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即人道，商品即人品。重义守信是商人的必备素质之一。真正的商人懂得，偷奸耍滑只能赢得一时，却无法长久赢利；只守信誉，讲诚实，才能赢得长久的利润和稳定的顾客。胡雪岩把重义守信作为他做人与从商的信条，他坚持从正道取财，维持信用，始终如一，绝不过河拆桥、偷奸耍滑，这使得他能能从从容容在江湖上行走，广交天下朋友，助他成就一番伟业。

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

胡雪岩语录：为人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一直说话算数，到临了失一回信用，自己就完了。

结果是一个人言行的明证，它反映一个人品质、能力与素质。所以胡雪岩十分注重从结果上去反省自己，他说：“为人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一直说话算数，到临了失一回信用，自己就完了。”由此看出，胡雪岩是十分看重事情的结果的。

左宗棠西征结束回到朝廷人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亲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新疆总兵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此时左宗棠又受朝廷委派筹办南洋防务，为加强实力，已派王德榜出京到湖南招募兵勇。预计招募六千人马，需要有至少四千支火枪。同时，招募来的新兵粮饷虽说有户部划拨，但首先就要有的一笔开拨费总是不能少的，略略一算就是二十五万。左宗棠西征时，在上海设了一个粮草转运局，由胡雪岩代领转运局的事务。这一个转运局，直到左宗棠西征结束回到朝廷，也并没有撤消。这个时候，左宗棠自然又要想到胡雪岩。

胡雪岩虽然答应下这两件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很有些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左宗棠此前为粤闽协赈已经要求胡雪岩拨给二十万现银，如今又加了二十五万，同时，转运局存有的洋枪只有两千五百支，所缺之数要现买。按当时价格，每支纹银十八两，加上水脚，一千五百支需银三千两。几笔加起来，已近五十万两之多。若在平时，这五十万两银子对于胡雪岩也许并不是特别的为难，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其一，由于中法纠纷，上海市面已经极其萧条，加之胡雪岩为控制生丝市场投入两千万用于囤积生丝，致使阜康钱庄也是银根极紧，难于有能够调动的头寸。其二，李鸿章为了排挤左宗棠，不让他在东南插足，已经定计在上海搞掉胡雪岩，授意上海道台卡下各省解往上海的协饷。这一部分协饷，原是用来归还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洋行贷款的。这一笔洋行贷款的第一期五十万还款期限已经到了。

境况如此不好，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他知道左宗棠虽然人了军机，但事实上已经老迈年高，且衰病侵寻，在朝廷理事的时日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一生讲究信用，为自己创下牌子，最后为一件事就把牌子砸了，实在是不划算，自己也决不甘心。 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可以让我们感佩：

第一，决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胡雪岩结识左宗棠，从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他是将左宗棠作为可以利用、依靠的官场靠山来“使用”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得利多多。但是，他也决不仅仅只是将左宗棠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了就弃之他投的单纯的靠山，因而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完成左宗棠交办的事情。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二，维持信用，始终如一。他决不愿意一生注重信用而到最后为一件事使这信用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勉力支撑，而且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形象。

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注意的。

不用说，生意上的信用，其实来自生意人的信义，一个对别人用完就扔，过河拆桥的人，决没有信义可言，人们也决不会相信这样的人会有信用。正所谓“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善始善终，方能从从容容在江湖上行走，广交天下朋友，助己成就一番伟业。”

说一句要算一句

胡雪岩语录：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家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人靠两腿支撑走路，同样，商家则依靠“诚信”两个字起家、发展。诚信是商家事业永动的车轮。

先说诚。尽管在社会上盛传“无商不奸”，尽管在商界诈骗风行，尽管历来靠歪门邪道暴发的不乏其人，但是，古话说得好，“巧诈不如拙诚”。真正使事业兴旺发达的不是奸诈、虚假，而是诚实，诚实，再诚实。

再说信。孔子曰：“人无信不立。”同样，经商者假使没有信用也不能站稳脚根，并有所发展。信用好比一匹马,人光靠两条腿走路不行，只有骑马才能远行，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解运漕米难题的时候，经过胡雪岩的一番努力，终于与松江漕帮达成协议，先由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垫付十几万担大米，解浙江海运局漕米解运难以按时完成之困，待下一步浙江漕米解运到上海，再以等量大米归还松江漕帮。

