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请你们重新回到超我上。我们已经分派给它三种功能：自我监视、良心和（保持）理想。[51]从我们关于超我起源的讲演中，可知它是以一个重大的生物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事实为前提的：即人类儿童对其父母的长期依靠和俄狄浦斯情结；这两个事实又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对我们而言，超我是每一个道德约束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而言之，超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意义上所能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更高层面的东西。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通常，父母和类似父母的权威者都按照他们自己的超我规范来教育儿童。无论他们的自我和超我达成什么谅解，在教育儿童时，他们都是严厉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自己儿童时期的种种困难，而很高兴现在孩子能认同他们自己犹如认同他们的父母；在过去，他们的父母也是将这些严厉的约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所谓的唯物史观很可能就错在低估了这个因素。他们摒弃超我这个因素，而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成”只不过是同时代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这是事实，但它很可能并非真理的全部。人类从未完全生活于现在。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是存在于超我的意识形态中的；并且，这种传统仅是慢慢地屈从于现实的影响和种种新的变化；而且它只有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条件［参阅第178页］。

1921年我努力利用自我和超我间的分化研究群体心理学。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入他们的超我，并根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各人的自我中互相认同，那便成为一种心理的集体。[52]当然，这只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假如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这类应用，那么超我的假设对我们而言，就失去了最后一点迷惑；而且，当我们熟悉了心理的底层领域，转而研究较高层面的心理结构时所产生的尴尬感，也就可以完全消除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分离出超我就完全解决了自我心理学的问题。这只不过是第一步；但这方面的困难，却不以第一步为限。

然而，现在我们应提出，在自我的相反一端还有另一问题等着我们解决。实际上在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很早的观察已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该问题频繁发生，故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理解其重要价值的关键所在。就像你们所知，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抵抗的理解之上的。当我们试图使病人的潜意识变为有意识时，病人就向我们表现出这种抵抗。该抵抗的客观标志是病人的联想失败或远离所涉及的主题。通过这一事实——当他接近该主题时，会有种种痛苦的感情——他可能主观上认识到抵抗的存在。但也可能没有这最后的标志。因此，我们对病人说，我们从他的行为中推知他处于一种抵抗状态；病人则回答道，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觉得他的联想变得更加困难。这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情境下，他的抵抗也是潜意识的，就像我们正在探讨如何提升的压抑是潜意识一样。我们很早以前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潜意识的抵抗来自心理的哪一部分？精神分析的初学者将准备马上回答：当然，它是潜意识的抵抗。这是多么模棱两可而且无用的回答。假如它意味着抵抗产生于压抑，我们必定反驳：当然不是！相反，我们宁愿认为被压抑的内容具有一种强大的向上冲的驱力，具有闯入意识的冲动。反抗仅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自我最初实行压抑，并且现在又希望保持压抑。这就是我们早年一直采取的观点。现在因为我们已假定，自我中有一个特殊的职能即超我，它代表着各种约束和反对特性的要求，故而我们可说，压抑是超我的工作，或者由超我亲自实行压抑，或者由自我依其命令实行压抑，假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遇到的抵抗并未被病人意识到，这就意味着超我和自我在某些相当重要的情况中能够无意识地活动；或者——这可能更重要——自我和超我的某些部分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发现：一方面，自我（包括超我）不完全与意识相一致；另一方面，压抑也不完全与潜意识相一致。

女士们，先生们，谈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歇息一下——你们也可能希望如此——在我继续讲演之前，我应该向你们道歉。我想对我在15年前发表的精神分析导论做一些补充，我这样做，好像你们和我一样，在这15年里除了从事精神分析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做。我知道，这种假设是不恰当的；但我又别无他法，只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与下述事实有关联：一般情况下，要让一个非精神分析者深刻地理解精神分析，这是非常困难的。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并不愿意给人一种是神秘团体的成员或从事神秘科学的印象时，你们应该相信我。但我们仍然得指出并表达我们这样一种信念：若没有亲身经受精神分析而获得那种特殊经验，他（或她）就无权加入精神分析的探讨。15年前当我向你们做讲演时，我试图省略我们理论中某些思辨部分；但是我今天要对你们讲述的新发现，正是来自于这些思辨部分。

我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面对这样的疑问：是自我和超我本身就是潜意识的，还是仅仅产生了潜意识的结果？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赞成前一种可能性。并且，这也是一个事实，即自我和超我的大部分能够保持在潜意识状态，并且通常是潜意识的。也就是说，个体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而且为了使它们变为意识必须做一定的努力。事实上，自我和意识、压抑与潜意识并非一致的。

我们须将对待意识——潜意识问题的态度进行一次根本的修订。起初，由于意识已表明它自己是如此不值得信任，故而我们非常倾向于降低意识的价值。但我们这样做可能是不公正的。正如我们的生命一样，意识虽然没有很多价值，但它却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没有意识本质的启示，我们就会在深层心理学的黑暗中迷失方向；但我们必须努力重新找到我们的方向。

什么叫意识，这是无须讨论的，因为它的含义很明确。“潜意识”这个词的最古老而又最好的含义是描述性的，即，无论何种心理过程，我们若根据其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同时又无从直接觉察到，我们就把这种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它的关系，和我们与存在于他人身上的心理过程的关系一样，不同的只在于前者是我们自身实际所具有的。假如我们想要一个更正确的解释，我们可按如下陈述来修改我们的论断。这就是假如我们一定要假定一种心理过程目前正在进行着，而目前我们又完全没有意识到它，那么我们将这一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这个定义使我们想到，大多数的意识过程仅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是有意识的，很快它们就变成潜在的，但能够很容易地再次变成有意识的。

