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动地和顺从地把我们所需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并相信和接受我们对材料的解释。还会发生许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们也许预见到了，另一些则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满足于把分析者看作实际上的帮助者和劝导者。此外，他还因他所遇到的麻烦以获取报酬，并且他本人会满足于那种向险峰攀登的向导角色。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事实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险的根源。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的积极的（温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对分析者的消极的（敌对的）态度。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只要移情作用是积极的，它就会给我们以极好的对待。它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在此影响下，患者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经康复——这仅仅是为了分析者。分析者本人也许羞于承认，他从事的是困难的任务，而没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权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关系，带来了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来源。现在，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机会。
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必须防止滥用这种新影响。不论分析者多么想成为别人的老师、榜样和典范，以及多么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他进行分析治疗的任务。实际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离自己的任务。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只会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响压制孩子的独立性的错误，只会用新的依赖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赖性。分析者在其治疗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尝试中，都应该尊重患者的人格。分析者允许自己合理施加的影响有多大，取决于阻碍病人发展的程度。某些神经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气，以至于在分析中只能被当作孩子对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个好处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我们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对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们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不充分的表述。患者几乎不是把它报告给我们，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它做出来。
现在来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换成消极、敌对的态度。这照例也是重复过去。
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如果谈到的是父亲的话），对来自父亲的赞赏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要求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要求只能遭遇挫折。患者和分析者之间真正的性关系则另当别论，甚至于更微妙的满足方式，像给予偏爱、亲昵等等，也很少为分析者所赞同。这一拒绝会成为转变的诱因，很可能这种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发生过。
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上述的成功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将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劳都已付诸东流。我们一度视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进，即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分析功效的信赖，转瞬间消失殆尽。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无力对他自己做出评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强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应。如果他（或她）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他就会相信陷入了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之始达成的契约，使之变得对继续进行正常的分析毫无用处。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
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要当心不使爱和恨达到极端。这取决于患者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准备，和分析者不忽略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依此谨慎处理移情作用，一般会有极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像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危险为收获。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经验到的一切，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够得到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我们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记住移情，而是装作与移情无干。对我们来说，理想的行为应该是，患者在脱离治疗时表现得很正常，而只是在移情作用中才显示出他的变态反应。