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的令他头疼、且关系到他的官场前途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解决。

不过，这个时候，王有龄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与胡雪岩商量，想将松江漕帮那批大米改垫付为直接收购，即让信和先借出一笔款子，买下松江漕帮的大米在上海交兑，完成漕米交兑任务，而浙江现有来不及运到上海的那批漕米，自己囤积起来。

王有龄改变主意，是因为在胡雪岩与漕帮首领进行接洽的时候，王有龄从松江官方打听到一些有关局势变化的消息。一个重大的消息，是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自立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改江宁(今南京)为“天京”，定尊号为“天王”，置百官，定朝仪，发禁令，并由“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领一路兵马出征，夺取镇江从瓜洲北渡，攻陷潍扬，已成北取幽燕之势。与此相应，朝廷也不示弱，派出两位钦差大臣，一位带兵前出江宁，在江宁城东孝陵卫扎营，形成围城之势。另一位钦差大臣就是曾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琦善率领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由河南南下，迎头阻击林凤祥、李开芳。目前这两支兵马基本站稳了脚跟。

时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将有一场决定胜败的大战,而且，在王有龄看来，局势会向有利于朝廷方面的方向发展，关键只看朝廷的练兵和粮饷办得如何。

朝廷与太平军之间战事在即，又意味着做粮食生意将大有可为，因为不管哪一朝、哪一代，只要一动刀兵，粮食一定涨价。这个时候，做粮食生意，只要囤积得好，能够不受大的损失，无不大发其财。听到这个消息，胡雪岩感到的是一阵欣慰，因为在他看来，和漕帮议定的由他们垫付漕米，到时以等量大米归还的协约，真的是帮了他们的忙了。而王有龄想到的，却是与其让别人赚，不如让自己赚。他要改变原来商定的办法,就是要将那批将来议定还给漕帮的大米囤积起来，等战事一开，自己卖出赚钱。他甚至想到就借漕帮的通裕米行来囤积这批粮食。只是胡雪岩一明白王有龄的意图，立即就表示反对。他对王有龄正色说道：“主意倒是好主意，不过我们做不得。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家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不用说，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胡雪岩与王有龄之间的差别，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雪岩确实也算得上一个能够“说一句算一句”的诚信君子。

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它的确切含义，也就是答应了的事情，达成了协议，只要不是万不得已，就必须遵守、履行，不能随意反悔，特别是不能如王有龄所想的那样，情况于自己不利的时候，求着别人帮忙，而到了情况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却又想着按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办。从一般商人的眼光看，也许王有龄的打算也并不为过，一来商人图利，有得钱赚就尽可去赚，只要不违法，也无可厚非。商人自有商人的价值标准。二来漕帮此时本来就急于脱货求现，以解燃眉之急，改垫付为收购，电许还正合他们的心愿，也算不得是不守信用。但是，这里事实上还有一个自扪良心的问题。一切只是为了自己打算，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想想别人，本身就不是诚信君子所为，本身就是不信义也没有信用。这样的人，自然也就叫人看不起了。而从做生意的角度看，叫人看不起，也自然不会有人和你合作了。

信誉是为人之本

一个真正的商人，应该是守义之人。生意做完之后，该付得付。亏的是银子，赚的是感情。为人之本，有了信誉，做任何事情都好办。重信誉者就必须言而有信，这也就要求做人说话。办事要谨慎，凡与人约定或答应人家的事必须是可能做到和必须要做到的事，否则不要随便许诺别人。

胡雪岩很善于维护朋友之间的生意往来。一般而言，大多数生意人都比较愿意与生人之间做生意。这样抬价杀价更易于实行，没有脸面上的考虑。与熟人之间却要考虑彼此之间的交情。胡雪岩维持这种朋友又兼生意人之间关系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守信用，牺牲自己也不愿克扣别人。感情的事是另一方面，生意上的事情又是另一回事。所谓“亲兄弟，明算账”。这样，彼此对做生意才有个明白账本，胡雪岩对这种事情可谓看得很清楚，做得也很漂亮。

