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反复遗忘——最后出现闪失行为。“一天，我要给我的一个熟人寄一张贺卡，但我将这件事一再地推迟了好几天。我认为其原因有下面几个：他曾用信通知我说，某人要在某一星期来看我，我实际上并不期望这个人来访。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来访的日期越来越接近，我决定写个贺卡通知他，让那个人在我方便的时候再来。贺卡写好后，我想再加上一句，说明我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早一点写信；但是，后来我想，这并非是我拖延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因此就没有加这句话。但是，在我就要将贺卡放人信箱的时候，我却将它放在了下面的一个入口，上面写着：

‘打印材料’。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由于我当时的那个小小的说谎动机引起的。”

8.遗忘和误差。“天早上，天气极好，一个女孩想到瑞克博物馆画那里的石膏像，尽管她很想去散一下步，但是，她想今天的天气这么好，还是去多画一些画。首先，她要买些画纸，她到了商店（从博物馆到这里走路要用10分钟时间），买了笔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唯独忘记了买画纸。然后她就回到了博物馆，当她放好画架准备开始的时候，她才发现缺少画纸，因此她不得不再去商店。她将纸取回后便专心地画了起来，画的速度很快。一段时间后，她听见博物馆的大钟敲了好多下，她想，‘已经12点了。’她继续画画，直到一刻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她认为是12点过一刻），她包起这些绘画的材料，决定步行穿过温德尔公园到她的姐姐家去喝咖啡（在荷兰这就相当于午餐）。在苏沙博物馆，她吃惊地看到，现在才12点，并非12点半！欣赏好的天气胜过了她勤奋工作的动机，结果她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大钟在11点半的时候也是敲12下的，钟塔的大钟也同样是这样敲的。”

9.从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潜意识的干扰动机可以通过反复多次同样的失误来达到其目的。我再从一个小册子引用一个相似的有趣例子，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叫《弗兰克·韦德金德和剧院》，是在慕尼黑由喔拉格出版的。但是我必须将责任归于这本书的作者，这是一个以马克·吐温的方式讲的故事。

“在维德肯德的一幕剧《审查》中，在一个很庄重的时刻有这样一句表白：‘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Denkfehler）。’作者很重视这一段，他让这个表演者排练的时候在单词Denkfehler这里停顿一下。到了晚上，这个演员专心致志地进入了角色，并且很注意这个停顿；

但是，他却无意中以庄重的语调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fehler（排印错误）’。表演结束后，在对演员的表现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个作者肯定地说，他的表演无可挑剔；但是其中的那一段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是排印错误’，而应是‘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当下一个晚上《审查》重演，到了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演员还是用庄重的口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enkzettel（备忘录）。’维德肯德再一次表扬了这个演员的演出，但也指出美中不足的是，这句话的最后不是备忘录，而是理智的错误。第二天晚上，这场戏仍在上演，这个和作者建立了良好友谊的演员，在交换了对表演的观点后，到了这一段时，又用最庄重的面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zettel（打印的标签）。’演员同样得到了作者的绝对褒奖，而且这个剧本又多次上演；

但是这个作者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理智错误’的概念永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东西。”

兰克（1912和1915b）也注意到，在“失误和梦”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联系。但是，如果不深人分析与失误相联系的梦，这种联系是无法发现的。在一个很长的梦里，我梦见自己丢了钱包。早上，在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钱包真的不见了，虽然在我做梦的那个晚上睡觉前，在脱衣服的时候，我忘记将钱包从裤子的口袋里取出，并将裤子放在常放的地方。我并没有忽视我的这种遗忘，它又在潜意识中表现了出来，即在梦中使它表现出来了。[110]

我的意思并非是说，与那些单纯的失误相比，这些混合失误会教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失误的形式发生些变化，其结果仍是一样的，仍是为了表现一个确定的目标，或用很活跃的方式来抵抗一种思想。这时如果发生失误，一方面达到了目标，另一方面人们对此也无须做什么解释。我们很惊奇这样的事实，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有意识地防止这种失误发生的动机失败得多么彻底。我的朋友尽管付出很大的努力，最终还没有能够参加那个协会的活动；而那个女士发现自己无法与这个奖牌分开。在压抑人们的意识倾向的过程中，当一个方式行不通的时候，这种莫名的因素又会通过另一个方式来达到目的。我们用来消除这个意识的只不过是这种有意识的对立意志，这需要做出心理努力，使那些不被我们意识的东西进入意识。

第十二章 决定论、机遇和迷信——几个观点

通过对前面个别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心理机能的某些缺失——我们后面将对这些共同特点进行讨论——以及某些明显的非存心的操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缺失和操作都有其确切的动机，或者说是由人们意识不到的动机所决定的。

如果你要将某种行为归于这些类别，它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它不能超出我们的判断范围，其表现出的特点必须在“正常的界限之内”。

2.它必须是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暂时性混乱。在此以前，我们的同一种心理机能必须是很准确的，或者说，我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坚信我们能够很准确地完成它。如果他人对我们的这一行为予以纠正，我们必须立刻认识到其纠正的正确性和自己的这一心理过程的错误。

3.如果我们完全知觉到了这种失误，我们自己却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动机所在，我们一定会将它解释为一种“粗心”，或将它作为一种“偶然”。

属于这一类的行为包括：遗忘（Vergessen），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失误（Versprechen）、读误（Verlesen）、笔误（Verschreiben）、闪失行为（vergreifen）和所谓的偶然行为。从字面上来看，这些词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有一个德文的前缀“ver-”[111]。

我们对用这种方式定义的这些心理过程的解释引起了我们对一系列的使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的观察。

