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话短说所谓世界的末日无异于放屁！[247]

——歌德在精神分析第一次私立的代表大会两年之后，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在美国时令人高兴的接待的影响，受到讲德语国家中日益增长的敌意的影响，以及得到苏黎世方面意外支持的影响，我构想出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费伦茨的帮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付诸实施。我意欲组织好精神分析运动，把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苏黎世，并为它物色一名能领导精神分析未来事业的领袖。当这项计划遭到精神分析拥护者们的竭力反对时，我将为此详述我的理由。我希望这些理由将证明我是正确的，虽然结果表明，我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很明智。

我断定这个新运动和维也纳的联系毫无可取之处，相反倒是精神分析运动的障碍。像苏黎世这样位于欧洲中心的地方（在这里一位大学教师曾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对我来说似乎更有希望。我还认为第二个障碍在我自己。关于这个看法已被各个不同方面的赞同或反对意见搞得一塌糊涂了：人们要么把我比作哥伦布[248]、达尔文和开普勒，要么辱骂我是个思想完全瘫痪的病人。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见到光明的城市退缩到幕后去。况且，我不再是个年轻人了；我发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我为这种想法而苦恼，作为一个领袖的责任对我的一生来说为时太晚了。[249]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做领袖。我非常清楚这种隐藏着的危险，它等待着任何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希望，假如推选出一个准备发布命令和进行忠告的权威人士，就会使许多这种危险得以避免。这个地位最初只有我自己才能担任，这是因为我有任何人都无法抗衡的15年的经验这一有利条件。我感到需要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年轻人，在我死后他将理所当然地取代我的地位。这个人只能是荣格，因为就年龄而论，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龄人；荣格的有利条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经为精神分析作出的贡献，他的独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除此之外，他似乎愿意和我建立友好联系，甚至为了我而放弃了他以前所容许的某些种族偏见。在当时我还根本没有认识到，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这个选择竟是最不幸的选择。我所选中的这个人竟然不能忍让另一个人的权威，但他还是一个不会行使权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研究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官方的学会，因为我担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来，就会受到人们的滥用。应该有一些指挥机关，它们的任务就是宣称：“所有这一派胡言都和精神分析无关，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各地方组织的学会（这些地方组织合在一起将组成国际学会）应该对如何进行精神分析以及如何训练医生给予指导，地方组织的活动将因此而受到某种保护。另外，使我感到称心如意的似乎是，既然官方科学对精神分析宣布了严肃的禁令，并宣布对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和公共机构进行联合抵制，那么，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们就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友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

我曾经希望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正在于此而别无他图。所能获得的东西可能还不止这些。正如我的反对者们所发现的那样，想要逆这场新运动的潮流而行是办不到的，因而我曾想发现，精神分析不会沿着我曾希望为它指定的方向前进。费伦茨在纽伦堡提出的建议确实被采纳了；荣格当选为主席，黎克林担任他的秘书；决定出版一种能把中央执委会和各地方组织联系起来的简报。学会的目的据称是“促进和推动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既是纯心理学（purepsychology），又适用于医学和心理科学的精神分析科学；促进其成员间的相互支持，竭尽全力地获得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这个方案只受到维也纳小组的强烈反对。阿德勒非常激动地表示了他的担心，他指的是“对学术自由的检查和限制”。最后，在得到保证说学会的地址不会是苏黎世，而是任职主席的居住国时（任职主席每两年改选一次），维也纳小组才让步了。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三个地方组织：一个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个在苏黎世，该组织的首脑已成为整个学会的主席；一个在维也纳，我把指挥权授予阿德勒。后来在布达佩斯又成立了第四个组织。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这次大会，他对于加入这个总会犹豫不决；确实，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谈话之后才被说服而加入了这个学会，但不久又由于在苏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见争论而退出学会。这就割断了苏黎世和伯格尔斯立机构之间的联系。

纽伦堡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为了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尔联合起来了。最初显然是想代表反对意见的：这就意味着想为维也纳争回由于荣格当选主席而受到威胁的盟主权。但是，当这个刊物的两位创办者在难以找到一个出版商的困难情况下，使我确信了他们的和平意图，并且把允许我行使否决权作为其忠诚的一项保证时，我便接受了对这个刊物的指导工作，并且为这个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于1910年9月出版。