比如胡雪岩费尽千辛万苦，做成第一笔丝生意之后，与尤五、古应春、郁四、庞二等人之间分“红利”。这笔生意做成了，每个人都花了不少心思，因为生意中途出了问题，庞二的档手朱福年想从中作梗，想搞垮胡雪岩，私下与胡雪岩抢生意。为了拔掉这颗障碍钉，胡雪岩决定用计。而要拔得漂亮，自然少不了各种应酬活动，还把庞二从南浔请到了上海，费了一番心思将朱福年收服。一笔生意终于与洋人做成，结算一下账，赚了十八万两银子。但合伙关系非常复杂，不但开销的地方多，而且打点送礼的地方也一样多。

盘下账来，不仅原来打算希望用这笔生意赚到的钱，来还当初开钱庄借下债务的打算落空，甚至更拉下万把两银子的亏空。但胡雪岩仍然将该分的一笔笔分了下去，即使古应春表示自己的一份可以不必计算在内，但胡雪岩也仍然将他应得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划到他的名下，他们之间也仍然是可以相互托靠的朋友和伙伴。生意伙伴之间也需要信用的保证。此话真不假，在古应春表示自己的一份可以不要时，胡雪岩说了一段话：“一时慷慨，终必后悔，却又是说不出的苦。朋友相交，到了这个地步，一定不能善始善终。”

胡雪岩对世事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将世人的人情世故洞察得淋漓尽致。尤其对朋友之间的交情，必须泾渭分明，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才有长久相交的基础，朋友之间如果这种账算不明白，日后必“账缠账”，越缠越难理清。一旦有某些事情成为引子，让朋友之间彼此怨恨起来，这些账就更难算了。朋友做到这分上，还有什么意思呢?彼此之间礼让是情分、义气，不能与具体操作相混淆。

生意成功，伙伴之间分“花红”，该怎么分就怎么分。而这分、付之间胡雪岩获得的效益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仅使合作伙伴及朋友们看到了在这桩生意的运作中，胡雪岩显示出来的足以服众的才能，更让朋友们看到了他重朋友情分，可以共患难、共安乐的义气。且不说这桩生意使胡雪岩积累了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和外商取得了联系并有了初步的沟通，也为他后来驰骋十里洋场和外商做军火生意以及借贷外资等，打下了基础。同时，通过这桩生意，他与丝商巨头庞二结成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r他在蚕丝经营行当中的地位，为他以后有效地联合同业，控制并操纵蚕丝市场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仅仅从这分、付之间显示出来的重朋友情分的义气，使他得到了——如漕帮首领尤五、洋商买办古应春、湖州“户书”郁四等可以真正以死相托的朋友和帮手，其“收益”就实在不可以金钱的价值来衡量。可以说，胡雪岩的所有的大宗生意，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做成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一笔生意上，胡雪岩的“钱财账”是亏了，而“人情账”却是大大地赚了一笔。前者的数目是有限的，后者却能给他带来无尽的机会与钱财。

说到底，处理好钱财账与人情账的关系，也是商场“关系学”中的要义。商事活动中，许多时候确实不能仅仅在金钱上算自己的赚进赔出账，仅仅在自己的赚进赔出账上打“小九九”，也许能凭着精细的算计获得一些进益，但却很难有大的成就，相反，有时在钱财的赚赔上洒脱些、大气些，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而且往往是更大、更长远的效益，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功。胡雪岩不在乎银钱上的赚赔出入，分、付之下获得如此的效益，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大气和远见卓识。假若他只盯着自己银钱上的进出，而一毛不拔或为自己多留一点而一毛分成几段拔，是否最终会得不偿失呢?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胡雪岩有着“责人宽，律己严”的胸怀，对待钱财和人情的问题，如果他亏了，他会大量地将其化作人情：但如果亏的是对方，他一定会坚持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意。这也是他讲信用的一个重要体现。这样做法，使得生意伙伴之间在利害关系上获得一种相互的约束，因此，它也是一种伙伴合作及朋友间必需的信用保证。

为了能做成这第一笔蚕丝生意，胡雪岩在收买人心、拉拢同业、控制市场、垄断价格上可谓绞尽脑汁、精心筹划。他费尽心机周旋于官府势力、漕帮首领和外商买办之间，而且还必须同时与洋人和自己同一战壕中心术不正者如朱福年之流斗智斗勇，实在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终于做成了他的第一桩销售洋庄的生丝生意，赚了十八万银子．