一

如果我们否定这样的观点：部分心理机能是不能被人们的意识所解释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心理生活中的决定论的范围做出评价，无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这种决定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1900年我看到文学史学家梅尔在《维也纳日报》的文章，他列举事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人们不可能存心和随意地生成一些无意义的言语或举动。我早就发现，在要人们做出自由选择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毫无原因地生成一个数字或名字，对这种明显的存心生成的数字的研究——一个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出的一个数字，或在做高智力活动时生成的一个数字——表明：这些数字的出现也是由人们实际认为似乎是不可能的方式所决定。我将简单地讨论一下人们对名字的随意选择的例子，然后仔细地分析一个“不加思索地甩出”一个数字的例子。

1.在发表一篇东西时，我要准备我的一个女患者的病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给这个患者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112]，当然选择的范围很广。有些名字一开始便被我排除了——首先是其真名，然后是我的家人的名字，以及其他的与此发音接近的名字。对我而言不可能找不到一个名字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自己在期待一个名字——我头脑中有很多女人的名字，但唯独出现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杜拉”（Dora）。

我扪心自问，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谁叫杜拉？我本来想抛弃由此而来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妹妹保姆的名字，但是我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有很好的自我训练，我还是很坚定地指向这一思想，然后让我的思绪由此展开。马上，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进入了我的脑海，这便是我要寻找的决定因素。我在我的妹妹的餐桌上看到了写给弗洛林·罗沙的一封信，我惊奇地问叫这个名字的是谁呢，我被告知我原认为叫杜拉的这个人实际上叫罗沙，但是，当她被雇用做保姆的时候，不得不放弃这个真名字。因为，我的妹妹也叫“罗沙”。“可怜的人”，我遗憾地说，“他们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我现在回忆起来，在此之后，我沉默了片刻，然后静静地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内容便很容易地进入了我的意识。第二天，当我要为这个不能使用真名的人取一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恰恰是“杜拉”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其他的替代名字的出现。这种情况也与另一个主观事件有固定的联系，一个受雇于另一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对我的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其治疗过程也有很大的影响。

几年后，这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又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在做一次讲座，经常引用这个叫杜拉的患者的例子。但我突然想起来，其中的两个女士听众中有一个也叫杜拉。我便转向我的这个年轻的同事，向她道歉说，我忘记了你也叫这个名字，并说在我的讲座里，我会将这个名字改掉。

这时，我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快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避免使用另一个女性听众的名字，以避免让我的那些有精神分析基础的同事将此作为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当我决定要用“埃纳”这个名字取代杜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讲完课以后，我问自己，埃纳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注意到这个名字的来源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在选择名字的时候力图避免另一个女士的名字，当然我很好地避免了这种可能性；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女士的姓是鲁埃纳，埃纳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2.在给我的朋友的一封信中，我通知他说，我刚好校对完《释梦》的清样，而且不想对此做较大的修改，“即使里面包括2467个错误”[113]，我立即想解释这些数字的来源，并在信中附上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分析。我还是将我的这个分析全文摘录下来：

“让我再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做一次贡献。在这封信中，你会发现我随意使用了2467这个数字来评价《释梦》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的多少，我的意思仅仅是指这个错误数字很大，但是唯独这个数字出现了。然而，头脑中任何东西的出现都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肯定也期望是潜意识决定了这个数字进入我们的意识。就在此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将军E.M从工兵署退休，我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当我作为军医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有一次他因病来病房（当时他还是一个团长），对一个军医说：“你必须在一周内让我好起来，因为皇上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从此以后，我决定效仿其职业；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职业已经走到尽头——一个工兵署长，并且已经（1899）列入退休人员之列。我想计算一下他从事这种职业的时间，从我1882年在医院见到他时起，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对我的妻子讲了这些后，她回答说：“是否你也该退休了？”

“上帝不会同意的。”我说。我们谈完以后，我便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这一系列的思想仍萦绕在我的脑海。经过仔细推断，我发现算错了。在我的记忆中的一个很明确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在监禁中（不能外出）庆祝自己24岁生日的，那是1880年，或者说是19年前。这样就出现了2467中的‘24’这个数字，现在，在我现在的年龄——43——加上24，这样就有了67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在回答是否我要退休这个问题时，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工作24年。自从我要追随这个M团长那时起，很明显对自己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感到厌烦，然而与他在这个时候就结束其生涯相比，我庆幸自己还是一个胜利者。这样人们就会很公平地说，这个不假思索出现的数字2467，并非没有潜意识的根源。”

3.自从我第一次解释了这个随意出现的数字后，我又反复地做过类似的实验，其结果仍与此一致。但是，其中涉及很多隐私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此予以说明。

由于多种原因，我要增加一个有关的例子，这是维也纳的医生阿德勒（1905）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那里获得的资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数字”联想的例子。向阿德勒提供资料的人报告说，“当我正在潜心阅读《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很偶然的干扰，我会将这本书读完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一段论述，即那些随意闯入我们意识的数字都是有确定的意义的，我决定做一个实验。这时出现于我头脑的记忆是1734，与此相联系的意念很快地出现在我的面前：1734÷17=102；102÷17=6。然后我将这个数字分成17和34，我现在34岁，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认为34岁是青年的最后一年，由于这个原因，我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得很不愉快。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一个17年的结束将看到一个愉快而有兴趣的时代的开始。我将我的人生以17年为单位分开，那么这个区分有什么意义呢？在想到数字102时，我想到了雷卡姆万国图书馆的编号102，这是考塞卜的剧本《厌恶和悔恨》。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便是厌恶和悔恨，这个图书馆里的编号6是（我熟悉地记得这里的所有的编号）穆勒的《罪过》，由此想到的是我自己的罪过，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接下来出现的是这个图书馆中的第34号，包括穆勒的童话《枪口》（Der Kaliber），我将这个单词分‘Ka’和‘Liber’两个部分。接下来出现于我的脑海的是，这个单词包括‘Ali’和‘Kali’（钾）两个部分。这使我想到有一次和我的儿子（6岁）的押韵游戏，我让他找出和单词‘Ali’压押的词，但是他一个也没有找到。当我一定要让他说出一个的时候，他说：‘All reinigt denMund mit hypermangansaurem Kali’（Ali用高锰酸钾清洗了他的嘴）。我大笑了起来，因为Ali是很温和的。在最近几天，我遗憾地发现，它并非是温和的Ali。”

