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局为上——曾国藩的明识晓体之学
为政之要，首先在于识大局，明大体。曾国藩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晓明大局和大体对于成就事业的重要性。要想做到明识晓体，需要人们首先认真分析形势和发展趋势，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从政者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做大事须先观大局
曾国藩语录：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
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 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
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 “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人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 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沂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一个做大事的人，必须谋之深远，在别人不能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机会，在别人不能谋取利益的地方谋取利益，而这些都需要对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对未来有着准确的预期，在战略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识明大体才能担当大事
曾国藩语录：“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我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探讨不休的话题，并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相对而言。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到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后，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而且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曾国藩语录：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人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人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 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伏老虎。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
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
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
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屉和怨愤返回湖南， 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是年11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启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 “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插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
“弟弟子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 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于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做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曾国藩绝学对我们的启示：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此话一点也不假。建立于1847年的西门子电气公司是德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和第二大工业康采恩，也是世界上第五大跨国电气企业。他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一生中不知进退了多少次。1839年，西门子发明了锌版印刷术，并成功地制成了一架锌版印刷机，此时，他的发明事业进入辉煌阶段。然而就在此刻，他放弃了研究到柏林大学去深造。当他毕业后拒绝留在柏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而是继续回到原地从事新产品的发明工作，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
拥有先见之明才能胜出
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湘军。
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陷于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船坚利炮”的进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行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却多数难以实行。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民族矛盾正成为主要社会矛盾。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女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推让权位以保全自身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
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
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
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 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
下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握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lO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
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
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钟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撒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载，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
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海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振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
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
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
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秦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 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面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广当时还只是剐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根据形势而屈伸并用
曾国藩语录：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对于屈伸之道，曾国藩有如此理解：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陆军战况亦不佳，在头号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汉。捷报传人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力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著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然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辞谢奏折抵京前，却又得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受颇多。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有些许不平。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身心憔悴。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但曾国藩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他之所以有这分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要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但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得到军权，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桃表承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入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但当时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经过分析后，觉得李鸿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写道：“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咸丰帝传来谕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咸丰九年(1859)，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
虽然江北大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计。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发生过一些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实力不够时不可妄动
曾国藩语录：做大事者，必要时须沉住气，等待时机的到来，而后迅速出击。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
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
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
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入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19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 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