于这些结构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精神病学家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并加以阐明，虽然M·本尼迪克特（Benedikt）打开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很有希望的开端[230]。白日梦的重要性也被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们所洞察，例如，阿尔冯斯·都德在小说《富豪》中对一个小人物的白日梦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参见第535页］。精神神经症研究的一个惊人的发现是，这些幻想或白日梦是癔症症状的直接前兆。癔症症状虽然不依附于真实的记忆，但却依附于以真实记忆为基础的想象构成物。[231]自觉幻想的频繁出现使我们认清这些结构；但除了这些自觉的幻想外，还有大量潜意识幻想，它们仍处于潜意识之中是由于其内容及其起源于被压抑的材料。对这些白天的幻想的深入研究表明，它们应被赋予与夜间思维的产物即“梦”以同样的名称，它们与梦拥有大量共同特征，事实上，对它们的研究可以作为理解梦的最便捷、最理想的途径。

和梦一样，这些幻觉也是愿望满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童年经验的印象为基础，它们也会因稽查作用的松懈而获益。如果我们考察其结构便可发现，影响到它们的形成的愿望，是如何地混合了它们赖以形成的材料，重新加以组织并形成种新的形式。它们起源于童年期记忆，它们与童年期记忆的关系，似若罗马的巴洛克式宫殿与古代废墟的关系，正是古代废墟的石径和圆柱为其现代结构提供了材料。

我们把润饰作用作为形成梦的内容的第四个因素，它在不受任何抑制地创造白日梦的活动中亦发挥作用。我们可简单地说，它把那些提供给它的材料塑造成类似白日梦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白日梦在梦念范围内已经形成，那么，梦的工作的第四个因素便直接采用现成的白日梦，并试图使之进入梦的内容。有些梦，其内容仅仅是白天幻想的重复[232]，如那个小男孩所做的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同坐一辆战车的梦［第129页以下］在我那个“自学者”梦［第298页以下］中，第二部分完全是白天幻想的重现，说的是N教授的质朴对话。从梦的产生必须满足的复杂条件来看，更常见的是，现成的幻想只构成梦的一个部分，或者只是幻想的某一部分才能进入梦。

其后，幻想便受到普遍与隐梦其他材料相同的处理，尽管它在梦中仍然可以被识别为一个实体。

在我的梦中，经常有一些部分突显出来，让人产生一种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印象。我觉得这些部分比同一梦的其余部分更流利、更紧凑。同时也消逝得更快。我知道，这些都是进入梦中的潜意识幻想，但我从未成功地阻止过这种幻想进入梦中。此外，和梦念的其他成分一样，这些幻想也要经受精练、凝缩并相互叠置。但是，虽然幻想既可以原封不动地进入显梦内容，在另一极端上也可以只以其成分之一或以关系遥远的暗指在梦中表现，其间也有各种过渡情况。存在于梦念中的幻想将如何变化，显然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稽查作用和朝向凝缩作用的要求。

在选择解释梦例时，我尽量避免那些潜意识幻想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梦，因为对这一特殊精神因素的介入，必然要求对潜意识思维心理学的长篇大论。但就此而言，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回避对幻想的考察，因为它经常完整地进入梦境，而且更常见的是，我们从梦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它的存在。于是，我想到引证一例，它似乎由两个想象物构成。这两个想象物虽不同且相互对立，但在某些方面上却相互吻合，而且其中之一浮于表面，另一个幻想则是对它的解释［参见上文第490页］。[233]

这是我唯一未做细致记录的一个梦例，内容大致如下。梦者是一个未婚男青年，梦见他坐在一个经常光顾的餐馆。随后出现了几个人，想带他走，其中有个人甚至想逮捕他。他对同伙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来付账。”但他们嘲弄道：“我们都知道，人们总是这么说。”一个顾客在他身后叫道：“又走了一个！”他随后被带到一个小屋，里面有一个女人带着小孩。与他同来的一个人说：“这是缪勒先生。”一位警官或类似的官员一边翻着一堆卡片或文件一边说着：“缪勒，缪勒，缪勒。”最后他向梦者提了一个问题，梦者回答说：“我愿意。”他又回头看一眼那女人，却发现她长着大胡子。

此梦不难分出两个成分。其表面成分是逮捕想象物，似乎是由梦的工作新制作的。但在它的背后可以看出一些仅被梦的工作稍加修改的材料，即结婚想象物。两个想象共同具有的特征非常明显，类似高尔顿的合成照片。这个年轻人（其时还是个单身汉）说他还会回来与同伴一起吃饭的承诺，他的酒友们的怀疑，他们说“又走了一个（去结婚）”的叫喊——所有这些特征都适合于另一种解释。他对警官问题的回答“我愿意”亦如此。翻阅一堆文件并喊着同一个名字，与婚礼的一个不太重要、但依稀可辨的特征相对应，即宣读一堆贺电，所有这些贺电都标有同一个名字。新娘在梦中的出现这一事实表明，结婚幻想战胜了表面的逮捕幻想。询问得知……此梦未作解释——在梦的结束时新娘为什么会长上胡子。做梦前一天，梦者和一个与他同样怯于结婚的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位黑发美女迎面走来，他的朋友说，“但愿这位美女几年后别像她父亲那样长出胡子来。”当然，此梦亦不乏被进一步伪装的成分，例如“我以后付账”的说法可能是指他担心岳父在嫁妆问题上的态度。事实上，各种疑虑不安都阻止着梦者幻想满心喜悦地结婚，这种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婚姻会使他失去自由，梦中体现为一幕逮捕景象。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问题，即梦宁愿采用现成的想象物，而不从梦念材料中重新拼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解决有关梦的一个难解之谜。本书第26页提到一个众人皆知的轶事，即默里在睡梦中被一块木板击于后颈部，因而从一个长长的梦中惊醒，梦好像是充分展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故事。因为梦的结构紧凑，好像是为惊醒他的刺激做一解释，而他对这个刺激的出现又无法预料，所以唯一可能的假设就是，梦是在木板击中他的颈椎和他由此惊醒这一短暂时间内制作并表现的。对于清醒生活，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思维活动能如此之快，因而我们必须假设，梦的工作能够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上加速我们的思维活动。

