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受压制的愿望一旦发挥效力,那么继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进入意识)就遭到失败。这种失败表现为痛苦和不愉快。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在睡眠中产生了一种源于躯体的不愉快感觉,梦的工作就会利用这种感觉使某种原来受压制的愿望获得满足,尽管它要或多或少地受着不断出现的稽查作用的制约。[212]
正是这种事态使一组焦虑梦的出现成为可能——即梦的结构不利于愿望理论的观点。另一组焦虑梦则显示了不同的机制;因为梦中的焦虑可能是精神神经症的焦虑:它起源于心理性欲的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与被压抑的力比多相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焦虑就如同整个焦虑梦一样,具有了神经症症状的意义,而我们也就临近梦的愿望满足目的失败的临界限度。[见第160页以下及第579页以下]但也有一些焦虑梦(如第一组),其焦虑感来自躯体,如呼吸困难是来源于肺病或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利用梦的形式来帮助那些遭受强烈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这些愿望如果由于心理原因而入梦,也会导致焦虑的缓解。然而要调解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焦虑梦,也并非难事。这两类焦虑梦都包含了两种精神因素:一种是感情倾向,另一种是观念内容,两者又密切相关。如果其中一种因素当时异常活跃,它可以甚至在梦中唤起另一种因素。
在一种情况下,受躯体决定的焦虑唤起了被压抑的观念内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伴有性兴奋的观念内容从被压抑中释放出来,从而导致了焦虑的缓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由躯体决定的自我感情得到了精神上的解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尽管整体上是精神决定性的,但受压抑的内容不难被与焦虑相符合的躯体因素所替代。影响我们理解的所有困难都与梦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困难的产生是因为我们触及了焦虑的发生和压抑问题。
在内部机体刺激中,无疑包括了身体的一种普遍感受性[见第35页](或弥散的一般感受性),它能支配梦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它本身提供了梦的内容,而是说,它强迫梦念去选择梦中出现的材料,取其与它性质相适合的部分而阻止另一部分。除此以外,前一天遗留下来的肌体普遍感受性也无疑会把它们自己同对梦具有重要影响的精神残余物联系起来。这种总的心境可以在梦中保持不变,也可以发生变化,这样,如果是不愉快的,也可以变为其对立面。[213]
因此,在我看来,睡眠中的躯体刺激源(即睡眠中的各种感觉)除非具有非常不一般的强度,否则在梦的形成中,其作用与最近几天中遗留下来的那些新近但却无关紧要的印象所起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相信,如果它们与来自梦的精神来源的观念内容相契合,便会帮助梦的形成,否则就不能帮助梦的形成。它们被看成是随手可取的便宜材料随用随有,不像那些珍贵的材料在用时非以指定的途径方能获得。打个比方说,就如一位艺术爱好者请一位艺术家将一块宝石如条纹玛瑙雕成一件艺术品,那么这块材料的大小、颜色、纹理都可以帮助表现某种主题和景物。如果材料只是大理石或沙岩等普通材料,艺术家只凭他自己当时想象的观念就可以加工了。所以在我看来,按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由普通强度的躯体刺激所提供的梦内容为什么并不在每晚或每一梦中都出现。[第226页][214]
我最好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这样更会让我们回到释梦问题上去。
一天,我想发现手脚滞碍、动弹不得、力不从心等现象含义是什么,这些感觉经常在梦中出现,与焦虑梦十分相似。当晚我做了如下一个梦:我穿戴不整,正在上楼,上楼时一步三个台阶,并为我的精力而感到高兴。突然,我看到一个女仆下楼,向我走来,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企图加快走上去。可是我觉得脚叫什么东西绊住,动弹不得,一步也离不开原地。
分析——梦中的情景来自现实生活。在维也纳,我拥有一幢楼房的两层,但是只有公用楼梯。
我的诊室和书房在一楼,我的起居室在楼上。每天很晚时,我完成了下面的工作,上楼去卧室。
在做梦前一天,我的确衣帽不整走过这段路程——即我已取下了硬领、领带和硬袖。在梦中我则穿得更少,但和平常情况一样,又有些印象不清楚[参见第245页]。我通常上楼也是一次迈两三级,这在梦中可以认出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轻松地上楼说明我自己的心脏功能很叫人放心。
还有,这种上楼的方式与后来梦中受滞碍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告诉我——无须证明——梦的运动动作表现得完好无缺。(人们只要回想一下飞行梦就可以了。)
但是,我上的楼梯并不是我家的楼梯。开始我没有认出来,后来向我迎面走来的那个人的身份帮我弄清那是什么地方。这个人就是我一天都去打两遍针的那位老妇人家的女仆[参见第118页]。楼梯也就像她家那个我一天走两遍的楼梯。
那么,这个楼梯和这个女人怎么进入我的梦呢?由于衣冠不整而感到羞愧无疑与性有关,但是我梦见的那个女仆比我岁数还大,而且丝毫没有吸引力。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我想是这样的:
我每天早晨去访问这户人家,在上楼时总有一个要清清喉咙的愿望,于是就把痰吐到了楼梯上。
因为这楼上上下下没有痰盂,所以我认为如果楼梯不能保持清洁,那错不在我,而在于没有痰盂。
那个女管家是个稳重的老妇人(也是一个很有清洁习惯的人)。她对我这种做法很有看法。她常常窥探我是否又弄脏了楼梯。如果她发现我又这样做了,她就会大声抱怨。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见面时,她都不问候一声。在梦的前一天,女管家的形象又以女仆的形象得到加强。
同以往一样,我匆匆看望了我的病人,这时女仆在厅里拦住我说:“你应该擦擦你的靴子,你的脚把红地毯弄脏了。”这正是楼梯和女仆出现在梦中的原因。
在我匆忙上楼和吐痰之间还有某种内在联系。咽炎和心脏病被认为是对吸烟恶习的两种惩罚。
由于我吸烟,所以我家的女管家对我也不比另一家的强。所以这两件事在梦中就成了一个。
在能够解释衣帽不整这典型的梦之前,我必须先把这个梦的进一步解释推迟。我只能从现在这个梦得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梦中运动被禁制的感觉只能在前后特殊情节需要时才能发生。
梦内容中这部分原因不会是睡眠时我的运动能力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此前不久,(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我还轻快地跑上楼呢。[215]
四、典型的梦
一般情况下,如果别人不把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思想告诉我们,我们便无法对他的梦进行解释。因此,我们释梦方法的实际应用性也就受到严重的限制。[216]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般规律,每个人都可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地构建自己的梦世界,因而对别人来说是难以明白的。不过,现在看来,与此形成完全对比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几乎人人都做的很相像的梦,而且我们断定它们一定有着相同的含义。这些典型的梦就会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很可能有同样的来源,而且都很好地显示了它们的来源。
因此我们特别期望能将我们的释梦技术应用于这样典型的梦,同时我们又很情愿地承认,我们的技术在对这些材料的应用上又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试图去解释一个典型的梦,常常是梦者不能像在其他情况那样产生可以导致我们理解的联想,或者即使有,也很模糊或无足轻重,不能对我们解释问题有多大帮助。在本书的后面[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该如何弥补这一技术上的不足。读者也会发现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涉及这组典型的梦,而且必须延迟对其他梦的考虑。[参见第384页以下][217]