我们用来加强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扩大自我的自知，这是个出发点。当然，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仅仅是第一步。丧失对自身的了解，对自我来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围困和制约的第一个明确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供的帮助是我们理智的工作和鼓励患者予以合作。如我们所知，这种初步的工作意在为下一步更艰难的工作铺平道路。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工作的动力因素。为了治疗，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患者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我们表明的内容；我们通过解析患者的梦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所有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但在所有资料中，我们务必在我们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我们要向患者透露由我们的解释得出的某一了解时，我们应周密思考并等候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
通常，当我们把解释和说明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当然，这一步事实上是关键的综合。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时，就把我们的解释全部告诉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发的抵抗，而抵抗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但是，如果时机成熟，那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我们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于是，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们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们便进到了我们的任务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凭借反贯注来防备自己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受压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发挥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损害。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抵抗。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须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入，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由此出发，我们遂让患者的自我参加精神分析解释的纯智力工作，使他能暂时补充心灵资产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权力转移给我们。我们鼓励患者的自我与本我的每一个别要求进行斗争，并战胜与之有关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检查挤入意识的来自潜意识的冲动和内容，恢复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我们以不同的职能，以教师、教育家和父母的权威和替身为病人服务。如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这些资料重新归自我所有，那我们就为病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疗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动机力量的康复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唤醒的智力兴趣等。更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积极的移情作用。但另一方面，反对我们的是消极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压抑（即必须以不愉快对待加诸自身的艰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与超我有关而引起的罪恶感以及由于本能组织的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病情的轻重与否是由后两个因素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治疗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愿放弃自身固执性的力比多的迟滞，这些因素难以对治疗有利。而使本能升华的能力可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脱出来，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对治疗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的治疗结果有赖于量的关系——即有赖于我们在病人心中动员的对治疗有利的能量与反对我们治疗的能量的对比，那我们是不应失望的。相反，而是应当感到完全可以理解。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强者一边。当然，我们的治疗并非总是成功，但至少我们总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成功。那些并非出于治疗兴趣而跟随我们讨论的人，在这种承认之后也许就会轻蔑地转身而去了。然而，我们在此讨论的只是心理治疗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其他方法。也许未来，可以用特殊的化学物质直接影响心理的能量，直接改变精神结构的分布，也许还会出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疗可能性。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术，因此，尽管精神分析还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范例
对精神的结构，对构成这一结构的成分、组件和机构，对活动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对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一般性的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状态，结构的功能失调正是以这些状态得到了表达。我们之所以选择神经症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只有它适合于我们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当我们试图影响神经症的时候，我们便汇集了相关的观察。这些观察给了我们一幅神经症产生过程及其产生方式的图景。
