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联结起来的。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他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

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chern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我已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这部分是通过斯泰克尔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208]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库斯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210]

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向我求诊的患者数量的增长；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宾[211]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212]，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

我对未来做如下描述：——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疗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学却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顾；几十年后，别人也一定会碰到类似的事情——解决这些事情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也会获得对这些事情的承认，而且会把我作为一个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先驱，而对我表示尊重。同时，像鲁宾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那样，我尽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岛上定居下来。当我摆脱了今天的压力和混乱，回首这些凄凉的岁月时，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我的“壮丽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213]并不是没有其优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倾听任何反对者的坏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什么也不能把我排挤掉。我学会了限制思辨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难忘的导师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样的事情，直到它们自己开始说话[214]，虽然有麻烦，但还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我的认识，只要我愿意就会被延误出版，因为无法保证那种不确定的“优先权”。例如《释梦》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写完。对“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写完的[216]；又过了两个星期才写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时，我的著作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作为一种例外进行了评论，它们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怜悯的优越性草草了结。偶尔会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对提到我作为文献参考；那也是很简短的，而且决无奉承之意——倒会使用像“偏执的”“极端的”或“非常特殊的”这样的词语。有一次，碰巧在我讲授大学课程的维也纳诊所的一位助理医师，要求我允许他听这门课。他很注意地听着，而且一言不发；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谈谈。当我们在外面走着离开时，他告诉我，他运用其导师的理论写了一本反对我的观点的书。然而，他非常后悔没有先从我的讲课中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样，他就会写出与这本书大不相同的东西。他确实曾在诊疗所里问过是否最好先读一下《释梦》这本书，但是他被忠告不要这样做——不值得如此麻烦。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论结构，根据他现在的理解，和天主教会的理论结构在其内部稳固性方面做了比较。按照他那拯救灵魂的观点，我将假设，这种陈述包含了一定的赏识。但是他最后却说，要改变这本书中的任何东西已经太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排印了。我的同事们也认为，以后没有必要公开声明他改变了对精神分析问题的观点；但是，以他作为一个医学杂志的正式评论员的能力，他却愿意用轻率无礼的评论来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217]

在那些年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但是，我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一般地说，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这是真的，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那么，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毫不奇怪，他们应该能够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说，理由简直“俯拾皆是”。[218]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

但是，很难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岁月里，我会对世界舆论特别地尊重，或者对理智的满足产生任何偏见。

第二章

从1902年起，许多年轻医生聚集在我周围，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学习、实施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位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有益效果的同行。[219]有几个晚上在我家举行定期集会，按照某些规则进行讨论，参加者们努力要在这个新奇的研究领域内发现他们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一天，一位技术培训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拿着一本表现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劝他上体育馆（中等学校）和上大学，并专心从事非医学方面的精神分析。这个小社团得到了他这样一位热忱可靠的秘书，我得到了奥托·兰克这样一位最忠诚的助手和合作者[220]。

这个小社团迅速扩大，在以后的几年中它的成员也经常变动。总的说来，我自己认为，在人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临床教学的教员们低下。包括从一开始的那些人，他们到后来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并非总是受欢迎的。然而当时人们还无法猜测这些运动的发展。我有种种理由对此感到满意，我认为我尽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识和经验告知其他人。只有两次不幸的情况，最后使他们从团体内部离开了我。

我既无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员中建立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从事同样困难工作的人中是应该获得的；也不能阻止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在这些共同工作情况下有如此多的获得优先权的机会。在传授精神分析实践方法上的困难特别大，这些困难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争吵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些困难显然已经存在于这个私立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之中了。我自己绝不敢提出一个尚未完成的技术和正在制订中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和一个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错误方向和最终灾难的权威一起制订的。知识分子的自恃和他们作为教师的早期独立性，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常常是令人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某些不同凡响的个人地位，那只会对科学有益。尤其是对精神分析来说，需要有一个长期、严格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的训练。鉴于他们对一个如此声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课题的忠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较倾向于对我否定的话应该表示反对的那些成员持容忍态度。除医生外，成员中还包括其他人——承认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

作家、画家，等等。我的《释梦》和那本论诙谐的书等，从一开始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限于医学界，而且能应用到其他各种心理科学。