现在我将继续讲述精神分析代表大会的历史，第三次代表大会是1911年9月在魏玛召开的，在总的气氛和科学兴趣方面比前两次大会更加成功。曾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普特南后来在美国声称，这次大会使他非常愉快，他对与会者的“心理态度”（the mental 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还引用了我曾用过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们学会了忍受真理。”（普特南，1912）这是事实，凡是参加科学大会的人都会留下对精神分析学会的良好印象。我亲自主持了前两次大会，我允许每一个发言者有充分的时间宣读他的论文，把讨论留到以后在参加大会的成员之间私下进行。作为主席的荣格，接管了在魏玛大会的指导工作，并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读论文之后进行正式讨论的做法，但是，这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任何困难。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是两年以后（1913年9月）在慕尼黑召开的。所有与会者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次大会是荣格以一种不适当的错误方式主持召开的；发言者有时间限制，而且讨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论文的宣读。由于一次预谋的机会，碰巧那个恶魔霍奇（Hoche）[250]进入召开大会的那座大楼。霍奇本来应该毫无困难地承认他是胡说八道，分析学家说他的胡说把精神分析描述为盲目追随其领袖的一个狂热的派别。使人疲倦、令人厌恶的议程在重新选举荣格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之后结束了，他接受了这一职务，虽然有五分之二的与会者不愿意让荣格作为他们的支柱。我们四散而去，没有任何再次相会的愿望。

大约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力量是这样的：维也纳、柏林和苏黎世的地方组织早在1910年纽伦堡大会时就已成立了。在1911年5月增加了慕尼黑的一个组织，主席是塞福（L.Self）博士。同年第二个美国地方组织在布里尔的领导下成立，名称为“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在魏玛大会期间批准成立美国的第二个精神分析组织；该组织是第二年成立的，命名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全美国的会员；普特南当选为主席，琼斯为秘书。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之前不久，布达佩斯成立了地方组织，主席是费伦茨。此后不久已经回到英国去的琼斯成立了第一个英国的组织。这些地方组织（现在共有8个）的成员状况，当然，我们未能提供任何手段来估计未组织起来的精神分析的学生和拥护者的人数。

精神分析杂志的发展情况也值得简述一下。其中第一种是一系列专题文章，题目是《应用心理科学论文集》[251]，自1907年以来不定期出版，现已发行15期（出版者最初是维也纳的海勒，后来是F.德提克）。这些专题文章包括弗洛伊德的论文（第1和第7期）、黎克林、荣格、阿伯拉罕的论文（第4和第11期）、兰克的论文（第5和第13期）、萨杰、普费斯特、格拉夫、琼斯的论文（第10和第14期）、斯托福和凡·哈格海尔缪斯的论文[252]。当《意象》杂志创办时（过一会儿将要提到［第47页］），这种出版形式不再具有同样的价值。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之后，创办了《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在荣格的编辑下出版了五年，现在又重新再版，有两个新的编辑[253]，并且名称也有少许变动，称为《精神分析年鉴》。它的意图不再像近年来那样，仅仅是一个出版自用著作的仓库，而是通过编辑们的活动，使《精神分析年鉴》致力于完成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取得的一切进展这个目的。[254]我已经提到的那个《精神分析中心杂志》（这是在1910年纽伦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后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创办的），在短暂的发行期间经历了剧烈动**的发展过程。早在第1卷的第10期上（1911年7月），有一条通知出现在头版上，内容是，由于和刊物指导者学术观点上的分歧，阿德勒医生决定自愿退出编辑工作。此后斯泰克尔医生留任为唯一的编辑（从1911年夏天开始）。魏玛大会（1911年9月）把这份中心杂志的地位提高为国际学会的官方刊物，并且适用于全体会员，这样又反过来增加了每年的订购量。从第2卷[255]的第3期开始（1912年冬，12月），斯泰克尔成为唯一对其内容负责的人。他的行为（要对此发表一篇报导并非易事）迫使我放弃了对该刊物的指导，并且急忙为精神分析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经过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和那个新出版商雨果·海勒（Hugo Heller）的齐心协力，第1期在1913年1月出版了；因此这份杂志就取代了《中心杂志》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官方刊物。

同时，早在1912年，一个完全是为了把精神分析应用于心理科学的新刊物《意象》杂志（海勒负责出版），由汉斯·萨克斯医生和奥托·兰克医生创办出版。《意象》杂志现正发行第3卷；

读来妙趣横生，订户日益增多，有些订户几乎和医学分析毫无关系。[256]

除了这四种期刊出版之外（即《应用心理学论文集》《年鉴》《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德国国内外的其他杂志也发表了一些可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章。莫尔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指导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对精神分析作出了如此卓越的贡献，因而我们必须把这份杂志看作是美国精神分析文献的主要代表。1913年冬，怀特（White）和杰里佛（Jelliffe）在纽约创办了一个完全致力于精神分析的新刊物《精神分析文摘》。毫无疑问，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就是说，在美国大多数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医务人员都感到德语是个难关。[257]

我现在必须提及在精神分析的信徒中发生的两次退出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10年学会的建立和1911年魏玛大会期间；第二次发生在此后，并且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上变得明显起来。假如我在分析治疗中更多地注意病人的这些反应，那么，他们使我感到的失望就可能会避免。我当然非常清楚地懂得，任何人在初次探讨精神分析这个不受欢迎的真理时都会逃跑的；我始终认为，每个人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受他自己的压抑（或者宁可说，受支持这些压抑的抵抗）制约的，这样，在他同精神分析的关系中就不能超越某一特定的界限。但是，我却未曾想到，一个已经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上达到了一定深度的人竟然置这种理解于不顾，并把它丢弃了。不过，治疗病人的日常经验已经表明，每当在心灵的任何深度产生特别强烈的抵抗时，都会引起病人对分析知识的完全抵抗；一个人在费力地使病人掌握一部分分析知识，并使他像支配自己那样在支配这些知识方面，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还可以看到，在他控制了下一步的抵抗之后，就会把他学会的一切都抛弃不顾，而且还进行防御，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初学者所做的那样。这使我不得不认识到，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身上所能发生的事和在分析中病人的行为如出一辙。

