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我将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方法，它可以使释梦成为可能，而且一旦运用这一程序，每个梦都能呈现为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精神结构，并能在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中找到它指定的位置。

我还将努力阐明梦中产生的一些莫名其妙或令人十分费解现象的过程，并从这些过程中推导出精神力量的性质，由于这些精神力量的同时存在和互相抵触，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梦。说到这里，我的描述将先停一下，因为到这里梦的问题又衍生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另一种性质的材料基础之上。

我将通过一种前言之类的方式把在我以前的一些作者关于这一题目的著作做一番回顾，同时也看一看目前科学界有关梦的研究，因为我一旦展开论述就再也难有机会提到这些话题。因为，尽管人类对梦的研究已做了几千年的努力，但对梦的科学理解却没有多大进展。这一点已为许多有关材料所证实，成为公认的事实，没有必要再举例说明。在这些著作（已在我的书后列出）中有许多饶有风趣的观察，提供了许多涉及这一题目的材料，但却没有或几乎没有触及梦的根本性质的内容，也没有提供任何解决这类怪异现象的办法。当然，它们也难以传输给那些虽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是这方面专家的人以任何知识。

人们会问[9]，在史前原始部落的人对梦是怎么看的，以及梦对他们关于世界和灵魂观念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是一个十分富有魅力的题目，但在此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很愿意把约翰·卢波克（John Lubbock）爵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E.B.泰勒（E.B.Tylor）等人的著作推荐给我的读者。但我必须提醒读者：在我们尚未解决我们的任务——释梦以前，我们是难以对这些问题以及推测所涉及的广泛领域有所认识和理解的。

关于梦的史前观点无疑会反映在古代人们对梦所持有的态度上。[10]他们公认梦与他们所相信的神的世界有着联系，梦来自神灵的启示。而且，毫无疑问对于梦者来说，梦是十分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喻示。由于梦的内容庞杂，多姿多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各不相同，所以难以对它们形成一致看法，也无必要把它们按照重要性和可信度分门别类。古代一些哲学家对梦所采取的态度是在某种程度上按其预兆凶吉进行大体上的划分。

在亚里士多德两部关于梦的著作中，梦已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从中得知梦并非来自神灵，也不具有神圣的性质，而是一种“半人半神”（daemonic）性质的，因为自然就是半人半神的，而不全是神的。梦并非超自然的表现，而是遵循人类的精神规律，尽管精神与神的确有相似之处。

梦可以定义为梦者在睡眠时的一种精神活动。[11]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梦生活的一些特征。例如，他知道，梦是睡眠时发生的微小刺激的放大结构，“人们以为在火里走感到很热，而实际上只是在某个地方有一件热的东西。”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清醒生活中根本观察不到身体上的一些细微变化会给医生以错觉。[12]

如我们所知，在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代人不把梦看成是心灵做梦的产物，而看成是神派来的使者向你昭示着什么。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具有影响力的两种不同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所表现。它们的区分在于，一种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梦，它带给梦者警告或卜示未来；而另一种梦则是无价值、骗人和空洞的梦，这种梦只能将梦者引入歧途或毁灭。

格鲁勃（Gruppe，1906，第2卷，第930页）引用了马可罗比斯（Macrobius）和阿尔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所做的划分方法，“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现在或过去的影响，但没有未来意义，它是某种想法或其相反想法的再现，如饥饿或餍足。也许是这种念头的漫无边际的延展，如梦魇。而另一类则相反，它决定着未来，包括：（1）从梦中得到的直接预言启示；（2）某些未来事件的情景；（3）有待解释的象征梦。这种理论曾流行几个世纪。”

这种按梦的价值来划分梦的类型就已同“释梦”有关了。[13]梦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但也有的梦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理解的，因而也不可能说出一个十分特别而又难解的梦可能在告诉你一些怎样重要的事情。这就鼓励人们找出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梦的不可理解的内容代之以可理解且重要的内容。古代后期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认为是最了不起的释梦权威，目前他所流传下来的著作《详梦》一定能对已遗失的有关梦研究的著作做一个很好的补偿。[14]

古代人对梦的前科学观念当然与他们对宇宙的一般看法相一致。这种观念使他们把只是在他们心灵中所享有客观真实性的事物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似乎它们是现实。此外，他们对梦的观念还把早晨醒来后由残留在记忆中的梦所产生的总体印象也考虑进去：一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怪印象，它与我们心灵中的其他内容形成一种对照。也许今天有人会认为那些以为梦是来自神灵的理论是不会再有支持者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暂且不要去理会那些虔诚而富于玄想的作者们，在现代科学仍不能很好地解释的广泛领域里，曾长期被神灵主义所统治，他们这样认为也是自然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我们还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头脑清楚，没有任何奢念，但他们通过梦难以解释这一性质来寻求他们认为的确有神灵的存在与活动的宗教信念（参看哈夫纳，［Haffner］1887）。一些哲学学派（如谢林［Schelling］[15]的追随者）也把梦生活奉若神明，很显然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对梦的神灵性质无可争议。人们对梦的预警性和预示未来的性质的讨论也没有结束。无论那些具有一定科学头脑的人如何同情与支持，由于到目前人们尽管努力对梦做出心理学的解释，但都不足以解释清楚一些人们所遇到的所有情况，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些观念。

要想写有关梦的科学研究的历史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无论这一研究在某些要点上多么有价值，但却无法从中理出一条线索来。那些研究者企图借助十分可靠的发现来建立起一个基础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但每一个新的研究者都重新探讨相同的问题，似乎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如果我试图按

编年顺序把前人已写出的这方面研究做一个总结，我就不得不放弃做一个关于目前这方面研究的总体状况描述的想法。因此，我决定选择按题目而不是按作者的程序来组织我的论述。在我提出各种梦的问题时，我将提供各种解决这一问题的所有材料。

但是，由于我不可能涉及这一题目的所有文献（因为文献十分零散，涉及许多其他领域），只要一些基础的或关键性的材料没有受到忽视，我就让读者能够满意。

直到最近，许多作者才认识到必须把睡眠和梦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研究才好。遵循一般性规律，他们已经讨论了关于病理学、似梦非梦状态如幻觉之类的类似情况。而相反，最近出现的一些著作的做法是把课题局限起来，只限于梦生活领域的某些孤立问题的研究。在这种态度改变的同时，我高兴地看到他们所表达的坚定信念：在这些模糊的问题上，一定能通过一系列的细微的调查找出答案，并达成一致性结论。我在本书中所要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份十分详细的带有明显心理学特征的调查。我几乎没有机会去考虑睡眠问题，因为那基本上是属于生理学问题，尽管睡眠状态有一个特征是由于它给精神机构发挥功能的条件做了改变，因此在本书中对睡眠问题不予阐述。