“我问自己：这个图书馆里的17号是什么呢？但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不过我敢肯定，对此我很早就知道的，因此我认为我是想忘掉这个编号，我的任何思想似乎都是徒劳的。我开始阅读本书，但我的阅读很机械，无法理解书中的内容，因为17这个数字仍萦绕在我的脑海。这时，我将灯关掉，继续我的思索。最后，我意识到，17这个编号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哪一本呢？

我想到了《希洛和黎安德》——很明显是我的愚蠢的企图使我误入歧途。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查阅了这个图书馆的目录，发现17号是《麦克白》。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剧本，尽管我对它重视的程度和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一样。我想到的仅仅是：凶手，麦克白女士，巫婆，‘公正即邪恶’；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席勒的《麦克白》译本非常好。毫无疑问，我希望忘掉这个剧本。接下来想到的是17和34可以被17整除，得l和2，在这个图书馆的l和2好像是歌德的《浮士德》，我越来越感觉我和浮士德有很多相似之处。”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这个医生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阿德勒认为，这个男人对他的这些联想的综合并不成功，如果不从这些对1734数字的联想中获得一些理解这个数字的关键，那么很难对此做出有价值的解释。

“我今天早上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正确性。当我晚上下床时候，惊醒了我的妻子，她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图书馆的目录，我对她讲了当时的情况，她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但观点很有意思——在我一再坚持下，她还是接受了对《麦克白》进行联想，她说在她想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她什么也联想不起来。我回答说：‘让我们测试一下。’她说了一个数字117，我马上回答说，‘117是指我告诉你的那个数字，而且，我昨天对你说过，一个82岁的妻子和一个35岁的丈夫在一起的确不协调。’前几天我取笑我的妻子说她是一个82岁的小老女人，82+35=117。”

这个原没有找到决定他生成数字的因素的男人，当他的妻子给他一个随意生成的数字的时候，他马上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他的妻子很明确她丈夫生成这个数字的症结所在，因为她选择的数字也是出于一个情结——这是他们同有的情结，因为这种情况涉及到他们相互的年龄。

现在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对出现于这个丈夫头脑中的数字做出解释了，阿德勒认为，这个数字表明了他的一种压抑的欲望，这个欲望便是：“像我这样34岁的男人应该有一个17岁的妻子才合适。”

如果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那么我要补充一点，最近我从阿德勒那里得到消息，在他的这个分析出版一年之后，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离婚了。[114]阿德勒对强迫生成的数字给予了同样的解释。

4.人们选择的所谓的“吉祥数字”并非与这个人的生活毫无联系，或它的出现也并不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心理原因的。一个男人承认自己特别偏爱17和19这两个数字，在稍做思考后，他便发现，在17岁这个年龄，他考上了大学，并从此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科学研究的自由。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做长途旅游，之后不久便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这个偏爱的固定化还是在10年以后，即在他发现这个数字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之后。即使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偏爱的数字，或明显以很随意的方式生成的数字，都可以通过分析追溯其料想不到的含义。我的一个患者在这方面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当他很不愉快的时候，他很特别地甩出一句这样的话：“我已经告诉你17到36次了。”我问他这么讲话的动机所在，他说他的脑海马上出现的是：他生于那个月的27日，而他的小弟弟生于这个月的26日。他抱怨说，命运从他的生活中剥夺走了美好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的弟弟，因此他便在弟弟的出生日期这个数字上加上10来表示命运对自己的这种不公，“我虽然年龄较大，但我却要矮人半截。”

5.我还要进一步阐述一下对数字现象的分析，因为，我知道没有其他什么独立的观察事件能够像数字这样强烈地证明这种不被我们的意识所知的、高度混合的思想过程的存在。同时，我也找不到比医生提供的材料更好的例子。在这里我报告一个出现于我的一个患者（征得他的同意）的数字情形的分析。我要说明的是，他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他非常尊敬的父亲。当他心情很好的时候，426718这个数字就会闯入他的脑海，他问自己：“由此联想到的思想是什么呢？首先是我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如果患了感冒，而要医生治疗的话，病症会持续42天；如果不要医生的治疗，则要持续6星期。’”这已在该数字的前面部分反映出来（42=6×7）。在此之后，他停顿了片刻，我让他注意到他选择的这个6位数中缺少3和5两个数，他马上对此解释道，“我们兄妹7人，我是老小，就年龄顺序来说，3是我的姐姐A，5是我的哥哥L，他们是我的敌对方。在孩子的时候，我就向上帝祈祷，请他将这两个令人烦恼的家伙赶走。在我看来，我选择的这个数字满足了我的欲望，3和5——我的邪恶的姐姐和哥哥——被清除了。”“如果这些数字代表你的姐姐和哥哥们，那么最后18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毕竟有兄妹7人。”——“我常想，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的话，我就不会是最小的，如果再有一个孩子的话，我们就是8个了，我就会是一个小孩的哥哥了。”