(一)令人尴尬的**梦
梦见**身体或在陌生人面前衣不遮体的情况会时有发生,而且伴随着这样的特点,即梦者并不感到羞愧。我们在此只讨论这样一些**的梦,梦中梦者的确感到羞愧或尴尬,并想躲藏起来而又发生了奇怪的滞碍让你无法逃避这种窘境。只有伴有这种现象的梦才算是典型的梦,否则,梦内容的主题便可包括在不同的情节之中,并因人而异。它的本质在于有一种羞愧性质的痛苦感情,在于有躲避的愿望,而又照例以移开的方式躲避却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里所谓**,其性质往往不很明确。梦者可能会说:“我穿着内衣的”,但这也极少是一幅清晰的图景。这种不穿衣服通常是含混的,对它的描述可能是选择性的:“我穿着内衣,或可能是穿着衬裙。”一般情况下,梦者衣着不全并没有达到令人羞愧的程度。在一个身着皇家军装的士兵身上,往往以不合风纪而代替**,如“我没有戴佩刀在街上行走,这时看见几个军官向我走来”,或者“我没有系领带”,或“我穿着花格裤子”等等。
感到羞愧的人常常是在陌生人中间,这些人的面目很难辨认。在典型的梦中,这种衣冠不整很少引起旁观者的反对或注意。相反,他们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或(如我所观察的一个十分清晰的梦)面容严肃、冷峻。这一点是很值得考虑的。
当我们把梦者的尴尬同旁观者的冷漠放在一起时,我们会看到梦中常见的矛盾情况。如果旁观的陌生人表现出吃惊、嘲弄或愤怒,那倒会符合梦者的感情。但是这种情况的反对性特征,在我看来是让愿望的满足给一笔勾销了,而梦的某种力量却使其他特征保留下来,梦的这两个部分就经常变得彼此不协调。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这一类梦由于愿望得到了满足而部分地进行了伪装,所以使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因此它也成了汉斯·安徒生那家喻户晓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的根据。最近路德维希·弗尔达[218]在他的童话剧《吉祥物》中对它也有所表达。安徒生的童话告诉我们,两个骗子如何为皇帝织了一件昂贵的长袍,而且说只有有道德和忠实的人才能看得见。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见的长袍走了出来,所有的旁观者害怕这件丝织物有着试金石的魔力,都装作看不见皇帝的赤身**。
我们梦中的情境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轻易地假设存在于记忆中的梦内容的不可理解性已导致重铸一种使情景合理的形式。不过,这种情景处在已被剥夺了原来意义而被用于新奇的用途。
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对第二精神系统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这样地误解梦的内容是个常常发生的事情,而这种误解必须被看作是梦所假托的最终决定形式的因素之一。[219]此外,我们还将发现这种误解(也发生在同一精神人格之内)在构成强迫观念和恐怖症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够指出产生这种误解的材料是什么。骗子就是梦,而皇帝就是梦者自己。梦的道德目的揭示了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模糊认识,即梦的隐意与沦为压抑牺牲品的被限制的愿望有关。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从梦的情节看来,这类梦无疑以儿童早期记忆为基础。只有在儿童期才有在家人或保姆、女佣、客人等外人面前不因**而感到羞耻。[220]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儿童年纪已稍大一些时也以不穿衣服感到快乐而不是羞耻。他们又蹦又跳,拍打自己的身体,这时他们的母亲或旁的什么人会斥责他们:“嗨,不许这样!以后不许这样!”儿童常保持一种**的愿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乡村都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岁的孩子向你撩起小衬衫,或许这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我有个患者还清楚记得他8岁那年的情景。晚上,他想跳着舞进入隔壁小妹妹的卧室中去,当时他只穿着睡衣,但被保姆阻止了。在神经症的早期,对异性儿童**自己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脱衣或穿衣时觉得有人在窥视的偏执性妄想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根源。停留在性欲倒错阶段中,有一类人的这种幼稚冲动已发展到病态程度,即“暴露狂(癖)”。[221]
当我们回顾童年期没有羞耻心的那个阶段,我们就如同在天堂一般,天堂本身就是个人在童年期的一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天堂里可以**而并不感到羞耻的原因。一旦羞愧与焦虑觉醒,人类就被逐出天堂,**和文化生活也就开始了。但是在每天夜里的梦中,我们仍可以重返天堂。我曾做过一个揣测[第218页],童年期[即3岁末以前的阶段]印象力求再现而不考虑其活动的内容如何,而这种再现就构筑了一个愿望的满足,所以,**梦就是一种表示**的梦。[222]
**梦的核心在于梦者自身的形象(不再是儿童期而是当时的本人)和他的衣着不整(这方面往往表现不很清晰,或由于后来不穿衣服的多重印象的叠加,或是由于稽查作用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那些令梦者羞愧的在场的别人的形象。我没有遇到过在儿童时梦中**有真正的旁观者出现,所以,梦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奇怪的是,我们在童年期的性兴趣的对象在梦、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复现时全部被省略掉,而只有在妄想症中才出现,尽管他们看不见,但在幻想中仍然认为他们存在。在梦中代替他们的是“一群陌生人”,他们根本不注意这种不敬的行为。实际上,这正与梦者的愿望相反,梦者希望的只是想对他们所熟悉的人做出一种**的表示。顺便说一下,“一群陌生人”常常出现在梦中,是与其他方面有许多联系的,他们总是代表一种反愿望的“秘密”。[223]人们会注意到,即使在妄想症中,一切事物得到复原,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的情况。病人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身边还有许多人,他受到窥视,但这些旁观者都是“一群陌生人”,他们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
除此以外,压抑也在**梦中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人们在这样的梦中所感到的压抑是对作用于**内容的继发系统的反应,那种**的愿望尽管受到禁止,但仍想办法表现自己。如果这种压抑可以得到避免,则这种**的场面也就不会复活了。
我们以后还会回到受禁阻的感觉的讨论上,它令人敬佩地表示了意志及其否定的冲突,潜意识的目的要求这种**的出现,而稽查作用却极力遏制。
毫无疑问,典型的梦和童话,以及其他文学创作的材料之间的联系绝不会为数很少,也不会是偶合。有时目光敏锐的创作家能把这一种转换过程加以分析展现出来,在这过程中他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果真如此,他就会沿着这个过程相反的方向而追溯这一想象的图景而回到梦。我的一个朋友叫我注意一下哥特弗莱德·凯勒尔的《年轻的海因利希》中的一段文字[第三部之第二章]:“亲爱的李,我希望你在切身的经验中决不要体验到奥德赛浑身尘土、赤身**地出现在瑙西加和她的女伴面前的那种特殊而有趣的困境。我来告诉你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子。如果你流浪在异国他乡,远离故土、亲人和朋友,如果你看到、听到许多事,而且经历了辛酸与焦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那么,你准会梦到你返回家园,你会看到它闪耀在迷人的光芒之中,许多你最亲爱、敬重的人都向你走来。这时你突然意识你衣衫褴褛,赤身**,仆仆风尘。你会有一种无名的羞耻心和恐惧感。你想找到什么东西遮掩自己或躲藏起来。
这时你大汗淋漓,从梦中醒来。这是每一个游子,只要他一息尚存,所必然做的令人不快的梦。荷马正是从最深刻的永恒人性中挖掘出这一幅困窘的图景。”诗人赖以唤醒其读者的人类最深邃和永恒的人性,在于那些植根于已变成记忆前期的儿童时期的心灵冲动之中。来自童年的那些被压抑和被禁止的愿望在梦中冲破阻力进入游子合法化的梦的背后而进入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瑙西加的传说中,梦总是能找到具体的形式,而又以一种焦虑梦作为结局的原因。