由梦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将以下列标题一一讨论。当然，其中一些重叠之处在所难免。

一、梦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关系

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做出的简单判断常常是，尽管他的梦并非来自另一个世界，但的确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下面我们将引用一位老生理学家布达赫（Burdach，1838，第499页）关于梦现象的十分小心谨慎的论述，他说：“在梦中，我们白天中的劳作与娱乐、欢乐与痛苦是从不重复的。而且相反，梦的唯一目的是让我们从中得到解脱，即使有时我们的头脑装满了一些事情，或我们受痛苦的折磨，或我们的精力全部投入一件关注的事情，梦也是以某种象征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头脑。”费希特（I.H.Fichte，1864，第1卷，第541页）也有相同的认识，他在谈到“补足性的梦”时曾描述为它有一种精神上神秘的自我修复功能。斯图吕贝尔（Strumpell，1877，第16页）在一本研究梦的性质与起源的享有盛誉的著作中也谈到类似看法。他说：“做梦的人在梦中被从清醒的意识世界中迁走。”还说：“在梦中，对我们在清醒中所记忆的有序内容及其正常行为都已消失。”以及“在梦中我们几乎没有记忆，我们的心灵已和清醒生活的日常内容和事务割断了联系。”

不过，有相当多的作者对梦与清醒时的关系持有相反的观点。如哈夫纳（1887，第245页）就说：“首先，梦是清醒生活的继续，梦与我们不久前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有关，准确的观察总会找到梦与白天的经历有些关联。”而另一位学者威根特（Weygandt，1893，第6页）对我刚才引用的布达赫的阐述持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因为常有一些梦很明显地被观察到确实引导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而不是与它隔绝。”默里（Maury，1878，第5页）进一步提出一个简明的公式：“我们梦见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或所为。”而詹森（Jessen）在他关于心理学的一部著作中（1855，第530页）说得更为详细：“梦的内容毫无例外地在某种程度上受梦者本人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同他整个生活中的事件与经历有关。”

对这一问题所采取最不妥协态度的是哲学家J.G.E.马斯（J.G.E.Maass）（1805［第1卷，168和173］）。[16]下面是温特斯坦（Winterstein）在1912年所引用的内容，“经验更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最常做的梦，其内容常与我们最热情关心的问题有关，这就表明我们精神最集中的问题会对我们的梦有影响。如雄心勃勃的人梦见他赢得了桂冠（或想象中他已赢得），或是那些他将要赢得的桂冠；而情人却充满他的甜蜜的希望……心里所潜伏的所有感官上的欲望或厌恶，只要有所触动，都会引起与之相关联的梦，并且把这些想法、念头编织到梦境中去。”

在古代，类似认为梦以现实生活为依托的观点就已存在。拉德斯托克（Radestock，1879，第134页）告诉我们在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开始远征希腊之前，有人曾经坚决地向他提出忠告，劝阻他放弃这个念头。这一忠告在他的梦中曾反复地出现。对此，阿塔巴鲁斯（Artabanus），一位波斯有名的释梦者观察他很长一段时间，发现梦中景象总是有规律地包含了梦者在清醒时所思虑的事情。

卢克莱修（Lucretius）《物性论》中有这样一段：“不管我们热切追求的是什么，不管我们过去关注的是什么，心灵总是意在追求的对象；我们在梦中遇见的往往正是这些事情。如辩护人寻觅证据、推究法律，而将军则运筹帷幄，投身战斗。”

西塞罗（Cicero）（《预言》，Ⅱ，1xvii，140）所写的和多年之后默里（Maury）所写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特别是那些梦者清醒时的想法或行为的残余总是进入我们的灵魂并使它不得安宁。”

看来关于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在此，我们不禁想起了希尔德布朗特（Hildebrandt，1875，第8页以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如果我们不通过“一系列（三组）似乎会使这对矛盾更加激化的对比，我就绝无可能解决这一矛盾”。他说：“第一组对比一方面是能把梦与现实生活分离开的完整性，而另一方面则是梦与现实的互相侵染性与依赖性。梦与清醒时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完全分开，就像人们说的隐士般地与世隔绝，而且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把我们从现实中解脱出来，不同于我们的正常记忆，并把我们置于另一个世界，有着另一番生活经历，这种生活经历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希尔德布朗特继续论述道，当我们睡眠时，我们“似乎通过一扇活动门逃遁消失，整个不存在了”，然后，梦者可能航海去了囚禁拿破仑的圣赫勒那岛，去和拿破仑商量以摩哲尔酒来换自由的事儿，而且他的确从这位前皇帝那儿得到不少的酒，以致醒来时他还很懊悔美梦的破灭。那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梦境与现实，希尔德布朗特继续写道，这位梦者从没做过酒商，而且将来也无此打算；他也没做过海上航行。如果他真的做过海上航行，那么圣赫勒那岛也是他最不可能去的地方，他对拿破仑也从没有过同情心。相反，出于爱国他对他怀有仇恨，更为重要的是当梦者出生时，拿破仑已死在那座岛上了。所以，与他有私人情感之说绝不可能是事实。这样就说明梦的经历是一种十分怪异的东西，嵌入我们连续一贯的两段生活之中。

“然而，”希尔德布朗特又说道，“一些与此相反的东西似乎也同样是对的、真实的。”无论怎么说，我相信，最密切的关系总是与孤立和隔绝有关。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无论我们梦中出现了什么，它们总是从现实中提取材料，从围绕现实的智力生活中取得素材……不论出现怎样奇怪的结果，它们绝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真实的世界。而梦的最辉煌或最相关的结构一定得从在我们眼前感官世界或从我们清醒的思想所经过的地方——换句话说，必须从我们的外部或内部世界所经历过的内容中去借用基础材料。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组成梦的内容的所有材料都是以某种方式来自于人的经历，又在梦中浮现或回忆起来，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梦的材料与现实的材料之间的联系，只要把它们的结果比较一下就可以揭示清楚，那就错了。相反，这种联系需要努力去寻找，在许多梦例之中，它们都是长期隐藏起来。其原因就是梦中记忆功能所展示的一些特点（尽管简单地论述过）一直难以解释。我们十分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特点。