然而，这也不过是说来好听，因为合伙人太多，开支也太大，与合伙人分了红利，付出各处利息，做了必要的打点之外，不仅分文不剩，原先的债务没能清偿，而且还拉下…一万多银子的亏空，实际上甚至连账面上的“虚好看”都没有，等于是白忙活一场。尽管如此，胡雪岩除了初算账时有过短暂的不快之外，很快也就释然了。而且，他断然决定即使一两银子不赚，也该分的分，该付的付，决不能亏了朋友，答应人事，必须照办，若失信于人，下次难有成事之可能。信誉是为人之本，有了信誉，做任何事情都好办。重信誉者就必须要言而有信，这也就要求做人说话，办事要谨慎。凡与人约定，或答应人家的事必须是可能做到和必须要做到的事，不要随便许诺答应别人。

要从正道取财

胡雪岩语录：要从正道取财，不要有发横财的心思。从正路上去走，不做名利两失的傻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一句古语。这里“道”的所指，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但不管怎样理解，这个“道”包含着正道、正途的内涵，则应该是不可否认的。所谓正道、正途，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不坑蒙拐骗，不走邪门歪道，按规矩去赚钱。用我们今天提倡的话来说，也即通过正当的途径，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去积累财富。

只要按规矩取财，只要得之于正道，君子也不会以爱财为耻。

那么胡雪岩的规矩与正道的原则为何呢?

首先一点是，“要从正道取财，不要有发横财的心思。”胡雪岩说：“一个人只要踏上正途，勤勤恳恳去巴结，自然不会有发横财的心思。”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胡雪岩在与人谈生意经的时候，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而且，他在说这句话时，大体都赋予它一种告诫警醒的意味。

一个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几乎懂得所有敛财门道，且自诩只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的商人，把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挂在嘴边，常常用他来警醒自己和告诫同行，这本身就值得深思。

这里所说的“道”，无疑应该包含具体的经商技巧，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的诀窍。不用说，经商就是为了赚钱，就是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银子“掏”到自己腰包里来。商人图利，对于经商者来说，千来万来，赚不到钱不来，赔本买卖更不能来。要光明正大从别人口袋里“掏”来银子，而且还要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让你来“掏”，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这里也自然有一些必需的技巧和诀窍，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生财之道”。不懂得生财之道，“君子爱财”终归只是爱爱而已，绝对是取之不来的。

胡雪岩精于生财之道，他注重“做”招牌、“做”面子、“做”信用；广罗人才，经营靠山；施财扬名，广结人缘……这些措施，就是他的生财之道，而且也确实行之有效。比如他在创办自己的药店“胡庆余堂”之初，策划的那几条措施：三伏酷热之时向路人散丹施药以助解暑，丹药免费但丹药小包装上都必须印上“胡庆余堂”四个字；正值朝廷花大力气镇压太平天国之际，“胡庆余堂”开发并炮制大量避疫祛疬和治疗刀伤金创的膏丹丸散，廉价供应朝廷军队使用等等。用现代经营眼光来看，这些措施具有极好的扩大声誉、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开拓商品市场、建立商事信用的作用。正是靠了这些措施，“胡庆余堂”从开办之初就站稳了脚步，很快成为立足江浙、辐射全国的一流药店，且历数十年而不衰，而由“胡庆余堂”建立起来的胡雪岩的声望、影响所形成的潜在效益，对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如钱庄、丝茶、当铺等的经营，也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不过，这里的“道”，应该更是指取财于不违背良心、不损害道义的正道，而且，胡雪岩说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八个字时，取的应该也正是这层意思，要不然，他也不会一次次地告诫他的手下，一定要在正途上去“勤勤恳恳去巴结”，不要有“发横财的心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道其实也就是人道。经商之道，首先是做人、待人之道。一跤跌进钱眼里，心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与奸诈无耻等值，这种人钱再多，也为人们所不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具体说来，也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胆识、能力、智慧，依靠自己勤勉而诚实的劳动去心安理得地挣取，而不是存一份发横财的心思靠旁门左道的钻营去“诈”取。有一句俗语，说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其实这既是一种很平庸、很没有意思的说法，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误解。真正做出大成就的成功的商人都知道，商事运作是最要讲信义、信誉、信用，最要讲诚实、敬业、勤勉的，一句话，就是要于正途上“勤勤恳恳去巴结”,生意才会长久，所得才是该得。