假如可完全肯定，即使在潜在的条件下，它们仍然是心理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它们已变成潜意识的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了解到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获得将潜意识的概念介绍到心理学的权利。但我们对动作失误已能进行一些新的观察。比如，为解释口误现象，我们觉得必须假定口误者心中有说出某种特殊的话的意图。从他言谈中出现的干扰，我们可以肯定地推论出这种意图；但这个意图本身并没有流露出来，结果它只是潜意识的。假如随后我们将此意图告诉口误者，他将觉得此意图对他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可见，对他来讲，此意图仅暂时是潜意识的。但假如他否认此意图，认为此意图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便说明此意图将永远地成为潜意识。[53]从这一经验，我们获得了将前面被描述为潜意识的东西宣称为潜意识的东西的权利。鉴于这些动态关系，现在我们可以把潜意识分成两类：一类可以在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意识的东西；另一类的转变则很困难，而只有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有希望，甚或根本就不可能。为了避免发生这类含糊性：即我们指的是前一类潜意识还是后一类潜意识？我们是在描述意义上使用该词，还是在动态意义使用该词？我们便利用了一种可允许的简单方法，我们称那类只是潜在的、因而容易变为意识的潜意识为“前意识”，而另一类仍称为潜意识。现在我们有3个术语：“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在描述心理现象时，我们可以妥善地运用这三个词。再重申一次：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前意识也就是潜意识；但我们不能给它这个名词，除非在随便的交谈中，或者当我们不得不论证在心理生活中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会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不太坏，并且是便于理解的。但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工作发现自己被迫在另一种即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这个词，并且，这的确可能引起混乱。我们形成了一种新而深刻的印象：心理生活的广泛而重要的领域通常是没有被我们认识到的，以至于这些发生在心理生活中的过程在真正的动态意义上只得被看作是潜意识。根据这种印象，我们开始理解潜意识也具有形态学的或系统学的意义；开始谈起前意识的“系统”和潜意识的“系统”，以及自我和潜意识（Ucs）系统的冲突；并且，“潜意识”这个词越来越多地用以指心理领域，而不是心理品质。自我和超我的诸部分在动态意义上乃是潜意识的。这一发现尽管实际上使用起来不便利，但在这一点上是令人欣慰的，它有可能排除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觉察到，我们无权将异于自我的那个心理领域称为“潜意识系统”，因为潜意识的特征并不局限于此。既然如此，我们将不再在系统学意义上运用“潜意识”这个术语。我们将赋予它至今被认为是更好的名称，这样就无人再产生歧义。我们效仿尼采的用语，采纳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1923）[54]的建议，将它叫做“本我”[55]。这个非人称代词似乎尤其适用于表达心理的这个领域的主要特征——即不同于自我的这一事实。然后，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便是三个王国、区域、范围，我们把个体心理结构就是分为这三个部分；还将在下面探讨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56]

不过在此，我先插一小段话。我想你们并不满意我前面的论述，因为意识特征的三种特性和心理结构的三个领域并未合成和谐的三对；故而，你们可能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的发现变得模糊不清。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为此感到遗憾；而是应该告诉自己，我们无权指望有任何这样和谐的安排。让我给你们做个比喻；当然比喻无济于事，但可使人感到更加放心。比喻是：想象一个国家拥有各种不同构造的地形——如山区、草原和连串的湖泊——还有杂居的人口：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他们从事不同的活动。现可将事情划分成这样：德意志人居住在山区，以养牛为业；马扎尔人居住在草原，以种植谷物和葡萄为业；斯洛伐克人居住在湖滨，以捕鱼和编席为业。假如划分能像这样整齐而明确，威尔逊（W.Wilson）必将大为高兴[57]，地理课的教学也必将便利；但假如你周游到此，你将发现的划分是缺少顺序而混杂的。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到处杂居；山区也有农耕地，而牛群亦可在草原上放牧。当然也有少数事情如你所料，因为山地无法捕鱼，水中无法种植葡萄。你所携带的区域图总体上的确与事实相符，但你必须包容细节上的偏差。

关于本我，除了这个新名称外，你们不要期望我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们。本我是我们人格中隐晦而不易接近的部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而且所知也来自于对梦的工作的研究和神经症状形成的研究；它们大多数具有否定的性质，只能被描述为自我的对立面。我们用比喻来研究本我：我们称之为混乱，是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兴奋剂（excitations）的大锅。我们没想到它的底端与躯体的影响相通，在那里本我吸取各种本能的能量，以找到它们的心理表现[58]，但我们无法说明这在什么样的底层上找到。本我充满了来自本能的能量；但它没有组织，也没有产生共同的意志；而仅有一种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以使本能需要得到满足的欲望。思维的逻辑法则在本我那里是不适用的，矛盾律更是这样。相互矛盾的冲突并肩共存，并不彼此相互抵消或减弱，至多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法则的压力下，会聚在一起而做出种种妥协，以便能量的发泄。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虚无相比较；我们惊讶地觉察到，在哲学原理上空间和时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而本我却是个例外。[59]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时间的观念相对应，也没有时间推移的认识。而且——一件引人注意的和有待用哲学思维去思考的事情是——时间的推移并未引起其心理过程的变迁。[60]种种从未超越本我的愿望性冲动，还有种种因压抑而陷于本我的观念，实际上都是不朽的；