这一迅速流行起来的结论，受到了某些现代作者（勒洛林，1894及1895；艾格尔，1895等）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怀疑默里对他的梦的叙述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又试图证明，就此梦而言，如果排除其夸张成分，那么清醒的思维活动在速度上并不比它慢。他们的讨论所引起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我认为并不能立即解决。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如艾格尔）所提出的论证，特别是关于默里断头台的梦的论证，并不能令人信服。我想对此梦做出如下分析。默里的梦表现了多年来在他的记忆中形成并保存的幻想。这一幻想在他被木板惊醒的那一刻被重新唤起了——或者说是被“暗示”了。难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此长的故事及其全部细节如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构成，这一理解上的困难便不存在了，因为整个故事早已形成。如果默里是在清醒状态下遭到小木板的撞击，那么他的思维活动当会如此进行：“这就像在断头台上被斩首一样。”但因为他是在睡眠时被击中颈部的，梦的工作便利用这一击中刺激的机会迅速地表现一个愿望满足；（从纯粹比喻的意义来讲）梦的工作好像是在想：“机会来了，这下可以表现某时某地在阅读过程中所形成的愿望冲动幻想了。”对于年轻人在令人激动的强烈印象的作用下编造出这样的梦故事，我想是无可辩驳的。在那个恐怖时代，无论贵族男女还是民族英雄，都能够满怀希望地视死如归，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风度高雅。对这样的描述，至少就法国人或研究人类文明史的人而言，谁能不为之振奋呢？试想自己与一位小姐吻别后勇敢地走向绞刑架，作为一个年轻人，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中是多么诱人！或者，如果幻想的主导动机是野心，那么想象自己是那么可怕的人物之一又是多么富有魅力，正是他们仅凭思想和辩才就控制了整个人心狂乱的城市，正是他们通过他们的信念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为欧洲的变革运动铺平了道路，而他们自己的命运却朝夕难保，终有一天他们自己的头颅也会落于铡刀之下！或者把自己想象成吉伦特党人或英雄丹顿，这又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在默里对此梦的回忆中有一个特征，即他是“在众人簇拥下被带上刑场”，表明了他的幻想正属于这野心一类。

这一久已准备好了的想象物在睡梦中也未必非要全景复现不可，它也可以一触即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演奏出几个音乐小节，并有人说是取自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那么许多回忆便立即同时呈现于我的内心，而不是一个一个地进入我的意识。某些关键词就能使整个网络同时进入兴奋状态。潜意识思想亦可完全如此。一个唤醒刺激就可以使某种精神入口兴奋起来，从而使整个断头台幻想得以呈现。但是，这一幻想并非在睡梦中逐幕展示，而是只存在于睡者醒后的记忆中。醒后他记起了幻觉的全部细节，而在梦中，这一幻觉只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激活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确信，所有忆起的事情都是梦中发生的。这一解释——即现成的幻想作为一个整体被唤醒刺激所激活——也适用于其他一些集中于唤醒刺激的梦，如拿破仑在饵雷爆炸前所做的战役梦［第26页及第233页以下］。

J.托波沃尔斯卡（Justine Tobowolska）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收集了大量梦例[234]，用以说明梦中时间的久暂。在这些梦中，我觉得最富启发性的是马卡里奥［1857，第46页］报告的剧作家卡西米尔·博佐所做的梦。一天晚上，博佐想去参加他的作品的首演式，但他太疲困了，以致帷幕刚揭开时他就打起瞌睡来。他在睡梦中将全部前5幕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并观察了观众对各幕的情绪反应。演出结束时，他高兴地听到，观众以热烈的掌声欢呼他的名字。

突然间他醒了，他无法相信他的视听，因为演出才刚刚开始；他睡着的时间还不过两分钟。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这一梦例中，梦者将剧的前5幕过一遍并观察观众对其中每一段落的态度，并不需要在梦中制作任何新的材料，而只是（在我上述意义上）对已经完成了的幻觉活动的一个片断的复制。和其他作者一样，托波沃尔斯卡强调，观念加速流动的梦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与其他梦相比，它们显得特别紧凑，而且对这种梦的回忆是概括的而不是细节的。这一特征确实为已经完成的这种幻觉在被梦的工作激活之后所拥有，虽然上述作者并未能够得出这一结论。当然，我并不断言，所有被唤醒的梦都能做出这种解释，或者说，梦中的观念加速流动问题都可以以这种方式完全消解。

讨论至此，我们不能不考察梦内容的润饰作用与梦的工作的其他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否假设，梦的建构因素——如凝缩倾向、逃避稽查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对梦所能利用的精神手段的表现力的考虑等——首先将所提供的材料聚合为一个暂时的显梦，然后对这一暂时性的显梦重加安排，以尽可能适合第二种动因的要求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必须假设，这第二个因素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构成了梦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而且，和由凝缩作用所设置的条件、由抵抗所引起的稽查作用以及表现力一样，这一条件在诱导和选择的意义上，同时对梦念中的大量材料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如何，在梦的形成的四个条件中，我们最后讨论的这个条件对梦的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