在开始描述前，让我们首先说明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症（不像传染病）没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是徒劳的。神经症易于转变为一般所谓的正常。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正常状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带有神经症的特性。神经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先天倾向，拥有同样的经验，拥有同样的事情做。那么，为什么他们却生活得如此糟糕，面临着更大的难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虑和痛苦呢？我们没有必要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困惑。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调看作是神经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决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倾向和偶然的经验之间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特定的本能也许先天太强或太弱，或者一个特定的能力也许在生命中发育不全或没得到适当的发展。在另一个方面，外部的影响和经验会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响，而一个人的素质所能处理的也许是另一个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些量的差异将会决定结果的不同。
可是，我们很快就会感到，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它太一般了，它解释的太多了。病因学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无能，但是，并不是每一这样的状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经症。神经症拥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是特定种类的痛苦。或许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须涉及的任务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导致不幸。因此，神经症现象非常鲜明的特性就会从这而来，而无须我们收回早些时候的主张。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心理组织的“弱点”。
我们上述的假设得到了证实。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对付的本能要求不仅最容易失败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一生还存在着一个时期专门或最容易发生神经症。本能的性质和有关的人生时期尽管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因素，但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论述这一生活时期的作用。神经症似乎只是儿童时期到6岁为止获得的，尽管其症状可以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儿童期神经症的表现时间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在每一病例中，后期的神经症疾病都与童年的预兆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创伤性神经症（由于过度的惊吓或者严重的身体打击，像铁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们与童年期决定因素的关系至今未得到证实。阐明为什么在童年期的开始阶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难。我们知道，神经症是自我的错乱，所以，儿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没有抵抗力的，不能处理长大后很容易处理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的本能冲动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为“创伤”而活动，尤其是它们在中途与某种先天倾向性相汇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压抑）对它们进行防御，但这种方法变得无效了，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永久性的妨碍。自我受到的最初经验的损害是极不相称的巨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我们只是有必要做这样的类比，用针来刺细胞分裂活动中的细胞体（就像在Roux实验中那样）和用针来扎最终出自这些细胞的成熟的动物，结果是不同的。没有人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也没有人能逃脱创伤体验引起的压抑。然而，自我方面的这种有问题的反应也许是这同一时期提出要达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幼小的儿童必须成为一个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议的简缩形式走过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道路。这可能是遗传组织造成的，但如果没有后天的抚育，作为超我的先驱的父母的影响，用禁令和惩罚对自我活动加以约束，鼓励或强迫压抑的机构等这一类额外帮助，实现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很容易保证健康，文明人则不容易。所以，一个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种要求是与文明敌对的。由于家庭的抚育代表着文明的要求，我们务必牢记人类种族的生物特性——儿童依存性的漫长时期——在神经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
至于另一个特殊的本能因素，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有趣的分歧。从理论上讲，可以假设任何种本能都可以产生同一压抑和相应的结果。但是观察表明，就我们的判断而言，具有病理作用的刺激总是源于性本能。神经症症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不是对某种性冲动的代替满足，就是用以防止这一满足的手段。这些病症照例是两者的调和，而且符合潜意识中两个相反力量之间的运行法则。目前，我们理论中这一空白尚不能得到填补。我们的结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即大多数的**冲动不是单纯的**性质，而是与破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毫无疑问，在生理上表现为性欲的本能在神经症的起因中起着绝对主导作用——至于是否是唯一的原因，尚有待于确定。同时，务必牢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机能像性欲一样为人们激烈地和广泛地拒绝接受。理论必须依赖满足于下面揭示出来的深层联系的几点提示：首先，儿童早期，自我从本我分化出来，这也是早年性欲的旺盛时期，直到潜伏期才告结束；其次，这一短暂时期后来成为幼年健忘症的牺牲品很难是偶然发生的；最后，**中的生物变化（如上述提及的性机能的二相性、性兴奋的周期性的消失和女性月经与男性兴奋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些性欲的变革在动物向人类的进化中必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独立的数据有待未来的科学把它们结合成一种新的见解。此地的空隙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生物学的。也许可以说，自我组织中的弱点似乎在于它对性机能的态度，好像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之间的生物学的对立得到了心理上的表述。