马需要夜草催肥有道理，但人必须有横财才能富起来，却实在并不一定。事实证明，依赖横财可以富得一时，但要富得长久却并不多见。明世宗嘉靖年间，奸相严嵩倒台之后被抄没家产，从他家里抄出的金银珠宝及其它器物的估价，达236万两，另在他的老家袁州的田产，占到一府四县土地的七成以上。他的儿子严世藩比严嵩更甚，家中光是藏金银的地窖就查出十数个，每个所藏金银都达百万两之巨，连严嵩知道以后都吓得直冒冷汗。他们的这些钱财无疑都是得自邪门歪道的横财，当时也的确是富过帝王家而“甲天下”了，但最终结果又如何呢?连一代都没有富下去便落得灰飞烟灭。这样的横财，带给他们的不是长久的平安富贵，而是灭门之祸。所谓飞来的横财不是财，带来的横祸恰是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也许正是懂得“道”的这一层含义，胡雪岩自己也特别注意尽可能从正道取财，例如他开药店要求成药的修合一定要货真价实，决不能“说真方，卖假药”，不能坑蒙拐骗；例如他与朋友合作，都是真诚相待，互利互惠，甚至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亏待朋友。这都能看出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的人品。而且，胡雪岩经商从来不违背下面几条原则：

第一，可以为了钱“去刀头上舔血”，但决不在朝廷律令明白规定不能走的道上赚黑心钱；

第二，可以捡便宜赚钱，但决不去贪图于别人不利的便宜，决不为了自己赚钱而去敲碎别人的饭碗；

第三，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赚钱，但决不为了赚钱去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第四，可以寻机取巧，但决不背信弃义靠坑蒙拐骗赚昧心钱；

第五，可以将如何赚钱放在日常所有事务之首，但该散财行善、掷金买乐时也决不吝啬，决不做守财奴。

胡雪岩的时代离我们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时移世易，今天的商界自然也不是那时的商界。不过，为商之道，古今相通者多多，胡雪岩的经商原则，应该是能给今日商界中人提供某种借鉴的。

再一点就是要“从正路上去走，不做名利两失的傻事。”

“做生意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这话是胡雪岩对古应春说的。

胡雪岩与庞二联手销洋庄，本来一切顺利，不想庞二在上海丝行的档手朱福年为了自己“做小货”——也就是拿着东家的钱自己做生意，赚钱归自己，蚀本归东家——中饱私囊，从中捣鬼。为了收服朱福年，胡雪岩用了一计，他先给朱福年的户头中存人五千银子并让收款钱庄打个收条，然后让古应春找朱福年，将这五千银子送给他，就说由于头寸紧张。自己的丝急于脱手，愿意以洋商开价的九五折卖给庞二，换句话说，也就是给朱福年五分的好处，这五千银子就是“好处费”。这算是胡雪岩与朱福年之间的一桩“秘密交易”。不过，这笔“秘密交易”一定要透给庞二。

朱福年收下这五千银子，也就入了一个陷阱：他如果敢私吞这笔银子，胡雪岩托人将此事透给庞二之后，朱福年必丢饭碗；如果他老老实实将这笔钱归入丝行的账上，有这一个五千银子的收据在手，也可以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胡雪岩与庞二本来是联合做洋庄的合作关系，朱福年如此做来，等于是有意坏东家的事，实际是吃里扒外，这样，他也会失去了庞二的信任。总之，就用这五千银子，胡雪岩要让朱福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胡雪岩的计划果然生效，朱福年不仅老实就范，并且还退回了那五千银子。而此时的古应春也因恨极而“存心不良”，另外打了一张收条给他，留下了原来存银时钱庄开出。的笔据原件。古应春把原件捏在手上，是想不管朱福年是不是就范，都要以此为把柄，狠狠整一下他。但当古应春将此事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了一番话，胡雪岩说：“不必这样了。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有句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敲他的饭碗。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