1907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气气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准备承认它。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1]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尔斯立（Burgh?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1907年1月苏黎世诊疗所的第一个成员艾丁根（Eitingon）医生[222]来到维也纳。接踵而至的其他访问导致了生气勃勃的思想交流。最后由于荣格（当时他还是伯格尔斯立的助理医生）的邀请，于1908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们聚集在一起。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了一种名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定期刊物［见原版第46页］，这个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于1909年创刊问世。

这个刊物表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谢过在传播精神分析中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给予的巨大帮助，我毫不犹豫地再次表示感谢，即使在当前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确实，并不是苏黎世学派的支持，才使当时科学界第一次对精神分析表示关注。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完成，精神分析处处都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对象。但在所有其他地方，这种兴趣的增加最初导致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强烈的拒绝接受；几乎是非常愤怒的拒绝接受；相反，在苏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线上的赞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密切的小团体门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诊疗所能为精神分析研究服务，也没有任何一位临床教师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精神病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苏黎世这个群体成了为承认精神分析而战斗的那些小团体的核心。学习这门新的技术和从事实践的唯一机会实际上是在那里奠定基础的。

目前我的大多数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苏黎世才来到我这里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维也纳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在和西欧的关系中（其中也包括我们文化的伟大中心），维也纳的地位处于边陲；许多年来它的声誉受那些强烈偏见的影响。一切最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这里的学术活动如此活跃，在这里一个起传播作用的中心必定会对传播像弗莱堡的霍奇所称的这种“精神流行病”（psychical 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223]

根据一位同事的证据（他曾目睹了在伯格尔斯立的发展情况），好像在那里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1902年荣格发表的论神秘现象的著作中已经提到过我的《释梦》一书。

从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名列前茅。在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建立起个人关系之后，还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会，1907年在伯格尔斯立，人们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在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之间的联盟中，这些瑞士人绝不仅仅是接受者。

他们已经写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科学著作，其成果就是对精神分析的贡献。由冯特学派开始的联想实验（the association experiments），被他们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做了解释，并且证明可以通过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应用。借助于这种手段，人们已有可能达到对精神分析观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实验证实，并且能直接向学生们证实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才能告诉他们的某些联系。联结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已经建立。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联想实验使我们能对病例进行暂时的定性分析，但它们对技术并未作出基本的贡献，在实施精神分析时可以不用联想实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项成就，这是由苏黎世学派，或者它的领导者布洛伊勒和荣格做出的。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梦和神经症（弗洛伊德的机制）中得到的、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到的同一过程，就可以把许多纯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荣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应用于性质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发性痴呆现象（精神分裂症），这样，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兴趣中的来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此后精神病学家再也不可能轻视精神分析了。布洛伊勒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著作（1911）完成了这项成就，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临床的系统观点置于相同的立足点之上了。

我将不会忘记指出，当时在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分歧。早在1897年[224]，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这则病症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疗方法无法摆脱荣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释这种疾病的神经机制那样来解释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这种机制和已经发现的癔症的机制一致起来。

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弄清楚，因为我那时正致力于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libido theory），该理论打算把所有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从力比多的失常变化所发生的，也就是，解释为从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发生转移。这种观点都被这些瑞士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理论，而没有考虑到力比多理论，虽然它确实并没有把力比多理论排除在外。他曾于1907年发表专论这种疾病的著作。后来（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绝使用的过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种观点上陷入悲境。

瑞士学派做出的第三项贡献可能完全归功于荣格，对此我的评价并不像其他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不关心的人那样高。我指的是从《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起来的“情结”理论。它自身既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也没能证明可把它轻而易举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中。另一方面，“情结”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225]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

分析学家开始在他们中间谈论一种“情结回归”（return of a complex），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被压抑的观念回归到意识域”（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者习惯上说：“我有一种反对他的情结。”在这里唯一正确的表达将是“一种针对他的抵抗”。