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深信这种说法，即儿童是成人的心理之父。出生后第一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是否有可以描绘为主要经验的某些事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并非适用于一切儿童的某些影响，虽说也够普遍的了，如大人对孩子的性辱骂，来自稍大的其他儿童的**，以及我们没料到的，儿童亲身耳闻目睹大人（父母）的性行为。在此时，大部分人总认为孩子们不感兴趣或不理解这一现象，或以后不会再记起来了。不难确定这种经验唤起了孩子的敏感性，并驱使孩子形成以后难以改变的释放性冲动的习惯到达何种程度。由于这些印象不是立即就是事后在记忆中受到压抑，所以，这些印象构成了神经症强迫行为的决定因素，从而使自我以后不能控制性的机能，而且很可能永远失去机能的控制。如果发生后一种反应，就会导致神经症。如果不失去控制力，各种性反常也会发展起来，或者，性机能将会成为完全不可控制的。这种机能不仅对繁衍后代极为重要，而且对整个生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尽管这一类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兴趣却更集中于每一儿童注定要经过的一种情境的影响。这一情境是由于儿童由别人主要是父母抚养的较长时期这一因素而产生。我想到了俄狄浦斯情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由于其实质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身上发现的，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将这一神话在戏剧中保存下来。俄狄浦斯这位希腊英雄杀父娶母是无辜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偏离了我们容易理解的精神分析事实。我们认为，这个杀父娶母的分析事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们必须分别描述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发展，因为现在首次在性别方面发现了心理表现的差异。我们在此遇见了性的两重性的生物事实之谜：它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最后的事实，不能用追溯到其他事实的任何企图加以解释。这是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精神分析对此无法阐述。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巨大对立面的反映，但对以下的长期悬而未决的事实却难以做出解释：每一个体都不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而是多少为异性的反应模式留有余地。正如男性和女性的器官得到充分发展，但常常有异性遗留下来的萎缩的无用器官的痕迹。我们在区别男女的心理差别时，用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不适当的经验和传统的提法：我们把强壮的、主动的称为男性特点，把软弱的和被动的称为女性特点。而这种心理的双性化事实引起我们研究上的困惑，以致很难加以描述。
婴儿的第一个情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爱起源于对得到满足的营养需要的依附。毫无疑问，婴儿最初不能区分母亲的**和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必须与身体分开而转移到“外部”时，由于婴儿常常发现**不在，于是把一部分原始自恋的力比多贯注当作了一个“对象”。
这第一个对象后来变成了儿童的母亲这一完整的人，母亲不仅哺育婴儿，而且照料婴儿，因而在婴儿心中引起了其他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生理感觉。由于母亲对婴儿的身体的照料，她变成了婴儿的第一个**者。在这两种关系中，为儿童扎下了这样的根，即母亲的独特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为孩子的整个一生建立了不可更改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爱的对象，并成为孩子以后一切两**情关系的原型。这种种系发生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验，所以，是母亲亲自哺乳或是用奶瓶哺乳而从未享受母亲的爱抚，这种差异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这两种情形下，婴儿的发展都遵循着同一道路，也许在第二种情形中，婴儿以后的生长渴望还更强烈些。因为无论母亲哺乳期有多长，在断奶后，孩子总感到母亲的哺乳太短太少了。
这个前言并不多余，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性的认识。当男孩（从2～3岁开始）进入力比多发展的**欲期时，他对性器官开始产生情感，而且学会用手使其兴奋。他成为母亲的爱恋者，他开始通过对**的直觉或猜测而渴望占有母亲，他通过炫耀男性器官引以为荣地去引诱母亲。总之，他那早期觉醒的男性化使他追求取代父亲的地位而占有母亲。男孩一直把父亲视为情敌，嫉妒父亲的健壮体魄和他的衣着所标志的权威。父亲现在成为妨碍男孩的敌手，甚至男孩想去之而后快。如果父亲不在，男孩就能与母亲同睡一床，而父亲一回家，他就得重新离开。父亲不在场他就感到满足，父亲出现他就感到失望，这已成为男孩深深感受的经验。
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古希腊神话已经将它从儿童的幻想世界转译成假托的现实。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俄狄浦斯情结注定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母亲非常明白男孩的性兴奋与自己有关。母亲迟早认识到放任自流是不对的。母亲认为自己禁止男孩摆弄性器官是正确的。然而，她的禁止并没有效，至多能改变孩子获得满足的一些方式。
母亲终于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她威胁孩子，要割掉他满不在乎向她展示的性器官。通常为了使威胁更可怕可信，她扬言要让父亲来动手，她说要去告诉父亲，父亲会来阉割他的**。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威胁只有当另一个条件或先或后得到实现时才发生效果。就事情本身而言，孩子并不相信阉割真会发生。但是，如果在威胁时，他能回忆女性的**或威胁后不久他看到女性**——女孩身上竟真正缺少这一有价值的部分，他就开始认真对待听到的威胁一事。于是他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体验到了童年生活的最大创伤。[287]
阉割威胁的效果是多重的和不可估量的。它们影响着孩子与父母的整个关系，并且影响儿童以后与男女的一般关系。儿童的男子气概是经受不住这最初的打击的。为了保存性器官，他不再敢占有母亲，他的**永远为禁令所阻止。如果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强烈的女性成分，其力量就会因男性气概的屈从而增强。他对父亲也对母亲一样采取了被动的态度。阉割威胁确使他杜绝了**。但并没有使他放弃想象中的**活动。相反，因为这些现象是唯一满足性欲的方式，他比以往更加沉溺于其中。在幻想中，尽管他仍然继续以父亲自居，但同时或更以母亲自居。早期**幻想的这些派生物以及矫正结果，对后来自我以及性格的形成起着极大的作用。除了增强了他的女性倾向外，对父亲的害怕和憎恨也变得十分强烈了。男孩的男性气概退缩了，似乎转为对父亲的鄙视态度，这一态度将在人类社会中以一种强制的形式支配着他的行为。对母亲的性固着常常以对她的极度依赖的形式保留下来，持续而为一种对女性的依附。他既不敢冒险去爱母亲，也不敢让母亲爱自己，因为这样做，母亲就会把自己出卖给父亲而送去阉割。对于这种具有来龙去脉的整个经验，我们只对其一部分进行了有选择的描述。这种经验受到强有力的压抑，由于潜意识本我的法则可能在起作用，此时一切活跃着的相互斗争的情绪冲动和蠢蠢欲动的反应都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准备在青春期后搅乱自我的后期发展。当性成熟的生理过程把新生活重新注入童年已被克服了的原有的力比多固着时，**将会受到抑制，并因缺乏同性而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冲动。