从胡雪岩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胡雪岩所说的正路，有一层能按正常的方式、正当的渠道就不要用“歪”招、怪招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雪岩制服朱福年的办法，就是一种诱人落井、推人跳崖的十分阴狠的一招，的确有些歪门邪道的意味。在胡雪岩看来，这种招术，只能在万不得已时偶而为之，一旦转入正常，也就不必如此了。言谈之中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自己在不得已制服朱福年的一招，心里是持否定态度的。

胡雪岩所谓做生意从正路上走最好，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更分得清楚，不能只顾赚钱而不顾道义。

比如胡雪岩做生意并不怕冒险，他自己就说过：“不冒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张，商人求利，刀头上的血也要敢舔。但他同时也强调，生意人不论怎样冒着风险去刀头舔血，都必须想停当了再去做。有的血可以去添，有些就不能去舔。有一次他就给自己的钱庄档手刘庆生打了一个比方：譬如一笔放款，我知道放款给他的这个人是个米商，借了钱去做生意。这时就要弄弄清楚，他的米是运到什么地方去。到不曾失守的地方去，我可以借给他，但如果是运到“太平军”那里，这笔生意就不能做。我可以帮助朝廷，但不能帮助“太平军”。

在胡雪岩心里想，他是大清的臣民，通过帮助朝廷而赚钱，自然是从正路赚钱，太平军自然是“逆贼”，帮助他们就是“附逆”，由此去赚钱，自然不是从正路赚钱，违背了这一大原则，即使获利再大，也不能做。

撇开胡雪岩以大清臣民自居而鄙视太平军这一点不论，仅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的说法和作法，应该是很能给人以启示的。事实上，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要牢牢把握一个正路，即使仅从商人求利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必要的。做生意从正路去走，往往可以名利双收，即便一笔生意失败了，也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而违背道义，不走正路，必将遭人唾弃，一旦失败往往一败涂地，名利两失，不可收拾。不用说，一定要去做遭人唾弃、名利两失的事情，那就实在是愚不可及了。

只有做到上述两点，做生意之人才算是君子，生意之道才能是正道。

坚持从正道取财，虽然财富增加的速度要小一些，但因为它是正道，它能历经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能够持久存在而不会像那些从歪道取财的昙花一现一样。这是真正的智慧。

重义守信方能赢取人心

胡雪岩语录：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

信用、信义实际上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被称为“亚圣”的孟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实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对于经商而言，信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信用可以争取到宝贵的顾客。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他一直将“信用”二字看得极重，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

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才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重义守信，体现在多个方面，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存人阜康一万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用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就是那位绿营军军官罗尚德。他将银子存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麻烦。

得知这一情况，胡雪岩当即决定：第一，虽然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刘庆生代管。因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德后来果然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戚。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恐怕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阜康除为了证实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让他们请刘二出面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这笔存款不仅全数照付，而且还照算了利息。

这就是重信用、重信义，其实，当时罗尚德手上没有任何凭据，后来到阜康帮助罗尚德来办理这笔存款取兑手续的人，也同阜康没有一点关系，倘若否认这笔存款，当然是别无人证。这样做法虽然确实非常下作不义，但事实上在商场上也并不是没有。阜康却不肯这样做。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仗义守信，是一个优秀商人的基本品格，信义对于商人来说绝不是无关轻重的，他的重信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说穿了，也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显现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的一面。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自愿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也才会有生意的兴隆。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来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道理。

讲信义，还表现在对自己的许诺的慎重上。在商场上，讲究的就是干脆漂亮，一句话就算定局，说话就是银子，所谓一诺千金，因此，可以不答应人家，但一旦答应，就一定要做到。如果你没有充分把握就不要轻易许诺。

你有没有能力去做你答应人家去做的事，客观上具不具备去做你答应去做的事情的条件，还有，客观情势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件事，这些问题，都将对你是否一定能做到做好你所答应的事情产生极大的影响。有时，即使你主观上要求自己一定要履行约定，即使你确实是一个一诺千金的汉子，但客观上根本就没有履约的条件，或者客观情势根本就不允许你去做答应做的事情，人的能力不足决心再大也是枉然。因此，做出承诺之前一定要审时度势，心中有数，以免将来实现不了，伤害你的信用。 胡雪岩对这一点是非常注意的，他曾对手下人说：“要想吃得开，一定’要说话算话。所以答应人家之前，先要自己想一想，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的事，不可以答应了人家，答应人家一定要做到。”

