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我自己最近读到《维也纳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布卡维尼亚》。
这个标题似乎不太成熟，因为当时的罗马尼亚并没有将自己暴露给敌方。就文章的内容而言，这个单词很明显应该是“俄国”而非“罗马尼亚”；然而，监督员一点也没有对此感到惊奇，因此疏忽了这个失误。
在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塔尘的卡尔·普罗奇卡印刷厂（原来是帝国和王室印刷厂）——印刷的一份传单上，有一个排印失误，在此，将此作为一个“政治”误排是在所难免了：
“根据协约国的一项法令，要固定奥沙河边界，不仅西尔西亚，而且塔尘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zuviel，（较多的部分）[78]归波兰，另一部分归捷克斯洛伐克。”
丰唐被迫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误排，因为这个误排意味深长。1860年3月29日，他在给出版商斯普兰格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看来注定不会看到我的这个小小愿望的满足了。看一眼校样——我已经封好，准备寄出——就会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仅仅得到一份校样，尽管我需要两份，其原因我已经指出。我要求尽快将第一校的稿子给我，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一特别用英语注明这一句，但我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答复，我对此极为重视。校样的第27页，在卡纳克斯和王后之间有这么几个字：‘worauf Maria aasrief’[79]。面对如此攻击性的失误，如果知道这个失误被消除了，这将是一种解脱。“aas”对“aus”的这种不幸的替代，使这里的一切变得更糟了，这无疑是说，她（王后）好像真的如此称呼他。
祝安
T.丰唐
冯特（1900，第374页）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值得我们重视，这个事实（很容易证明）是：我们的笔误比口误出现得要快。“在正常的讲话过程中，意志的抑制机能一直是指向产生意思的过程和与发音有关的相互协调的运动。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之后的表达活动由于机械的原因变得迟钝，这正如在写作的过程……，那么，这种前移的出现是很容易的。”
对出现读误的情况进行观察后，我们会对此提出疑问一一对此我不能搁置不提，因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开端。人人皆知，在大声朗读的时候，注意迂回于材料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如果由于其他的干扰而离题，那么他通常不能说明他读的内容是什么。他好像在自动地阅读，但通常是准确的。我想，在这样的阅读情况下，读误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我们认为，在人们阅读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机能在自动地、准确地活动着——或者说，很少有意识的注意。
由此可见，决定在读误、口误、笔误中表现出的注意因素的方式与冯特的描述很不相同（冯特描述的是注意的终止和减少）。我们从对上述的例子分析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注意在量的方面有所减少，但我们发现了与此并非完全相同的另一种东西：外来思想的干扰，这一点应予以重视。
在“笔误”和“遗忘”之间，我再插入一个例子。一个人忘记了对支票签名，忘记给支票签名和忘记支票属于同一情况，为了说明同类情况遗忘的重要性，我从一篇小说上抄写下来一段（沙奇提供）：
“这是一个明显且很有意义的例子，而且可以肯定，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知道如何使用失误的机制，以及通过精神分析表现出的症状行为。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法利塞教徒之岛’中有所表现。小说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一个思想徘徊的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社会同情心，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本阶层的态度。在小说的第十六章，作者描述了他对一封信——来自一个年轻的无能之辈——的反应方式。在最初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他曾帮助过这个人两三次。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直接向他要钱，但描述了其悲惨的境遇，因此其意思也是明显的。开始他想，与其说将钱给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人，还不如用它做些慈善事业。
但他还是拒绝了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因为他贫困潦倒就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说一些鼓励的话，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拿出主意！在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全是废话！你只不过是不想出钱罢了，正是如此！’”
“这样，他很友好地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用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里面放了一张支票。你可信赖的，理查德·修顿’。”
“‘在他写好支票之前，一个在蜡烛边飞舞的小蛾分散了他的注意，这时他抓住了这个小蛾，并将它扔到了外面，但他已忘记将支票放在信封里面。’信就这样发出去了。”
“在这笔钱上的失误的动机比他剖析自己自私的目的更加微妙，很明显，他还是不想捐钱。”
“住在他岳父的家里，修顿被他的未婚妻、她的家人及亲戚包围着，他感到很孤单，其失误表明，他渴望他的保护人，而这个保护人，由于其过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观点，与他周围的人形成明显对比，尽管这些人无可指责，但他们却一成不变地接受着同一传统的影响。事实上，这个保护人如果没有得到他的资助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几天后，他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支票放在里面。”
第七章 印象和意向的遗忘
如果有人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现代心理生活的了解，只要提到记忆的机能就足以使他谦虚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理论能够成功地对记忆和遗忘这一基本现象做出说明。事实上，对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的分析才仅仅开始，今天，就识记和遗忘而言，遗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尽管我们在研究梦和其他心理现象时了解到，我们思考的一些东西很久就被遗忘了，但突然某一天它又闯入了我们的意识。[80]
诚然，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认为，遗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遗忘对我们获得的印象材料有特定的选择性，同样，对每一个印象或经验的细节也有相应的选择性。我们知道，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想起来，或又被唤醒，这是有条件的。然而，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条件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完善和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印象——他们结伴外出旅行，如前面的章节中的一个例子［第21页］——在以后的某一天交换他们的见闻，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对一个人有很深印象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定的印象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对一个人比对另一个人大。那些决定我们对记忆的东西进行选择的因素，很明显仍未被我们认识到。