当然，阉割威胁对男孩萌发的性欲的影响并不总是具有可怕结果，最终的影响依赖所遭受的损失和所回避的量的关系而定。可以看作童年期的中心经验，幼时的最大问题和长大后不适的主要源泉的这一整个事件，后来被完全遗忘了。所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在成人身上重建这些经验时，成人是极不相信的。的确，人们对这些经验十分反感，以致对这个犯禁的主题保持沉默，那些最明显的暗示也由于不理解而被忽略了。例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认为俄狄浦斯王传说与精神分析的解释事实上没有任何联系，二者截然不同，因为俄狄浦斯王并不知道自己杀的是父亲，娶的是母亲。在此所忽略的是，如果是在对材料进行诗化处理时做出的尝试，那么这种歪曲就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并没有加上更多的新异材料，而只是巧妙运用了主题所提供的因素。否认俄狄浦斯情结是潜意识状态的合理表达，对成人来说，整个经验都开始于此。使英雄无罪或应该使英雄无罪的神谕强制力，是对命运的必然性的认识，这宣告了每个儿子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再次得到印证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即另一个戏剧性英雄之谜，按照俄狄浦斯情结多么容易就能够得到解答。因为王子遭遇的不幸超出了对别人的处罚，这与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相吻合——因此，文学世界通常缺乏理解，表明了人类准备要牢牢掌握幼年的压抑。[288]
然而，在精神分析诞生的一个多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就通过表达原始世界与文明世界之间的不同，见证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幼小的未开化的人就剩下他自己，保留了他所有的愚昧，以及幼小儿童的贫弱理智加上30岁男人的狂热，那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投怀他的母亲。我敢说，如果精神分析夸耀受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唯一的发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对人类做出了宝贵的新贡献。
小女孩的阉割情结效果则较为一贯，但同样深刻。当然，女孩不必害怕失去阴茎，但她一定会想到自己为什么没有。她一开始就嫉妒男孩生有阴茎，她的整个心理发展可以说是在这种嫉妒阴茎的气氛下发生的。她开始徒劳地像男孩那样去做，后来她成功地做出了补偿自己缺陷的努力，最终导致形成了正常的女性态度。如果在**欲期，她想象男孩凭借**获得愉快，她往往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从而把阴茎不发育带来的自卑感扩及于整个自我。通常她很快放弃了**，因为她不愿联想到兄弟和男伴的优越性，而且完全放弃了性欲。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小女孩具有坚持要变成男孩的最初愿望，她最终将表现为同性恋，否则就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男子特性，如选择男子的职业等。女孩嫉妒的另一表现是放弃所爱的母亲，作为女儿，在阴茎嫉妒的影响下，她不能原谅自己的母亲，因为是母亲把她带到世界上来而缺少阴茎。由于对这件事的不满，她不再爱她的母亲，而用其他人（她的父亲）来代替母亲作为爱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是认同于这一对象，通过认同作用从内部取代这一对象。现在认同机制帮助了小女孩。以母亲认同取代对母亲的依附。像在游戏中表现的那样：小女孩把自己置身于母亲的位置，她试图用父亲取代母亲，开始憎恨从前所爱的母亲。这出于两个动机而使她嫉妒和使她因缺少**而感到耻辱。她与父亲的新关系是能满足于控制她的**的愿望，但由此最终导致了另一愿望，即要与父亲生一个婴儿作为礼物。因此，怀有婴儿的愿望取代了具有**的愿望，或者无论如何与这个愿望分裂开来。
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的关系在男女之间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对立的形式。在男孩身上，正如我们所见，阉割威胁使俄狄浦斯情结趋于消失。而在女孩身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正是缺少**，才迫使她们陷入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她保持着女性的俄狄浦斯态度（通常用“爱列屈拉情结”表示），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将按照父亲的特点选择未来的丈夫，并准备承认他的权威。如果她能把对器官的爱推而及于器官的所有者，如同早年从对母亲**的爱扩及母亲本人那样，那么，她那不可遏止的占有**的渴望将可获得满足了。
如果人们问精神分析者，在他的病人的精神结构中，什么是他的经验的影响最难以触及的。
回答将是：女人的企求**的愿望和男子的对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当然这一态度的前提将会是**的丧失。
第三部分 理论成就
八、精神结构与外部世界
当然，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所有一般的发现和假设，都源于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对此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给出了实例。现在，我们也许很想对我们通过诸如此类的工作而实现的知识增长做出考察，并思考我们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什么样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注意到下述的事实，即我们常常不得不大胆越过心理科学的界限。我们涉及的现象并不只属于心理学，它们也有器质性的和生物学的侧面。因此，在努力建立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出了某些重要的生物学发现，并且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新的生物学假设。
但暂时还是让我们仅谈及心理学。我们看到了，要划出心理常态和心理变态的分界线，在科学上并不是行得通的，以致这种区分虽然实际很重要，但仅仅具有世俗的价值。因而，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心理失常来理解正常的心理生活——如果这些病理状态，像神经症和精神病，有根本不同的独特原因，那就做不到这一点。
通过研究睡梦中出现的短暂无害、实际又起着作用的精神异常，给了我们一把理解生活中长期和有害的精神疾患的钥匙。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断言，意识心理学很难理解梦，也就同样很难理解正常的心理功能。意识的自我觉知纯属自以为是，事实证明了，它根本不足以探测心理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足以揭示心理过程的相互联系，也不足以认识心理过程失常的决定因素。