除了对这个数字的解释，我们还必须能够在前后数字之间建立联系，从最后的数字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含义：“如果我的父亲仍然活着”。“42＝6×7”表示对那个没有医治好他父亲的医生的讽刺，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他希望他父亲还活着的愿望。这个数字（426718）与他在家中产生的两个童年愿望的满足相联系——一个愿望是希望他的那个姐姐和哥哥死去，另一个是希望在他之后再有一个孩子，或简单地表达为：“要是我的这两个敌人死了而我的父亲还活着多好！”

6.这是从一个记者那里得到的一个小例子。在L地的电信局工作的经理写道：他的19岁半的儿子想学医，而且熟悉《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并企图向他的父母说明我的观点的正确性。我将他所做的一个实验不加任何评判地引用如下：

“我的儿子对我的妻子谈了有关所谓的‘偶然事件’问题，并对她说，这些出现于其脑海的名字和数字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儿子：‘给我一个你喜欢的数字。’

母亲：‘79。’

儿子：‘由此你想到了什么？’

母亲：‘我想到了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美丽的帽子。’

儿子：‘它卖多少钱？’

母亲：‘158马克。’

儿子：‘可以这样解释：158÷2=79。你认为这个帽子太贵了，无疑你在想：如果便宜一半，我就会将它买下。’

对我儿子的这个结论我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女人一般对数字很不在行，他的母亲也不会想到158的一半是79。他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这个不太可信的东西：下意识中的数学表现比意识中的数学表现要好。‘不对，’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也许我的母亲不能很好地计算出158÷2=79，但是，她却碰巧看到了这个等式——她可能在做梦的时候想起了这个帽子，然后认识到其便宜半的价格。’”

7.我从琼斯（1911b）那里再引用一个对数字进行分析的例子。一个他熟悉的绅士想到986这个数字，对琼斯说，他不会与他想到的东西有任何联系。“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他首先出现了这样的记忆——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记忆：6年前，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在晚报上看到了一则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现在温度计的读数已经不是986℉了，明显超出986℉。我们当时坐在一个很热的火炉旁边，而我则刚刚从这个地方退出。他说他很清晰地记得这种炎热唤起了他的那种沉睡的记忆。然而，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记忆会如此清晰地存在着，就像以前出现过似的。对很多人而言，如果这种记忆不与其他什么重要的材料相联系的话，人们很难将它回忆出来。他告诉我，在读这个笑话的时候，他笑得前仰后合，以后又多次想起来，每次都倍感愉悦。实际上，这个笑话很贫乏，并不令人可笑，这使我认识到，在此背后一定存在着重要的东西。他接下来的思想是，热量这个概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热是宇宙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是所有生命的源泉，等等。一个很普通的年轻小伙子有如此鲜明的观点，的确需要对此进行一下解释，因此我让他继续他的自由联想。下面联想到的是一个工厂的烟囱，他从他卧室的窗户正好可以看到这个烟囱。他经常在晚上站在那里看从里面冒出的烟火，认为这实在是能量的一种浪费。热，火，万物生命之源，巨大的能量从这个耸立的空心柱子里面流走了——从这种联想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在他的潜意识中，这种关于热和火的思想和他头脑中**的思想密切联系，或者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思想。他现在有强烈的**情结，他自己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如果你要对这个观点——数字材料在人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获得更深刻的印象，你就应该了解一下荣格（1911）和琼斯（1912）的文章。

在对这类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东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首先，人们似乎像梦游的确定性一样，为了达到一个意识不到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数字的思考，这种思想马上便表现于所期望的数字，而且其计算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其次，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可以很自由地支配这些数字，但在我的意识状态，我对数字的推断能力则很差，很难记住日期、房间号码等诸如此类的数字。而且，在这些潜意识状态下，对数字的思维操作有一种迷信的倾向，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确其根源。[115]如果你发现，不仅这些生成的数字，而且这些生成的文字材料也是有一定的根源的，这都不足为怪。

8.这是一个关于强迫性的单词的消除的很好的例子，强迫性的单词，即那些无论做出多大努力也无法从我们的脑海里消除的总是出现的单词。这是由荣格观察发现的（1906）：“一个女士告诉我说，在这些日子，‘Taganrog’（塔干洛，俄国北部的一个地方）经常挂在嘴边，但又不知道它的意思。我问她这些天是否有一些刺激她的事件发生，是否有不愉快的情绪，她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她很喜欢一件睡衣（德文，Morgenrock）；但是她的丈夫对此不感兴趣，‘Morgenrock，Tag-an-rock’（字面意思为“白天一穿一睡衣”）——很明显，他们在发音和意思上相似。之所以用俄文的方式，是因为当时这个女士刚认识一个来自塔干洛的人。”

9.我很感谢赫奇曼博士，他提供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个特殊的地方，一行诗歌不明原因地、强迫性地反复出现了。

“E，一个法学博士说道，6年前，我从比瑞兹到圣塞瓦斯坦旅行，在铁路线跨越比沙河的这个地方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从边界桥上看，这里的景色很优美——一侧是一条宽阔的大峡谷和比利牛斯山，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是一个美丽清爽的夏日，万物被阳光普照，我在做假日的旅行，碰巧要去西班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下面的诗：

Aber frei ist schon die Seele，Schwebet in dem Meer von Licht”。[116]

“我回忆起来，当时我正在想这个铁路的起点在哪里，我无法回忆起这个地方。从韵律上来判断，这些词一定来自一首诗歌，但这首诗歌我完全忘掉了。后来，当这句诗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的时候，我问了很多人，但是一无所获。”

“去年，当我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也经过了这个相同的铁路线，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而且天在下雨。我看着窗外，看是否能看到边防站，我发现我正在比沙桥上。这句诗马上又闯入了我的记忆，而且我仍回忆不起来它的出处。”