偶尔有这种情况，即在清醒时，我们不把梦中发生的事情当作是我们的知识或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当然记得曾梦见过这件事，但我们却又忘记或记不清我们是否经历过这件事或何时经历的。于是我们就困惑了，怀疑梦中事情的来源，并可能相信梦有自产性。于是，通常是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件新发生的事勾起了在记忆中已失去的往事，这样一下子又找到了梦中之事的来源。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道并且记得一件在清醒时不知道的事。[17]

德鲍夫（Delboeuf，1885，第107页以下）曾以自己的经验举过一个例子，这例子十分说明问题。在一个梦里，他看到在白雪覆盖的院子里有两只半冻僵的小蜥蜴，它们被埋在雪中。由于他天生就喜爱动物，他把它们拾起来，温暖它们，并把它们送回这座砖石建筑的一个小洞里，那就是它们的家。他又从墙上摘一些蕨草的叶子，他知道它们很爱吃这种植物。在梦中他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叫Asplenium ruta muralis。这时梦还在继续，但中间有一段离了题，后来又回到这两只蜥蜴上。这时德鲍夫十分惊讶，他又看到另外两只蜥蜴在吃剩下的蕨草，他一转身又看到第五只、第六只蜥蜴也正向墙边洞跑去，这时越来越多的蜥蜴排成了队都向着这个方向跑，如此等等。

德鲍夫在清醒时知道的植物拉丁语名称少得可怜，其中绝不包括Asplenium。令他惊奇的是他证实了蕨的拉丁语名称的确如此。现代这个词的全称是Asplenium ruta muraria，这与他梦中出现的词几乎相差无几。这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于是在梦中出现Asplenium一词就成了德鲍夫的一个谜。

这个梦是1862年做的。16年后，这位哲学家去看望一个朋友，他看到有一个如影集般的小册子，里面装的是压平的干花，是瑞士一些地方制作的一种专卖外国旅游者的纪念品。这件东西吸引了他，他打开这个腊叶标本集，他发现了Asplenium这个曾在梦中出现的词，而且还发现在标本下面这个拉丁语的名字竟是他的手迹。于是这个事实建立起来了。在1860年（即蜥蜴梦的前两年），这位朋友的妹妹曾在蜜月旅行时访问过他，当时她带着这个标本集，准备送给她哥哥，而德鲍夫则在一位植物学家口述的指导下给每种植物写上了拉丁语的名称。

使这个梦例很值得一记的另一部分事实又十分幸运地建立起来了。1877年的一天，他无意拿起一本插图期刊，在里面，他看到一大队蜥蜴，正如1862年他梦中情景一般。那本期刊是1861年出版的，而他一直是这个刊物的订购者。

梦可以根据本身的需要拥有那些白天根本不进入记忆的内容，这一事实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其重要性我还打算再列举一些所谓“记忆增强”的梦例，以使人们有更深的认识。默里（1878，第142页）告诉我们，有时“Mussidan”这个词在白天进入他的头脑。对于这个词，他除了知道是法国一个小镇的名字以外，就一无所知了。一天夜里，他梦见同一个从Mussidan来的人谈话，当他问他这个地方在哪儿时，他说它是多尔多涅的一个小镇。

当他醒来后，他不相信梦中的这一事实，于是他到地名词典上找，果然不错，正是与梦中所说的一样。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梦是有知识能力的，但是人们没有发现遗忘这一知识的原因。

詹森（Jessen，1855，第551页）也曾讲述过相似的事件，只是时间更为久远一些。“除此以外下面的梦也属于此类。在老斯卡利格的一个梦里（曾被海林斯［Hennings］所引用，1784，第300页），他写过一首诗，诗中歌颂维罗纳（意大利）的一些名人，突然一位自称叫布鲁诺鲁的人出现在他的梦中，向他抱怨说诗中没有提到他。尽管斯卡利格不记得听说过这个人，但也还是给他写了几首。后来斯卡利格的儿子去维罗纳，听说的确有这个人，而且是个很有名气的批评家。”

圣丹尼斯的赫维侯爵（1867，第305页）有过一段关于记忆增强的梦的描述。[18]瓦奇德（Vaschide，1911，第232页以下）曾经引用过。这种梦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性质，它常常后续另一个梦，而后续的梦会对最初出现的模糊不清的记忆做出完全的识别。“我曾梦见过一个金发女人，我看见她同我姐姐谈话，并给她看一件刺绣。她看起来很面熟，似乎我以前常见到她。我醒来以后，她的模样我仍记得很清晰，可就是认不出她是谁。后来我又睡着了，梦境又出现了……

在这第二个梦中我同这位秀发女人谈话，问她我以前是否在什么地方曾见到过她，‘当然，’她回答说，‘难道你忘了波尼克海滩了吗？’我突然又醒来，并能清楚地记起与梦境相关的许多细节。”

瓦奇德还引用了这位作者的另外一段（同书，第233～234页），这段叙述了他认识的一位音乐家一次在梦中听到一首曲子，对他来说这首曲子是从来没听到过的。几年后他发现在一本旧的乐曲集中就有这首曲子，尽管他仍不能记得他是否曾把这本乐曲集从头到尾翻过。

我知道梅厄斯（Myers，1892）曾在心灵研究协会的《公报》上刊出过一整集的这类记忆增加的梦。可遗憾的是我手中没有这份材料。

我想，专心研究梦的人都会发现，梦可以给知识或记忆提供根据，而这些知识或记忆在清醒时我们却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我对神经质病人进行精神分析的工作中（这个题目我后面将有论述），我一周有几次都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要从他们的梦证明他们的确与那些语录及下流的语言等等很熟悉，并在梦中使用，尽管他们在清醒时已不记得这些语言。下面我还将举一个关于记忆增强方面的梦例，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很容易找出为什么有些知识只在梦中出现的原因。

我的一位病人有天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在一个咖啡馆里，他要了一个什么“Kontuszówka”。然后，他问我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未听说过。我告诉他这是一种波兰烈性酒，而且这个名字绝不是创造的，因为这个名字在街上的广告牌上有，我早就熟悉了。

开始，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但几天以后，当他在咖啡馆里真的实现了他的梦之后，他注意街头的广告牌。就在牌上，果然有这种酒名，而这条街，他每天上下班至少经过两次，广告牌立在那里已有几个月了。