我们的假设是采纳一个精神结构，它是扩展于空间、暂且汇集到一起、为生活的迫切急需而发展起来的，它仅仅在一个特定的点和在某些条件下才产生意识现象——这个假设使我们能够在类似于任何其他科学、像物理学的基础之上建立心理学。在我们的学科中，就像在其他学科中一样，问题是相同的。在经过检查而直接呈现给我们知觉的对象的那些属性（性质）背后，我们必须去探索某些内容，它们更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特定感受能力，并更接近于被认为是真正的事态。我们无法达到真正的事态本身，因为很显然，我们推论到的任何东西都必定要被转换成我们的知觉语言，而我们要摆脱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本性和局限也就在于此。就好像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能看得足够清楚，我们就会发现，表现为固体的东西乃是由这样那样形态和大小的粒子所构成的，并且占有这样那样相对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试图通过人造的辅助物来最大可能地提高我们感官的效率。不过，可以设想，所有这样的努力都不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现实将总是保持“不可知”。科学从我们最初的感官知觉中得到的收获，就在于洞悉外部世界中存在的联系和依从关系。这些联系和依从关系能以某种方式被如实地复制或反映在我们的思想和认识的内部世界中，使我们能够去“理解”外部世界中的某些事物，去预见它们和有可能去改变它们。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采取的步骤就与此十分类似。我们发现了填补我们意识现象中的裂隙的技术方法，我们运用这些方法就像物理学家运用实验一样。以此，我们推论了一些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过程，并把它们引进了我们意识到的过程中。例如，如果我们说：“在这一点上介入了潜意识的记忆”，那就意味着：“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对它还不能形成观念，但它如果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它才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描述。”我们对进行这种推论和引进的合理性论证，以及相信它们的程度，其每一个体实例自然都是可以批评的。而不可否认的是，要得出一个具体结果常常是极其困难的——这表现为在分析者之间缺少一致性。问题的新奇性会因为缺乏训练而受到指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学科本身固有的特殊因素：因为心理学与物理学不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总是只能引起冷静的科学兴趣的事物。因此，我们对这一事实也将不会感到十分惊讶，即当一个女性分析者并不确信她自己对**的强烈愿望，那她也就不会强调这个因素对她的病人的重要性。错误的根源在于个人因素，但这样的根源从长远来看并不特别重要。如果一个人查阅关于显微镜的使用的旧教本，他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显微镜的技术还是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就对使用这种工具进行观察的人们的人格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全部这些要求，直到今天也没有提出过疑问。
我不可能尝试去完整描绘精神结构及其活动。我会发现自己受到如下事实的阻碍，即精神分析还一直没有时间同等地研究所有那些功能。因此，我只满足于自己对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内容逐一做扼要的重述。
我们生命的核心是由混沌的本我构成的，它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交往，甚至只有通过其他作用的媒介，才会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所理解。在本我中，肌体的各种本能在起作用，它们本身是两种原始力量（爱欲与破坏）以各种比例相融合的混合物，并且它们通过与不同器官或器官系统的联系而彼此分化开来。这些本能的唯一驱动力是获取满足，这被认为是出自器官借助外部世界的对象而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变化。但是，像本我的愿望这样的本能，其直接的和肆意的满足经常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危险冲突和引来灭顶之灾。本我并不知晓为确保生存而产生的担忧，因而也不知道焦虑。
或许更正确地说，尽管它能产生焦虑的感觉要素，却不会利用它们。可能被假定存在于本我的精神要素之中或之间的那些过程（原发性过程），与存在于我们的智力和情感生活中、经由我们的意识知觉而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它们不受逻辑的严格限制，因为逻辑会以不合理为由排斥其中的某些过程，并谋求消除它们。
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本我有它自己的感觉世界。它异常敏锐地觉察出在它内部的某些变化，特别是来自它本能需要的紧张性的波动。这些变化作为快乐－不快乐系列中的感受而变成意识。
无疑很难说这些知觉是通过什么方法和借助于什么感觉终端器官而发生的。但已知的事实是，自我觉知——一般感觉和快乐－不快乐的感情——以专横的力量制约着本我中的事件变迁。本我服从于不可抗拒的快乐原则，但本我并不是单独如此。看来其他精神作用的活动也只能修正快乐原则，却不能取消它。快乐原则究竟何时和怎样才可能得到克制，这仍然是理论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并且还没有得到解决。快乐原则是要求减少，也许实际上是要求消除本能需要的紧张（即达到无忧无虑的境界），这一考虑导致快乐原则与两种原始力量（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仍未确定的联系。
心灵的另一构成部分是我们最为了解的和最容易认识到的——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自我——它是从本我的表层中发展出来的，本我的表层通过适应于接受和排斥刺激而直接与外部世界（现实）相接触。自从有了意识知觉，它就不断影响到本我的越来越大的领域和越来越深的层次。但它一直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一直带着它的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自我的心理功能就在于把本我中的（事件的）变迁提到更高的能动水平（也许是通过把变动不居的能量转变成受约束的能量，可相当于前意识状态）。自我的建构功能就在于把思想活动引进到本能的要求和满足本能的行动之间，思想活动在确定了它当前的方向和估价了先前的经验之后，就努力利用试探性行动去预测所规划的行动过程的结果。以这种方式，自我就会做出决定：获得满足的企图是力求实现呢，还是加以拖延，或者也许它根本就不必要，因为本能的要求是危险的而完全受到了压抑（在此我们就有了现实原则）。
就像本我单一地指向获得快乐一样，自我主要考虑的是安全。自我义不容辞地担负着自我保存的任务，而这正是本我所忽视的。它（自我）运用焦虑感作为信号，对威胁着自身完整的危险发出警告。
因为记忆的痕迹，特别是言语残余能够变成意识，起着与知觉相同的作用，所以就有引起混乱的可能性，导致对现实的误解。自我通过建立现实检验来使自己避开这种可能性。由于睡眠状态的独特条件，这种现实检验才得以在梦中失去效用。自我寻求在机械力量占主导的环境中保存自己，会受到最初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的威胁。但威胁着它的危险并不单单来自外界，它自己的本我也是类似的危险根源，这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过度强烈的本能会伤害自我，这与外部世界的过度“刺激”会伤害自我相类似。实际上，前者不能毁灭自我，但却能够毁灭自我特有的动力组织，使自我重新变成本我的一部分。其次，经验可以告诉自我，某些本身并非无法忍受的本能需要，其满足会带来现实世界中的危险，因此，这种本能需要也会成为危险。从而，自我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它必须既防止外部世界消灭自身的威胁，又要防止内部世界提出过度的要求，以求得自己的生存。