“几个月后，我回到了家里，我发现了一本乌兰特（法国诗人）的诗集，打开后，这句诗映入眼帘：‘Aber frei ist schon die Seele，Schwebet in dem Meer von Licht’，这是诗歌‘Der Waller’（旅客）的结尾部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很多年前我读过这首诗。在西班牙的情景好像与这首诗的这一句有密切的联系，这很符合我对这个地方的描述。我对这个发现，只有一半的满意，然后我继续翻看着这本书。这句诗‘Aber frei ist schon…’印在这一页的最下面，翻过这一页，我在另一页发现了名字为‘比沙大桥’的诗。”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与前面的内容相比，我对这首诗的内容更不熟悉，其开头是这样的：

Auf der Bidassoabrücke steht ein Heiliger ahersgrau，Segnet rechts die span’schen Berge，segnet links den fr?nk’schen Gau”[117]

二

对决定随意生成的数字和名字的因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人们知道，很多人反对这种彻底的心理决定论（psychical determinism），因为他们确信自由意志的存在。

当然，这种确定的感觉确实存在，即使你相信这种决定论，也不能否定自由意志的表现。和其他正常的情感一样，这种感觉也是有证可寻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本人的观察，这种自由意志的感觉并不会在需要做出重要决定的紧要关头表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我们拥有的感觉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心理力量，我们很希望它能够代表我们的意志（我出现了，我不在做其他的）[118]。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无足轻重的决定，情况则与此不同。这时我们的活动往往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什么动机驱使的意志。据我们的分析，我们无需讨论这种自由意志的感觉的正确性，如果我们要考虑到这种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动机的话，这种确定的自由意志的感觉会提醒我们，有意识的动机不能扩展到我们所有的动作方面，即有些动作无须劳驾意识动机，“小事不去惊动法官”。但是，这个所谓的自由的活动，却在另一方面——潜意识方面——获得了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决定论彻底地表现在整个心理领域。[119]

三

尽管在前面章节里讨论的失误动机，在意识状态下难以认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很多的证据来证明它的存在。事实上，随着我们对这种潜意识原因的揭示，我们便有可能来发现这些证据。在两个领域，有可能验证这种潜意识的动机的存在，在这样的状态我们有可能认识这种动机。

1.我们观察到偏执狂（paranoia）患者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他们将我们通常忽略的细小的行为赋予深刻含义，或者说，在他们观察到他人的这些细小的行为时，总是说这些行为意义重大，并据此得出重要结论。例如，我最近见到的一个偏执狂患者说，周围的人们好像都达成了共识，因为，当火车驶出车站时，人们都是挥动一只手。另一个患者注意到，人们走路的方式，使手杖的方式等等都有重大意义。[120]

这些无须动机的、偶然的行为——正常人也具有的这种心理操作，或是正常人的失误行为——一旦被偏执狂患者在他人身上看到，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表现。他们在他人那里观察到的任何东西都意义深刻，每一个行为都可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呢？或许，和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一样，他将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投射到了他人身上。

对偏执狂患者而言，他们被迫让出现于正常人潜意识中的东西进入意识，而要让正常人意识到这些东西必须通过相应的心理分析。[121]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偏执狂患者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他们洞察到了正常人认识不到的东西，他们比有正常心智能力的人在这个方面看到更清楚；只不过，他们将这种看法以替代的方式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使他们的这个认识变得毫无价值。

我希望自己不相信这些偏执狂患者的解释，但是，偏执狂患者对这种偶然行为的解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这种确信的感觉的理解，即偏执狂患者确信其解释的正确性。事实上，在这些解释中有一些是符合实际的东西。我们的那些非病理性的判断失误也应有这样的确信感觉，即确信这些失误是有一定意义的，或这些失误是有一定原因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的其他部分将详细论述。

2.对偶然和失误行为的潜意识动机的这种替代还表现在迷信现象中，我将通过我自己的小小经历来阐明我的观点。

在我度假回来后，我的思绪马上回到我的患者身上，在新的一年开始后，我要注意的是哪一个患者呢？首先，我要看望的是一个老妇人，多年来我一直是坚持每天为她服务两次［第112页］。

由于这是例行的服务，且单调乏味，在我去看她的路上和探视她的过程中，我的潜意识的思想就会表现出来。她已年逾九旬，每年开始时，我都会很自然地问自己，她还能支持多久。就在这一天，我匆匆叫了一辆车赶往她家，在这里的每个车夫都知道这个老妇人的家，因为我经常坐他们的车。但这一天却发生了一个很偶然的情况，这个车夫在她家的门口没有停车，而在附近另一个与此平行的街道上的同一个门牌号前停了下来。当我看到走错了路后，斥责了这个车夫，他急忙对我道歉。那么，我在另一个没有居住这个老人的家门口停车是否有重大意义呢？当然，这并非对我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迷信的话，从这个偶然事件我可以看出一种预兆，今年将是这个老人的最后一年。历史上记录的很多预兆也只不过是依据这种象征，我当然将这种情况解释为一种偶然，没有其他的意义。

但是，另一种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我步行前往，当自己“陷入沉思”或“心不在焉”，也到了另一个与此平行的街道的这个房子，而不是这个老妇人的家门口，这就不能解释为偶然，而是值得解释的、有无意识目的的行为。我对这种“误入歧途”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不久就不会再看到这个老妇人了。

我和那些迷信的人区别如下：

我不相信心理生活中的那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会预知我们将来在现实中隐藏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理活动的偶然表现会揭示一些隐藏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属于心理方面的（不属于外在现实）。我相信外在的偶然性，但是，我不相信内心的（心理的）偶然性。而迷信的人的看法则相反，他们对这种偶然和失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知，相信这种心理的偶然事件，另一方面，他们赋予外在的偶然事件以特定的意义，一种对将来现实的预兆，认为这种偶然事件的发生是表达外在现实中隐藏的东西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我和迷信的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首先，他寻找外在的动机，而我则寻找内在的动机；其次，他将这种偶然解释为一种事件，而我将这种偶然解释为一种思想。但是，隐藏于他的东西和隐藏于我的东西相对应，而且，都不想将这个偶然解释为偶然事件，而宁肯对它做其他的解释，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122]