我那个急步上楼而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的梦,同样也是一种**梦,因为它带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也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经验。如果这些经验能够被发掘出来,它们也会帮助我们通过那个女仆对我的行为(责怪我弄脏地毯)确立她在我梦中的地位。有时,我能提供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中,人们学会把时间临近性解释为主题的连接性。[参见下文第314页]两个思想没有间隔地发生,而没有明显的联系,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一部分,这要有待于发现。
这就像我们先写一个a,又接着写一个b,在发音上我们会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音节“ab”。
梦也是一样。当我明白了上楼梦的其他成分之后,便知道它是由一连串梦组成的。因为这一梦被其他梦包围着,所以它也是对同一题材的处理。这些其他的梦都以从我出生到2岁半期间照顾我的保姆的回忆为基础。我甚至保留了一个关于她的比较模糊的有意记忆。根据我母亲不久前对我讲的一个情况,她虽然又老又丑,但她却精明有能力。从我自己的梦我可以推断出她对待我并不很亲切,如果没有按她的清洁标准去做,她对我说的话是很粗暴和尖刻的。这样,那位女仆,由于担负了这项教育我的任务也就成了我有记忆之前我的保姆的化身。有理由认为这个孩子是爱这个教训他的保姆的,尽管她那样粗鲁地对待他。[224]
(二)有关亲人死亡的梦
另一组可以称为典型梦的是关于亲人如父母、兄弟、姊妹或孩子等死亡的梦。这种梦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必须事先区分开来:一种是梦者本人并不感到悲恸,因而醒来时对自己缺乏应有的情感而惊讶;另一种是梦者悲痛不已,甚至在梦中就痛哭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第一类的梦,因为它们算不上“典型”。我们如果分析这些梦,会发现它们有与显梦不同的含义,而且它们有意隐藏其他一些愿望,如那个看见自己姐姐独子躺在棺材里的梦(第152页)。它并不意味着她希望自己的小侄子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隐藏了一个愿望,即她想见她非常喜爱的人,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她曾在另一个侄子的棺材旁与他见过面,而且相隔也是很长时间。这个愿望(这是梦的真实内容)没有机会表示悲哀,所以,梦也没有表示出悲哀。可以注意到梦里所感受到的情感属于隐意而不属于显意。因此梦的观念内容仍然保持未变。[225]
第二类梦则很不相同,在这些梦中,梦者想你亲人真的死去,而且的确十分悲伤。这些梦的内容是一种愿望,所梦到的人可能会死。因为我预料到我的读者尤其是有类似梦经历的人都会反对我的看法,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证据放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
我曾经讨论过一种梦,它告诉我们在梦中表现得已满足的愿望往往不是目前的愿望,它可以是过去被抛弃、被掩蔽或受到压抑的愿望。因为它们又重现于梦中,所以我们承认它们继续存在。
它们并没有像字面上所说的死去了,而是如《奥德赛》中的那些鬼影,一旦喝到鲜血又会复活。
那个躺在“木箱”中的死孩的梦就涉及15年前的一个愿望。而且梦者本人也承认那时的确有过这种愿望。我还可以补充(这也带有梦的这一理论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愿望的背后也还隐藏着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准确日期已经不能记得了),她曾听到母亲说,在她怀着她的时候,她正在深深的忧郁之中,因此曾有过胎儿死去的愿望。当这位梦者长大成人并且也怀了孕时,她效法了她母亲的榜样。
如果人们做了带有任何痛苦迹象的梦,如父母、兄弟、姊妹死去,我决不会以梦为例证明梦者希望亲人现在死去。梦的这一理论并不要求如此,但我可以推断,梦者童年期曾有过希望他们死去的愿望。而且我仍担心这种保守的说法不足以说服我的反对者。他们会否认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正如极力反对他们现在有这种想法一样。因此我必须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已消失的儿童心理生活的那一部分。[226]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儿童与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这种关系假定为一种亲爱的关系。从我们经历过的成年兄弟姊妹之间不和睦的例子,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事实,即这种不睦在童年期就已存在。但在许多成年人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即他们现在互相友爱、热情支持,而小时候却互相为敌。年长的孩子欺侮比他小的弟弟、妹妹,侮骂他们,或抢夺他们的玩具。而年幼的则敢怒不敢言,忌妒和害怕他们,向他们表示最初的自由和正义感。父母总是抱怨孩子的不和,但又不知是何原因。其实不难发现即使是性格再好的孩子,他们的性格也不会如成人所期待的那样。孩子们几乎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强烈地想到自己的需要,不顾一切地要满足这些需要,特别是与自己的对手,其他儿童,而且首当其冲的是自己的兄弟姊妹,互相竞争。我们并不因此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而只说他“调皮”。他们对其恶劣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在我们的眼里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即他们理当如此,因为在他们尚未结束我们所说的儿童期以前,利他主义的冲动和道德意识已在这个小利己主义者和(用梅耐特的话来说)第二自我的意识中萌醒,并会掩盖原发性自我。当然,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并非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就同时一起增长,其发展期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这种发展未完成,我们说是一种“退化”,尽管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中的受阻。在这种原发性性格被后期发展所掩盖后,它仍然可以再次暴露出来,在许多事件中会部分地显露出来,或在癔症中表现出来。在癔症病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与调皮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之间,简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之相反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它与强加在蠢蠢欲动的原发性性格的一种超道德观念相一致。
许多人看上去很爱他们的兄弟姊妹,而且当他们死去时也感到悲痛,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存有邪恶的愿望。这种愿望起源于童年期,而且有时会在梦中得到实现。