我也已从自己的梦例注意到，一个人能发现梦中一些事情根源的机会究竟如何。[19]例如，在完成本书之前的几年中，一个教堂钟楼的图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之中，它的设计十分简单，但却一直想不起来曾在哪儿见过。突然，有一天我认出来了，确定无疑，就在从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之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小站上。那是在19世纪下半叶，1886年，我第一次乘车在这个线上旅行。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潜心于梦的研究，一幅很独特地方的图画在梦中就时时浮现并困扰着我，那个地方在我看来非常广阔，在我的左手一侧，我看见一个黑暗的空间，其间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沙岩图形在熠熠闪光。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不愿相信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啤酒窖的入口处。但是我冥思苦想难以解释梦中所包含的意义，也找不到它的出处。1907年我恰巧在帕多瓦，这个地方我还是在1895年来过的。我第一次去这座可爱的大学城访问十分失望。我没有看到圆形剧场里乔托的湿壁画，我又沿着去那儿的街往回去。半路上，有人告诉我那天教堂也不开门。所以，我第二次重游故地时，决心把上次的损失补回来，所以我就先去教堂。当我在去那儿的街上走时，就在我当年转身折回的地方，在我的左手一侧，我找到了后来常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地方，还带有沙岩的图形。实际上，那正是一家餐馆的花园入口。

另一种梦常常摄取材料并在梦中复现的源泉是童年的经历，这种材料在某种意义上既不是记忆的，也不是清醒时所从事的活动。下面我将引用几位作者关于这种情况的论述。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23页）说：“我已明确承认，梦有时以其惊人的再现力，把非常久远甚至早已忘记了的童年早期的事件带回我们的心灵。”

斯图吕贝尔（1877，第40页）论述说：“这种情况会显得更为引人注意，那就是我们注意到，梦有时就好像从最深层的瓦砾堆中把儿时最初的记忆都翻出来，当时地点、事件、人物等等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一一浮现在眼前。这倒不仅限于那些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令人十分愉快的事情，或后来不时在清醒时回到我们的记忆中的事情。相反，梦中所发掘的记忆的深度往往涉及那些发生得最早、既没有什么情感方面的重要意义，也缺乏生动性的事情，以致使我们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奇怪，直到最后找到最初根源时才恍然大悟。”

沃凯尔特（Volkelt，1875，第119页）说：“孩提或青年时期的记忆常常很容易进入梦境，这一点颇为引人注意。梦常使我们回想起一些我们已不再想的，而且对我们也不再重要的事情。”

由于可以从童年的记忆中去提取材料以供使用，并因为，如我们所知，这些材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记忆的意识功能的间断性而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这种场合就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记忆增强性的梦。这一点我们下面还有一些例子作为佐证。

默里（1878，第92页）曾说到他在童年时常从莫城（他的出生地）去特利尔波特村。当时他父亲正在那个村子负责督建一座桥梁。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又到了特利尔波特村，而且在村里的街上玩耍。一个穿短上衣的人走近他，默里问他叫什么，那个人回答说叫作C，是那座桥的守夜人。默里醒来对此事有些怀疑，就问他家的女仆，这位女仆从小就一直照顾他。他说：“你记得有叫C这个名字的人吗？”女仆回答说，“当然记得，怎么？他就是你父亲建桥时那座桥的守夜人啊。”

默里（同书，第143～144页）还给出一个与上例相同的梦例，说明儿时记忆出现在梦里时那种准确性。这个梦是F先生的，他幼年时住在蒙特布里森。在离开故乡25年后他又想重访故里，并访问一直再未见面的亲友。就在动身的前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一位绅士，他并不认识他，但这位先生告诉他他叫T先生，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梦者知道他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名字，但他在清醒时根本记不得这个人长什么模样。

几天后，他终于真正到了蒙特布里森，到了那个在梦中似乎完全陌生的地点，而且的确碰见一位先生，他马上认出这就是梦中的T先生，只是比梦中那位先生年纪显得老些。

说到这里，我应该说一个自己所做的梦。在这里我要寻找的不再是印象而是联系。我曾梦见过一个人，他是我故乡的一位医生。他的相貌没有什么明显特征，和我在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很相像，这位老师我还偶然见过。醒来之后，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有何联系。我问我母亲关于这位我在童年认识的医生的情况，母亲告诉我他只有一只眼，而我们这位老师不仅相貌与这位医生相近，而且也是独眼龙。我和这位医生已有38年没见过面了，而且在清醒时我也从未想起过这位医生。

也许我下巴上的一块伤疤还使我想起有过这么一位医生。[20]

另一方面，一些作者认为大多数梦见几天前所发生的事，有些梦的元素是可以在梦前的生活中寻找的。这似乎贬低了儿童时期的经验给梦所造成的影响。罗伯特（Robert，1886，第46页）就宣称说正常梦的一般规律是只浮现前几天的印象。不过，我们会发现，是罗伯特关于梦的构建理论使得他只把最近的印象带进梦中而把早期记忆摒弃在一边；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我可以以我的梦作为佐证。一位名叫纳尔逊（Nelson，1888，第380页以下）的美国作家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最常出现在梦中的印象是在做梦前两三天的事情，似乎当天所发生的事还不够淡薄和遥远。

有几位对梦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抱怀疑的作者一定对下面的事实印象颇深：

占据白天思想的印象已被白天紧张的工作所排挤，只有在夜里才浮现出来。正如一位亲人去世了，人们并不立刻就梦见他，而是被悲哀所控制（德拉格［Delage］，1891，第40页）。而另一方面，最近的一位观察者哈勒姆小姐（Hallam and Weed，1896，第410～411页）已收集到一些与此相反的材料。这就说明人们在这方面有不同的心理个性特征。

梦中记忆的第三个特征，也是最为明显和最难理解的特征，表现在梦中再现的材料选择上。

因为在梦中值得记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且恰恰相反，常常是一些无足轻重和无关痛痒的琐事。关于这一点我将引用那些已对此做出了明确表述的作者的话，他们所注意到的事也令他们吃惊。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11页）曾说：“因为最让人注意的事是，梦并不从那些最重要、最动人的事件中提取材料，也不从前一天最有趣的事情中提取，而是从一些近期经历的或遥远过去的一些偶然小事，一些支离破碎的琐事中摄取。一个家庭有亲人丧生，使人们情感很受打击，就在这种情绪的阴影下人们睡着了。此时这种悲痛似乎已从记忆中删除，直到醒来时，这种情感才又十分强烈地回到我们的思想之中。而与之相反，一个前额长了一个小肉瘤的陌生人在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过后我们对此事想也不会想，可居然可以进入我的梦境。”