它采取了相同的方法来防御二者，但它对内部敌人的防御是特别不利的。自我在起源上与这个内部敌人相一致，此后它们又以最密切的关系共同生存，结果自我极难逃避内部的危险。内部的敌人虽然能暂时受到压制，但却一直作为威胁而存在。
我们已得知，童年初期虚弱的和不成熟的自我在其努力避开那个生命时期特有的危险时，是怎样受到加之于它的压力和长久伤害的。儿童通过他们父母的关心而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着他们的危险。他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的代价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失去爱会使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一个男孩发现自己处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境况中，从原始根源得到加强的阉割危险对他的自恋构成威胁的时候，上述的因素就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迫于当前实际的危险和有其种系发生基础而回忆到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儿童开始尝试进行防御（压抑），这暂时是有效的。然而，当后来**重新活跃，从而对过去受到拒斥的本能欲望带来强化时，在心理上就变得不适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必然会认为自我控制早期性兴奋的任务是完全失败的，也就是当时它的不成熟对此还难以胜任。我们从自我的发展落后于力比多的发展当中，会了解到导致神经症的基本前提。我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儿童的自我不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说，如果儿童的**可以听其自由，就像在许多原始人中发生的那样，神经症就能够得到避免了。很可能神经症疾患的病因要比我们在这里描述得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我们也至少说明了致病情结的一个基本的部分。
我们不应该忘记种系发生的影响，它以某种方式被表现在本我中，其形式我们还不能掌握。并且它必定会作用于自我，这种作用在早期比在后期更强而有力。在另一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那种压抑性本能的早期尝试，使得幼稚的自我产生支持外部世界而反对内部世界的强烈倾向。后一种态度是由禁止婴儿性欲所造成，它对个体后来为文化所做的准备不能不产生影响。被迫放弃直接满足的那些本能欲望不得不进入新的导向替代满足的渠道。在这些迂回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变得失去了性的特性，并且它们与其起初的本能目标的联结也会变得更松散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出这种论点，即我们文明的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财富，都是牺牲了性欲和通过对性驱力的限制而获得的。
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自我把它的起因和它所获得的最为主要的特性都归之于它与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自我又一次十分接近于本我的种种病理状态，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或松动。这非常符合我们从临床经验得到的认识——即精神病爆发的诱因或者是现实变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是本能变得异常强烈——由于本我和外部世界竞相对自我提出要求，两者肯定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自我与现实能够始终保持分离，精神病的问题就会是简单明了的。但这种情况绝少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只要远离外部世界现实，他就会陷入一种幻觉混乱的状态。一个人可以从愈后的病人那里了解到，当时在他头脑的某个角落（如其所说）还有个隐藏着的正常人，像个冷眼旁观者，观看着在他身边流逝着的病态喧闹。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般情况都是如此，但我能报告出发病过程不很剧烈的其他一些精神病具有相同的表现。我想起一例慢性偏执狂，当每次忌妒发作之后，患者的梦境都会向分析者转达出爆发缘由的准确写照，而不受任何妄想的影响。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当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症患者的梦去发现与他们醒着的生活不相容的嫉妒时，在这个精神病病例中，白天支配着病人的妄想却在他的梦中得到了纠正。发生在所有这些病例中的精神的分裂，我们可以认为大体是真实的。形成的两种精神态度取代了单一的态度——一种是正常的态度，注意于现实；另一种态度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自我与现实相分离。这二者相伴并存，其结果依赖于他们相对的强度。如果后一种态度是强有力的，或变得强而有力，那就出现导致精神病的必要前提。
如果关系正相反，那么妄想性障碍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这仅仅是退回到潜意识当中——大量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当妄想明显表露之前，它早已预先存在了。这种看法，即假定在所有的精神病中都有自我分裂的看法，如果不能实际用来说明其他更类似神经症的状态，以及最终不能实际用来说明神经症本身，那它就不能吸引广泛的注意。我最早是在恋物癖的病例中逐渐确信这一点的，这种变态可以被看作是性反常行为之一。如众所周知，它是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否认女性没有**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是极不合宜的，因为这证明了他自己有受到阉割的可能性。因此，他拒不承认他自己具有关于女性**缺少**这种感官知觉，并坚持相反的信念。可是，未被承认的知觉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断言他真的看到了**，他拿其他的什么东西去加以代替——身体的一个部分或某一别的对象——并委之以**的角色，这是他不能没有的。替代物通常是他在看到女性**的时刻实际看到的某种事物，或者是能适当地作为**的象征性替代物的某种事物。此刻，把物恋的对象当成自我分裂来加以描述是不正确的，这不过是借助于移置作用而形成的妥协，在梦中就常有这种情况。但观察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创造出物恋的对象，是出于试图消灭阉割可能性的证据，从而能够避免对阉割的恐惧。要是女性像其他生物一样拥有**，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担心会失掉自己的**。此时我们发现，有恋物癖的人发展了与没有恋物癖的人相同的阉割恐惧，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们的行为同时表达了两个相反的前提。一方面，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的知觉事实——即他们看到了女性的**没有**。另一方面，他们知晓女性没有**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态度并行存在于他们的整个一生，而却没有相互的影响。在此，才可以正确地把它称之为自我分裂。这种情形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恋物癖怎么经常地得到有限的发展，它并不完全制约着对象的选择，而是或多或少地为正常的性行为留下了余地。实际上，有时它退而表示有节制的作用，或只限于暗示，因此，有恋物癖的人从没有做到过自我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完全分离。