甚至过去几年后，它们的行动仍像是刚刚产生时的那样。它们只有经过精神分析工作而成为意识后，才可能被认出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才可能失去其重要性，才可能去掉其精神贯注的能量。精神分析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上述情况。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已确信无疑的事实，即被压抑的内容不随时间而改变。这个事实好像为通向最深奥的发现提供了一个研究途径。不幸的是，在这里，我自己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当然，本我是不知道价值判断的：它没有善恶，无所谓道德。假如你们喜欢，也可说与快乐原则紧密联系的经济的或数量的因素，支配着其所有过程。在我们的观点中，寻求发泄的本能的精神贯注就是本我中存在的一切。这些本能冲动的能量所处的状态似乎与心理其他领域的状态不同，前者更加好动，更容易发泄。[61]否则，移置和凝缩将不会发生，而它们是本我的特征，而且完全忽视受到精神贯注的事物——在自我中，我们将它叫做观念——的特性。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愿意给予更多的说明。附带提一下，你们知道，我们可以将不同于潜意识的特征归之于本我，而且你们也可认识到，在不具备那种相同的原始和非理性的特征时，自我和超我的各个部分也有成为潜意识的可能性。[62]

通过研究自我和心理结构的最表层部分即被称为“知觉意识”（Pcpt.-Cs）[63]部分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自我从本我和超我中区分出来，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实际自我的特征。

这个系统转向外部世界，它是知觉因此产生的中介物，在它进行活动的期间，意识现象便从中产生了。它是全部心理结构的感觉器官；并且它不仅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刺激，而且也感受到来自心理内部的刺激。我们几乎不必寻找这个观点的论证：自我是本我中由于接近外部世界而为其影响所改变的那个部分，它适合于接纳刺激，并作为一种防止刺激的保护物，其功用可以比作环绕于一个生命物质周围的外层。对自我而言，与外层的关系变成了决定因素；它接受了将外部世界呈现给本我的任务——这对本我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本我盲目追求本能的满足时，常常会忽略最强大的外部力量，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自身的毁灭。在完成这个功能时，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把外部世界的精确图景存贮在它的知觉记忆里，并且通过实行“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64]的功能，去掉任何附加于外界图景中的、来自内部兴奋的东西。自我在本我的命令下控制着种种联系活动的途径；但在需要与行动之间，插进了一个起到延缓作用的思维活动形式[65]，在这期间，它利用了经验的记忆残迹。用这种方式，它废除了无限制支配本我中事件的快乐原则，而代之以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该原则保证更强的确定性和更大的成功。

难以描述的时间的关系也通过知觉系统介绍进自我中，几乎毋庸置疑，该系统的运作模式就是提供了时间观念起源的东西。[66]但是，自我与本我的区别特别在于，自我倾向于综合其内容，综合其心理过程，而这是本我完全缺乏的。当我们不久要开始处理心理生活的种种本能时，我希望我们能成功地发现自我的这个基本特征的根源。[67]它独自产生高度的组织（这个组织是自我为取得最佳成果所必需的）。自我从知觉本能发展到控制本能；但自我只有通过作为本能[68]的代表，并在一个相当大的集合体中为本能安置恰当的位置，再将它放进一个有条理的联系中，才能控制本能。用一句流行的话讲，自我代表理性和审慎，而本我代表桀骜不驯的**。

至今为止，对自我的优点和功能，我们已有了一个印象；现在是开始思考自我另一方面的时候了。毕竟自我仅是本我的一部分，是因接近外部世界、受其危险的威胁而产生的有利于自我改变的那一部分。从动力的观点看，自我是微小的，其能量是从本我中借来的，而且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方法——可称其为诡计——它利用这些方法，从本我中攫取尽可能多的能量。例如，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实际的或被抛弃的对象。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源自于本我的本能欲望。首先，自我必须注意到它们。但通过认同对象，自我便取代对象而使自己受到本我的欢迎，并力求使本我的力比多转向自我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第64页］在自我的生命旅程中，自我常常从过去选中的对象的遗物中摄取大量的能量。总体看来，自我必须执行本我的意图，通过找到能使这些意图圆满实现的环境来完成它的任务。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可以用骑手与马的关系来比喻。马提供运动能量，而骑手具有决定目标和引导这个强健动物的活动的特权。但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常出现不理想的情形：骑手被迫引导马在马自己想走的路上奔驰。

本我中还有一部分，自我因压抑而产生抵抗，进而使自己从那一部分分离出来。但压抑并没有扩展到本我，于是被压抑的内容便并入到本我的其余部分。

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侍二主。可怜的自我处境甚至更糟：它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尽力使三个主人的主张与要求达到彼此和谐。这些主张却总是背道而驰，且好像总是互不相容。因而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这也就不奇怪了。这三个暴君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当我们认识到自我在努力同时满足它们——或同时服从它们时，我们就不会对这个自我人格化并看作分离的结构而感到任何遗憾。自我觉得自己三面被困，受到三种危险的威胁。假如它难以忍受其压力，就会产生焦虑。由于自我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所以它担任着表达外部世界需要的职责，但它也努力争取成为本我的一个忠实奴仆，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把自己作为对象推荐给本我，并把它的力比多吸引过来。在它企图调节本我和现实的过程中，它常常被迫用自己的前意识（Pcs）的文饰作用来遮掩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饰本我与现实的冲突，并且即使在本我仍固执己见而不愿屈服时，它也会用外交的巧妙手段宣称自己正在关注现实。另一方面，自我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受到要求严格的超我的监视；超我丝毫不考虑自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方面所遇的困难，为自我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准则；而且自我一旦不服从这些准则，超我就用强烈的自卑感和罪疚感来惩罚它。这样，自我被本我所驱使，受超我所限制，为现实所排斥，为完成其经济的任务而奋斗，以便使它遭受到的种种力量和影响达到和谐；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常会忍不住叹息：“生活不容易啊！”如果自我被迫承认自己弱小，它就会产生焦虑——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有关超我的道德性焦虑和有关本我中**力量的神经性焦虑。