要写出这两次退出事件绝非易事，也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部分的原因是，我没有如此强烈的这样做的个人动机——我既不奢望得到感谢，也不想在任何有效程度上施加报复——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假如这样做，我将会使自己受到人们的抨击，说我是一个不太严肃认真的对手，而且这样做会给精神分析的敌人提供这种他们非常渴望看到的情况——“精神分析学家们互相攻击，四分五裂”。在为了不至于受到精神分析之外的对手们的攻击而进行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之后，我现在被迫奋起反击这些以前的精神分析追随者们，或者说是这些仍然愿意自称为精神分析追随者的人们。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别无选择；只有懒惰或懦弱才会使一个人保持沉默，而沉默所造成的危害比已经存在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一个追随其他科学运动发展的人都会知道，同样的动乱和意见分歧也会在这些运动中出现。也可能是这些动乱和意见分歧在什么地方更小心翼翼地隐蔽着；但是，拒绝接受这么多传统理想的精神分析，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也更加真实。

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这两个反对运动在分析之下原形毕露。但是，把分析用于辩论是不合适的；因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赞同和有主有从的情境为先决条件的。

因此，任何一个出于辩论目的而从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个被分析的人反过来用分析来反对他，这样，这个讨论将会达到一种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确信的状态。因此，我将最大限度地克制轻率地使用对我的敌人才使用的那种分析的知识和攻击；我还要指出，我并没有把任何科学的批评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对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对的这些理论中的真理并不关心，我也不想驳斥这些理论。我想把这项任务留给精神分析领域的其他有资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实上，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我只想表明，这些理论是反驳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并且说明是在哪些观点上反驳的），为此这些理论是不应该称之为精神分析的。因此，我利用分析只是为了解释精神分析的这些分歧是怎样在分析学家中产生的。当我涉及产生分歧的要点时，我将不得不用某些纯批判性的言词来保卫精神分析的正当权益。

精神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解释神经症；它把抵抗和移情这两个事实作为出发点，还探讨了第三个事实（遗忘症），用神经症中的压抑理论、性动机理论和潜意识理论对这些病况进行解释。精神分析从未要求全面提供关于人类心理的一般状况的全部理论，而只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论应该用来补充和纠正用其他方法所获得的那种知识。但是，阿德勒的理论完全超出了这一点；

他的理论寻求一举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特点，以及人类的神经症和精神病。这个理论与其说适合于神经症领域，倒不如说更适合于任何其他领域，虽然有理由说，这个理论和它仍然十分重视的它的理论发展史是有联系的。多年来我有机会研究阿德勒医生，也从未拒绝承认他的不同寻常的能力，并且为他做了特别深思熟虑的安排。作为他声称受到我的“迫害”一事，我可以指出这个事实，在学会成立之后，我让他做维也纳小组的领导者。直到学会的全体成员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说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学术大会。当我发现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断潜意识材料上多么缺乏才能时，我就改变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发现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联系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过程的生物学基础的联系——根据他所做的“器官自卑”（organ-inferiority）[258]。这一有价值的研究来看，这个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他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用他自己的“难懂的话”来说[259]——是想证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错误的，由于精神分析轻率地听信了神经症患者的话，而把这么多重要的东西都归因于性动机的力量。我甚至可以公开指出他的研究的个人动机，因为他曾当着维也纳小组的一小部分人的面宣布：“你以为使我的一生处在你的保护之下会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吗？”当然，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自由地承认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猜测，他的工作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但是，即使一个人受这种动机支配，他也应该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会机智来避免英语所谓的“不公平”（unfair）——这在德语中只能用一个更粗鲁的词来表达。阿德勒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获得成功，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出现的有损于他的著作的微小恶意表现出来，并通过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渴望获得优先权的迹象表现出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我们确实曾经听到他要求获得提出“神经症统一”（unity of the neuroses）和神经症的“动力观”（dynamic view）概念的优先权。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两个原则是我在认识阿德勒之前提出来的。

不过，和阿德勒进行的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已经产生了一种必定会有益于精神分析的好处。