观察两三岁或更大一点的儿童对待他们小弟弟、小妹妹的情况也是十分有趣的。例如,一个孩子始终是独生子,现在听说鹳鸟给他带来一个新的婴儿。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新来的婴儿,然后毅然地说:“鹳鸟还会把它带走的。”[227]我对这样的看法是很看重的,即儿童会对新添的弟弟妹妹可能给他带来的不利有正确的估价。我认识一位妇人,她现在与小她4岁的妹妹相处很好,但是她告诉我当她最初听说一个新生的弟妹即将降临时,她这样描述:“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把我的红帽子给她!”即使一个孩子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情况,他的敌意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我知道一个事例,一个不到3岁的小姑娘要和摇篮里的婴儿去拼命,因为她感到这个婴儿的继续存在对她不会有好处。此时,儿童的忌妒心已十分明显和强烈。而且如果婴儿期的弟弟妹妹一旦夭折,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会发现全家人的宠爱又会重新集中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在这之后鹳鸟又给他带来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宠儿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他也会遭到与前一个一样的命运,这样他又可以如没有他们时一样快乐[228],这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正常情况下,儿童对待弟妹的态度在不同年龄段也有所不同。如果长幼间隔相当大,则年长的姐姐会对无助的新生弟妹有一种母亲本性的涌动。
儿童时期对弟妹的敌意情绪是常常发生的,而粗心的成年人往往不注意。[229]
我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生,让我没有时间在这一方面观察他们。我现在观察我的小外甥以补这方面的缺欠。我这位小外甥在专横统治15个月后,这种统治被一个女性小对手的降临所颠覆。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小男士对他的小妹妹的确有点骑士风度,亲吻她的小手,抚摸她。但我敢说,在不到两岁时,他就会用他的语言能力来批评她是个多余的人了。当大人提及她时,他总是说:“她太小,她太小。”近几个月,这个女婴已长大一些了,不能再说她太小了,于是这个小男孩又寻找出别的理由,说明不需要对她有多关照。一有机会就会向大人提醒她还没有长牙。[230]我们还都记得我另一位姐姐的大女儿,当时她6岁,用了整整半小时逐一地向她的姑姑姨母们讲一个问题,并非得让她们同意她的看法:“露西还不懂这些,是吧?”她的小对手露西是她才2岁半的小妹妹。
以我的女患者为例,在她们之中我没有发现一例在其兄弟姊妹死亡的梦中不包含敌意的。仅有一个例外,但它也不难解释为这一规则的佐证。有一次,我在上分析课,向一位女患者解释这一原则,因为我认为她的病症与此有关。可是令我奇怪的是她从未做过这类梦。她在四岁时做过一个与此显然无关的梦。当时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以后那个梦曾反复出现:一大群儿童,都是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什么的,在一个大操场上玩耍。突然,他们都长了翅膀(飞上天不见了)。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原始形式也是她的哥哥姐姐们都死亡的梦。但几乎没受到稽查作用的影响。我想对这个梦做一个大胆的分析:有一天,这一大群的孩子中有一个死去了(从例子看,这一家兄弟俩的所有孩子都在一个大家庭中抚养成长),这个不满4岁的孩子(梦者)去问一个聪明的大人,孩子死了是怎么回事?想必回答是:“他们长了翅膀变成了小天使。”听了这话之后,梦者就梦见了所有的兄长、姐姐都长了翅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天使般地飞走了。只有我们的小凶手留了下来。说来也怪,在一大群中只留下一个。我们猜测十有八九是在操场上玩耍的那群儿童在飞走之前是一群蝴蝶。我们的那个梦者的思想是受古代传说的影响,认为人类的灵魂长着蝴蝶般的翅膀。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打断我:“即使孩子们对兄弟姊妹存有敌意冲动,但怎么可能会坏到这个地步,甚至希望比他强的对手死去?似乎死就是唯一的惩罚方式。”凡是讲这种话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儿童对死亡概念的理解与我们对它的理解简直是大相径庭。儿童对腐朽、冰冷的坟墓,一种永恒的虚空等概念一无所知,所以也无从畏惧,而成年人对这些概念则认为是无法忍受的。
因为小孩子对死亡不心存恐惧,所以可以把这恐怖的事当作儿戏,并用它吓唬同伴:“如果你再这样,就让你死,就像弗朗兹那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会吓得浑身打颤,可能她想到,世界上的人类大部分都活不过童年期。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很可能会对母亲说:“妈妈,我太爱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也把你制成标本,放在我房中,我可以随时看到你。”所以,儿童关于死亡问题的看法与成人的看法是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231]
此外,对从未见到过死前痛苦景象的儿童来说,“死亡”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了解是什么带来这种“不在”,不知是旅行、失业、疏远,还是死亡。[232]
如果一个小孩年龄非常小时,保姆就被解雇了,而不久,他的母亲也死了,他就会把这两件事叠合成一个单一系列留在记忆之中。当大人不在时,孩子们并不很想念他们。母亲们常常很伤心地说,在她们出去度假几个星期回来,听到的消息竟是孩子们并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妈妈。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妈妈真的去了“未知世界”,从那里从未有过返回者,儿童最初似乎是忘记了她,只是在以后才又想起母亲。
这样,如果一个孩子有理由希望另外一个孩子不在场的话,他就可能不加限制地以那个孩子的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而对包括死亡愿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了,尽管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愿望的内容不相同,它们无论如何在其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是与成人相同的。[233]
如果一个小孩有希望兄弟姊妹死去的愿望用儿童的自我主义来解释,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是竞争的对手,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对自己父母亲死亡的愿望呢?父母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满足他的种种要求,难道他为了保持这种自我主义就可以导致这种愿望的产生吗?
这个难题的解决要靠对父母死亡的梦进行观察,而且死亡的父母多与梦者是相同性别。
即男子常常梦见自己的父亲死去,而女人则梦到母亲死去。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的,但我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十分明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才能对此做出解释。[234]说得直率一些,这是一种早年性偏爱的体现。似乎男孩视父亲为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如果排除了对方,显然会对自己更有利。
在把这个想法斥为荒诞之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必须区别孝顺这种文化标准对这种关系的要求和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所看到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一种敌意,这种关系为一些无法通过稽查作用的愿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让我们先看一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给予基督教十戒教规的尊严模糊了人们对真实生活实际的观察能力。我们似乎不敢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已违背第五条戒律。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里,孝顺已被其他兴趣所代替。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和传说传递给我们的模糊信息,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图画:父亲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君王般的统治着。克罗诺斯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就像公野猪吞食了母野猪刚生下的幼崽。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并取而代之。[235]在古代家庭中,父亲的家规越不严厉,作为指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感到自己与父亲处于一种敌对的位置,他也越不耐心地盼望通过父亲的死来取代父亲的位置成为统治者。即使在中产阶级家庭之中,习惯上父亲也不愿儿子们独立,并不提供给他们独立的手段,这个过程就增强了敌对意识的滋长。一个医生就常会注意到儿子在丧失父亲时的悲痛,同时又由于终于获得自由而产生的满足。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父亲仍抱着陈腐的父亲权威观念不放,而易卜生则把父子冲突矛盾写入作品中,从而使他的作品产生轰动效果。