我想根据上面描述，以一种简单的示意图，描绘心理人格的构成关系，呈述如下：

正如你们此处所见，超我融入到本我中；作为俄狄浦斯的继承者，它的确与本我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比自我距离知觉系统更远。[69]只有通过自我，本我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至少依此示意图看来是如此。当然，目前很难说清该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某一方面它肯定是错误的，即作为潜意识的本我所占据的空间应该无可比拟地大于自我或前意识所占据的空间。我必须提醒你们在思维中对此加以改正。

在总结这些听起来肯定令人兴奋的，但可能不很明确的论述时，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另外一些告诫。在考虑到将人格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时，你们当然不会把它想象为具有明确的分界线，就像政治地理学中那些人工绘制图一样。我们无法像在图画或原始的绘画中那样，用直线的轮廓描绘出心理的种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像现代画家那样，用各种色彩区域相融的方法来描绘。在完成分离之后，我们应该使被分离的东西再次融合。对于采用图示表达像心理过程这样易变的东西的最初尝试，你们的评判不应过于苛刻。这种分化的产生极可能因人而异；在其实际活动中，它们也可能变化和经历短暂的停滞阶段。尤其对在分化发展过程中最后的且最微妙的分化——自我与超我的分化——这类情形来说，可能更是如此。无疑，心理疾病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也很容易想象，某些神秘的方法可以成功地扰乱心理各个不同区域间的正常关系。例如，知觉或许能够把握本来难以接近的、在自我深层和本我中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个方法能否引导我们达到期望中的终极真理，却大可怀疑。但是，精神分析的治疗选择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因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的确在于增强自我，使之更加独立于超我，拓宽它的知觉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使它能够占有本我的新领域。[70]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是一种矫正性工作——就像苏伊德海[71]的排水一样。

第32讲 焦虑与本能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

关于焦虑和心理生活的诸种基本本能的假设（观点），我将向你们报告许多新东西，当听到这些内容时，你们不要感到奇怪；如果你们了解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个能为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的答案，你们也无须感到惊讶。这里我有特别的理由用“假设”一词。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但其困难并不在于观察得不充分，因为伴随难题呈现我们眼前的，实际上是最普通、我们最熟悉的现象。困难也不在于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种种思辨具有的晦涩性质；因为思辨性考察在该领域作用不大。真正的困难在于假设——即如何引入恰当的抽象观点，用以整理和说明观察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在我以前的讲演集中，我曾以一讲（第25讲）专论焦虑；这里我必须简略重述那些内容。我们将焦虑描述为一种情感状态——即快乐痛苦的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这些情感均有着与其相对应的外导神经冲动以及对于这种神经冲动的知觉。但我们也曾主张，焦虑可能是通过遗传表现的、某种特别重要事件的积淀物（precipitate）——也可比作为一次个体的习惯性癔症的发作。[72]我们认为留下了焦虑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即出生过程，因为在出生过程中对心脏的活动和呼吸变化所产生的具有焦虑特征的作用是有用的。因此，最初的那种焦虑一定是毒性的。随后，我们开始对现实性焦虑和神经性焦虑进行区分：前者是一种我们可以预见的对危险——即对来自外部的预料得到的伤害的反应；而后者则完全是神秘不测的，而且看上去全无意义。

在对现实性焦虑的分析中，我们将它一直还原到感觉注意和运动紧张增加的这种状态，并将其描述为“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焦虑的反应正是由此产生。结果可能有两种：其一，焦虑的产生或曰早期创伤性经验的重演，只是一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反应的结果能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危险情境，并进而能够逃跑或抵御；其二，早期经验尽占上风，整个反应也仅止于焦虑的产生，在这种情形下，情感状态具有麻痹性，因而不利于当前的意图。

然后，我们又转向神经性焦虑，并指出我们观察到它有三种情况。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由飘浮的、普遍的忧虑，它易于采取人所共知的“预期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使自己临时依附于任何新近出现的可能性上，例如，像发生在典型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的情况那样。

其次，我们发现在所谓的恐怖症中这种焦虑稳固地依附于某些观念，在这种恐怖症中，仍有可能辨识出它与外部危险的关系；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说这种担忧被极度夸大了。最后，我们在歇斯底里或其他严重的神经症中发现了这种焦虑；在此，这种焦虑或者伴随各种症状，或者作为一次发作独自出现，或以更持久的状态独自出现，但总是没有以外部危险来作为明显的根据。于是，我们问自己两个问题：“在神经性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我们怎样把它与面对外部危险所感受到的现实性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全无收获，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关于焦虑的期望，临床经验表明，它与**中力比多经济原则（libidinal economics）有着稳固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症的最普通的起因，是那种发泄不了的兴奋。力比多兴奋被激起了，但没有得到满足和利用；于是忧虑出现，替代力比多，并在被利用的过程中被消磨。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直接变成了焦虑。这种观点在幼儿常有的某些恐惧中得到证实。这些恐惧中许多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但另一些，如对独处及对陌生人的恐惧，能够予以肯定的解释。孤独以及陌生的面孔，唤起了孩子对熟悉的母亲的渴求；他不能控制这种力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只能将其变成焦虑。因此，这种幼儿的焦虑不应该被看作是现实性焦虑，而应被看作是神经性的焦虑。幼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对焦虑的预期，是神经性焦虑产生的一种方式的两个实例，这个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我们马上还会知道，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产生方式，但它与第一种产生方式并没有很大差别。