为了能够对了解决定遗忘的这些因素做出一点贡献，我将对我自己的遗忘情况进行心理分析，以此作为我的一种实际行动。通常，我关注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由于我自己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对这种情况下的遗忘感到颇为惊奇。再加上我很难忘掉什么东西（是我经历过的东西，并非我学习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超群，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将能记住阅读过的每一页作为我的一种功课。在我上大学之前，当我听完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后，我几乎可以逐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在最后的医学考试的紧张关头，我再次充分利用了我固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能很自动地写出了答案，就像是对我以很快的速度读完的课本内容的回忆。
从此以后，我对记忆的控制变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仍一再地告诫自己，只要使用一些策略，我仍能记住一些本以为不可能记住的东西。例如，在会见时间，一个患者说以前我见过他，但我既想不起来这个事实，也记不起来什么时间，我便通过猜测回忆很快地想到几年前，然后再追溯到现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患者的记录以及来自患者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和我回忆起来的内容进行对照，结果发现，我对以前的咨询细节记得很清楚，我对10年内的时间的记忆误差很少超过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较陌生的朋友，出于礼貌我问到了他的小儿子，如果他描述一下其成长过程，我会想到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将我的猜测和这个父亲告诉我的加以对比，我的误差几乎没有超过一个月，对他的大儿子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尽管我说不出我评价的基础。
后来我就很大胆了，我会很自然地说出我的猜测，这样就不会使这个父亲因为我不关心他的孩子而认为我忽视他。通过唤起潜意识记忆的方式，我扩展了自己的有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我想报告一些典型的遗忘例子，有很多是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将遗忘分为两种：一是对印象的遗忘（forgetting of impression），或对知识的遗忘（forgetting of knowledge）；二是对意向的遗忘（forgetting of intention），或对要做的事情的忽略。我先说明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愉快的动机是遗忘产生的基础。
一、印象和知识的遗忘
1.一个夏天的假日，我的妻子使我非常生气，尽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对面是一个我认识的来自维也纳的先生，毫无疑问他也认识我；但我有足够的原因不想和他恢复关系，我的妻子仅仅听说过这个有点名气的人的名字，她很关切地倾听他和他身边的人的谈话，并不时地接着他们的话题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忍无可忍，最后终于爆发了。几周后，在我向我的一个亲戚抱怨我的妻子的这一行为时，竟回忆不出来他们当时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较嫉恨别人的人，不会将使我烦恼的细节忘掉，我的这次健忘的表现的动机出于对妻子的考虑。
前不久，我又有了一次相同的经历，我很想将几小时前妻子讲的一个笑话讲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听，但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因为，我忘记了妻子说了些什么，当我问了妻子才想了起来，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与我们关心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联。
2.我要给维也纳的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带一个装文件和钱财的小型保险柜，当我答应了这件事后，位于这个市区中心的这家商店的店面便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而且我肯定在这里见过这类保险柜。但实际情况是，我却无法回忆起这个街道的名字，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这个地方走一下，我就会找到这个商店，因为记忆告诉我，我在这里走过无数次。但不幸的是，尽管我在这个地区从各个方面走了数遍，仍没有找到有这个保险柜的店面。唯一的一条线索是查一下安全备忘录上的商号，确定了这个商店后再去这个区域寻找，而像这样大动干戈似乎没有必要，当我翻了这个指导书，我马上就认出了我忘掉的这个地址。显然，我在这个店面前面走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去拜访M一家人，他们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多年，后来我们的关系疏远了；
但毕竟形成了习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其原因，可见我是想避开这个房子和附近的地方。当我在这个地区寻找有这个保险柜卖的商店时，我几乎走遍这里所有的区域，但唯独这个区域我没有去，好像强迫性地要避开这个地方似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我们不愉快的动机是造成遗忘的原因。然而，遗忘的机制并非像前面的例子表现得那样简单，我的厌恶并非是针对这个保险柜，而是针对另一个人，是一个我不愿想的人，正是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作用，因此产生了我的这种遗忘现象。在“Burckhard”的例子中［第117页］，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我对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怨恨导致了我在写与之同名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时产生笔误。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两个名字的相似，引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而在保险柜这个例子中，这个不愉快的思想是由两个地方的接近引发的。就后者而言，这个症结更顽固。此外，还有另一原因，这与钱有关，实际上与住在这个楼的朋友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是由钱引起的。
3.我应B和R的公司的邀请，要对这里的职员做一次职业巡访。在去这个地方的路上，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在这个大楼——公司的基地就在这里——反复地寻找。当我到了这个大楼后，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这家公司应在下面的一层，我既记不起来这个公司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我在这里见到过谁，尽管这些事情对我很不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将自己的注意集中到这里，然后以间接的方式，将与此有关的思想联系起来，最后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总部在费施尔寄宿学校的下面，在这个地方我曾多次看一个患者。同时，我又回忆起来，在这个楼里居住着这个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但是什么促使我产生这个遗忘呢？这仍然是个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个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患者而言，并没有伤害到我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使我感到焦虑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不会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么，这和前一个例子不太一样。当我在去看另一个患者的路上，这个原因最后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患者存在认知困难，他在这个街上遇到过我，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并给他诊断说，他会逐渐瘫痪。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好了，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诊断，因为，我对其他的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我忘掉这个公司地址的因素与这个人有关，我对于此类遗忘问题的兴趣，促使我找到了遗忘的原因——矛盾的诊断。但是，这个联想（其内部联系很微妙——这个不期康复的人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这个大公司经常向我推荐患者）是由名字的相同实现的；另外一个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将这个情况诊断为麻痹，这个医生的名字也叫费施尔，和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但当时我却将这个名字给忘掉了。