母女之间的冲突情况则表现在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在性方面的自由,但她发现自己处在母亲的监视之下;而母亲则从女儿的成长中看到自己芳华已逝,不得不放弃性满足的欲望。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人们却因孝顺观念根深蒂固而没有用这些现象去解释梦。此外,上述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希望父母死去的愿望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期。
这种假设在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更进一步地得到证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儿童的性欲望——如果在其萌芽期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很早就已萌醒了。女孩的最初情感是针对她的父亲,[236]男孩则是针对他的母亲。这样一来,父亲就成了干扰儿子的对手,母亲则成了女儿的对手。我曾在兄弟姊妹间的情况中分析了产生死亡愿望的情感是多么容易发生。父母也往往显示出性的偏爱,一般地自然地倾向是父亲偏爱自己的小女儿,而母亲更偏向儿子。只要他们的判断力没有被性的魔力所干扰,他们还都是关注子女教育的。孩子们对这种偏爱是敏感的,因而对不表示偏爱的父母一方表现出对立情绪。被成年人所爱尚不能给儿童带来特殊需要的满足。它意味着在各个其他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样他就会受性本能的驱使并在他的选择与父母所显示的偏爱相融合时更增添新的力量。
这些幼稚偏好的迹象,大部分被人们忽视了。而有些则需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中观察到。我一个熟人的8岁的女儿常常抓住母亲离开餐桌的时机宣称是她的继承者:“现在,我就是妈妈了。你还要点蔬菜吗,卡尔?好,那就自己动手吧!”等等。一个非常聪明、活泼的4岁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心理特征十分明显,曾公然说:“妈妈应该离开了,然后爸爸一定娶我,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但是这种愿望在一个小孩心理上产生与她对母亲的依恋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小男孩当父亲不在时允许睡在母亲身边,但一旦父亲回来,他又不得不回到他不大喜欢的保姆或其他什么人的身边去睡,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愿望:最好父亲永远离开,这样他可以总在最亲爱的妈妈身边。达到这一愿望最明显的方法是父亲死去,因为在孩子的经验中,只有“死去”的人,如爷爷,是永远不回来的。
尽管我们对幼小儿童的这类观察与我的分析完全吻合,但在对成年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医生未必完全相信。在后者情况中,我们所考虑的梦引入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愿望的梦。
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心情十分沮丧,而且泪流不止。她说:“我再也不想见我的亲戚们了,他们一定认为我很可怕。”她接着又向我讲述了一个梦。那是她4岁时的梦。当然她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一只猞猁或狐狸[237]在房顶上走,突然有什么东西倒下了,或她自己倒下了;接着她的母亲被人抬出房子死了。——这时她哭得很伤心。我告诉她说,这个梦意味着她小时候曾希望她的妈妈死掉,所以她的亲戚才认为她可怕。我还没等说完,她又补充了一些有助于释梦的材料。“猞猁眼”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一个街头顽童骂她的话。当她3岁时,一片瓦从房顶上滑落,打破了她妈妈的头,当时血流如注。
我曾有机会对一位经历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妇女做过详细的研究。她一开始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厌恶,只要母亲走近她的床边,她就又打又骂,而她对比她大得很多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清醒但很冷漠的状态,而且睡眠很不安稳。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她的治疗,并分析她的梦。其中大量的梦都或多或少带有伪装,并与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次是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又有一次是她和姐姐都身穿丧服坐在桌子旁。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她病情好转一些之后,又出现了癔症恐怖症。在各种恐怖之中最折磨人的是担心她母亲会发生什么事。不论在哪儿,她都急于要回家,以证实她母亲的确还活着。这一病例,结合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内容,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它展示了心理机制对同一兴奋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就如同译成不同的语言一样。在混乱的状态中,我相信,继发性心理动因被原来被压抑的原发性动因所推翻。她对母亲的潜意识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当安静下来之后,即反叛被镇压,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唯一敞开的领地是可以使她的母亲死亡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做梦的境域了。当更为正常的状态更坚定地建立起来时,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过度的悲伤。根据这种观点,为什么这个患癔症的姑娘又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就不难解释了。
在另外一次机会里,我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潜意识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他因患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他怕他会杀掉任何在街上遇到的人。他整天准备各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防他被控告与城里所发生的谋杀案有牵连。顺便补充一句,他是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顺便提一下,分析导致了他的康复)表明:这一症状的基础是来自杀害他有些过分严厉的父亲的冲动。令他惊讶的是,这种冲动在7岁时就已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实际萌发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当他的父亲因病而痛苦地死去之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就出现了,他(当时31岁)采取了一种转移到对陌生人的恐怖形式。他觉得一个想把自己亲生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去尊重那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命呢?所以,他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38]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经验已很广泛),在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父母起到了很大作用。爱其中一个而恨另外一个是诸多心理冲动中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它在儿童时期形成而在现在的病症中起主导作用。
