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誉之为道德修养之完人，这与它知荣识辱的功夫是分不开。在他着来，忠诚为国，爱民如子，是一个为政者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平时需为国家和民众尽心竭力，在时局需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名利以及生命来报效国家，这也是一个为政者最大的荣誉。相反，如果不忠诚自己的国家，不热爱自己的民众，那是一个从政者最大的失败和耻辱。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曾国藩语录：力尽人事，不存丝毫侥幸之心。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中几次就想自杀，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当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的曾国藩接到 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重发眩昏”，“泄泻不止”。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 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待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扶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它们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并且，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因此，他只能采取 “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 “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折辱、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 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 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象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象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有真正的后人。

一个人做事，不做则已，一旦做了就应该把它做好。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都应该尽心竭力，想尽办法，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种敬业爱业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一个做大事必须具备的素质。

刻刻存爱民之心

曾国藩语录：官不爱民，余所痛恨。

中国自古就有俗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能就决定了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曾国藩于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一再上疏希望统治者爱惜民力，收拾民心，减免捐税，改革经济。同时，他自己在从政也是刻刻存爱民之心，凡事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

曾国藩一生的重要的时间在都用在率军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三江两湖战场上，为了给湘军筹来足够的粮购经费，他施展一系列辗转腾挪的功夫，想尽办法才勉强维持了全军数万官兵的俸银、粮饷。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看到了饱经战乱，贪官污吏搜括和天灾人祸中的“民间疾苦”。于是主张所有的“官”都要发自“真心”地去爱民，惜民力；甚至身体力行，要朋友和家人做好官，轻视聚敛钱财，以至于自己做了一辈子大官，连件像样的衣饰也没有，两个宝贝女儿只有一条绸裤，出去赴宴也只能替换着来穿。

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上《备陈民间疾苦疏》，有云：“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必安，能抚民也。我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团结而不可解也。”

由于当时银价过昂，人民为完赋税，卖粮换银，负苛沉重。他接着又上《平银价疏》，希望设法平抑银价，减轻人民负担，并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六种方法：一、规定当时物价，每年一换；二、京城以外的军饷，都改为发放制钱，少发银两；三、户部各项收入，也可以收取制钱；四、地丁款项，分县收钱；五卅省各项名目的开支，都改为发放制钱；六、适当减少铜矿的开采，以抬高制钱的价格。

此外，他在这份奏折里提到了关及民生的两个问题：“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与“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并且认为，“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

后来曾国藩又参与发行钞票和大钱的讨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对发行钞票和大钱。同治二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又指出：“钱价不平，由于钱少，此是探源之论。”希望能够多铸铜钱，满足民众需要。

对于关注民生的盐务问题，曾国藩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所上的《截停淮北饷盐并设法整理以复旧制折》中，曾国藩指出：本来淮北的盐务，自从前任的督臣陶澍改行了票盐后，方法得当，商民称便，盐路畅通，如果能够按这个章程循序实行，经历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弊端。但是后来战事漫延，促使盐道塞阻，销售畅滞不定，盐既不能按时足额运售，盐税也无法正常收报。这些积弊一出，一些商贩便开始在其中捣鬼,一些军人也依凭强力到盐坝中任意提取，以致于旧制虽好，却无法再正常施用了。

曾国藩希望能够通过四项因势得导的办法整顿盐务：第一，规定明确盐务税收的项目和数额，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名目繁多的厘税项目，以促使盐道的便利畅通；第二，体恤盐商，削减一些地区和河运盐税，降低商人的运输成本，使其有利可图；第三，将从盐务中抽取的支付军费的钱款重新规划分配，厘清盐税的用途去向；第四，为了防止一些盐商从盐包大小的随意改换上钻空子，下令使用一定规格的盐包，阻绝漏洞。

至于四川盐迄走私兴盛的原因；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川距两湖地区较准扬为近，而且准盐逆江而上，路途遥远，中间遭遇风暴，生死不测因素更多，本来就不利盐运，而四川居长江上游，距两湖途近，航运便捷，于是私盐的运输十分兴盛。为了恢复旧制，完成准盐正常地向湘鄂地区输出，曾国藩希望能够采用严厉查禁川运私盐的方法，便利淮北盐务的整顿事宜