在为王有龄解决漕米解运的难题的时候，与松江漕帮首领接洽漕米垫付事宜过程中，胡雪岩知道漕帮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困难之后，决定也要帮一帮漕帮，便与同去的信和档手张胖子商量，请信和给漕帮办理十万银子的贷款，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时张胖子已经是完全给胡雪岩打“下手”，对胡雪岩是言听计从了。因此，胡雪岩一提出这个要求，张胖子便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理当效劳!只请吩咐。”但胡雪岩却几次要求张胖子在做出承诺之前想清楚，答应放款给漕帮有没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随口应承，以防不能兑现，最后落个“鸭屎臭”。胡雪岩对张胖子说：“说话就是银子，你不要‘玩儿不当正经’。”

因此，也确实必须记住，无论何时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答应别人去做某件事情之前，都先要自己想一想，要权衡一下各方面的条件，弄清自己最终是否一定可以做得到。只有那些自己可以确定无疑可以很好地办得到或者虽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过努力最终可以办到的事情，才能做出自己的承诺。胡雪岩注重这一点，他也时时要求和自己在一起、帮自己做事的人注意这一点。

在答应别人办某件事之前先想一想，实际上是保证自己不失信用的必经过程。事实上，由于商场上商务交往的双方达成某项协约，都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因此，对于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完全可以在讲明为什么办不到的同时拒绝做出任何承诺。不答应去办某件事，你绝不会丧失信用。但答应了却办不到，你必将失去信用。即使你主观上为办成自己答应去办的事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承担了很大的牺牲，没有办咸的直接后果仍然是你失去信用。

绝不做偷奸耍滑之事

胡雪岩语录：说话办事要老实守信用。

人的信誉是通过守信建立起来的。它不是在一朝一夕，而是在长久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的。

左宗棠西征结束回到朝廷入军机，以大学土管兵部，受醇亲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新疆总兵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此时左宗棠又受朝廷委派筹办南洋防务，为加强实力，已派王德榜出京到湖南招募兵勇。预计招募六千人马，需要有至少四千支火枪。同时，招募来的新兵粮饷虽说有户部划拨，但首先就要有的一笔开拔费总是不能少的，略略一算就是二十五万。左宗棠西征时，在上海设了一个粮草转运局，由胡雪岩代领转运局的事务。这一个转运局，直到左宗棠西征结束回到朝廷，也并没有撤销。这个时候，左宗棠自然又要想到胡雪岩。

胡雪岩虽然答应下这两件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很有些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左宗棠此前为粤闽协赈已经要求胡雪岩拨给二十万现银，如今又加了二十五万。同时，转运局存有的洋枪只有两千五百支，所缺之数要现买。按当时价格，每支纹银十八两，加上水脚，一千五百支需银三千两。几笔加起来，已近五十万两之多。若在平时，这五十万两银子对于胡雪岩也并不是特别的为难，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其一，由于中法纠纷，上海市面已经极其萧条，加之胡雪岩为控制生丝市场投入两千万用于囤积生丝，致使阜康钱庄也是银根极紧，难于有能够调动的头寸。其二，李鸿章为了排挤左宗棠，不让他在东南插足，已经定计在上海搞掉胡雪岩，授意上海道台卡下各省解往上海的协饷。这一部分协饷，原是用来归还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洋行贷款的。这一笔洋行贷款的第一期五十万还款期限已经到了。

境况如此不好，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他知道左宗棠虽然入了军机，但事实上已经老迈年高，且衰病侵身，在朝廷理事的时日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得结果，一生讲究信用，为自己创下牌子，最后为一件事就把牌子砸了，实在是不划算，自己也决不甘心。

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可以让我们感佩：

第一，决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胡雪岩结识左宗棠，从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他是将左宗棠作为可以利用、依靠的官场靠山来“使用”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得利多多。但是，他也绝不仅仅只是将左宗棠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了就弃之他投的单纯的靠山，因而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完成左宗棠交办的事情。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二，维持信用，始终如一。他决不愿意一生注重信用而到最后为一件事使这信用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勉力支撑，而且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形象。