4.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像其他人一样，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条理性的东西，而对自己来说则是有条理的，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个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是我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关于语言》，其中有对这本书的宣传，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我认为误置这本书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我的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
“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到了什么。几年前，在我尚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很赞赏我的一个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的作者，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的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发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个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使我产生了误置，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
5.另一个误置的例子也很有趣，因此我们将找到这个东西的情况分析一下。一个年轻人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几年前，在我和妻子之间有些误解，我认为她太冷酷无情。尽管我同时认为她有不少优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几乎无感情可言。一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将一本刚买的书送给了我，认为我会感兴趣，我感谢她这种‘留心’的信号，因此答应读一下这本书，就将它放在一边。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这本书。有几次，我也想到它，但就是找不到。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母亲突然生病，我的妻子离开家去照顾我的母亲，母亲的病情很严重，这给我的妻子表现自己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充满热情地回到家里，感谢我的妻子所做的一切，我无意地走到我的桌子边，梦游似的拉开一个抽届，这本书就放在最上面。”
6.这个例子和上面的例子的特点非常相似，当误置的动机被揭露出来后，便很肯定地找到了被误置的东西，这个例子是由斯塔克报告的（1916）：
“一个女孩要做一个衣领，但在裁剪时不慎将布料搞坏了，因此她不得不将裁缝请过来将此搞好。当裁缝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女孩就取弄坏的衣领，她来到这个放衣领的抽屉，但衣领并不在里面。她将里面的东西都翻了出来，仍没有找到，她生气地坐下来，责问自己为什么东西会突然不见了呢，是什么原因使我找不到它呢？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难以使人启齿的结论：如果这个裁缝看到，自己将如此简单的东西都做坏了，这会使她多么难堪。了解了这个原因后，她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壁橱，直接就将这个做坏的衣领找了出来。”
7.下面的这个“误置”例子是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熟悉的，我声明一点，这个误置东西的患者最后自己又将他误置的东西找到了。
“一个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被暑假中断了，当时他出现了抵抗的状态，因此感觉不好。他将他的一串钥匙放在一个平常放置的地方一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当他脱衣服准备过夜的时候，忽然觉得应为明天的旅行准备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他的治疗费用也已经到期——他将这些东西从写字桌里取出来，他的钱也放在里面，但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他仔细地寻找了几乎所有的放东西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当他认识到他的这种‘误置’可能是一种症状行为时——即存心在做些什么——他让他的用人继续寻找，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什么‘偏见’；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放弃了，心想，这个钥匙肯定是丢掉了。第二天早晨，他要从这个桌子的制造商那里领取新的钥匙，他们很快就将钥匙给他了。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同车的两个朋友听到了金属落地的声音，朋友说是不是钥匙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这天晚上，用人终于将钥匙找到了，钥匙就在一本薄书和一本小册子之间（是我学生的作品），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时的路上阅读的。这些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但谁也没有发现钥匙在里面。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将钥匙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误置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机灵（dexterity），这只能用隐藏的强有力的动机解释，这好像是一种‘梦游确定性’（somnambulistic certainty）。如我所言，我的动机来源于他糊暴地终止这个治疗，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治疗费用。”
8.布里尔（1912）报告：“一个男人在他妻子的强迫要求下要去参加一些应酬活动，而他对此实在不感兴趣……”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才从他的衣柜里面找他的礼服，这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刮一下脸。当他刮完脸后，再到衣柜拿衣服时，发现衣柜已经锁上了，尽管他长时间很耐心地寻找钥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没有配钥匙的，因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这次应酬活动。当他最后将这个衣柜打开后，发现钥匙在里面，这个心不在焉的丈夫将钥匙锁在了衣柜的里面，他自己认为这完全是无意的，但我们知道，他不想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此他的误置并非没有动机。”
琼斯对自己的观察发现，当他吸烟较多并感觉不佳时，经常误置自己的烟斗，这个烟斗往往放在使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很难找到。
9.玛勒尔（Dora Maller，1915）报告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埃纳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到吗？昨天晚上，我从包里取出一块馅饼吃，当时我想应给弗洛林一些（她的母亲的同伴），当她要给我说再见时，我虽然不太乐意；但我还是要给她一些，当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时，包却不见了，我找了片刻，发现包就在我的餐橱里，我无意识地将包放在了里面。’这无须分析，这个叙述者自己也理解这个结局。其动机明显是将所有的馅饼占为己有，而这个动机被压抑着，但又通过自动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尽管这个行为后来被她意识到了。”