为了彻底整顿淮南盐务的运输秩序，曾国藩还制定了《淮盐运行楚岸章程》，其中明确规定了八条盐务政策：第一，在泰州设立招商局，规定每年淮盐楚运的数量，让有资力的商队前去登记认购，分期分批运输，使盐运规范化；第二，在两湖地区设置督销局，保护盐价平稳，缉查私盐；第三，采用四处截角查私，盐道上分四处关口，分别查验运盐的份量，每验一次减去盐销凭证的一角，运抵湘鄂后验票即知是否私盐，并且有效地避免了商人的作弊；第四，加重邻私厘税，使从邻近省份私自运输的食盐畏重税而退却；第五，计算盐运的成本款项，根据成本费用支付补偿盐商的运输等费用；第六，补完各处厘金，规定盐运各关卡的收税数目、方式，以及税钱的接济军饷的去向；第七，商运、官运之盐务规程应按划一处理；第八，保证长江盐道的畅通，严禁勒索收税。以上八条章程的施行，不可不谓之缜密，足见曾国藩对于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曾国藩说，“官不爱民，余所痛恨。”他在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时，也曾提到自己的“爱民发自内心。”他认为，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就可以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爱，要出乎“真心”。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累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

忠心诚意为国家

曾国藩语录：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人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他的直谏就鲜明体现了忠诚为国、不顾个人安危的品质。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庞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

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 “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

“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

《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

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煞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

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

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奖。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说：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在祖国面临危难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报效祖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既是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坚持的。

万事须躬身入局

曾国藩语录：天下事总是在局外呐喊无益，必须躬身入局。

常言说：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这就是讲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付诸于行动，用事实讲话，空发议论，无济于事，曾国藩讲究万事躬身入局。

据说，被称为曾国藩衣钵传人的李鸿章，启口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敬佩殆如神明。一日他与同僚闲谈，又讲起他老师曾国藩如何如何，说道：“我老师的秘传心法一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处世的秘诀。我试讲—条与你听：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吃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晶，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着急，亲至村口守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相让。老翁赶忙上前婉语曰： ‘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一下。’其人曰： ‘你这担内，不过是莱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过去，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曰：‘既然老丈

如此费事，我就下水田，让你挑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化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

据说李鸿章尚洗耳恭听，以为其依顺序直说下去；曾国藩至此止，竟不复语。李鸿章的僚属吴永也曾回忆说：“予当时听之，用意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这的确是一段颇具意味的掌故，也完全符合曾国藩的性格。

曾国藩对躬得践履最为执着，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兄共相鉴诫。弟能戒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意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奋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基业。

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之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摆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屈下身段，遇事体察一番。

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吝惜；智慧愈苦而愈

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遭尔推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励，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作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 “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恨”，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

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作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万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好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为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一种躬身入局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

曾国藩语录：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能可大可久。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 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认为扭转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心、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在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 “徒饰纳谏之虚文”，“骄矜自是”，并举出一大堆实例。咸车帝览后大为震怒，下令严处，幸亏大学士祁隽藻等求情，曾国藩才得幸免。

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他把这种“官气”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侧六曹， 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敢于)中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实的风气。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茶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咸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办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观诫，主要也是让他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

居官必败的四种人

曾国藩语录：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如何、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纳出了居官而败的四者：

其一为“昏惰任下者败”。曾国藩说，为人主者，不可能知晓所有的天下事，不能不委派任用贤能的属下，但属下的贤与不贤，又难以全部了解，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受到左右臣属赞誉的人，未必就是贤才，受到左右臣属所诋毁的人，未必就是庸才。所以，耳目不必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遇事处理时就显得不足，巩固自己的宠遇则很有办法。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大多贪心且行事卑鄙，善于阿谀奉承，一旦大权旁落到这类人手里，政治将日非一日，国家将大难临头。