斯图吕贝尔（1877，第39页）也说：“几个梦例分析显示，梦的一些内容的确与前几天的经历有关，但这些事若以清醒时的观点看，如过眼烟云一般，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小事。如，偶然听到的一句什么话，某人的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一瞥即逝的人或事，读到的一件趣闻，等等。”

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1899，第727页）也说：“我们清醒生活中的深切情感，占据我们大量精力的各种问题，都不是常常浮现在梦中的东西。就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言，都是日常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偶尔发生的或转瞬即忘的小事常在梦中再现，而那些白天让人们心力交瘁的精神活动在夜里却‘睡得最香’。”

宾茨（Binz，1878，第44～45页）正是因为梦中记忆的这一特征，才表现出对他过去曾支持过的释梦方法表示不满。他说：“梦总是提出一些相似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很少梦见那些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记忆印象？为什么我们总是毫无动机地回忆起那些十分遥远甚至已从记忆中消失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的意识常在梦里接受那些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记忆影像，而对已经历过的事有着大量感性标记的大部分脑细胞，却默不作声、保持平静，莫非它们在不久前清醒时又被激活投入到新的活动？”

梦对这样一些无关紧要、而且很容易忘掉的小事明显偏爱，往往导致人们从总体上忽视梦对清醒生活的依赖，并很难找出例证来证明这种依赖关系。例如，惠登·卡尔金斯小姐（Whiton Calkins，1893，第315页）通过对自己和合作者的梦的统计研究发现，有11%的梦与清醒的生活没有明显联系。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12页以下）认为，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和精力去追根溯源，我们是能够解释每一梦中意象的形成原因的。他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他说这是“一种非常费力而不讨好的事。因为，作为一种规律，这只能以从记忆的角落里翻找出一些完全无价值的心理事件而告终，或以把那些刚一发生就被埋葬于记忆之中毫无意义的过去再度回忆起来为结果”。我十分遗憾地看到这些很有眼光的作者使自己停止了脚步，让这条从开始就预兆不祥的路吓了回去，如果他们勇敢地走下去，他们会找到释梦之根本。

记忆在梦中的表现方式对任何记忆理论当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思想所拥有过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失去的”（肖尔茨［Scholz］，1893，第59页）；或如德鲍夫［1885，第115页］所说：“即使是最不重要的印象，也留下不可更改的痕迹，而这种痕迹不知何时就可能复活。”这也是我们从许多心理病理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后面还将提到一些关于梦的理论，它们会对由于白天记忆的部分遗忘而产生的梦的荒谬与混乱做出解释。只要我们把刚才所看到的梦中记忆所展示的非凡功效记在心里，我们就会深切感到这些理论所包含的矛盾。

我们或可将做梦现象完全还原为记忆现象，如我们可以假设，梦是某种再现活动，这种活动在夜间也照常工作，它本身即是自己的目的。这种说法与皮尔斯（Pilcz，1899）所做的论述相一致。根据这种理论，在梦发生的时间与其内容之间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固定联系——在熟睡的梦中所再现的是遥远过去的印象，而天明之前出现的印象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但这种理论有着内在的不可能性，因为这样梦就要处理那些需要记住的材料。斯图吕贝尔（1877，第18页）正确地指出，梦并不复制经验。这些理论只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整个环节中的第二步就省略了，或以改变了的形式出现，或被完全无关的东西代替了。梦只能复制一些支离破碎的内容，这是非常普遍的规律，任何理论、结论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有时梦把一次经历完全复制出来，似乎可以让清醒时的记忆伸手可触。德鲍夫（1885，第239页以下）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大学同事[21]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把他的一次交通事故经历的每个细节都复制出来，在那次事故中他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卡尔金斯（Calkins，1893）也提到过两个梦，其内容也简直是前一天发生事情的翻版。我自己也有过把儿童时的经历毫无改变地搬到梦中去的经历（参看第五章第二节）。[22]

三、梦的刺激和来源

有句俗语说：“梦来自消化不良。”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刺激和梦的来源的含义。在这些概念之后隐藏着一个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说梦是睡眠被打扰的结果。如果不是睡眠受到打扰，我们是不会做梦的，梦就是对打扰的一种反应。

关于刺激成为梦的来源的讨论占据了这类文献相当大一部分。显然，这个问题的产生一定是梦成为生物学研究主题之后的事。古代人认为梦是神所托，所以没有必要从刺激上去找原因。梦起源于神灵的意志，或来自半人半神的力量，它们的内容也是源于这些力量的目的和对它们的认识。科学随即面临这样的问题：使人们做梦的刺激总是相同的呢？还是有多种刺激呢？而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对梦的诱因的解释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还是属于生理学范畴？许多权威人士同意打扰睡眠的原因——即梦的来源——可能有许多种，而且肉体上的刺激和精神上的刺激都同样可以导致梦的产生。但是在梦的产生过程中哪一种重要一些，人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因素，则分歧很大。

如果把致梦的原因全部考虑进去，人们会发现共有四种来源，这些来源也可以用来对梦进行分门别类。它们是：①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②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③内部（器官的）躯体刺激；④纯心理刺激源。

（一）外部感觉刺激

哲学家斯图吕贝尔的那本关于梦的著作已给了我们多种启示。他的儿子小斯图吕贝尔［第1813～1814页；英译本（1912），第2卷，第160页］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关于他的一个病人的观察记录。这位病人患有全身体表感觉缺失病，并有几个高级感官陷于麻痹。如果这位病人剩下的几个感觉通道也对外部世界关闭，这个人就会休眠。当我们自己要睡觉时也尽量使我们自己处于类似这个病人的状态。我们关闭所有的感官通道，如闭上眼睛，尽量阻止外界对其他感官的刺激或刺激发生了变化。这时我们睡觉了，尽管有时我们并没能使所有的感官免受一切刺激。因为这样做是十分困难的或不可能的。一个相当强的刺激会使我们醒来，这一事实说明“即使在睡眠中我们的灵魂也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23]而这种感觉刺激在我们睡眠中出现就可能成为梦的来源。