10.萨克斯也描述了同样的一种误置行为，有一次他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去做一次拜访之前，我对是工作还是散步犹豫不决；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觉得自己还是工作的好。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想起来，自己的稿纸用完了，我知道在某个抽屉里还放有一部分存有多年的稿纸，但在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以及我能够想到的抽屉里我并没有找到这些稿纸，尽管我大费周折，找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旧书堆里、影集和信件里等，但仍一无所获。最后，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强迫性地打断自己目前的工作，因此便走了出去。晚上我回到了家里，坐在沙发上，漫无边际地思考着什么，两眼看着面前的书橱，一个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马上记起来，我好长时间没有清理里面的东西了。于是便走了过去，将这个箱子打开，一些没有使用的稿纸就放在最上面。但是，在我将它取出，正要放进我写字台的抽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稿纸就是下午我要找而没有找到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尽管我并不太节俭，但我在用纸上很谨慎，充分使用每一页可以使用的稿纸。显然，我的这个遗忘的经历是由自己的一种本能动机所支配的，当这个动机消失的时候，这个遗忘便得到了纠正。”
如果对这些误置情况进行分析的话，除了潜意识的动机，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11.1901年夏日的一天，我对自己的一个朋友——我经常和这个朋友交换学术观点——说：
“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个体原始的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对此，他回答道：“你说的这些两年半前在布勒斯劳我就对你讲过，但当时你并没有听进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弃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忆不起来这次对话，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这个朋友说的这番话，我们两个中肯定有一个出现了失误，根据“谁受益”的原则，出现失误的肯定是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想起了整个事件，情况正如我的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忆起来自己对他说了这番话的回答，即：“对此我现在尚不能接受，我不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此以后，在我阅读医学资料时，发现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变得有一点容忍性了。
发现自己妻子的错误，朋友之间的反目，医生的诊断失误，同行之间的相轻，借用他人的观点等情况的遗忘——这并非是偶然的遗忘，通过研究，在对他们的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我都会发现其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个想研究隐藏于这种记忆失误背后原因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倾向在我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遗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其程度是不等的。我们在医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否定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遗忘。[81]很明显，这两种行为（否定和遗忘）的区别纯粹是心理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同一的。关于患者的亲属对不愉快的记忆的否认的例子，我收集得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个母亲在向我说明有关她的患有神经症的儿子的童年经历，现在他处在青春期。这时她说，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有尿床的毛病一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星期以后，当她要我说明有关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让她注意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情况，这时我提到了病历中记录的尿床习惯，使我吃惊的是，她矢口否认他和其他的孩子有尿床的行为这个事实，并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最后，我告诉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诉我的，她将这个完全忘掉了。[82]
健康正常的人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当这种印象与不愉快的经历相联系时，这些印象便通过抵抗被遗忘了。[83]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去研究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才会得到准确的评价。
我们不得不认为，支撑癔病症状表现的主要机制是这种“基本努力”（elementary endeavour），通过这种努力来阻止那些能够引发不愉快情绪的意念的产生，这种努力类似于痛苦刺激出现时的防御反射。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人消除这些萦绕自己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悲伤和良心的谴责这样痛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倾向存在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防卫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许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参与下，这种防卫并不反对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动机，因为不管防卫是否出现，这些目的也一定会产生。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心理机制的构建原则置于一个层次——一个在心理材料之上构筑的层次。很可能这种防卫的努力属于较低的心理材料的层次，它被更高级的心理材料层次所控制。
就我们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们要追踪遗忘过程到防卫倾向，这些事实都会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其本身的原因而遗忘，如果其本身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话，这种防卫会改变目标，促使那些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的遗忘。
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会有纯化人们心灵的三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广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以及历史的传说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民族习惯的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绪是人们遗忘的动机这一现象后提出了针对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律”[84]。
与对名字的遗忘方式相同［第1页］，印象的遗忘也往往相伴以错误的回忆，这描述为错误。病理状态下回忆错误——在偏执狂状态下，回忆错误是造成妄想的主要原因一一的资料很多，但很少涉及到这一动机。仍然遵从目前的研究构想已经不适应了，因此从我们涉及的这个新的方面来探讨神经症患者的病因是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我要做的只是描述我自己单一的回忆错误，这些来自潜意识的动机压抑着这些遗忘的材料以及与此有关的态度和思想，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会被我们明确地认识到。