在不可调和的学术上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之后，当我被迫让阿德勒辞去《中心杂志》的编辑职务时，他同时也脱离了维也纳学会，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最初采用了一个雅致的名称“自由精神分析学会”。但是，和精神分析毫无联系的局外人，在识别这两种精神分析观点之间的差异方面的不熟练，就像我们欧洲人在发现两个中国人的脸之间的那些差异一样。“自由”精神分析是受“官方的”“正统的”精神分析保护的，并且只作为后者的一个附属组织来对待的。然后，阿德勒采取了一个使我们非常感激的措施；他断绝了同精神分析的一切联系，把他的理论命名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地球上有足够的空间，任何人都完全有权在地球上毫无阻拦地到处闲逛；但是，要使已经不再相互理解并且互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却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现在是许多和精神分析相对立的心理学派别之一，它的进一步发展与我们的精神分析无关。

阿德勒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体系”——这曾经是精神分析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的。他的理论也是“润饰作用”（secondary revision）的一个极好的实例。例如，就像在梦的材料接受清醒的思维活动支配的那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就阿德勒的情况而言，梦的材料的地位被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所获得的新材料所取代；其后，这些材料又纯粹是从自我的立场来看待的，被缩减到自我所熟悉的范围里而发生变化并被歪曲了——正如在梦的形成中所发生的那样——被误解了。[260]另外，阿德勒的理论与其说具有它所主张的那种特点，倒不如说更具有它所否认的那种特点，这样，他的理论就是由三种完全不同价值的成分组成的：（1）对自我心理学有用的贡献；（2）虽然毫无必要但还可以接受的那种把分析事实转变成新的“难懂的话”；（3）当这些事实不符合自我的要求时，就歪曲和篡改这些事实。

精神分析从来没有忽视第一种成分，虽然这些成分不值得受到特别注意；精神分析更关心的是想表明，每一种自我倾向都包含着力比多成分。而阿德勒的理论所强调的却与此相反，是在力比多的本能冲动中自我的组成成分。如果阿德勒不是为了支持其自我中心的本能成分而否认力比多冲动，从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使用这种观察的话，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他的理论所做的就是每一个病人所做的，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大体上所做的——就是说，正如琼斯（1908）所称的那样，为了隐藏潜意识动机而利用了一种“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阿德勒如此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观点，他自信地认为，在性活动中最强烈的动机力量是，男人想表明自己对女人的控制——男人是“高高在上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他的论著中表述了这些荒谬的观点。

精神分析早就认识到，神经症的每一个症状都产生于可能存在的某种妥协。因此，每一种症状一定以某种方式遵循着进行压抑的自我的要求；它一定会提供某种好处，它一定承认具有某种用途，或者说，它一定会遭到像原始的本能冲动自身所已经避开的那种同样的命运。“从疾病中获益”这个术语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症状想要继续存在，那么，人们把自我的“原发性获益”（这一定是在产生症状时获得的）和“继发性获益”（这是在依恋于自我的其他目的时意外发生的）区分开来，也是有道理的。[261]我们也早就知道，把这种获益从疾病中撤离出来，或者由于真实的外界环境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使这种获益消失，实为治疗这种症状的机制之一。在阿德勒的学说中，主要强调的是那些容易证实的和明白易懂的方面，而完全置如下事实于不顾，即在无数情况下，自我由于其用途而在屈从于强加给它的非常讨厌的症状时（例如，把焦虑作为一种安全的手段），只是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自我在这里扮演的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这个丑角试图用他的手势使观众信服，在马戏团表演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在他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是，只有最年幼无知的观众才会受他的欺骗。

精神分析不得不对阿德勒理论的第二个构成成分加以支持，正如这个理论将会给它自己的某些东西提供支持那样。事实上，这个理论不过是精神分析的知识而已，这是那位作者在十年的共同研究期间从众所周知的根源中推断出来的，现在，他只是改换了一个术语就称之为他自己的了。

例如，我自己认为“防卫”（safeguarding）是一个比“保护措施”（protective measure）更好的术语，这是我使用的一个术语；但是，我绝没有发现这两个术语在意义上有何差别。再者，当一个人用早期“幻想出来的”和“幻想”这样的术语来代替“虚构出来的”“存在于想象中的”和“虚构”（fiction）时，在阿德勒的命题中又会发现许多熟悉的特征。精神分析是坚决主张这些术语的同一性的，即使这些术语的作者多年未参加我们的共同研究工作。

阿德勒理论的第三部分，对不合意的分析事实进行曲解和篡改，实际上就是把“个体心理学”，正如他现在所称的那样，和精神分析明确区分开来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知，阿德勒体系的原则是，个体的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的目标，或他的“权力意志”，是以“男性抗议”（masculineprotest）[262]的形式，在生命活动中，在性格形成和在神经症中起主要作用的东西。但是，这个“男性抗议”，即阿德勒的动机力量，不是别的，而是从他的心理学机制中分离出来的压抑，除此之外，它还是性欲化的——这和他自夸的把性欲从心理生活中排除出去完全不一致。[263]“男性抗议”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心理生活的（唯一的）动机力量，那么，被观察到的事实就会作为一个用来起跳之后而留下来的跳板。让我们考虑一个基本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感受到一种婴幼儿时期的愿望，即儿童观察成人之间性活动的愿望。分析表明，在医生后来将要对其生活史予以关注的那些人的病例中，未成年观察者在这时有两种冲动，在男孩中一个冲动是使自己处在主动的男人地位，而另一个冲动则与此相反，是想使自己和被动的女人一致的冲动。[264]这两种冲动往往会在其中耗尽可能发生的快乐情境。第一个冲动可以在“男性抗议”的标题下出现，如果这个概念想完全保持任何意义的话。但是，第二种阿德勒所不予重视的和他一无所知的那个进一步的过程，却是在以后的神经症中变得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阿德勒竟然陷入到自我那个妒忌的狭窄气量中，以至于他只考虑那些适合于自我，并受到自我鼓励的本能冲动；在神经症的情况下，冲动是和自我相反的，这正是超出他的见识的那种情境。