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种势头就是在今天也还能感觉到。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那些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中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最遥远的大陆，不仅处处使精神病学家们感到吃惊，而且还博得其他领域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们的注意。霭理士（Haveloek Ellis）虽然从未自称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却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1911年他在为大洋洲医学会议做的报告中写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怀疑还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实施。”[226]一位智利的医生（很可能是个德国人）[227]在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幼儿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称赞精神分析治疗对强迫性症状的效用。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的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通过一位访问欧洲的著名同事告诉我，他对穆斯林印度实施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神经症病因和我们在欧洲病人中发现的并无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记的尊敬。1909年秋，马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荣格和我参加庆祝建校20周年纪念日，在大会上我用德语做了多次演讲。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学里，研究教育和哲学的师生们竟然如此毫无偏见，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献都很熟悉，并且在他们给学生的讲课中也赋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自由和科学地讨论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事，在一本正经的美国人，至少在学院范围内是可能的。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讲，用英语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a）上发表，以后不久用德文以题为《论精神分析》发表。荣格宣读了一篇关于诊断学的联想实验论文和另一篇论儿童心理冲突的文章。[229]我们得到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奖励。在沃西斯特纪念周期间，代表精神分析的五个人中除我和荣格外，还有和我一同旅游的费伦茨、厄内斯特·琼斯（当时他在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而现在在伦敦）和已经在纽约实行精神分析的A.A.布里尔（A.A.Brill）。

从沃西斯特大会建立的最重要的个人关系是和普特南（James J.Putnam）的关系，他是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教授。几年前他曾表示了对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很快和精神分析一致起来，并且用一系列形式华美、内容丰富的演讲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他的同胞和同事。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对真理毫不退缩的爱，使他享有全美国的尊敬，这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巨大支持，并且保护了精神分析，使之免遭由于各种反对意见而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后来，通过提出太多具有普特纳姆特点的强烈的道德和哲学倾向，普特纳姆提出了一项据我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期望精神分析能服务于一个特殊的关于宇宙的道德哲学概念——但是，他把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柱石保留在他的国土上了。[230]

对于这个运动的进一步传播，布里尔和琼斯应该享有最大的荣誉：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引导自己的同胞注意那些在日常生活、梦和神经症中容易观察到的基本事实。布里尔还通过他的医学实践和翻译我的著作而对传播精神分析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而琼斯则通过他的授课和在美国的各种会议上辩论的技巧作出了他的贡献。[231]在美国，由于缺乏任何深厚的科学传统和官方权威的很不严格的规定，这对于斯坦利·霍尔促进精神分析的传播是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

那个国家的特点是，教授们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表现出像独立开业的医生们那么大的兴趣。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表现出最大抵抗的古代文化中心才一定是对精神分析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地方。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至今表现出最不欢迎精神分析，尽管苏黎世的米德（A.Maeder）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入门在法国做了有益的工作。最初的同情表现在以下几处：墨里乔·布尚（MorichauBeauchant）是公开依附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法国人。里吉斯（Régis）[232]和海斯纳（Hesnad）最近（1914）曾力图通过竭力展示，来排遣他们的同胞对这些新思想的偏见，但这种展示并非总能得到理解，而且特别反对象征作用。[233]在巴黎城有一种信念似乎仍然占优势，［让内（Janet）本人曾在1913年伦敦会议[234]上雄辩地表达了这种坚信］认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对让内的观点加以细微改变的重复，但精神分析中其他的一切却是不好的。确实，在这次会议上，让内一定接受了厄内斯特·琼斯所做的一些更正，琼斯能够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充分认识。[235]

但是，即使我们拒绝让内的若干主张，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研究对神经症心理学的价值。

在意大利，经过几次有希望的开端之后，并没有出现对精神分析真正的兴趣。精神分析通过个人的联系发现了通往荷兰的早期途径：凡·艾姆登（Van Emden）、凡·奥佛逊（Van Ophuijsen）、凡·伦特吉姆（Van Renterghem）和两个斯塔克（Starke）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积极地从事精神分析。[236]英国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发展得很慢，但有理由期望，英国对正义的那种实际而又诚挚的热爱感，将会保证精神分析在英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在瑞典，成功地进行了海水浴治疗实践的皮埃尔（P.Bjerre），为了支持分析治疗而放弃了催眠暗示，至少在当时是放弃了。沃特（R.Vogt，基督教徒）在1907年出版的《基础精神病学》中表示欣赏精神分析；这样，提到精神分析的第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就是用挪威语写的。在俄国，精神分析已家喻户晓，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我的所有著作和精神分析的其他拥护者的著作都译成了俄文。但在俄国真正透彻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还不明显；所以俄国医生的贡献在目前还不太值得注意。在那里唯一受过训练的分析学家是在敖得萨开业的沃尔夫（M.Wulff）。主要是由于杰克尔（L.Jekels）才把精神分析介绍到波兰的科学和文化界的。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奥地利，但在科学上却相距甚远的匈牙利，只出现了一位合作者费伦茨，但他确实是一个足以胜过一个完整的团体的合作者。[237]