这种刺激有很多，包括睡眠状态必然伴随的或必须忍受的种种刺激，一直到偶然的唤醒刺激。

唤醒刺激既可以终止睡眠，亦可以不影响睡眠。例如，强光可能免不了对眼睛有所刺激，噪音不想听也会听到，强烈的气味也会刺激我们的鼻黏膜，睡眠时无意的移动会使我们身体的某一部位露在外面受到冷空气的侵袭，我们翻身时会压住身体的某一部位，我们也可能被蚊虫叮咬，或许还有其他干扰会刺激我们的感官。一些细心的观察者收集了相当多的一些梦例，在这些例证中，有一种在清醒时注意到的刺激和梦的部分内容之间一种牵强的对应关系，这有可能把刺激看作梦的原因。

我将引用詹森（1855，第527页以下）的论述。他收集了相当多这类的梦，这些梦都可以把我引向客观的、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感觉刺激上来。

“隐约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可以引起相应的梦意象。一声响雷可以把我们送到激战的战场；

公鸡的啼鸣可以成为梦中某人的惊叫声；门声嘎嘎可以引起梦见盗贼；夜间睡衣脱落，我们可能梦到赤身**在行走或落入水中；如果我们双腿相压，或把脚蹬到了床沿，我们会梦到如临深渊，或从悬崖落下；如果我们头从枕上滚下来，我们会梦见一块大石头悬在我们头上几乎把我们压在下面；**的积累可以导致****的梦，局部的疼痛会梦到受虐待、遭到攻击或受伤……”“迈耶尔（Meier，1758，第33页）曾梦见有几个人把他制服并把他拖了出去，然后把一根木桩从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中的缝隙钉进土里。他醒来之后琢磨这个梦，发现在他的脚趾中间夹了一根稻草。还有一次，根据海林斯（1784，第258页）的记载，当迈耶尔把衬衣的扣子扣得太紧了，他梦见他受了绞刑。霍夫保尔（Hoffbauer，1796，第146页）梦见他年轻时从高墙上掉了下来，醒来时发现原来是床腿坏了，他从**滚落到地板上……格雷戈里（Gregory）也说有一次他脚蹬着一个热水袋睡着了，他梦见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顶，脚下的地面十分热。还有一个人，他睡觉时头上敷了热的泥罨剂（poultice），结果梦见一伙印第安人在剥他的头皮。还有一例是他穿了一件未干透的睡衣睡觉，结果梦见他被人从河里捞上来。睡眠时如有痛风发作，会使病人认为他在绞刑架上受着严厉的拷问（马可尼希［Macnish］，1835，第40页）。”

如果给睡者施以感觉刺激，而睡者却会做一个内容与这一刺激相应的梦，那么，关于梦的刺激与内容相似性的论点会更有说服力。从詹森（1855）对马可尼希的引证来看，吉罗·德·布萨连（1848，第55页）曾做过这类实验。

“他没有把膝盖盖严，他梦见他乘坐邮车在旅行。他说，所有坐过邮信马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膝盖是多么凉。还有一次，他的头部后面没有盖上被子，就梦见在户外参加宗教仪式。但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下，他所在的乡下，有一种总是把头部遮掩起来的习惯。”

默里（1878，第154～156页）提供了一些关于对他自己所做的梦的观察结果（其他一些实验并不成功）。

（1）他的唇和鼻尖上粘了一根羽毛，他梦见他带上一只漆制的面罩，戴上后又被摘掉，结果把面部的皮都揭掉了。

（2）一把剪子在一把钳子上磨来磨去——他梦见听到了铃声，后来又是警铃，他于是在梦中回到了1848年6月份的动**的岁月。

（3）有人给他科隆香水闻——他梦见了他在开罗的一家商店里，后来又有一些离奇的历险，他记不得以后的事情了。

（4）有人在他脖子上轻轻捏了一下——他梦见有人给他芥子硬膏，想到小时候一位医生给他治病的情景。

（5）一个热熨斗靠近了他的脸——他梦见一伙匪徒闯进家里，并把人的双脚插进很烫的煤块里，逼他们把钱全部交出来，这时阿布兰特公爵夫人出现了，在梦中他是她的秘书。

（8）一滴水滴在前额上——他梦见他在意大利，他大汗淋漓，同时温着奥维多白葡萄酒。

（9）烛光透过红纸不时地照在他身上——他梦到炎热的天气，一会儿又遇到暴风雨，正如他在英吉利海峡所经历的情形一样。

赫·维·德·圣丹尼斯（Hervey，1867，第268页以下和第376页以下）、威根特（Weygandt，1893）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并有所论述。

许多作者都评论过梦的这种十分明显的功能，即它能把一种突然出现的来自现实感官世界的印象编织进梦的结构中去，以致好像一切都事先做好了安排，就等着这一场灾难的到来一样（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36页）。“在我年轻的时候，”作者继续说，“我常常用闹钟早晨准时叫醒我，这样的事发生不下几百次，铃声响起的时候恰与梦境相接，好像整个梦境的发展到了这时候正应该结束，它恰是梦境的**。”（同上书，第37页）现在，我再引用三个类似闹钟的梦，但其引发物却不一样［第27页以下］。

沃凯尔特（Volkelt，1875，第108页以下）写道：“一位作曲家一次梦见他在给学生上课，他想要说清楚一个关键问题。讲完之后，他向一个男学生问他是否听懂了。这个学生大声喊着回答，就像个疯子一样：‘是的，听懂了！’他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学生不该大声喊叫。不料全班都一齐大喊起来，‘是的，听懂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着火了’。这时他醒了过来，他真的听见街上的人在喊‘着火了’。”

加尼尔（Garnier，1865，第Ⅰ卷，第476页）讲述了拿破仑一世如何在车里睡觉时被炸弹爆炸震醒的故事。他梦见他正率军渡特里亚门托河，当时奥军正在用大炮阻止，最后拿破仑一世突然惊喊道：“我们中计了！”[24]

默里（1878，第161页）做过一个梦，后来这个梦成了一个有名的梦例。他病了，在他的房间的**躺着，母亲坐在他身边，他睡着了，梦见他处在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他目睹了一些谋杀打斗场面之后，他终于被带上了革命法庭，在那儿他看见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等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审问他，问了几个他现在也记不清的问题之后，就给他判了死刑。

他被带到行刑场，周围围满了暴民。他爬上了断头台，被刽子手捆在木桩上，木桩倾斜了，刀已落了下来，他感到已经身首异处。这时突然惊醒，仍然惊魂未定，这时才发现是床头板倒了下来，正如刽子手的刀一样打在他的颈椎上。