我并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正常人有多大的差别,即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特殊东西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比其他大多数儿童表现出对父母更明显以及更强烈的爱和更深切的恨,这在偶尔对正常儿童的观察中便可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也被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证实,但是这一传说的普遍感人的力量,只有在认为我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同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我所要讲的是俄狄甫斯(Oedipus)王的故事以及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幼年遭抛弃,因为拉伊俄斯受到神谕的警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将来会杀死他的父亲。但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虑,他也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因为他注定要杀父娶母。
在一条他自认为是离开家乡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由于发生争执而杀了他。他接着去了底比斯国,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被底比斯人拥戴为王,并让他与伊俄卡斯忒结了婚。他统治底比斯很长时间,而且治理得很好,和平安宁,深受爱戴。而伊俄卡斯忒(他不知其为己母)又为他生了两儿两女。但不久,底比斯瘟疫流行,人们又求询神谕,正是从此处索福克勒斯展开情节写下一出悲剧。信使带回神谕说只要把谋杀拉伊俄斯王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就会止住。
但是他,在哪儿?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古老罪恶的蛛丝马迹?[239]
这出剧主要在于揭露凶手的过程,情节延宕,**迭起——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有密切的联系。他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在得知这一切后,极为震惊,自戕双目,离家出走,神谕得到实现。
《俄狄浦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运悲剧,据说,它的悲剧效果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摆脱厄运控制的对照。那些深受感动的观众所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人力必须服从神的意志,并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现代的剧作家也据这一原则通过把类似的冲突编入到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情节里,以达到相同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对那些剧中某个无辜的角色尽最大努力而没有阻止神谕的实现的情节,却无动于衷,所以后来的命运悲剧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俄狄浦斯》像感动当年希腊观众那样感动当代观众,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它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应在于那些构成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内心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时刻准备承认这种强加到俄狄浦斯命运上的力量,而认为(格利帕译尔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命运悲剧是无稽之谈。而这种因素实际上在俄狄浦斯王这出剧中也有。
他的命运能感动我们,只是因为那可能也是我们的命运,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它使我们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了我们的母亲而把最初的怨恨和第一个谋害的愿望指向了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仅是告诉我们,自己儿童时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比这位国王更为幸运,因为我们成功地克制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忘却了对父亲的嫉恨,没有成为精神神经症的患者。我们的原始欲望在俄狄浦斯身上获得了满足,我们又以整个的压抑力量从他那里缩退回去,从而也压抑了原来心中的那些欲望。诗人展示了过去,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又迫使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冲动虽然被压抑下去,但仍可以发现。我们在剧本末尾的合唱中会看出这种对照: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他解开黑暗之谜,智慧超群,位达至尊。
他吉星高照,光华四射,羡煞世人,而今蓦然身陷苦海,怒浪排天,难保自身。[240]
——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所敲起的警钟,警示我们这自以为从童年时起就如此聪明如此强有力的人类。正如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对这些欲望一无所知,缺乏道德,这些一切都是天性强加于我们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我们一回想起童年的一幕,都会闭上眼睛不好意思再去回顾。[241]
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文中清楚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源于一些古老的梦的材料。
由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的与父母关系的痛苦的紊乱,并以此作为剧本的内容。此时,当俄狄浦斯(尽管他尚蒙在鼓里)已经为神谕之事感到不安,可是伊俄卡斯忒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梦,许多人都做梦的,因为,她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
在此以前有许多人做梦,梦见与孕育他的人成亲,尽管他们也曾有过预兆,却从未因此而心急如焚。[242]
今天,就和从前一样,许多人曾梦到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每谈到这件事都既气愤又吃惊。这也正是这个悲剧的关键和给梦见父亲死去的一种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正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都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这个传说也一定包括了恐惧与自责。经过对梦材料不恰当的润饰作用,梦产生进一步的改变,变成了以神学为目的。(参看**的梦,第243页以下)这种企图把神明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努力,同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一样,势必会失败的。