关于精神分析在德国的地位，只能说精神分析形成了科学讨论的焦点，并且在医生和外行人中都引起了最强烈的争执。这些争执不仅还没有终止，反而经常爆发争吵，有时还很激烈。直到现在，官方的教育团体还没有一个承认精神分析的。应用精神分析而获得成功的执业医生是少数；

只有少数机构，像在克鲁斯灵根（在瑞士国土上）的宾斯万格（Binswanger）和在霍尔斯坦的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都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精神分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一度曾是布洛伊尔助手的卡尔·阿伯拉罕一直坚持在柏林的那种批评气氛中。我们可能惊奇，这种情况竟连续几年不变，假如一个人并不知道我的说明只是代表外部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连续几年保持不变。不应认为官方科学的代表、某些机构的领袖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拒绝对此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大声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它那些受到威胁的拥护者们则保持沉默，这是很自然的。最初对精神分析作出贡献而引起人们满意期待的几位拥护者，后来却在这些环境的强迫下从这项运动中撤退下来。这项运动本身的进步虽然是静悄悄的，但又是肯定的；它经常在精神病学家和外行者中找到新的拥护者，它为精神分析文献带来了日益增多的新的读者，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它的反对者们竟做出更凶猛的防卫。近几年来，我曾多次在某些会议和科学团体做的报告中或在某些出版物的评论中读到：精神分析现在已经死了，被彻底打败了。对这种说法的最好回答是马克·吐温对误发他的死讯的报纸拍去的电文：“对我死亡的报导大大地夸大了。”在每次发出这些讣告之后，精神分析会按期得到新的拥护者和合作者，或者开拓新的宣传途径。因此，宣告死亡和被静悄悄地埋葬相比毕竟是一个进步。

在精神分析向空间扩展的同时发生了内容上的扩展；从神经症和精神病学领域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我不想详细讨论我们这种学科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兰克和萨克斯（Sachs，1913）已经在洛温费尔德的《界限研究》这本书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详尽论述的恰恰就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这一方面。另外，这种发展还处在它的幼儿期；它才刚刚获得一点成功，大部分是尝试性的开端，而部分地则只是一些计划而已。只要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在这里找到任何责骂的根据。少数的研究者面对着大量的工作，其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主要的职业，只能以业余的资格来研究这些不熟悉的科学领域的技术问题。这些从精神分析中派生出来的研究者们不会对他们的业余性保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专家们充当路标和临时替补，等到该轮到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们就争分夺秒地随意使用分析的技术和原理。然而所取得的结果却不小，其原因部分地归功于分析方法的丰富，部分地则归功于这种环境，即有少数研究者，他们虽然不是医生，却已经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作为他们的终生职业。

对精神分析的这些应用，大多数当然都能追溯到我最早期有关分析的著作中的某种暗示。对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考察，使关于心理状况的这个假设成为必要，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状况限制在它们被得到发现的那个领域内。分析由此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对病理现象的说明，而且揭示了它和正常心理生活的联系，揭示了在精神病学和探讨心理活动的大多数其他各种科学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例如有些类型的梦能够解释某些神话和童话。黎克林（Riklin，1908）和阿伯拉罕（1909）就遵照这种暗示，开始对那些已有定论的神话进行研究，在兰克关于神话学的著作中甚至同意用专家标准进行研究（例如，1909，1911b）。进一步研究梦的象征作用则导致神话学、民间传说问题（琼斯［例如，1910和1912］和斯托弗［1914］）和宗教的抽象观念。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议上，当荣格的一个追随者证实了早发性痴呆症幻想和原始时代与原始种族的宇宙创始论之间相符合时，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238]神话学材料后来在荣格试图使神经症和宗教与神话幻想发生相互联系的著作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尽管公开地受到了批评，但仍然非常有趣）。