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注意的。

一个过河拆桥，或者说过就忘记的人，是不可能取得别人的信任的。说话做事有始有终，方可广结善缘，左右逢源。

胡雪岩一生经商坚守一个“信”字，一直到最后的危机关头也不曾背信弃义。

在他经营的后期，由于时局不利，加上邵友濂等人的恶意陷害，上海的阜康钱庄发生挤兑风潮，由此引发的后果第二天就波及杭州。杭州钱庄里所存现银仅有四十万两，如果挤竞风潮席卷而来，明显无法支撑。此时胡雪岩还在回杭州的船上，回到杭州至少还得两天，杭州只有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此时他们也有些乱了阵脚，两人商量之后，认为除了暂时歇业等待胡雪岩归来，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由杭州府出面，贴出告示，告示坦言“由于时事不靖，银根难得宽裕，周转一时不灵”，故而停业三天，待胡雪岩回杭，即会照常开门，应付裕如。没有料到的是，告示一出，实际上马上激起了极大风波，在阜康有存款的客户纷纷涌到阜康钱庄，要求立即提现，幸亏有曾得胡雪岩资助的杭州府书办周少棠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才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

其实，螺蛳太太与谢云清商量暂时关门停业，也都有他们各自可以理解的考虑。在螺蛳太太来说，是想能够就此先为胡雪岩保住阜康钱庄现存的几十万两现银，留作万一无可挽回时东山再起的资本。她不能不为胡雪．岩做最坏的打算。在谢云清则是一方面将希望寄托在胡雪岩的身上，另一方有一个可以回旋的时间对于存款大户做些安抚，同时调动可以调动的头寸，以应付危局，不致众怒一起，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这种想法，本质上与螺蛳太太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总之，他们都是为胡雪岩着想。

不过，在胡雪岩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客户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烂污”的事情。钱庄对客户的信用，就是为客户着想，对客户的信托负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客户都有权向钱庄依约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过关门停业拒绝客户提款，希望以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是最大的不讲信用。同时，以通行的规矩，钱庄要为客户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因此，不卸排门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讲信用，所以，尽管挤兑风潮来势汹汹，大有令阜康一举破产之势，胡雪岩仍坚持守信，照常卸下排门做生意。 胡雪岩的做法，证明中国社会上一向流传的“无商不奸”的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真正优秀的商人，都是视信誉为生命的，与胡雪岩同时代的严厚信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现代工商界人士只知道名震海内外的“宁波帮”，但极少知道它的奠基者严厚信，更不知道他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银行、第一个商会、第一批机械化工厂的创办者。这里，我们讲一个为什么他在当时的工商界信誉卓著、成就令人瞩目的奥秘。

严厚信原籍慈溪市，少年时，经同乡介绍在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当学徒。在此期间，他手脚勤快，头脑灵光，很快掌握了金银融化的技术。后来，严厚信在生意中结识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次，胡雪岩要宝成银楼定做一批首饰，严厚信亲自动手，做好后又亲自送去。胡雪岩给他一包银子，要他点一下，他说“我相信胡老爷，不用点。”但是，拿到店里数了一下，按数少了2两银子。他不声不响，将自己的辛苦工钱暗暗地凑在里面，交给了老板。又一次，胡雪岩要宝成银楼的首饰，严厚信送去之后，又数也不数拿了一包银子回来了。可是，一数，吓了一跳，多出了10两银子．10两银子，当时相当于一个小伙计的几年辛苦工钱。然而，他想起家里大人的教诲，绝不能要昧心钱。于是，次日一早，马上送还给了胡。其实，同前一次一样，这是胡雪岩试他的品行。自然，得到胡的好感。继而，他以自画的芦雁团扇赠给胡雪岩，深得胡的赏识，称他是“品格高雅，厚信笃实，非市侩可比”。于是，推荐给中书李鸿章。他得到了在上海转运饷械、在天津帮办盐务等美差，逐渐积累了一些金钱。尔后，在天津开了一家物货楼金店，逐渐发家。

以上种种，说明了胡雪岩身上具有的商人的美德：重承诺，信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商人总有偷奸耍滑的形象，但是真正秀的商人懂得，偷奸耍滑只能赢得一时，却无法长久赢利；只守信誉，讲诚实，才能赢得长久的利润和稳定的顾客。因此，信是商人的必备素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