这个梦引起了勒·洛林（Le Lorrain，1894）和埃格尔（Egger，1895）的一场有趣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梦者是否可能和如何能把内容如此丰富的材料安排组织进那从刺激开始到苏醒之间这样一刹那的。[25]

所有这类例子都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在所有梦的来源中，最确凿的是睡眠中客观的感官刺激。而且对于外行人来说，它们是唯一的来源。对于一个受过教育但对梦的研究缺乏知识的人来说，如果人们问他梦是怎么产生的，他肯定会举自己所做过的梦为例，说他醒来之后发现是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而科学的探索不可能到此止步。科学会发现这里还有问题，即进入梦境的刺激在梦中却不以其实在的形式出现，总是以与它相关的其他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连结梦中刺激和所产生的梦之间的关系，引用默里的话来说（1854，第72页）是“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们再去考虑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37页以下）的三个与闹钟有关的梦，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相同的刺激会产生三个不同的梦，而且为什么只产生这类的梦而非其他。

“那时，我梦见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打算出去散步。我穿过了绿色的田野，来到邻村，发现这里的村民都穿着讲究，腋下夹着赞美诗，向教堂走去。当然，今天是礼拜天，早晨的礼拜马上就要开始。我也决定去参加。但我走得很热，我先走进教堂的围墙，进了院子先凉快一下。当我在看那些墓碑时，我听见敲钟人爬上钟楼，就在钟楼的顶上，我看到了这个乡村教堂的小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钟静静地一动不动。我知道一会它就会摇摆起来发出响声，宣布礼拜活动的开始。这时钟开始晃动起来，并发生清脆刺耳的响声，声音是那么响，它结束了我的梦。我醒来发现原来是我的闹钟在响。

“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一个冬日，天气晴朗，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已答应乘坐单人雪橇去参加聚会活动，但是我必须在家里等候有人把雪橇送上门来，我先做些准备工作，把皮毛毡展开，备好暖脚套，然后坐在座位上等候，但这时雪橇迟迟不走，直到一抖缰绳催马上路才算离开家。这时突然雪橇猛地一震，雪橇的铃铛才叮叮咚咚地响起来。实际上这时我也正醒来，发现又是闹钟在作响。

“下面说说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抱着几十只盘子，从过道走向厨房。我发现这摞瓷器有点失去平衡，便喊道：‘当心，不然你会把这些盘子全打碎的。’可是她爱理不理地说：

这类事儿她干得多了，如此等等。可我还是焦急地注视着她，突然——正如我所料的，她绊在门槛儿上，一大摞瓷器都跌落在地板上，叮当作响，几十个盘子成了上百个碎片。但是这响声仍然不停，而且声音不再是打碎盘子的声音，变成了铃声——的确是铃声，这时我醒来了，还是闹钟在尽它的职责。”

关于心灵在梦中为什么会误解客观感觉刺激的性质这一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103页）和冯特（1874，第659页以下）给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回答：在睡眠中，心灵是在有利于形成幻觉的条件下接受来自外界刺激的。一个感官印象被我们所认识并正确地给以解释——即根据我们以往的经历，它被放在它应属于的那类记忆群中去，但这种印象必须有一定强度、清晰度和持续时间，而且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这件事。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会误把上述的客体当成他物：我们形成关于它的幻象。“如果有人在开阔的田间散步，看到远方有什么东西，但看不很清，他首先相信的是那可能是一匹马。”走近些时一看，又可能发现那倒像是一头牛卧在那里。最后，才知道那不过是一群人坐在地上。心灵在睡眠时接受的外部刺激有一种性质，既熟悉又模糊。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形成幻觉。因为人们的记忆意象或多或少，都是由印象引起，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些记忆意象，印象才获得其心理价值。至于与意象相关的众多记忆群中，哪一组会被唤起，以及在各种可能的联想中，哪一种联想联系会发生作用——这些问题，根据斯图吕贝尔的理论，也是不定的，并且完全由心灵进行任意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无法再遵循决定梦形成的规律法则，并且，我们由此也不再去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决定梦者根据感官印象引起的幻觉对梦进行解释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会怀疑，影响睡者的感官刺激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作用，而其他因素决定了在他梦中将要出现的记忆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我们观察一下默里的实验性的梦（正因为如此，我已详细地说过这些梦），我们将禁不住会说，这个实验实际上说明了梦的一个元素的来源，而梦的其他内容则太具独立自足性（selt-contained），并在细节上太确定，以致不能仅靠与从外界引进的实验性的成分相适应得到解释。的确，人们开始怀疑幻觉理论和外界印象的力量能形成梦这件事，尤其是当人们发现在梦中这些印象是那么奇特和解释起来那么牵强。于是西蒙（Simon，1888）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梦，在梦中他见到一些巨人坐在桌子旁，而且可以听到他们嘴巴一动一动地嚼东西时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醒来才知道，那是一匹马从窗前跑过时马蹄的有节奏的响声。马蹄的声音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组与《格列佛游记》有关的记忆，如巨人国和慧驷国。当然，这是在没有梦者帮助的情况下我的一种大胆解释。类似这种很不常见的一组记忆的选择是由动机导致的，而不是仅由外部刺激造成的，难道这不可能吗？[26]

（二）内部（主观）感觉刺激

无论有何种反对意见，我们必须承认，客观刺激在引起梦中的作用仍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这些刺激无论从性质上或从频率上显得不够充分，不足以解释所有梦意象的现象，我们就须去寻找与它们在运作上相似的其他来源。我不能说出从何时产生了把内部（主观）感觉刺激同外部感觉刺激相提并论一起考虑的想法。但实际上在讨论梦的起源方面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比较明确。冯特（1874，第657页）说：“我相信，主观的视觉和听觉在梦的幻觉的形成中还起了一个很基本的作用。梦中幻象是由我们所熟悉的主观视觉与听觉形成的。这些感觉在清醒状态中是无形的，但当我们视野变得黑暗时就能显示出来了，耳中铃铃或嗡嗡的声音也同样如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正是以这种方法才能解释梦能魔幻般地在眼前出现大量相似或相同事物的明显倾向。我们看到眼前有无数只鸟，或蝴蝶、鱼、五颜六色的甲虫和花等。在这里，黑暗中的光尘就变成了千奇百怪的幻觉形状，而无数组成它的斑点就构成梦中相同数量分离的意象。这些意象又由于移动的原因而被看作移动的物体。这无疑也是梦中最爱展现各种动物形象的基础。因为这些形式的大量不同种类最容易把自己调整为主观明亮形象所认定的特定形式。”