精神分析已使一项努力成为必要，即将其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儿童的心理生活相联系。就此而言，阿德勒却表现出，他最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的观察，显示出他在概念上最基本的混乱。在这里他把“男性的”和“女性的”的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毫无希望地混杂起来。[265]让一个儿童（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出生就在蔑视女性的基础上制定他的生活计划，并把希望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作为他的“指导路线”（guiding line）[266]，这是不可能的，也为观察证明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儿童没有区分性别意义的观念；相反，他们最初是这样假设的，认为两性都有同样的**（指男性**）；他们并不是以区分性别这个问题开始其探索的[267]，社会对女人的轻蔑对儿童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某些女人而言，在她们的神经症中，想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并不起作用。无论在男性抗议中可能表明存在着什么东西，都很容易追溯到由于害怕阉割或与性活动发生最早期冲突而产生的最初自恋的障碍。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发生学（psychogenesis）的一切争论，最终必须在儿童神经症领域确定下来。对一个早期儿童神经症的认真分析，将会结束对神经症病因学（aetiology）的一切误解，结束关于对性本能在神经症中所起作用的一切疑问。[268]这就是为什么在对荣格的论文《儿童，心灵中的冲突》（1910c）进行批评时，阿德勒（1911a）被迫转嫁罪责，认为该病例的这些事实无疑是（这个儿童的）父亲片面安排的。

我将不再详述阿德勒理论的生物学方面，也不再讨论究竟是实际的“器官自卑”［第51页注a］，还是对它的主观感受——人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个——真能作为阿德勒体系的基础。我只是附带地说明一下，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经症似乎就是一切身体衰老的副产品，而观察却表明，大多数使人印象深刻的、丑陋的、畸形的、残暴的和可怜的人并不能用神经症来影响他们的缺陷。我将不再讨论这个有趣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自卑感可以追溯到作为一个儿童的情感。

这表明在“个体心理学”中又出现了这种伪装，精神分析如此坚决强调的那种幼稚病（infantilism）的因素就是以此做伪装的。另一方面，我必须指出，精神分析所获得的一切心理学知识是如何被阿德勒抛到九霄云外的。但是，在他的《神经症的构成》（1912）一书中，潜意识仍然被作为一种与他的体系毫无关系的心理学所特有的东西提出来。后来他一直坚持声称，一个观念究竟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阿德勒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并没有理解压抑。他在维也纳学会（1911年2月）宣读的一篇论文摘要中写着，必须指出，在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有证据表明，这个病人从未压抑过他的力比多，而且一直在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压抑。[269]此后不久，在维也纳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他说道：“如果你想问压抑来自何处，那么回答就是‘来自文明’；

但是，如果你继续询问文明来自何处，则回答就是‘来自压抑’。所以请看，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阿德勒据以揭露“神经症特点”的防御机制的那一点点敏锐和机智，将足以指明他的这种诡计多端的论点的出路。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文明是建立在前几代人产生的压抑基础上的，而要求每一代新人通过产生同样的压抑来保持这种文明。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一个小孩认为人们在嘲笑他而哭起来，因为当他问鸡蛋来自何处时，人们告诉他“来自母鸡”，而当他继续问母鸡来自何处的时候，人们则告诉他“来自鸡蛋”。但是，人们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相反，人们是在向他讲述真理。

阿德勒不得不说的关于梦（这是精神分析的术语）的一切都同样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起初，他把梦看作是女子气转向男子气的一个转折点——无非是把梦的愿望满足理论转变成“男性抗议”的语言。后来他发现，梦的实质在于使人潜意识地完成他们有意识否认的东西。阿德勒（1911b，第215页注）在把梦和潜伏的梦念（dream-thoughts）混为一谈方面，也一定具有优先权的——这是一种建立在发现他的“预期倾向”（prospective tendency）基础上的混淆。

米德（1912）后来在这方面效法了他[270]。这里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在表现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种梦的解释，都是以这种梦的解析的根本方法为基础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和结论尚在争论之中。关于抵抗，阿德勒告诉我们，抵抗服务于把病人对医生的反抗付诸实施这个目的。这当然是真的；简直就等于说，抵抗服务于抵抗的目的。但是，关于抵抗来自何处，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为这对自我是毫无助益的。关于疾病的这些症状和表现的详细机制，对那些各种各样疾病及其表现形式的解释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被迫服务于这种“男性抗议”、自我主张和人格扩张。这个体系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释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虽然这个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观察。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体系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