我们认为，导致癔症和其他神经症中焦虑产生的因素就是压抑的过程。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的一切与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的论述。这个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识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转化为焦虑——无论这种情感可能具有何种性质，不论是攻击性还是爱，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尽其用或是由于幼儿自我的软弱（如幼儿的恐惧），或是由于**的各种躯体过程（如焦虑性神经症），或是由于压抑（如癔症）。然而，无论何种原因都没有根本的差异。因此，引起神经性焦虑的两种机制实际上是相吻合的。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焦虑的产生和症状的形成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二者相互体现和互换。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得病。每次当他再走到这条街上，焦虑就会重复出现。于是他就会形成广场恐怖症的症状，这个症状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抑制，即对自我的功能的限制，凭借这种抑制，他可以避免焦虑的侵袭。假如我们能够干预症状的形成（就像我们能够干预强迫症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假如我们阻止一个病人进行洗礼，他就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状态中。显然，他是借助于这一症状而保护自己免受焦虑之苦的。好像的确是焦虑的产生在先，症状的形成在后，仿佛症状的产生就是为免除焦虑的突然发作似的。这一观点也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儿童期的最初神经症是广场恐怖症——在该状态中，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是如何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替代的。

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最好是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找到理解神经性焦虑的方法。同时，在回答一个人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也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成功地证实了神经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显然，他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这与现实性焦虑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种：危险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这就是说，神经性焦虑是怎样转化为明显的现实性焦虑的。为了简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妨假设广场恐怖症病人始终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时所产生的**感，于是他在恐惧中产生一种移置作用；从此以后，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移置作用更好地保护自己。人们可以逃之夭夭，以摆脱外部危险，但躲避内部危险却是很难的事。

在我早期论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我自己曾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却也不怎么彼此吻合。就其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而言，焦虑好像是曾带来危险性威胁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虑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种新危险的信号；它产生于力比多，而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种缘故未被利用，它还可以在压抑的过程中产生。它被症状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约束。因此，我们不免感到这里好像缺少了什么，否则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女士们，先生们，在上次讲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 mental personality）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划分也迫使我们在焦虑问题的研究中更新我们的支承。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支承的命题（即是说仅有自我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许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个新的侧面。在谈及“本我的焦虑”[73]或认为超我具有产生忧虑的能力时，我们的确很难明白这些说法的含义。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事实中与我们希望相一致的成分表示欢迎：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的、神经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与外部世界的、与本我的和与超我的）发生联系［第78页］。此外伴随着这个新观点，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的功能（这正好是一种我们不无熟悉的说法[74]）变得尤为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使我们失去了兴趣。而且现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明了了。还需要指出的是，与从前被认为是简单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明显复杂的情况有了更好的认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75]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但该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取消。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阉割是否真的被执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来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为真。男孩信以为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76]，在他的早期**（masturbation）阶段，人们常常吓唬他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常在他心中得到强化。我们怀疑，在人类家庭的早期，妒忌而残酷的父亲实际上常对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施行阉割。而且在原始民族的成人礼经常举行的“割礼”（circumcision），是这种阉割的清晰可辨的遗风。我们意识到，在此我们与一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个观点，即对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普通、强劲的动机之一。

而某些案例中，尽管确实不是阉割，而是割包皮作为对**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英美社会已不罕见），已经在男孩身上实施，因而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此，尽管我有意更深人探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但我却须扣紧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害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女人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种害怕，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却不可能形成对遭阉割的恐惧。在女人性活动中，这种恐惧被失去爱的恐惧替代了。[77]对失去爱的恐惧，显然是幼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焦虑的后期延续。

你们会认识到，被这种焦虑所指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假如母亲不在了，或撤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不再相信其需要会得到满足，从而可能陷入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中。不可否认，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实际上可能是出生时原始焦虑状态的重现，因为出生时的状态肯定也表现为与母亲的分离。的确，假如你们遵循费伦茨所提示的思想（费伦茨，1925），你们也可能将阉割的恐惧加进这些因素里，因为男性**丧失的结果，就不能在性活动中再次与母亲（或其替代者）结合为一体，附带提一下，那种频繁产生的返回母体子宫的幻想，就是与母亲发生**往的愿望的替代物。在这一点，这里有许多颇有趣味和令人吃惊的关系可以告诉你们：但我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引论的框架。因此，我仅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接近生物学的种种事实。[78]