另外一个悲剧创作,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一样,是植根于相同的土壤中的。[243]但是对于同样的材料的处理方法已有改变,从而揭示出两个相差很大的文明时期在精神生活上的全部差异。在《俄狄浦斯》中,潜藏于儿童心理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以如在梦中一般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却受到压抑,就和神经症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其压抑的结果窥知它的存在。奇怪的是,这一更为近代的悲剧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居然与人们始终捉摸不透的主人公的性格并行不悖。该剧以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的犹豫不决为基础,但剧本身却没有犹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令人们以各种方法去解释,可始终没有结果。根据歌德所提出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仍很流行),哈姆雷特代表了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直接行为能力被高度发达的智慧所麻木。(他因“苍白的思考而神情显出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结果却归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不过,从剧本的情节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不敢作不敢为的人。我们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首先是他一时性起把躲在帷幔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其次是他蓄意地、也十分巧妙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参与谋算他的大臣。然而他在完成父王鬼魂托付他的使命时却犹豫不决。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它归因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哈姆雷特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只是对除掉自己的父亲又取代他作为国王和丈夫地位并表现了实现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一事例外。因此,促使他复仇的憎恨心理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出于良心上的顾忌,认为自己也并不比那个杀君娶后的罪犯强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的潜意识转换成有意识的言辞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能说他就包含了我所做的解释。哈姆雷特与俄菲丽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相符合。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盘踞在诗人心中的这种厌恶心理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并充分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读过一本乔·布朗狄斯(1896)论莎士比亚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父亲去世后不久(1601),即是在丧父悲痛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由此,我们很有理由推论,他对父亲的童年情感又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自己也有一个独子早夭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mnet),与哈姆雷特(Hamlet)几乎同名。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几乎是同时期所作)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但是,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可以做多重解释(over-interpreted),而且,如果要对它们充分理解也一定要做多重解释,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也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解释。在我所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的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244]
在离开亲人死亡的梦之前,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说明它对一般梦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梦中,我们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构成了梦念,而避开了稽查作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梦。这种情况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因素发挥作用时才能实现。我相信,有两个这样的因素才能使这样的梦产生。首先,它必须是非常久远的愿望,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原因,梦的稽查作用对它毫无戒备,正如梭伦法典上没有设杀父罪条款一样。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受压抑的和未受怀疑的愿望往往与做梦前一天的残余意念汇合,对亲人的生死安危采取了一种忧虑的方式。这种忧虑只能利用与之相符合的愿望才能进入梦。而这一愿望又躲在忧虑的后面伪装起来,它在白天是十分活跃的。[参见第555页以下]我们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如果这样认为,就等于把我们亲人亡故的梦搁置一旁,不再与释梦有任何联系,把一个本可以得到解释的东西看成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解的谜。
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考虑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些梦里,一个受压抑的愿望找到了躲避稽查的方法,以及稽查所涉及的伪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在梦中经历一种沉痛的感情。如果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压制,则焦虑的梦就会产生。另一方面,因躯体来源而引发的真实焦虑则促使稽查作用的增强。[参见上文第235页以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稽查所履行职责以及产生伪装的目的:它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痛苦。
前面我已提到儿童心灵的自我中心性[第250页],现在我还想说一下这两个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即这些梦有着相同的特征。所有这些梦都全部带有完全的自我主义倾向[245],可爱的自我形象在所有的梦中出现,尽管有时已经过伪装。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全是自我的愿望。
如果有的梦显示出利他主义的兴趣,那肯定是我们受了蒙蔽所致。下面有几个梦例分析,它们似乎与这种论断相抵触。