在写《释梦》的最后一章时，我碰巧在一个避暑胜地，因此无法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资料，我迫使自己在笔记里通过记忆来找到所有这些参考资料以及引用的文献，以后再对此进行校对。
在写白日梦这个部分时，我想起了一个很精彩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于都德的《总督大人》一书，作者借助一个贫困的书贩来表达自己的幻想。我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幻想，其内容是这个叫加斯林（Monsieur Jocelyn）的人想象着自己在穿过巴黎的街道散步，如何奋不顾身地站在受惊奔跑的马车的前面，使马车停了下来，这时马车的门打开了，一个伟人从车里走了出来，握着加斯林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使我得到了再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这一想象的内容即使有什么出入，我相信也可以通过到家里查阅该书而得到校正。然而，在我的这个稿子准备付印时，我翻开了《总督大人》这本书，校对我的这段手稿，使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根本找不到关于加斯林的这个想象的部分。事实上，这个人也不叫加斯林，而是简易斯（Monsieur Joyeuse）。我找到的第二个错误使我发现了自己出现第一个失误的原因。我的名字Freud的法语翻译是“Joyeux”，而其阴性词是“Joyeuse”。那么，我原来错误地将这个归于都德的幻想究竟出自何处呢？它只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的白日梦，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或曾经意识到过但又被完全遗忘了。或许这是我在巴黎街道上散步时的一种想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孤独，很希望有一个帮助自己和保护自己的人。后来，沙可让我加入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家里，我多次遇到《总督大人》一书的作者。[85]
另一个错误回忆可以得到较满意的解释，这是关于“fausse reconnaissance”（错误搜寻）错误回忆，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讨论［第256页］。我有一个患者，有抱负，有能力。有一次，我对他谈到我的一个学生，由于他致力于一本很有意义的著作——《艺术家，试论性心理》——而成为我的弟子。一年多以后，这本书出版，我的这个患者坚持说，在我第一次对他提到这件事以前的一个月，或许是6个月，他很确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或许是书店的广告）见到过这本书的说明。当时，他的头脑里出现了这本书的广告说明，而且又说，作者对题目做了一些改变，把“试论”改为“论”。仔细地询问了作者，并比较了所有这些资料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声称回忆的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出版前，从未有过这本书的预告，当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本书出版前的一年多时间没有这本书的广告。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患者的这种回忆错误进行分析，但这个患者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失误，他说最近在书店的柜台上看到过一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现在想查询一些出版社的出书目录，然后向这个出版社购买一本，但一无所获。我向他解释了他的这种无效工作的原因，这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仅仅出现于他的幻想，他的潜意识的动机是，这本书是他写的，他有和那个年轻人竞争的抱负，也企图通过一本科学著作而成为我的弟子，这便是他出现这两种回忆失误的原因。他回忆起来，这个导致他出现回忆的书店广告与一本书名为《创造及其产生规律》的书有关。另外，他所提到的题目的变化与我有关，在我谈到这个书名的时候经常将“论”说成“试论”。
二、意向的遗忘
没有任何现象比意向的遗忘更适合解释这种失误行为了，因为就意向遗忘的本身而言，无法解释这种失误。意向即做某种活动的欲望，其程序是：首先认可一种欲望，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付诸行动。这种意向遗忘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愿望的认可到付诸行动这段时间，如果动机发生一些变化，意向就不能实现。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意向并没有被遗忘，这仅仅是被掩盖了。在每一时刻、每一地点都可能产生意向的遗忘，但并不能简单地用动机平衡变化的习惯解释来加以说明。
一般地，我们对此不予解释，或者我们企图对此做出这样的一种心理说明：当这种意向要实现的时候，没有获得对活动的必要注意。注意是意向来临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在活动到来的那一时刻必须获得这种注意。通过对与意向有关的正常活动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如此的肤浅和牵强。如果我早上形成一种晚上活动的意向，在这一天时间内，我要提醒自己两到三次，当实现的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个意向会突然闯入我的大脑，使我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
如果我计划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顺便发一封信，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就没有必要一直把信拿在手里，眼睛不停地寻找着信箱。相反，我习惯将信装进口袋，自在地散步，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浮现，我相信自己，在遇到第一个信箱的时候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将信从口袋里拿出，放进信箱。在意向出现后的正常行为和催眠情况下的“长时间催眠后效”极为相似，即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实验诱发行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下：一旦向一个被催眠的人暗示一种意向，在这个意向完成前，它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但在意向就要实现时，这个意向便马上活跃起来，唤醒他或她去强迫性地做出某种行为。
日常生活有两种情形，即使外行也会意识到，这种与意向有关的遗忘不能被看作一种不能复原的基本现象，他会发现，这种遗忘有意识不到的动机的存在。这两种情况就是恋爱关系和军队纪律。如果一个恋人没有去赴一个约会，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说他完全忘掉这件事情，这根本不能得到太太的原谅，她往往会这样针锋相对：“一年以前你怎么没有忘记过，很明显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即使他用上述的心理方式对此加以解释，或说自己由于繁杂的工作把这件事给忘掉了，其结果也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太太以不亚于精神分析医生的敏锐的洞察力反驳：“奇怪的是，这些繁杂的工作在过去怎么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太太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方遗忘的可能性，问题是，无论是有意的推托，还是无意的遗忘，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他对这个约会不太情愿，这个解释不无道理。
同样，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下，由于遗忘而没有执行部队的有关命令和有意地忽视这些规章，二者之间似乎区别不大，这和上述恋爱情况的表现一致。一个士兵是不能够忘记部队有关自己行动的命令的，如果他确实忘掉了，尽管他知道这些命令，这是因为，促使他执行命令的动机被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反动机所阻止。一个要服一年兵役的新兵，如果在长官面前忘记擦亮自己制服上的纽扣，他注定是要受惩罚的，这种惩罚比起他因为在长官的面前说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是“我讨厌这种无休止的训练”要小得多。为了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出于经济的原因，他将遗忘作为借口，或将此作为一种妥协的方式。