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爱的立足之地。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类由于受到性需要这个重担的压力，因此，只要把“克服性欲”作为一个诱饵提供给人类，人类就乐于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发生在1911年魏玛大会之前；此后那些瑞士人也开始退出。非常可笑的是，这种退出的最初的标志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几句话，因而普通大众反而比最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得还早。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已经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丢人现眼、令人遗憾的错误。1912年，荣格在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夸口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曾经拒绝承认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联系。我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辛辛苦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牺牲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抵抗消失。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改变不是别的，也无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把这种“进步”看作是对现实要求的一次过于深远的调整。

这两种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运动（我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表现出另一个共同点；

因为它们都通过提出一些玄虚的观念而企求获得某种赞同的意见。可以说，这些玄虚的观念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旁门左道。在阿德勒看来，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知识资料进行人为建构的人格权力就起这个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向年轻人呼吁摆脱桎梏的历史权力，在这种桎梏下暴政时代曾用它们墨守成规的观点寻求把它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揭露这些观点的谬误。

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是出于这种考虑，它的提出就像人们用以反对精神分析那样，可用来反对每一种其他科学。它是从当前对科学充满敌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反动潮流中派生出来的，并要求得到一种谁也没有资格获得的优越感。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人类对我们的理论努力将会做出什么样的终极判断。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对的东西却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并重新得到认识。在一个人仔细听取了对他本身的批评意见，并且稍微注意他的对手们的意见之后，他除了全力维护他自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一个人应该为诚实地从事他的事业感到满足，而不应该奢望法官的判决，这是留待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科学问题上强调武断的个人观点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企图剥夺精神分析要求作为一门科学来得到评价的权力——顺便提一句，这是在这种评价已经被前面所提到的东西（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贬低之后。任何一位对科学思想评价很高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在这门科学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寻求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约束怪诞的个人爱好这个因素。此外，正好可以说明，在保护自己时的任何热情都是不合适的。阿德勒的这些辩解在本意上并不是严肃的——这些辩解只是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论。这些辩解也没能阻止他的追随者把他拥立为救世主，因为许多前驱者已经为他的出现做好了预期的人性方面的准备。救世主当然不是相对的现象。

荣格的论点“为了获得良好意志这个目的”，是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说基础上的，即人类及其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总是沿着一条连续的路线发展；就好像没有衰败的时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没有反动和复辟，每一代人都没有后退和放弃他们前辈所获得的东西。荣格对群众观点的探讨，他对证明为不受欢迎的那种改革的放弃，都已先验地表明上述观点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荣格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称为一次朝气蓬勃的解放行动。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毕竟不是行动者的年龄，而是其行动的特点。

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两种运动中，阿德勒的理论无疑更为重要；虽然犯有激进的错误，却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姑且不论其他的一切，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本能理论上的。另一方面，荣格对精神分析的革新却松弛了这种现象和本能生活的联系。而且，正如该理论的批评者（如阿伯拉罕、费伦茨和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太晦涩难懂，致使人们难以采纳它的任何观点。

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掌握了荣格理论的一点东西，他就必须做好准备，听到别人说他误解了荣格的理论，从而使人看不出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它。这个理论是以一种特别踌躇不决的方式提出来的，一会儿作为“一种相当轻微的偏差，这种偏差并不能证明对该理论提出的强烈反对是正确的”（荣格）；一会儿又作为将要为精神分析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灵魂救助的新预言，而且确实，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当一个人在思索荣格这场运动所做的各种公开和私人说明中表现出来的那些不一致时，就一定会自问，这个运动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清晰感，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诚意。但是，必须承认，这个新理论的阐述者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们以前所赞成的东西，另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以能教他们更多东西的新观察为基础的，而是由于这些新的解释使他们发现的那些东西，现在看上去和他们以前所看到的不同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和精神分析的联系，他们作为精神分析的代表已为世人所知，因而宁愿这样说，精神分析发生了变化。在慕尼黑大会上，我发现有必要澄清这种混乱。我是这样做的，我宣布不承认那个瑞士人的革新是由我发起的精神分析的合法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外界的批评家（像富特缪勒）已经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阿伯拉罕正确地指出，荣格已经完全放弃了精神分析。我当然完全愿意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去思考和写作；但他没有权利把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东西提出来。

正如阿德勒的研究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对自我心理学的贡献——并因而希望我们为这份礼物付出太高的代价，即放弃精神分析的一切基本理论；与此相似，荣格及其追随者也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给精神分析提供一个新的东西，从而为他们反对精神分析的斗争铺平了道路。他们详细追溯了（就像普费斯特以前所做的那样）属于家庭情节和**的对象选择的性观念材料，如何被用来代表人类的最高道德和宗教利益的方式——就是说，他们阐明了升华作用的一个重要实例。这种升华作用是指爱欲的力量及其转变为不再被称为爱欲的倾向。这和精神分析的一切期望完全一致，并且也和如下观点相吻合，即在梦和神经症中这种升华作用的退行分裂，就像所有其他分裂一样，变得清晰可见了。但是，全世界则会愤起抗议，道德和宗教被性欲化了。