我认为，意识的疏忽和潜意识中对这种偶然的心理事件的动机的认识是迷信产生的心理根源。

因为，迷信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偶然行为的动机，但是又要求能够认识到这个动机，这样他就不得不在外界寻找其替代根源。如果这样的联系确实存在，它就不可能局限于这个单一的情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世界上迷信的大部分观点——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了现代的宗教——只不过是心理向外在世界的投射。对这种心理因素以及在潜意识中的联系的模糊的认识——对此很难表达，用偏执狂患者做类比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都反应在超自然的现实的构成上。这些超自然的现实最终会被潜意识心理学这门科学所取代。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解释天堂和地狱的神话，去解释上帝和不朽的灵魂，去解释善良与丑恶，将这种形而上学转化为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初看起来，偏执狂患者的替代和迷信的人的替代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众所周知，他们被迫以人神同形的方式去对此加以解释，或用自己想象出来的众多人格的力量来对此予以解释。他们将这些偶然的事件神秘地解释为是那些有神秘力量的人们所为，其所作所为有时像偏执狂患者，即从他人的细小的行为得出重要的结论，有时又像很多正常人，他们据这些偶然的和不存心的行为来判断邻居的性格。在我们的现代科学中，这种迷信的世界观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但在前科学时期的世界观里，人们坚信他们解释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罗马人看到门口飞过一只小鸟，便认为这不是好的兆头，他们就会放弃去做那些不论多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这种洞察力来判断自己的活动，这样的行为与他的前提便达到了一致。但是，如果他放弃去做这件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他在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他们的这种洞察力比我们这些无宗教信仰的人还要优越，他们比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更像心理学家。因为这一跤向他们表明，他们还有疑虑，还有反面的力量在对他们发生作用，这种力量在涣散意识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心理力量联合起来去达到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肯定会取得成功的。这正如席勒笔下的泰尔，在让他用箭去射他儿子头上的苹果时，官员问他为什么抽出两根弓箭？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用第二根箭射穿你，如果我伤了我亲爱的儿子的话，这根箭就是你的，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席勒的《维赫姆·泰尔》，第三场，第三景）

四

任何人只要有机会用精神分析的方式研究一下人类隐藏的心理冲动，他们都会发现，在迷信里，这种潜意识动机的特点得到了表现。我们可以在那些患有强迫性思考或其他状态的神经症患者那里——这些人的智力一般都很高——清楚地看到：迷信来源于压抑的敌对冲动[123]，迷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灾难的期望。如果一个人经常有对付他们的邪恶欲望，但他又想变好，他就不得不将这个欲望压抑在潜意识之中，并期待着通过灾难的方式来惩罚这种潜意识的邪恶。

尽管这几句话不能完全阐明迷信心理学，但是我们至少触及到了这样的问题：迷信到底有没有现实根源，或者说，诸如真实的预感、梦的预见、心灵感应以及超自然力量的表现等等，这些说法是否完全是假的。我的意思并非是对这些说法一概否定，因为，很多哲人名士对此都有详细的观察，并确认其存在，当然对此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的研究。我所希望的是，其中的一些部分能够通过人们对潜意识过程的认识而得到解释，从而使我们今天的观点更加巩固。如果像招魂术这样的现象仍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用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新发现来进一步限定我们的“定律”，而不使我们动摇关于世界上事物之间的一致性的信念。

对此问题的讨论，我只能提供一个主观性的答案——据我个人经验的答案。遗憾的是，我必须承认我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我出现的时候，神灵停止活动，超自然的力量也隐身而去，因此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使我相信这种奇迹的存在。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预感，并经历了一些烦恼；但是二者总是联系不起来，预言的事件总不出现，而一些不幸的事件经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孤居其他城市的日子里当时我还年轻——我经常误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倍感亲切，然后仔细地记下这个时刻，并追查在这个时候我的家人是否真的叫过我的名字，或有无什么事件发生，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与此相应，有一次，在我忙于为一个患者看病的时候，我的一个孩子突然患病，几乎因此死去，当时我仍没有烦恼的预感。到目前为止，我所遇到的患者中，没有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预感应验。我也必须承认，在最近几年，我的一些经历也可以用心灵感应的假设对此予以解释。

很多人都坚信梦有预见性，因为人们可以用很多事实对此予以论证：在梦中出现的愿望，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了满足。但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是，通常，在梦和愿望的满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被做梦的人给忽略了。一个聪明、诚实的女患者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关于梦的预见性的例子。事情是这样的：她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某个街道的某个商店遇见了她以前的一个朋友——她的家庭医生。第二天早上，当她来到市中心梦里梦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他。我发现，这种奇迹般的巧合并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对此我以后将予以论述。

在仔细地询问了她一些问题后，我发现，在她做梦的那个早上，她并没有回忆起来这个梦——直到她出去散步并遇到这个人时才回忆起晚上的梦。她对这样的解释并不反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并非神秘，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心理问题。那天她走在街道上，遇到了她的家庭医生，见过以后，她感觉到前天晚上自己在梦里梦到过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他。对她做具体的分析后，就会发现她的这个确定感觉是如何出现的，一般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否定其真实性。一个期待已久的在某个特殊的地方相遇，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约会。这个老家庭医生唤起了她对以前经历的回忆，她通过这个医生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从此以后，她继续和这个绅士有密切的联系，就在做梦的那天晚上，她还在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他并没有来看她。如果对这种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的话，我便会很容易地发现，当她见到她以前的一个老朋友的时候，她表现出的做过这个预见性的梦的幻想等于在说：“啊！医生，你使我陷入了过去的回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安排一个约会，我从来不会失望的。”