兰克（O.Rank）对精神分析有着许多杰出的贡献，也明确强调了出生行为与母亲分离的严重性。不过，我们发现，不可能接受他从神经症理论甚至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有关因素中得出的极端推论。他已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出生时的焦虑经验是后来所有危险情境的原型。[79]假如我们花点时间详细论述这些危险情形，我们就会说，事实上，焦虑的特殊决定因素——即危险情形——已被分派到了每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无助的危险，适应于自我的早期不成熟阶段；丧失对象（或丧失爱）的危险，适应于儿童期最初几年的缺乏自信阶段；被阉割的危险，适应于**欲阶段；而最后，超我的恐惧——它立于一种特殊立场——则适应于潜伏期。既然由于自我的强大，适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情形已丧失了其重要性，故而，在发展过程中，旧的焦虑决定因素将被摒弃。但这种情形仅是不完全地发生。很多人都无法克服对丧失爱的恐惧，这在正常情况下从未消失过，因为这是社会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其形式为道德性焦虑；仅有少数的人能向社会宣告独立。有一些旧有的危险情境，通过对焦虑的决定因素作时代的修改，在后来的生活中保存其势力。例如，阉割的危险继续存在于梅毒恐怖症的面具之下。的确，成年人都知道，阉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的习惯性惩罚，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各种严重的疾病威胁到这类本能的自由。毫无疑问，那些被描述为神经症的人，在对待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孩子气十足，而且没有克服焦虑的早期决定因素。我们把如上这些内容看作是对神经症特征研究的一个实际贡献，但很难说清它为什么这样。

我希望你们没有丢失我讲演的主线，并记得，我们正在研究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在此，我们了解到了两种新事实：第一，是焦虑产生了压抑，而不是像我们一贯认为的，是压抑造成了焦虑；

第二，那可怕的本能情境最终可还原于外部的危险情境。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的压抑过程呢？我认为答案如下。自我注意到对乍起的本能要求的满足，可能会招致一种现在还记得的危险情境。因此，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消除和减弱这种本能的精神贯注。我们知道，假如自我强大有力，能将上述本能冲动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自我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在压抑的场合中，出现的情况是，该本能冲动仍属于本我，而且自我觉得自己弱小。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本质上同于正常思维的方式帮助自己。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只要少量的能量就能运作，采用的方式就像一位将军在行军时调动大批军队前，先在地图上移动士兵的小模型一样。[80]

因此，自我预感到对这种可疑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从而允许思维重演因从前所畏惧的危险情境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情感。于是，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机制发生了作用，并对危险的本能冲动进行了压抑。

“稍等片刻，”也许你们会喊道，“我们不能跟着你跑得太远了。”你们是相当正确的，在你们能接受上述观点之前，我必须作一些补充。首先，我应该承认，我已试图把这样一个实际过程转译为我们正常的思维语言，该过程既非意识过程，亦非前意识过程，它发生于某个不可想象的最底层的种种能量状态之间。但这并非你们严重抗议的要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发生时，在自我中发生了什么，在本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刚刚说过，自我所做的是：它利用实验性的精神贯注，通过焦虑的信号启动快乐－痛苦的自动机制。然后，就可能产生各种反应或这些反应在不同比例中的结合。或者，焦虑充分地产生，并且自我彻底摒弃令人不快的兴奋；或者用一种反精神贯注取代试验性的精神贯注，以对抗这种兴奋；这种反精神贯注与被压抑的冲动能量结合，从而形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贯注作为反作用一旦形成，就作为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和作为自我的持久性改变[81]，被吸入自我之中。焦虑的发展若越能以一种纯粹的信号为限，自我若越能利用各种防御活动，达成被压抑欲望的心理约束，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越能接近于冲动的正常改造标准。[82]尽管它无疑未达到这一目的。

附带提一下，有一点我们在此应该花时间阐述一下。毫无疑问，你们自己已假设，那个难以定义的所谓“性格”，应完全归之于自我。我们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已有了一些认识。首先，它包括受早期父母影响而形成的超我，无疑，超我是性格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其次，性格还包括后期对双亲和其他对儿童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同，以及作为被弃对象关系［参见第64页］的积淀物所形成的种种类似的认同。另外，我们应该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再补充一些内容，即还有自我起初用压抑，后来采用正常的方法处理不良冲动时所获得的反应结构；此反应结构是性格形成的补充成分。[83]

现在我们可再回过头来探讨本我。要猜测被反对的本能冲动在压抑时期发生了什么，这是较困难的。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那种冲动的能量，即本能兴奋的力比多能量到底怎么样了，即它是怎样被使用的？你们还记得，对此我较早的假设是，被压抑转变为焦虑的，正是这种力比多能量。[84]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最慎重的回答应是，本我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可能对被压抑的冲动而言，发生在自我中的情况和发生在本我中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因为我们已认为，通过焦虑信号而在行动中建立起的快乐－痛苦原则，在压抑中起作用，故而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预测。该原则完全不受限制地控制着本我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该原则使正在谈论的本能冲动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我们将会发现，压抑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其影响或大或小。在某些场合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能保存着力比多的精神贯注，并继续存在于未改变的本我中，尽管它常受制于来自自我的持续压力。在另一些场合中，所发生的情况好像是，这种本能冲动被完全破坏了，而它的力比多永久性地转移到了其他路径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正常处理俄狄浦斯情结时，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种适宜的场合中，俄狄浦斯情结在本我中不是被简单地压抑了，而是被毁灭了。[85]