对女人的爱恋和对军队的服务，都要求我们不要忘掉与此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暗示了这样的观念，重要事件的遗忘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被遗忘的重要事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将它作为重要的事情看待，或否定其重要性。[86]如果我们用心理的方式对此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没有人会忘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心理正常的话。我们的研究仅仅是那些或多或少引人注意的意向的遗忘，我们并非认为所有的意向都没有意义；否则，意向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正如我们前面的章节对机能混乱的解释，对这一现象我也收集了很多亲身经历的例子，并企图对此加以分析。我发现，这些遗忘都可以追踪到潜意识的动机的干扰——或者说与“对立意志”（Counter-will）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的情况和上述两种生活状态下表现出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强迫自己去做一件并未完全放弃的活动，我的这一状态便通过遗忘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很容易忘掉给一些朋友寄生日、婚礼或庆典贺卡，我曾下决心消除自己的这一失误，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现在，我只好放弃这种努力，有意地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对立动机。在我的这一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我的一个朋友让我在某一天以他和我的名义各发一封贺电；但我警告他说，或许我会将这两件事都给忘掉，结果事实的确如此，这当然也不会使我感到意外。由于生活中自己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因此很不善于表达同情，在那些需要自己表达同情的情况下，很难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由于我经常将他人虚伪的同情误认为真实的感情，因此我对传统的表达同情的方式十分反感，尽管我也认为同情的表达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当然，对人们失去亲人时的哀悼应另当别论，当我决定将表达自己哀悼的电报发出去的时候，我是不会忘记的。这时，我的情绪活动并非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它的表达从来没有被遗忘所阻止过。
里南特报告过一个来自战俘营的例子，也属于这一类遗忘。这种被压抑起来的意向以“对立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个战俘营主要是为官员而设的，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受到了他的战俘同伴的攻击或羞辱，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出现，在他重新分配人员时，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手段将这个人转移到其他的战俘营。但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采纳这些朋友的意见——虽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欲望——尽管其结果不能使自己满意。同一天上午，作为一个高级军官，在营警卫的监督下，需要对这些官员点名，他对这些官员早就很熟悉了。在点名时，以前从未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他却漏掉了这个攻击过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当所有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时候，唯独这个人还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失误时为止，这个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写在名单上。有的人将这个偶然事件解释为一种存心的攻击，而另一些人则将此解释为可能会被误解的不幸事件。后来，在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后，这些当事人才对这一情景有了正确的解释。”
传统的责任和我们同样拥有的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本答应要做的活动等，结果使这个可能的受益者相信，遗忘有表达歉意的力量。那个要求他去做的人无疑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否则他也不会忘记。”那些被人们普遍认为爱健忘的人，如果在街道上忘记给我们打招呼，用同样的解释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说他是一个近视眼。[87]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所有的小许诺，忘记他人委托自己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自己表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自己不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认为对这样的失误不应见怪——或者说我们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归于他们的品性，而应归于机能特性。[88]我本人不属于此列，因此没有分析这种行为的机会。通过有选择地考察这些遗忘现象，我也可以发现其动机。通过推理，我就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其动机是掩蔽了的对其他人的相当程度的蔑视，遗忘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合法方式。[89]
在另一些情况下，发现这种遗忘的动机并非易事，一旦当发现了这个动机，自己往往会感到非常吃惊。例如，去年我注意到这一现象，对我探访的患者而言，我忘记去探访的或者是没有付费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我发现这个污点后，我便设法将每日的探访记录下来，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出现。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是否有同样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一个神经衰弱（neurasthenic）患者忽略记录一些东西的原因，在他的声名狼藉的“笔记”中，他往往忽略告诉医生的东西，其原因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对自己的记忆的再现能力没有信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事情的进展往往是这样的，患者以流水账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许多表现和要求，在他说完并做了片刻的停顿后，拿出他的记录，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些记录，因为这些我很难记住。”
他会发现他记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不断重复这一句话：“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这种记笔记的方式或许仅仅表明了他的这些症状之一，或说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干扰的频率。
和大多数健康的朋友一样，我很难避免这种遗忘，我承认——尤其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很容易忘掉归还借了很久的图书，很容易在做完一些事情后忘记付钱。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经常买烟的店里，我买了烟后没有付钱就离开了，这种忽略并无多大妨害，因为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只要以后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的这个微不足道的疏忽，我的这个压缩开支的企图，和前一天产生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关于生活预算的想法不无关系。在这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中，在涉及到钱财的时候，他们都会流露出这样的行为。这或许源于原始的吃奶时的贪婪，他们想拥有每一件物品（目的是将此放入口中），现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将此完全消除。[90]