现在，我忍不住不止一次地从目的论上设想，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创新者会敌不住这场愤怒的风暴。或许愤怒是从他们自己的心里发出的。这么多瑞士人的神话论的史前期并不能说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正如阿德勒的社会主义史前期不能说明他的心理学的发展一样。这使人想起马克·吐温关于他的手表及其结论的著名故事：“而他常常感到奇怪，不知道所有那些不成功的补锅匠、枪炮修理工、鞋匠和铁匠们怎么样了；但却没有人告诉他。”

假设——让我们做一个明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有一个暴发户（parvenu），他夸口说他是住在另一个地方的贵族家庭的后裔。但是，有人向他指出，他的父母就住在邻近的某个地方，是很微贱的人。对他来说只有一种摆脱窘境的方法，他会利用这种方法的。他可能不再否认他的父母，而是声称他们自己具有贵族血统，只是败落了而已；他从好心的官方那里得到了他的家谱。在我看来这些瑞士人似乎是被迫以非常相同的方式做事情的。假如道德和宗教不容许被性欲化，而必须从一开始就是某种“更高级”的东西，假如其中包含的观念虽然不可否认地来自俄狄浦斯情结和家庭情结，但却只能有一条出路：最初这些情结本身一定不会有它们似乎正在表达的那种意思，而是具有更高级的“神秘的”意义（就像西尔伯勒所称的那样），这就使他们能够把这种意义用在一系列抽象的道德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之中。

我完全准备再次听到，我误解了这个新苏黎世理论的实质和目的；但我必须预先声明，我不服任何对我的观点的反驳，我可以提出我对这个理论的看法，但不能由该学派的出版物说三道四然后强加于我。我找不到任何别的方式来使我对荣格所改革的全部内容明白易懂，并掌握其全部含义。荣格对精神分析提出的一切改革都出于以下意图，即消除在家庭情结中应该反对的东西，以便使之不在宗教和道德中重新出现。一个抽象的概念已经提出，用来代替性欲力比多。关于它，人们这样说准没错，它的神秘和晦涩对于智者和蠢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俄狄浦斯情结只有一种“象征的（symbolic）”意义：母亲在这种意义上就意味着难以达到，这一点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而必须反对的；在俄狄浦斯神话中被杀害了的父亲是“内部的”父亲，一个人为了使自己独立就必须摆脱父亲的限制。关于性观念材料的其他部分无疑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同样的重新解释。

在自我毁灭的性倾向和自我保存的性倾向之间发生冲突的地方，出现了“生活任务”（life-task）和“心理惰性”（psychical inertia）［第272页］之间的冲突；神经症患者的罪疚感是和他的自我谴责一致的，这种自我谴责说他没有恰当地完成他的“生活任务”。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道德体系，就像阿德勒的体系那样，这个新体系一定会重新解释、歪曲和抛弃那些事实上是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东西。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人从生活的谐音中挑选出几个文化的陪音，而且仍然没能听到本能的强大而原始的乐曲。

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原样，我们有必要完全不用观察、不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有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热情甚至会使人不顾科学的逻辑——正如当荣格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对神经症的病因学来说还不够独特，并且开始把这种独特性归因于惰性时那样，这种惰性是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最普遍特性。顺便说一句，人们还要注意到，俄狄浦斯情结只代表个体的心理力量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它本身并不是像“心理惰性”那样的一种力量。对个别人的研究已经表明（并将永远表明），性欲情结就其原始意义来说在这些人身上是很活跃的。因此对个体的研究（在这些新理论中）就被推到了后面，并且被从人类学研究中获得的证据基础上的结论所取代。冒着最大的危险起而反对这些得到重新解释的情结的原始而又不掺假的意义，是在每一个体的童年早期发现的；因此在治疗中提出的禁令是，应该尽可能少地细述这一过去的历史，并把强调的重点回复到当前的冲突上来。另外，在这个冲突中基本的问题绝不是偶然的和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事实上，是没有完成生活任务。但是，如我们所知，只有当我们把一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追溯到他的个案史，只有当一个人沿着他的力比多在生病时所走过的道路返回时，才能理解这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并使之得到解决。