绝不应该认为，恋物癖提供的是有关自我分裂的特例，它仅仅是用来探讨问题的一个特别便利的论题。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主题上来，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会通过人们所称的压抑来摆脱不合宜的本能要求。现在，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主张补充这一点。在这同一生命阶段，自我经常发现还要抵挡来自外部世界而使自己感到苦恼的某种要求，这是依靠不承认对这一现实要求的知觉而做到的。这种不承认经常地发生，而且不仅仅为有恋物癖的人所具有。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研究它们，均表明与现实相分离的尝试都是折衷的、不完全的。它们的不承认总是由一种承认所补充，两种相反而独立的态度总是引起和导致自我分裂的局面，其结果再次依赖于二者哪一个能够具有更大的强度。
我们刚才论述过的有关自我分裂的种种事实，都不像它们起初出现时那么新奇了。这实际上是神经症的一般特征，它存在于主体的精神生活中，涉及某种特殊行为，即两种彼此相反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可是，就神经症来说，这两种态度之一属于自我，另一相反受到压抑的态度则属于本我。这一情况和另一情况（上节已加以讨论）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地形学的或结构上的区别。在个体的例证中，要确定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它们通常有下列共同的特点，无论自我在其防御的努力中做了什么，不管它是否试图拒不承认外部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无论它是否试图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愿望，它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
结果总是取决于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二者不论强弱胜负都同样导致了精神的复杂性。最后，唯一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意识知觉对所有这些过程取得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九、内部世界
我们尚没有办法转达一组复杂的同时性事件的知识，而只有按顺序地加以描述。因而，这导致了所有我们的解说都只好开始于片面的简单化，直到它们能够得到补充，得到发展，并得到完善。
自我的图景可写照如下：它介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它接纳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其得到满足；它从后者引发出知觉，并作为记忆加以利用；它刻意自我保护，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过度要求；同时，它的全部决策都听命于修正了的快乐原则。自我的这幅写照实际上仅可应用于童年初期结束之时，即到大约5岁。就在这个岁数前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至少是部分地不再作为对象，而是通过认同作用被纳入了自我，变成了内部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精神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迄今为止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们（被放弃的对象）所起的作用：
它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简直就如同它所取代的父母。我们把这个构成部分称作超我。我们能意识到它，是由于它作为我们的良心而起到的评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得很严酷，真正的父母并未对此提供固定模式。超我要求自我不仅要说明自己的活动，而且同样要说明自己的思想和没有得到实施的意图，它似乎对这一切都有所觉察。
这提醒我们，俄狄浦斯传说中的英雄也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内疚，并使自己受到自我处罚，尽管由我们和他自己审判的罪过是由不可违抗的神谕力量造成的。超我事实上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只是在情结得到解决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为此，它的过分严酷就不是照搬现实的模式，而是与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的力量相符合的了。对这一事实的某些怀疑必定是出自哲学家及其信徒的主张，即道德感并不是由教育逐渐灌输给人们的，或者并不是人们在其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而是从更深远的根源被注入给人们的。
当自我与超我非常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时，要区别它们的表现很不容易。但它们之间的紧张和疏远却会使它们自身显而易见。良心的责备引起的苦恼与儿童对失去爱的恐惧十分一致，现在，这种恐惧已为道德的力量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制了超我的**，并做了一些反对超我的事，自我就会感到提高了自信心和加强了自尊心，好像取得了某些宝贵的收获。在这一点上，虽然超我已经变成了内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对自我仍旧扮演着外部世界的角色。在整个后来的生活中，超我都体现着一个人童年期的影响，即父母对他的抚养、教育的影响，和他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大大地延长了人类的童年期。而总的来说，超我感受的不仅是父母的个人品质，而且是对它自身可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一切。如他们从属的社会等级的趣味和标准，以及他们所属民族的固有意向和传统。喜欢高度概括和明确区分的人也许会说，个体与父母相分离之后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代表着现实的力量；他的带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着有机体的过去；后来逐渐把外部世界与本我联结起来的超我，更多地代表着文化的过去，这似乎是儿童在早期生活的几年期间作为遗留经验所必须重复的经历。这样的概括不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产物的某些部分无疑在本我中会遗留下它们的沉淀物。超我所起到的大部分作用是在本我中唤起回响，许多儿童的新经验将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些早期种系发生的经验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