我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非常普通，但是这正合我的意图，这些事例众所周知，且能够被每一个人所理解，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进行科学分析。如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晶的智慧在获得科学知识时拒绝这种提炼，对此我是难以理解的。科学工作的本质特点并不在于所研究的事物的特殊性，而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收集事实，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于重要的意向来说，我们发现，其遗忘一般来说是在潜在的反对其表现的动机干扰时产生。
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们认为与另一种遗忘机制有关，即在另一种材料与这个意义上的意向的内容在表面上形成联系时，它就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向，这里有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十分珍视高质量的吸墨纸（Léschpapier）。一天，我决定下午在外出散步时买一些这样的纸；但是，我连续4天都将这件事忘在脑后，直到我开始分析这种失误的原因，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通常将这个词写成“L?schpapier”。但我在说话时则将之说成“Fliesspapier”（吸墨纸的另一种叫法），Fliess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些天他使我出现了一些焦虑、厌烦的思想，当时我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这种防卫倾向由于其单词的相似通过转移的方式表现出来，原来的意向转化为另一种不重要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会遇到阻碍。
在下面的这个拖延例子中，这种对立意志和隐蔽的动机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我写了一本关于梦的小册子（1901a），文中总结了我的《释梦》（1900a）一些观点，这属于《心理和生理生活的边缘问题》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伯格曼（出版商）将书的清样寄给了我，并让我尽快将校对好的清样寄过去，因为要赶在圣诞节前争取见书。当天晚上我就校对好了清样，将它放在了我的抽屉里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将它取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将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装纸时才想起来。但是，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仍然将寄这个清样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天下午，我才强迫自己将这个清样放到信箱。我当时一直不明白我的这种拖延的原因，很明显，我并不想将这个清样寄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给我的维也纳的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出版了我的《释梦》一书——打了一个电话，我谈了我的一些要求，然然后说——好像是强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属于劳温费德卡拉系列的一本小册子。”但他仍对此感到不满，他担心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会影响《释梦》一书的发行，我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问道：“如果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你，你会拒绝这本书的出版吗？”“不会，我当然不会。”他说。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实践上，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对这个出版商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洋的动机。前不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我的关于婴儿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原封不动地搬到《纳森格尔手册》上相应部分，这一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诚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第一个出版商（也即出版我的《释梦》的那个出版商），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虑。沿着这个回忆线索，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译一本法语书时，我实际上侵犯了原出版方的权益，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译文中加上了些注释，后来我认识到，这个作者肯定会对我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满意。
有一句格言揭示了意向的遗忘并非偶然这个常识：“如果一个人忘掉一次，那么，他会忘掉多次。”诚然，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关于遗忘和失误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使我们吃惊的是，这仍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别让我去做这件事，我肯定会忘记的。”如果结果的确如此，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不去履行诺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认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虚假意向的构成”，我们对意向的遗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应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书评，但出于内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将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应晚上将它写出来。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我又将这件事给忘了，因为这天晚上我不得不准备一个不能拖延的报告。由此，我便发现，我的这个意向是虚假的，因此，我放弃了我的这个抗拒的斗争，拒绝了这个作者的要求。
第八章 闪失动作
我将从前面已经提到的梅林格尔和迈尔的著作中摘引下面一段话：
“口误并非单一的失误行为，与此对应的还有其他经常发生的失误，对此人们通常冠以‘疏忽’（oversights）这个可笑的名字。”
关于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现微小的机能混乱，其背后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此论断的人。
如讲话时的失误——这明显是一种活动机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运动行为的失误。我将这些运动失误行为分为两类，我用“闪失动作”（bungled action）来表示第一类，是指那些主要与错误的结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联系的动作。第二类称之为“症状动作和偶发动作”（symptomatic and chance actions），是指整体上都不太适宜的动作。但是，二者之间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描述，在研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时这个区分可能与这一现象的内在统一相悖。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闪失动作”标之为“混乱”或“大脑混乱”，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还是让我们分析一些个别例子，然后追踪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观察的方式，尽管其中的一些例子并不常见。