作为梦中意象的来源，主观感觉刺激不像客观刺激那样，它有不依靠外部机会的明显优点。

只要需要，可以随时提供解释。但是和客观刺激相比，它也有不足之处，它们在促成梦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不如客观刺激那样容易通过观察或实验得到证实，或根本得不到证实。对主观感觉刺激最主要的有利证据是我们所知道的“入睡前幻觉”所提供的，或用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Müller，1826）的术语是“幻视现象”。这些意象生动，变化迅速，很容易在睡前出现（有些人有这种习惯性），而且在眼睛睁开时仍能保持一段时间。默里就常有这种情况，并曾对这些情形做过一个十分细心的实验，缪勒在他之前也做过这种实验［同上书，49页以下］，证实了它们的联系和它们的带有梦意象的特征。为了产生这种现象，他说（默里，1878，第59页以下）

一定的精神被动性或注意力的放松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产生出入睡前幻觉，只要处于昏昏欲睡状态一秒钟即可（只要有这种需要的倾向）。在这之后人们可能会醒来，然后这种过程就会重复几次，直至最终入睡。默里发现，如果他在不长的间隔后醒来，他就能在他的梦中把作为入睡前幻觉所浮现在眼前的意象分辨出来（同上书，第134页以下）。这正是一次在入睡前出现的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十分讨厌地纠缠他的那个情景，这些人面目扭曲，发式奇特，他在醒来之后仍然记得。还有一次，由于节食，他感到饿了，于是出现了一次入睡前的幻象：有一只盘子和一只拿着叉子的手，这只手用叉子取食物喂它自己。接着在梦中他坐在餐桌旁听到就餐的人们吃饭时叉子的碰撞声。还有一次，在他入睡前，他的眼睛不舒服，有些痛，于是出现了一种入睡前幻觉，看到许多非常细小的符号，他得仔细观察才能看清楚。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记得在梦中他在读一本文字细密的书，他十分痛苦地在读这本书。

听觉幻觉（如对词、名字等等）也同视觉幻觉一样时有发生，也会接着在梦中出现，就像歌剧的序诗先说明主题之后歌剧才正式开始一样。

近期的一位入睡前幻觉现象的观察者赖德（G.T.Ladd，1892）也同缪勒与默里一样，经过一番实践之后能做到突然醒来而不睁开眼睛，过2至5分钟后再继续睡下。这样他可以有机会比较视网膜上刚消失的感受和保持在记忆中的梦意象之间的关系。他宣称在任何情况下，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可能的，因为自身视网膜光的亮点和亮线为梦中精神所接受到的事物形体提供了轮廓。例如，在视网膜上亮点的排列呈平行线形，在梦中就形成了他所读的书中的一行行铅字。

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梦中正读的清清楚楚的那页书渐渐消退为我清醒意识中的这样一个情景，它就像我们在暗处透过纸上一个椭圆形的小孔所看到的远处的一页书”。

赖德认为（尽管他不想贬低中枢［大脑］因素在这一现象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眼球中视网膜刺激所提供的材料，视觉性的梦是不会产生的。这很适合那种在黑暗的屋子里刚入睡时所做的梦，而在天亮时醒前所出现的梦的刺激源是在变亮的屋里刺进眼睛的客观的光线。视网膜光的这种变化不定、不断转换的性质与梦中不断变转的意象过程是相一致的。注意到赖德观察的重要性的人中，没有人会低估主观刺激源所起的作用。因为，如我们所知，视觉意象是我们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他感觉（除听觉以外）则在梦的形成中是间歇性的和次要的。

（三）内部躯体刺激

由于我们现在在讨论机体内部的梦源问题而不是外部的，所以我们应记住，几乎我们所有的内部器官在受到刺激时，或者说它们不舒服，或者说生病时，都会成为梦的来源，尽管在它们正常工作时似乎不向我们传达任何信息。这些刺激和我们所受到感觉或疼痛刺激有相同的作用。例如，这类历史很久的实验在斯图吕贝尔的作品中有所反映（1877，第107页）：“在睡眠中心灵对躯体事件有着比清醒时更深更广的感觉意识，它必须接受身体各部位刺激的印象，并受它们影响。例如，身体姿势的变换，清醒时我们可能根本不注意，而在睡时却不然。”所以，最早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很可能在刚一得病时，信息首先是来自梦中，而不是人的清醒状态，因为梦有一种对印象的放大作用（参看上文第3页）。一些医学界的作者虽然不相信梦的预言作用，但对于梦对疾病的预兆性却没有相反的意见（比较西蒙，1888，第31页及一些早期作者的作品）。[27]

关于梦的诊断作用的例子似乎是近些年来才在一些书中有所引证。如蒂茜（Tissié，1898，第62页以下）引用过阿提古（Artigues，1884，第43页）的一个例子，一个43岁的妇女近年来一直在夜间做焦虑性的梦，后来她去做医学检查，发现是心脏病早期。再后来她最终死于心脏病。

在很多情况下，内部器官的明显不适显然构成梦的诱因。人们一般已认识到，多做焦虑梦是心脏和肺部疾病的征候。的确，疾病生活的这一侧面已被许多权威作者给以强调，此处我只提一下拉德斯托克（Radestock，1879，第70页）、斯皮塔（Spitta，1882，第241页以下）、默里（1878，第33页以下）、西蒙（1888）、蒂茜（1898，第60页以下）就足够了。蒂茜甚至认为受到感染的器官不同会决定梦的不同性质。如那些心脏不好的病人常做短梦，醒来之时常常也正是一个梦的可怕的尾声，它的内容一般总是涉及某人死去的可怕情景。而肺病患者总是梦见有窒息、拥挤、飞翔等场景，常做熟悉的噩梦（可以说，鲍纳［B?rner，1855］对后者有很成功的探索，他曾做实验：面朝下躺着，或盖住呼吸器官）。在消化系统的疾病方面，梦多涉及对食物的享受与厌恶等内容。最后，性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在这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做出很适当的说明，也可以为梦受官能刺激所影响的理论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此外，凡是读过这个问题的材料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默里（1878，第451页以下）和威根特（1893）等人，他们之所以研究梦都是由于他们本身的疾病影响了他们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