唐玄宗李隆基，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集明君和昏君于一身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了开元盛世。然遗憾的是，唐玄宗未能做到善始善终。在他执政的后期，纵欲无度，生活奢摩，昏惰任下，造成了天宝危机。公元736年，唐玄宗因废太子事，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改任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口密腹剑，给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在位十九年，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使政局更加昏暗。唐玄宗除了任人唯亲外，还重用宦官。玄宗后期，宦官增至3000多人，五品以上者就有1000余人。按唐旧制，宦官品级不得超过三品，而宦官杨思勖的品级竟从一品，一直封为国公。更有甚者，开元末年，四方奏表都有高力士阅示、处理。像宇文融、李林甫、

安禄山这样的误国之臣，都是走了高力士的后门才取得将相之高位的。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了天宝危机，暴发了“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了衰败。历史的经验说明，为人主者要敏于观察，知人善任，在用人上，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国家兴亡、事业兴亡的关键。历史上，亡国之君，败事之臣，其祸都源于昏惰任下。

其二为“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而佚，而无恶不作。人欲求成立，就必须除掉骄傲的恶习，“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且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明思宗朱由检，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即位之后，改革旧弊，诛杀阉党，大有励精图治之志，然遗憾的是，思宗本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在内忧外患俱存的危急之秋频罢宰相，“用匪其人”，遇事急于求成，误杀、乱杀了诸多朝臣。例如：思宗希望增强辽东一带的防守，在群臣的推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赴任时，他还赐酒慰劳。后来，皇太极亲带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人塞劫掠。因袁崇焕以前曾与清议和，有人诬陷他引诱清兵来逼迫议和，将要缔结城下之盟，思宗便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第二年处死。如此等等，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明朝更加无人可用，思宗又重蹈前帝的覆辙，起用宦官，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思宗吊死煤山的残局。明思宗既不知人，又不自知，因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恶果。

其三为“贪鄙无忌者败”。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汉桓帝、汉灵帝好利贱义，成为有名的昏君；隋炀帝奢侈腐化而死于非命；吕不韦贪鄙无忌最终自饮毒酒；田延年贪赃枉法事败自刎。在《蜀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秦惠文王准备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出兵蜀国的捷径，于是就让工匠雕刻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子装在石牛的屁股后面。蜀人看见了，以为石牛能屙金子。蜀王便派五个大力士将石牛运人蜀国，运石牛的道路修成了，秦国的军队便跟随其后。对蜀国发动突然袭击，蜀国便亡国了。历史上像这样亡国、亡身的教训不可胜数。古人云： “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既居高位，享受厚禄，就应立身忠正，行事廉洁，切不可贪鄙无忌，引火烧身。

其四为“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旧唐书》云：“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去除邪恶之徒不要犹豫不决，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切忌三心二意，这样任何事情都能兴旺昌盛。明太祖朱元璋在乎乱之时对徐达信之任之，从来不对其进行任何节制，朱元璋对徐达说：“将军的智谋勇敢超群绝伦，因此才能遏制贼人，削平群雄。逢事一定禀报，这是将军的忠诚，我对此十分赞赏。但是，将在外，君主不便指挥。将不视军中情况缓急便宜行事。我不加以约束。”即使徐达订了败仗，损失残重，也未遭受过朱元璋一句指责。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信任和宽容博厚，才使得徐达有了拔取两座都城、三个省会、百余个郡邑的战功，为明朝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用人才时候，要给与充分的信任，不能存在任何猜疑之必。身为人主，切不可多疑善忌，用人不专，朝令夕改，反复多诈，否则将自引其咎。当年的“赤壁大战”，曹操就是由于对水军统领蔡瑁、张允缺乏信任才中了孙刘的“反间计”，从而使其水师失掉了水上优势，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史实证明，上以推诚待下，下必谒诚而效命，只有上下一心，上下同德，才能成就大业，兴旺百事。

历来仕途多变幻。曾国藩置身官场的漩涡之中。且能洁身自好，常保盈泰，除了他自身聪敏，善于处变而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总结居官四败的基础上又从“责任、道德、才具、态度”四方面，提出了为官的要求，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己践行，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戒惕和监督，因而才得以在宦海的风浪中稳步前进，步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