由梦的研究导致的另一条道路是对想象作品的分析，并最终导致对其创作者——作家和艺术家——本身的分析。在早期阶段我们发现，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梦常常会像真正的梦那样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参见“Gradiva”［1907a］）。潜意识心理活动的概念能够形成一种想象的创造性作品的预兆性思想；在对神经症和对本能冲动所起作用的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感受到艺术作品的来源，也使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艺术家怎样对这种冲动做出反应，以及他用什么手段来伪装他的反应行为。[239]具有广泛兴趣的大多数分析家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贡献在精神分析的应用中是最迷人的。当然，在那些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里面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反对的形式和在精神分析研究的最初领域中采用的形式是同样的——同样的误解和激烈的否认。从一开始我们就只好期望，无论精神分析可能渗透到的同样的什么样的领域，它将不可避免地体验到和已经占有该领域的那些人进行斗争。但这些入侵的企图还没有引起在未来等待这些入侵的某些方面的注意。在精神分析对文献的严格的科学应用中，兰克关于**问题的详尽研究（1912）堪称首屈一指。这个主题必定会极不受欢迎。直到现在，在语言学和历史科学中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几乎没有。我自己冒险用在宗教仪式和神经症仪式之间划一道平行线的方法第一次研究了宗教心理学问题（1907b）[240]。苏黎世的牧师普费斯特（Pfister）医生在他关于孔德·冯·齐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910］）的书和其他作品中，曾把宗教狂热的起源追溯到性欲变态。但是，在苏黎世学派最近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充满宗教观念的分析，而不是已经发现的那些相反的结果。

在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四篇短文中，我曾尝试根据分析来探讨社会人类学问题；这条研究路线直接导向我们的文明、国家结构、道德和宗教以及禁止**和良心等最重要风俗的起源问题。毫无疑问，确定如此达到的这些结论能够经得住批评的程度还为时尚早。

思维的分析模式应用到美学问题的第一个事例包含在我的论诙谐的书中［1905c］。除此之外的一切仍有待于其他研究者开发，他们可望在这个领域获得特别的丰收。在所有这些分支知识领域中，我们完全没有专家的合作。为了吸引专家，1912年汉斯·萨克斯创办了定期刊物《意象》，由他和兰克任编辑。黑奇曼和冯·温特斯坦（von Winterstein）已开始阐明哲学体系和人格的精神分析观点，在这个领域中非常需要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研究。

精神分析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革命性发现——即性冲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在生殖机能中已成为无益的那些性成分的命运——一定在很早就把注意力指向了教育，并试图把分析的观点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中。这种认识应归功于普费斯特医生，他满腔热情地开始把精神分析应用到这个领域，并且使精神分析受到宗教牧师们和那些关心教育的人们的注意（参见《精神分析方法》，1913）[241]，他在这方面成功地得到许多瑞士教师的同情和参与。他的其他同行据说和他持同样的观点，但却宁愿小心翼翼地待在幕后。当他们从精神分析中退却时，一部分维也纳的分析家似乎已经把医学和教育结合起来了。[242]

我已经尝试用这种不完全的概述提出了某些有无数联系的观念，这些联系已在医学精神分析和其他科学领域显露出来。在这里有一些可供一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材料，而且我并不怀疑，只要对精神分析的抵抗在它的起源地得到克服，这项研究仍将得以进行下去。[243]

我认为要在现时写下这些抵抗过程的历史是无益的，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值得称誉的。但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对我而言，绝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而轻视他们——除了少数不值得注意的个别人，和在论战时双方都会发现的那些冒险家和暴发户之外。我很熟悉如何说明这些反对者的行为，而且我也知道精神分析给这些人留下了最坏的印象。但我决心对我的对手们不予回答，只要我的影响还存在，我就不限制其他人成为我的论战者。在对精神分析进行论战的这些特殊情况下，我很怀疑，是否公开论战或书面论战会有什么益处；当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大多数人要走哪条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对那些反对我的先生们的理由和良好行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很信任的。经验表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一场科学论战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学术上的争吵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讨厌的。或许我的这种态度被误解了；或许人们认为我的脾气这么好，这么容易受恫吓，因此无须对我多加注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也能像别人一样会骂人，会发怒；只是我没有那种使我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这种潜在情绪的艺术，因而我宁愿完全闭口不言。