临床经验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在许多案例中，并未出现惯常的压抑，而是发生了力比多衰退，即力比多组织倒退到一个更早期阶段。当然，这种倒退可能只发生在本我中，而且，假使这种倒退发生了，它就会受到由焦虑的信号所导致的相同冲突的影响。强迫性神经症提供了这类性质的最显著的案例，在该症中，力比多倒退与压抑是同时产生作用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担心你们会发现这种解释难以把握，并猜想我并未穷尽其述。我很抱歉引起了你们的不快。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的发现所具有的性质，以及在取得这些发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对心理过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它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许多简单的公式，一开始好像是符合我们需要的，但后来都被证明是有欠缺的。我们不厌其烦地变化并改进它们。在我释梦理论的讲演中，我曾向你们介绍了这样一个领域，15年来，该领域鲜有新的发现。现在，在论及焦虑的地方，你们却看到每件事情都处于流动和变化状态之中。而且，新的发现没有得到彻底的探讨，这也可能增加了论证它们的难度。不过，要有耐心！我们将很快就结束焦虑这个主题了。我无法保证这个问题的解答会令人满意，却有希望取得一点小进展。

同时，我们获得了各种新发现。例如，对焦虑的研究使人们对自我的描述增添了一个新特点。我们已说过，与本我相比，自我是软弱的，它是本我忠实的仆人，渴望执行它的命令，满足它的要求。

我们没有收回这个观点的意图。但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是本我中组织较好的部分，它面向现实。

我们不要过于夸大自我与本我的区别，假如自我自身能对本我中的心理历程发生影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相信自我是借助焦虑的信号，通过使几乎全能的快乐－痛苦原则运作起来的方式而施加其影响的。另一方面，随后自我又马上暴露出它的缺点，因为它因压抑的行为而放弃了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不得不允许被压抑的冲动永远脱离它的影响。

现在，关于焦虑问题只有一点还需指出，尽管在我们手中，神经性焦虑已变成了现实性焦虑，变成了对特殊的外部危险情境的恐惧，但我们不能就此裹足不前。我们还应采取下一步骤，尽管它可能是后退的一步。我们问自己，在这类危险情境中，真正危险的和恐惧的是什么？显然，不像客观性判断的那样，是对病人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没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是伤害在病人心中带来的某种东西。比如，出生是我们焦虑状态的原型，但就其本身而言，它毕竟鲜能被认为是一种伤害，尽管它可能包含有各种伤害的危险。像上述每一种危险情境一样，有关出生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心理体验中唤起了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该状态令人不愉快，而且人们不能以发泄它的方式来控制它。这类状态我们称之为“创伤时刻”（traumatic moment）[86]。在其面前快乐原则毫无作用，然后，假如我们依次沿循从神经性焦虑，到现实性焦虑，再到危险情境来看，就能获得这样一个简单命题：所恐惧的和成为焦虑对象的东西，常常是创伤时刻的呈现，不能根据快乐原则的正常法则处理它。我们马上明白，尽管我们拥有快乐原则的天赋，也不能保证我们免遭客观性伤害，而只能保证我们免受心理节制所导致的特殊伤害。从快乐原则到自我保护本能是很大的一步；这两者的意向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致。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某种东西，也许这是正在寻找的解决途径，即它是一个相对量的问题。把一种印象变为一个创伤时刻，使快乐原则的功能瘫痪并赋予危险情境以其重要性，这都仅仅是由于兴奋量的增强而已。假如情况真是那样，假如这些谜如此容易解开，那为什么类似的创伤时刻不在心理的生活中唤起而不与假定的危险情境发生关系呢？——在这些创伤时刻中，焦虑不是作为一种信号产生，而是因为某种新的理由重现。临床经验明确地表明，上述情况确属事实。只是后来的压抑才显示出我们描述过的机制，在该机制中，焦虑作为较早期的危险情境的信号而被唤起。当自我遇到某种过分强烈的力比多需要时，最初的和最原始的压抑直接来自于创伤时刻；它们重新构造它们的焦虑，尽管所依据的事实上仍是出生原型。在因性功能的躯体组织受损而产生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也和上面所讲的一样。我们不再坚持认为，在这种场合中，正是力比多自身被转变为焦虑了。[87]在这里，我认为焦虑存在着双重起源——一是创伤性因素的直接后果；一是预示创伤性因素即将重现的信号。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确信，你们正为不要再听到关于焦虑的论述而高兴。但你们不会高兴太久，因为即将讲述的东西也不易让人感到高兴。今天我正打算带你们进入力比多理论或本能理论的领域，这些领域也同样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已获得了很大进步，以致值得你们不辞辛苦地去学习它们。这种想法我是没有的。这里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领域：我们正在其中艰苦地努力寻找我们的方向和各种发现；你们将仅是我们努力的见证者。在此，我也不得不追溯一些从前我已告诉你们的事情。

本能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话。本能是一些神秘的东西，不确定性是很显著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忽略它们，但我们从不敢肯定我们正在清楚地观察它们。你们知道流行的想法是怎样去处理本能的。人们假定本能就像它们当前碰巧需要的东西那样多种多样——有自我肯定（self-assertive）的本能、模仿（imitative）的本能，游戏（play）的本能、群居（gregarious）的本能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本能。可以说，人们利用这些本能，让它们中的每一个完成其特殊工作，然后再抛掉它们。我们的行动一直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在所有这些较为特殊的本能背后，隐藏着某种重要而强大的东西，我们须予以慎重考察。我们所采取的第一步是非常审慎的。我们告诉自己，假如一开始我们就能根据两种重要的需要——饥饿与爱——分离出两种主要的本能，或对本能进行分类，我们就可能不会误入歧途了。无论我们通常怎样小心眼地保护着心理学相对于其他各种学科的独立性，这里我们却立足于不可动摇的生物学事实的支配之下。这个事实就是，有生命的个体有机物受两种意向即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和种族保存（preservation ofspecies）的控制。这两种意向似乎是彼此独立的，就目前我们所知，它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并且在动物的生命中，它们的利益通常处于冲突之中。实际上，我们现在正讲的，就是生物心理学，我们正在研究生物过程的心理附属物。把“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概念引入精神分析中，就表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包括一切有关个体的保存、肯定和延续的东西；