在这些影响之下，这个新苏黎世派的治疗所采取的形式，可以用一个亲自体验到这种治疗的病人的话来表示：“这一次丝毫也没有注意过去或者注意移情。凡是我认为我已经认识到后者的地方都被宣布是一种纯力比多符号。这种道德教育是相当不错的，我切实遵从过这种教育，但我却没有向前迈进一步。使我感到的烦恼比使他感到的烦恼更甚，但是我怎么办呢？……不是通过分析来解脱我，而是每天向我提出大量的新要求，要治好神经症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例如，借助于内倾的内向反省、宗教沉思、和我的妻子重新开始爱情生活等。这几乎是一个人力所不能及的；其目的在于使一个人全部的内在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我觉得这种分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悔悟情感和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同时又是最令人沮丧的可怜的罪人。任何一位牧师都会提出他的忠告，但是，我上哪儿去找这种力量呢？”这位病人确实报告说他已经听说过，必须先对他进行过去的和移情的分析；但是他却被告知这种分析已经足够了。既然这第一种分析对他没有更大的帮助，那么，对病人的这种分析就是不够的，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当然，再也无权称为精神分析的随后进行的治疗并未使问题得到改善。显而易见，苏黎世学派的成员为了在附近的伯尔尼城振奋起来（杜博瓦[271]就在这个城市里用一种考虑更周全的方式通过道德鼓励来治疗神经症），就必须取道维也纳做一次长途旅行。[272]

当然，与精神分析完全不一致的这个新运动，也表现在荣格对压抑的态度（现在在他的论著中很少提到）上，表现在他对梦的误解（这一点和阿德勒一样［参见第57页］）上，表现在他完全无视梦的心理学，把梦和潜隐的梦念混为一谈，表现在他完全丧失了对潜意识的理解——简言之，表现在我认为是精神分析实质的一切方面。当荣格告诉我们，**情结只是“象征性的”，并非“真的”存在，一个野人毕竟不会对一个老丑婆产生欲望，而会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产生欲望的时候，我们很想下个结论，“象征性的”和“并非真的存在”只不过表示这样的意思，即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和致病的作用，而被精神分析描述为“潜意识存在的”——这是对解决这种明显矛盾的一种描述。

假如一个人牢牢记住，梦和它们所加工的潜隐梦念是不同的，那么，对病人梦到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治疗期间，病人的心灵中一直充满了这些事情，不论这是“生活任务”还是“高高在上”，抑或“地位卑下”。被分析者的梦无疑可以得到指导，就像为实验目的而施加的刺激所支配的方式一样。人们能够确定在梦中出现的一部分材料；这些材料并没有改变梦的实质和机制中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相信他们所谓“传记的”梦会出现在分析之外。[273]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治疗之前出现的梦进行分析，或者，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做梦者自己添加上的东西，这是做梦者添加到在治疗期间向他提示的东西上去的；或者，如果人们避免向病人布置任何这种任务，那么，人们就会探究梦究竟离它试图完成生活任务的目的有多远。梦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人们绝不可能通过提到这些思想内容就能达到对这种形式的理解；只有通过对梦的工作的评估才将导致这种理解。[274]

人们不难发现对荣格误解和偏离精神分析所进行的实际反驳。每一种以适当形式进行的分析，特别是对儿童的每一次分析，都会加强精神分析据以建立的这些信念，都会驳斥荣格和阿德勒体系所做的重新解释。在荣格大彻大悟（启蒙）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亲自进行（1910b［前面第31页］）并且发表了他对一个儿童的这种分析；至于他是否将借助于一种不同的“对事实的片面安排”（这是阿德勒在这方面所用的表达方式［前面第56页］）而对其结果做新的解释，人们正拭目以待。

关于“高级的”思想在梦和神经症中的性表达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古代的表达方式，这个观点当然和下述事实不相容。即在神经症中，这些性欲情结证明是从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撤离出来的大量力比多的承担者。假如这只是一个关于性的“行活（jargon）”问题，那么，力比多的结构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它所改变了。荣格本人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阐述》（1913）一书中承认这一点，并且把治疗的任务详细阐述为把力比多贯注从这些情结中分离开来。但是，通过把病人从精力贯注中引开并促使他升华，是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而只有通过对这些贯注的详尽考察并使之完全成为意识的，才有可能达到。病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他的疾病。病人为完成这项任务所花费的努力表明，医生在帮助病人克服抵抗方面，没能提供多少帮助，或者表明医生害怕这项工作的后果。

最后，或许可以说，荣格通过对精神分析的“革新”，给了我们一个著名的黎克顿堡刀（Lichtenberg knife）[275]复制品。他把刀把换了，安上一个新刀片；但是由于刀上刻着同样的名字，他就希望我们把这把刀当作原来的那把。

我认为我已经说清楚了，相反，这个旨在取代精神分析的新学说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放弃和脱离。有些人可能担心，由于精神分析是那些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人和对精神分析做了这么多工作的人们发动的，因此，这种脱离对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会比放弃更重大，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只要人们代表一种强大的思想，他们就是强大的；当人们反对这种思想时，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精神分析将经受住这种损失，并将获得新的追随者以取而代之。最后的结论是，我只能表示一种愿望，愿运气允许所有那些发现让他们待在精神分析的地狱中太不合口味的人们做一次愉快的向上旅行。我希望让我们剩下的人能够畅行无阻地把我们在深渊中的劳动进行到底。

19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