如果我纵容自己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也许在某些方面情况会好一些。我们都曾听说过这个有趣的意图，有人企图把精神分析解释为一种维也纳社会环境的产物。就在最近的1913年，让内曾不知羞耻地利用了这种论点，尽管他本人无疑会对作为一个巴黎人而自豪，但巴黎几乎不能称为比维也纳有更严格道德规范的城市。[244]意思是说，精神分析，尤其是它关于神经症可以追溯到**失调的主张，只能起源于像维也纳这样的城市——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荒**和不道德的环境下——可以说这只不过是对维也纳的这些特殊状况的一种反思，是一种理论推测。

现在，我当然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但关于精神分析的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总是显得特别没有意义——事实上竟使我有时这样设想，对于一个维也纳市民的谴责，只不过是谁也不愿公开提出的另一种谴责的委婉的替代说法。[245]假如这个论点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其反面，那么，就值得让它做个申诉。如果有个城市，它的居民对自己性欲满足严加限制，而且，如果他们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严重神经症紊乱的明显倾向，那么，这个城市当然会使一个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一种想法，即这两种情况有相互联系，而且会认为，一种情况要视另一种情况而定。但这两种假设都不符合维也纳的情况。维也纳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来，既不禁欲，也没有更多的神经症患者。在两性关系方面他们比为其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随便更不拘谨。维也纳的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与其说使观察者对神经症的原因有所启示，倒不如说是误导观察者。

但是，维也纳竭尽全力地否认它与精神分析的起源有关。对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学问和受过教育的人对精神分析的敌意性冷漠，都不会像维也纳这么显而易见。

可能我的避免过于公开论战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此负责。如果我鼓励或允许维也纳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会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出来，把它的对手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所有谴责和谩骂都公开出来——那么，到现在或许就会消除对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其实有位诗人在他的一首诗中写的诗句倒可能是对的：

但维也纳人所不能饶恕我的是我欺骗他们莫要吵闹。[246]

我所不能胜任的这项任务——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态度温柔地论证他们的不公正和专横——却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写的论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种防卫和几点批评意见》中最完满地完成了。我竟如此自然地赞誉这篇论文（它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致使我要赶快谈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对的东西。在我看来，它仍然表现出了偏心，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错误太宽容，而对精神分析的信徒们的缺点则太严厉。这篇论文的这个特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位如此深孚众望、有着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独立的精神病医生，其意见却不能承担他的同事们更多的重任。假如一本著作的影响不是由它的论证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调决定的话，那么《感情论》（1906）的作者就不会感到惊异了。这篇论著影响的另一方面——它对精神分析追随者们的影响——后来则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坏了。1913年他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一文中表明了他对精神分析的相反态度。在该论文中，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结构竟然如此断章取义，致使我们的反对者们将非常高兴地得到精神分析的这位斗士所给予的帮助。但是，布洛伊勒的这些相反的判断不是以新的论点或者更好的观察为基础的。这些判断只依赖于他自己的知识状况，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许的那种不适当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样。由此看来，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曾在这里威胁精神分析。但是，在他最后的一本书《对我的论早发性痴呆的批评》（1914）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对付向他发起的攻击，这些攻击说他把精神分析引进他的论早发性痴呆的书中，他还提出了他自己所谓的一种“放肆的主张”。“但是现在我将提出一个放肆的主张：我认为直到现在，心理学的各个学派对于解释心因性症状和疾病的性质几乎毫无贡献，但深蕴心理学却有助于这样一种心理学的创立，医生需要这种心理学以理解并合理地治疗他们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论早发性痴呆》一书中，我只是向着那种理解迈出了一小步。前两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

最后那种说法则可能是错误的。”既然他指的所谓“深蕴心理学”不是别的，而正是精神分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这种认识表示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