(1)一个不满4岁的儿童报告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看见一只大盘子,里面有烤肉和蔬菜,可一下子就被人吃光了——那块肉整个被吃掉,连切都没切。可他却没看见是谁吃的。[246]在这个孩子的梦中,吃掉这块烤肉的人会是谁呢?他在梦日这天的经历对我们一定会有启发。前几天,他遵照医嘱只吃牛奶,做梦那天晚上,他因淘气而被罚,不让他吃晚饭就去睡觉了。他以前也经受过这种惩罚,而且能勇敢地面对它。这一次他也知道他什么食物也不会得到,所以决定不说一个“饿”字。教育开始发挥作用;它在梦中找到了体现形式,开始展现一种梦的伪装。毫无疑问,那个想吃掉这盘美餐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知道,父母不会让他吃。所以,不像其他饥饿的儿童在梦中那样,大胆地坐在餐桌旁。(比较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见第130页)所以,进餐者就一直是一个匿名者。
(2)一天夜里,我梦见在书店橱窗中看到一套丛书专集。我有买这种书的习惯,这套专集是关于大艺术家、世界历史、名城的册子。这个新集子叫《著名演说家》或《讲演》等,第一卷上写着莱契尔博士的名字。在分析这个梦时,我感到我不大会关心莱契尔,这个德国国会反对党成员长篇大论的演说家的声望。事实是,最近我新接受了几个需要精神分析的病人,我每天要同他们谈10至11个小时。所以,实际上,那个长篇大论发表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3)还有一次,我梦见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学同事对我说:“我的儿子,近视眼。”接下来的是包括简短的评论和回答的对话。后来的梦又出现了我自己和我的几个儿子。就梦的隐意而言,M教授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幌子,他们的背后是我和我的长子。我把这个梦留给后文,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参见第441页以下]
(4)下面的梦是一个真正卑劣的自我主义情感如何隐藏在关切背后的例子。我们朋友奥托看上去病了,他脸色红褐,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对他十分感激,无以为报。他多年来照顾我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病了,他总是很快为他们治愈,而且一有机会就给他们买礼物[第116页]。就在做梦那天,他来访我们家,我妻子说他看上去很疲倦,太紧张。那天夜里,我就做了这个梦。他看上去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症(Basedow’s disease)。凡无视我的理论的人对这一梦例解释都会说,我做这个梦是表示对他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在梦中得到体现。这不仅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观点相左,而且同另一个观点,即梦是自我主义的冲动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有任何用这种方法释梦的人好心地向我解释,我对奥托的担心已注意到巴塞杜氏症,那我将是很高兴的。——其实,他的这个诊断没有任何根据。与之相反,我的分析是从6年前所发生的事上提取材料的。我们一小组人(其中包括R教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穿过一个N地的森林,这个森林距我们度假的驻地乘马车要一个小时。马车夫不大清醒,把我们连人带车都从一个堰坝上翻了下去。幸好我们都没有受伤,但不得不在一个附近的旅馆住下。听到事故的消息,许多人都同情地来看望我们。其中一位绅士明显带有巴塞杜氏症的迹象——与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面色红褐,眼球突出,只是没有甲状腺肿——极力听从我们的吩咐,问他还能为我们干些什么。
R教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别的不需要什么,只是需要一件睡衣。”可这位绅士答道:“对不起,我不能借。”说罢转身离去。
我继续分析。我想到,巴塞杜不仅是那位发现这种病的医生的名字,有一个教育家也叫巴塞杜(我清醒时,对此感到不是那么肯定[247])。但是,我的朋友奥托也正是我所托付的人,要是有什么不幸,我让他负责照顾我的子女教育,特别是青春期时期(因此想到睡衣)。在梦中把那位高贵的帮助者的病症安排在奥托身上,我是明显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他就会和L男爵一样,口惠而实不至,对孩子没有多大帮助。这就可以证明这个梦与自我主义是有联系的。[248]
但是,这个梦的愿望满足在哪儿才能找到呢?它不表现在我对奥托的报复上,他的命运在我的梦中似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249];而是表现在下面的情况中。在我把奥托贬低为梦中的L男爵的同时,我就把自己比作另外一个人,即R教授。因为正如R对L男爵有所请求一样,我对奥托也有所请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般说来,我不敢与R教授相比。但在学术界另辟蹊径这一点与我相似,他直到晚年才获得应有的头衔。的确,“晚年”这个字眼就成了愿望的满足。因为它隐含着我能活得很久,足可以亲自照料我的孩子度过青春期。[250]
(三)其他典型的梦
我自己没有做过其他典型的梦,如在梦里梦者在空中飞翔,伴以惬意或怕掉下来的焦虑情感。
关于这方面我所要说的都来自精神分析。[251]从精神分析所获得的材料迫使我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梦也是复制了童年期的一些印象。或者说,它们同一些涉及运动的游戏有关,这些游戏对儿童十分有吸引力。没有一个叔叔不用伸开的双臂带着他在屋里冲来冲去,告诉他们如何飞,或把孩子放在双膝上,然后突然把腿伸直,让他从膝上滚下来,或把他举得高高,然后突然假装把他跌下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游戏,而且不厌其烦地要求重复,特别是在有点害怕或眩晕时,孩子更会喜欢。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仍会在梦中重复这种经验。但在梦中,他们已没有手在托着他们,而是自己飘浮在空中了。小孩子从类似秋千、跷跷板等游戏中获得的乐趣是众所周知的。
当他们在马戏团中看到杂技表演又会使他们的记忆复活。[252]孩子们的癔症发作有时就是这种技巧的重复,有时还模仿得很像。这类运动游戏,虽然本身是无辜的,但常常引起一种性快感[253]儿童们“嬉戏玩耍”,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最常用来描写这类活动的词的话,就是梦中飞翔坠落、晕眩等等。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愉悦情感则转变为焦虑。但常如每个母亲都知道的,儿童们这种嬉戏玩耍往往以吵架和哭泣而告终。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理论,即认为引起飞翔和跌落的梦的原因是睡眠时的触觉状态和肺部活动感觉等。[见第37页以下]我认为这些感觉是梦所追溯的一部分记忆的重现,即它们是梦的部分内容,而非来源。
我不能掩饰我尚不能对这类典型的梦做出充分解释这一事实[254],我的材料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让我陷入困境。不过,我必须坚持这一主张,这些典型梦中的触觉和运动感觉,当精神的原因要利用它们时,它们可以被立即唤起,如果不需要时,它们则被忽视。[参见第237~238页]我还认为,从我对精神神经症的分析情况来看,这些梦与童年期经验肯定已建立了某种关系。不过,我尚不能说,在人生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感觉的回忆是否会增加上别的什么意义,它们尽管也仍表现为典型的梦,但意义很可能因人而异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通过对清晰梦例的认真分析填补了这一不足。如果有人感到奇怪,认为飞翔、跌落、拔牙一类的梦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我还抱怨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呢?我对此解释是,自从我把注意力转向释梦以来,我自己从未做过这类梦。此外,神经症患者的梦我倒是可以得到的,但有些是难以解释的,至少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把全部的蕴含解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