这种“明显偶合”（remarkable coincidence）——说到某人时，他确实出现了——也是有的。我也观察到自己的一次这样的小小经历，这或许代表了很多类似的经历。在我获得了教授头衔后的几天（1902年3月）——在当时的专制时期，教授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当我走到市中心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童年的幻想，即想去报复一下那对夫妇。几个月前，这对夫妇请我去给他们的小女儿看病，这个女孩在做了一个梦后，出现了有趣的强迫症状。我对这个病例很感兴趣，对其病因我是知道的。但是，这对夫妇反对我给他们的女儿提供治疗，而让她转到了一个外国权威那里，这个权威以有效的催眠疗法著称。我的这个报复性的幻想是：在这个权威的治疗彻底失败后，他们会再来求我进行治疗，并且向我表示，他们对我的治疗很有信心，如此等等。然而我就会这样回答：“是的，现在你们对我有信心了，因为现在我也是教授了。这个头衔并没有改变我的能力，我当大学讲师的时候，你们没有用我，那么我现在做了教授，也可以不用我。”这时，我的幻想被一个声音打断，“教授，你好！”我一看，站在我的面前的正是我正在想着要报复的那对夫妇。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并非奇迹，我在这个宽阔、笔直、几乎没有什么人的街道上走，迎面而来的正是这对夫妇。在我们相距20码的时候，我可能偶然的一瞥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并认出了他们；但是我却将这个感觉放到了一边，或被消极地忽略了。

很明显是情绪的因素在这个幻想中发挥了作用，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巧合。

兰克（1912）也报告过一个“预言应验”的例子。

“几年前，我也经历过一次‘明显偶合’，正在我想某个人的时候，偏偏就遇到了这个人。

圣诞前不久，我到奥匈银行兑换货币，想用一些零钱兑换10个新银元作为送人的礼物。在路上，我一直陷入自己的野心幻想：自己一贫如洗，而这个银行则有堆积如山的存款。我来到了那个银行所在的小街，看到有一个小车停在那里，很多人从银行进进出出的。我对自己说：无疑，出纳是有时间兑换新的银元的，我很快就办完事了。我写了要求兑换的单子，对出纳说：‘请给我金币。’我马上注意到了我的失误，应该说给我银元，这使我从幻想中惊醒。我距入口仅有几步之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进来后向我走来。我想我认识这个人，由于我眼睛近视，并没有确定他到底是谁，当他走近一点后，我认出他原来是我哥哥中学时的一个叫金的朋友。金的哥哥是个著名的作家，在我的文学生涯初期，我很想得到他的帮助。但是，这种帮助我最终也没有得到，结果我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获得成功。在我去银行的路上还在想着这件事。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我沉迷于我的幻想的时候，我一定是无意问看到了这个金先生，表现在我的意识上，便是向出纳要金币，而不是这个价值较小的银元（这说明自己梦想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对这个失误事件——我的潜意识最初知觉到了一个物体，后来又被自己的意识认识到了——布洛伊勒将之解释为‘复合准备’（complexive preparedness）。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与自己的看法相反，我用事实说明了自己的愿望，这个事实便是到银行后用纸币兑换金币。”

下面的经验也可以归于此列。在某一时刻，或某一地方，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好像以前我们到过这里，但是经过努力回忆，发现自己以前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也明白，人们在言语的表达上，将此习惯上称之为“感觉”，但实际上这应是一种判断，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知觉判断。这些情况有其本身的特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他无法回忆起来他想要的东西。这个“似曾相识”的现象是否可以证明有前世的存在呢？当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后，便企图用特殊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提出的解释，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人能够透过这个现象的表面而看到其深层的东西。据我观察，这些心理过程可以对这种“似曾相识”——即潜意识幻想——的现象做出解释，但当代的心理学家仍然忽略这一点。

我认为将这种似曾相识的经验看作幻觉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情景确实触及到了他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只是我们无法将这种经历回忆起来，因为它还没有被意识到。简而言之，似曾相识的感觉与一种潜意识幻想的再现相对应。这里存在着的潜意识幻想（或白日梦），就像我们意识中产生的同种创造一样，对后者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

我想对此问题应该给予认真对待，但这里我能做的只不过是对一个具体的“似曾相识”的例子进行分析。在这个例子中，这种感觉是那样的强烈和持久。一个37岁的女士对我说，她对她在12岁半时的一次记忆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到乡村去看她的几个同学，当进了大院，她马上感觉自己以前来过这里，来到客厅时，她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她感到自己原来就知道这个房子的结构以及这个房间的隔壁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并且知道从这里会看到些什么。当时她想，之所以会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可能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到过这里；但是，询问了父母后，这个看法就被否定了。这个女士并没有从心理学方面对此予以深究，但是她认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她的重要情绪生活的预见，因为这些同学对她以后的生活意义重大。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她当时的处境，就会对这一现象有另外的解释。在她去看望她的同学的时候，她知道，她的一个女同学只有一个哥哥，当时他病得很重。她来到他们家后，也瞟了他一眼，他已经病入膏肓，她对自己说，他将不久于人世。现在，她自己唯一的哥哥也患有重病几个月了，在他生病期间，她不得不和她的父母分开几星期，而和她的一个亲戚待在一起。她相信，她的哥哥和她一起去了乡下，而且她认为这是他病愈后的第一次旅行。但是，奇怪的是，她对其他的很多细节都很不确定，唯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还记得自己那一天穿着一件很特别的裙子。了解到这些信息后，任何一个人都不难从这些暗示中得出结论：她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期望她的哥哥死去。这一点对这个女孩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她对这个愿望意识不到，而且，在她的哥哥恢复健康后，她又将这种思想更强烈地压抑了起来。但是，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她的哥哥没有恢复健康，那么她就要穿孝服了。她在自己同学的家里发现了一个很类似的情景，她的哥哥也濒临死亡，事实上他不久就死了。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几个月前，她本人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是，她并没有回忆起来这件事，相反，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个地方的似曾相识感，如这个环境，这个房子，这个花园等，自己又成为这个“虚假的探索”的受害者。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对哥哥死的期望还没有从她的幻想欲望中消除，她希望自己成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后来，她患有严重的恐怖性神经症，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这种症状的潜意识根源也是同一个内容。