1.与现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里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当来到这些患者的门前时，我没有敲门或按门铃，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在茫然的状态下又将它收了回去。当我分析了出现这一情况的患者后，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失误——取出自己的钥匙而不是去按门铃——实质上是对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于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我感觉像自己的家”，因为自己很喜欢这里的患者（当然，在自己的家门前是用不着按门铃的）。
这种失误是人们的一种思想的表达，因为这种思想毕竟不能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的意识所接受。
对一个神经学方面的专家而言，他应明确，患者很客气地对待你，是因为患者期望你能对其疾病有好的治疗；另一方面，患者感到了你对他的热情和兴趣，这在心理上对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他人在这些方面也做过很多自我观察，结果发现，这种关于钥匙操作上的失误绝非我本人所独有。
米德（Maeder，1906）描述的经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每个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门口错误地取出自己的钥匙的经历，好像在自己家里用钥匙开门一样。在他按响门铃前，虽然因此出现延迟，但这是一种信号的表现，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里。”
琼斯（1911b，第509页）：“关于这种钥匙使用上的失误，其材料很多，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当我在家里正忙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得不停下来到医院处理一些H常事物，我经常会发现，我在用家里的钥匙开实验室的门，尽管这两个钥匙的差别很大。这种失误潜意识地表明：我宁愿待在家里。”
“几年前，我在一个大的机构工作时，职位并不高，这个单位的大门经常是锁着的，我要进去前，必须按门铃。有几次我发现自己企图用家里的钥匙去开这个大门，当时，单位仅为几个职位较高的人分配有这个大门的钥匙；显然，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以避免在门前等待的痛苦。我的这个失误同时也表明我的一个愿望：在这里进出，应该像在自己的家里。”
汉斯·萨克斯博士报告了同样的经历：“我自己身上经常带有两把钥匙，一个是我办公室的，一个是我家里的。这两把钥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为，办公室的钥匙至少比家里的钥匙大3倍。
而且，我通常将办公室的钥匙装在裤子的口袋里，而将家里的钥匙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然而，我经常发现，在我站在门前时却将钥匙拿错了。我当时决定将这些经历记录一下，既然我站在这两个门口时的心态基本上一致的，错误地使用这两把钥匙的机会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面讲的，这些失误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话。但是，我后来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失误中，更多的是用家里的钥匙去开办公室的门，而相反的失误只有一次，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个客人在家里等着自己，当我到了门前时，却用办公室的钥匙去开家里的门——当然，这个钥匙太大了。”
2.我曾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6年，每天都要进去两次，我已习惯于站在二楼的门前等候开门，在这一为期很长的时间内，有两次出现了闪失，而且这两次的时间间隔很短，这个失误即在我回家的时候上到了三楼，多上了一层楼——我“爬得过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正沉醉于我一个白日梦抱负，在这个白日梦里，我计划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第二种情况是，我在登上三楼的第一个台阶时，甚至连二楼的开门声都没有听见，这时我正在冥思苦想一个问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后，企图发现我在思考的问题，我发现我被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激怒了，有人批评我的作品“离题太远”，而这一点被较温和的表达“爬得太远”所取代。
3.一个反射锤和音叉并排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多年了。一天，为了去赶一趟火车，咨询结束后便匆忙离开，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我将音叉装进了口袋，而非反射锤。由于感到自己的口袋很重，我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一个人如果没有解释这些细小行为的习惯，无疑会将这个失误解释为当时的忙乱，然而，我一直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拿了音叉而不拿反射锤？我的匆忙应该是我拿正确的东西的动机，而不至于以后还要浪费时间去更正失误。
“谁是最后使用音叉的人呢？”当时，这个问题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测试其对感觉印象的注意；但他被这个音叉强烈地吸引了，我大费周折才将音叉从他手里要了回来，这是否说我是低能的？显然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由“锤子”联想到了“蠢驴”。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侮辱性的语言？首先，我们对这种情况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铁路沿线的一个地方去治疗一个患者，根据寄给我的病历，他几个月前从阳台上摔了下来，以后便不会走了。这个通知我的医生写信告诉我，他尚无法确定这个患者患的是脊髓损伤还是创伤性神经症，即癔症，这正是要我确定的，并建议我小心地做出一个差异诊断。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做出的癔病诊断太轻率了，这有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发生。但这也不至于使我使用这个侮辱性的言词。
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言词呢？我想到了这个小车站，几年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一个年轻人。
他在经历了一次情绪折磨后不能走路了，当时我诊断为癔病，并用心理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治疗；
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我的这个诊断并非不正确，但也并非正确。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状，这些症状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后的其他的症状却无法通过我的治疗消除。这个症状只能被解释为多发性硬化，在我之后的人是很容易看到这种器质性的影响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做出这个差异诊断，留给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曾许诺这个患者我会将他治好，但这个许诺没有兑现。
我错拿了音叉而非锤子这个失误，如果转化为文字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驴！这一次诊断时，你可不要再次将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诊断为癔症，正如几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对一个可怜的人的诊断。”这个小小的分析使我发现，这个诊断也与我当时的情绪有关，因为我是在对这个低能孩子治疗的第二天见到这个患有严重的**性麻痹的患者的。
这次的观察发现，在这次闪失动作中，我听到了自己的自贵声，闪失行为是表现自责的一种很恰当的方式：通过这个失误来再现以前的过失。
4.当然，闪失动作还有其他意识不到的目的，如下面的例子。我很少打碎东西，虽然我的动作并不特别灵便，但我的神经一肌肉组织还较完整，因此不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类笨拙的行为，并造成难堪的结局。我回忆不起我曾在我这个房间里打烂过什么东西，虽然由于我的工作室的狭小，我收集的这些陶器、异石放的地方很不恰当，参观过的人都表现出这样的焦虑：我可能会撞着这些东西并将其打碎。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然而，为什么有一天我却失手将我的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墨水瓶盖子碰到地上打碎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