“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包括对于幼儿的**和变态的**所需的大量东西。在对神经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知道自我是限制和压抑的力量，而性倾向则是被压抑和被限制的力量，故而我们相信，我们不仅掌握了这两种本能之间差别的明确证据，而且掌握了这二者间冲突的明确证据。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仅是性本能，我们将它的能量命名为“力比多”。我们只有结合这些性本能，才能澄清有关什么是本能和什么应归于本能的种种观念。这里我们就来探讨探讨力比多理论。

本能不同于刺激，即本能起源于人体内的刺激，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力量发生作用，并且主体不可能像对待外部刺激一样，通过逃避的方式来避开本能。我们能够区分本能的起源对象和目的。其起源是人体内的某种兴奋状态，其目的是去掉这些兴奋，在从起源到目的的道路上，本能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我们把它想象为某种向特殊方向前进的能量；本能依此而获得“Treib”[88]的名称。人们谈论“积极的”本能和“消极的”本能，但我们认为说具有主动目的的本能和被动目的的本能将更为准确。因为要实现一个被动的目的也需要积极的活动。这种目的可以在主体自己身上得到实现；而通常产生的是外部对象，本能通过与它打交道而实现其外部目的；本能的内部目的则总是身体上发生的令人满意的变化。本能与其在躯体上的源泉间的关系是否带给了本能一种特殊性质？关于这一些，我们不太清楚。假如是这样，那是什么性质呢？精神分析经验的证据显示，以下内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一种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与另一个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紧密相联，共同经历着变化；而且，一般而言，可以用它和本能的满足来替代某种本能的满足。

但必须承认，我们对此并未能很好地了解。本能与其目的和对象的关系都很容易发生变化；虽然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更易于松散，但二者都可转化为其他关系。考虑到社会上的价值观，我们把对目标的某种修改和对象的变化称为“升华”。此外，我们还有理由识别出目标受约束的本能——这些本能冲动产生于我们熟悉的源泉，并具有明确的目的，但它们没有得到满足便被阻止了，以致产生了一个持久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和一种永恒的（情感）倾向。例如，**关系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它起源于性的需要，但又总是克制其满足。[89]

你们看到，对于这些本能的特性与变化，我们仍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这里应提到表现于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进一步区别，假如从总体上说，该区别也适用于群体，那么它将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性本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具有可塑性，具有改变它们自己目的的能力，具有允许一种本能满足取代另一种本能满足的可替换性，并且能够被延续。在这些方面，我们上面所举的目标被阻的本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会很乐于否认这些特征是属于自我保存本能，因为自我保存本能是缺乏弹性的，对它们的满足不允许有丝毫延缓。在多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绝对必需的，并与压抑和焦虑具有非常不同的关系。但稍加考虑，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例外的观点是不适用于所有的自我本能的，而仅适用于食欲和渴欲，并且明显的是建立于这些本能源泉的特殊性质上。由此造成的混乱印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没有对有组织的自我的影响，在原本属于本我的本能冲动中所造成的那些变化，予以单独的考虑。

当我们研究本能生活适应性功能的方式时，我们发现自己找到了更坚固的基础。在此，我们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知识，你们对这些知识也已是熟悉的。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性功能目标——两个性细胞的结合——的工具的性本能，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所考察的是大量产生于人体的各个区域和部位的组元本能，它们彼此相当独立地寻求满足，在我们可能叫作“器官快乐”（organ pleasure）的那种东西中找到满足。[90]**是这些“性感带”（erotogeniczones）中的最新玩意儿，“性快乐”这个名称完全可能适用于**所产生的器官快乐。这些寻求快乐的冲动并没有完全被纳入性功能的最后组织之内。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被作为无用的东西通过压抑或其他某些方式而搁置一旁；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则通过我已提过的［第97页］显著方式而离开了原有目的，并用以加强其他冲动；还有一部分以些微的作用继续存在，以利于做些前抚动作并产生事前快乐。[91]你们已听说过，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个预备性组织的阶段是怎样被识别出来的；也已听说，性功能发展史是如何解释性功能的各种变型和退化的。我们认为，这些“前性器欲”（pregenital）阶段的第一个口欲期（the oral phase），因为与婴儿在母亲怀中吃奶的方式一致，嘴的性感区支配着这一生命时期的那些可以叫做性活动的东西，到了第二个时期，虐待的和肛的冲动欲（sadistic and anal impulses）占据了前台，毫无疑问，这个阶段与牙齿的出现、肌肉器官的增强和对括约肌功能的控制有联系。关于这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阶段，我们已了解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92]，第三个阶段是**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在这个阶段中，两性中男性器官（和女孩身上相应于男性器官的东西）获得了不能再被忽视的重要性。[93]我们已用性器欲阶段（the genital phase）这个名称来指定明确的性组织，该阶段建立于青春期之后，此时女性**第一次得到识别，而男性**在很早以前就被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