我的一次类似的似曾相识的短暂经历也可以追溯到当时的这种情绪的聚集。“在这种情况下，也唤起了我原来形成的改良自己处境的幻想欲望。”关于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我们认为费伦茨博士的解释是值得考虑的，他对本书的第3版提供了很多帮助。在这个问题上他写道：“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和其他人一样，我自己深信，有无数的似曾相识的经历都可以追溯到潜意识的幻想，在当时的情景中，人们又潜意识地联想到了这种幻想。我的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于其他人，但是，实际上也是其他人的翻版。这种感觉经常出现，后来发现，这种感觉来源于以前做的一个梦的一部分，而这个梦的内容他早就忘掉了。由此可见，似曾相识不仅可以源于白日梦，同样也可源于夜间梦。”

后来，我发现格拉斯特（1904）也对这个现象做出过解释，他的解释和我的观点极为相似。

1913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来论述另一种很类似于似曾相识的现象（1904a），这便是“似曾谈及”，即在自己前来治疗时，幻想着自己已经报告过那些很感兴趣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患者主观上坚信，他在很久以前就说过这些记忆材料，医生则很确定地说他并没有讲过，并肯定地告诉患者他一定是记错了。对这种有趣的失误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这个患者在说明这个材料上有压力，因此他便试图将这些材料说出来；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说出。在治疗的时候，他将原来的这种记忆当成了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这样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种类似的情况，其机制可能是一样的，费伦茨（1915）将此称之为“信以为真的”失误。我们相信，我们会遗忘、误置或丢失一些事情、事物，但是有时我们却坚信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并认为事情本来就如此。例如，一个女患者又返回到医生的家里，说她是回来取伞的，因为她将伞丢在了这里；但是这个医生发现，这个伞就在她的手里。这个失误的发生显然与一个冲动有关，这个冲动便是，她想将这个伞放到这里。由此可见，“信以为真的”失误与真正的动作相对应。这正如人们所言：这太便宜了，因此便想回报一下。

五

最近，我将名字遗忘例子的一个分析报告给一个学哲学的同事看，他马上反驳说：“这很有意思，但是，我对名字的遗忘则不是如此。”对我的观点，当然不能用如此简单的方式予以反驳，我不认为我的这个同事以前曾对名字的遗忘这一现象进行过分析，也不能说他对名字的遗忘现象的解释完全不同。然而，他的这个说法涉及到了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即关于这些失误、偶然行为的解释是仅适用于个别情况，还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仅适用于个别情况。那么其条件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释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很困难，或使我进退维谷。但是，我要声明一点，我们所报告的这种联系绝非少数，每次对自己或患者做实验的时候，在这些例子中都会明显地看出这些联系，或者说我们的看法是有基础的，是站得住脚的。当然，如果你没有发现这种隐藏的思想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你设法找到这些思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抗拒。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对自己或患者的梦都做出解释。为了证明这个理论具有普遍性，只要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寻找这些隐藏的联系就足够了。对前一天做的一个梦进行解释的时候，你可能感觉非常曲折，难以理解，但往往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你会揭示其秘密，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反面的力量减少了，这样你的解释就容易了。这也适用于对失误和症状行为的解释，在（英文版）第70页的那个读误例子中，我有机会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最初我对这种失误无法解释，但是当我对这种压抑的思想的兴趣消失后，情况却明朗开来。[124]只要这种痛苦——我的哥哥比我获得教授头衔的时间早——存在，那么，对这个读误的分析就需要我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发现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比我优越时，我便突然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当然，我们也不能这样认为：这种持续时间的分析都是由于这个机制，而非所揭示出的心理机制导致。如果对这种假设并没有得到反面材料，人们就准备相信对失误和症状行为——这些可能是发生在正常人身上的行为——的其他解释，这便使这种假设失去了现实价值。也正是同一种心理力量使人们产生了一些秘密，并促使自己去探究这个秘密，最后对此做出解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仅仅通过其本身的力量，压抑的思想和冲动尚无法通过失误和症状行为获得表现。因为，在此情况下，这种一边倒的可能性，就其神经机制而言，必然是孤立的。而这一点正好被压抑的思想所利用，据此使人们的意识有所感觉，即仅仅是想让人们有所意识。在言语失误的情况下，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企图确定的是，造成这种失误产生的结构和功能上的联系。如果我们将这些失误和症状行为产生的原因区分为潜意识的动机和心理一物理联系，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公开的问题：在正常人的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像潜意识这样的因素，并取代潜意识——能够说明这些失误的产生；但对此问题的回答并非我的任务。

尽管在精神分析和关于失误的一般观点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也不想夸大这种差异，我宁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那些差异不明显的例子上。对于那些简单的、不引人注意的口误和笔误而言——仅仅是一种压缩，或少了一个词，缺少一个字母——这是不会有什么复杂的解释的。

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我们必须坚信：对意识的某种干扰仅仅是表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说不清楚这种干扰来自哪里，其目的是什么。事实上，这除了说明它的存在外，并没有其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