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明白中国的人情世道，具有圆融的处世智慧，比如能随时看清周围形势，巧于谋划细节，善于防患于未然，坚持深藏不露，做到安身第一，耐心等待时机等等，这使得他游刃自如于晚清宦海之中。

不仅要谋细节，而且还要巧谋

李鸿章能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条件这一点，成为了他不败的保障。李鸿章创办淮军和就任江苏巡抚以后，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揽人才，组建了自己的班底。依靠这个班底，李鸿章基本上解决了购制军火和捐厘助饷问题。先拿捐厘助饷来说，李鸿章自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政策后，就置“商怨沸腾”于不顾，“百计搜剔，无孔不入”，他虽然承认“各省厘捐之重，无如上海”，但仍不断下令加征。及至督军挺进苏南以后，每得一地，“即酌添卡局，以济军饷”，结果“分卡之密，近于烦苟”。

当时江楚各省厘金每年不过百数十万，而苏松两百余里内却岁收厘捐近3百万。常熟柯悟迟抨击道：“关卡重重，抽厘叠叠”，“实在有益于军饷者不少，竭膏血于小民者亦多。”

1867年曾国藩承认：“苏南厘金之弊，怨黩繁兴。”“饷源所恃，仅在厘金，征敛百端，民穷财尽，此大乱之道，已在眉睫。”但因江苏省厘金皆为李鸿章之所设，“投鼠忌器，不得不包荒示大”，徒呼奈何。

江海关关税，循例应解户部。但从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战火蔓延到长江下游以后，就改为“尽所收厘捐关税抵放军需”。及至李鸿章就任苏抚，江海关关税除了按照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规定，扣还英、法两国赔款共计4成外，其余6成主要用于筹还代征的汉口、九江两关税款、支付镇江防军、常胜军、上海中外会防局用款和上海水陆各军购制洋枪火药费用。其中购制洋枪火药一项，淮军因系上海水陆军中消费军火的首户，所以受益最大。

根据李鸿章“恭呈御览”的清单，可以看出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大致是从淮军抵沪到湘军攻陷天京的这段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款总数为库平银九百余万两，其中厘金收入六百余万两，占总收入的56%，为第一位，关税为第二位；支出列为常胜军报销项下的有江海关洋税、捕盗局经费和苏藩库，而列为以淮军为主体和苏沪驻军报销项下的则主要是苏沪厘金和军饷捐，当然常胜军也支用些厘金，苏沪驻军也并非丝毫不支用关税。据推算：“如在全部入款中，剔除常胜军等五项的入款，再在厘金收入总数中，剔除常胜军所支用的厘金，则厘金所占苏沪诸军用款应为64%。”

当李鸿章率领淮军从安庆到达上海时，曾国藩就曾致函提出要求：

“上海所出之饷，先尽你驻防在那里的部下各军之需，其次解济镇江防军，最后就请接济我这里。”这是因为，自1854年清政府根据雷以诚的建议推广厘捐以助军饷后，湘军的主要军饷就来源于各地厘捐。1858年以后，湘军饷粮主要依赖湖北和江西等省支付。由于胡林翼的全力相助，湖北饷源最为可靠，江西虽是食饷旧地，但饷源却时断时有。

1862年间，沈葆桢截留漕折，专用于本省防务，以前接济湘军之饷项，每月五万余两也被尽数截留。同时，沈又以九江开放对外通商，于是新设海关征税。这样一来，与江上船货厘金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其江上来往货物，原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设卡抽厘的饷源所在。

此项厘金，向来不在江西巡抚接济湘军军饷之内。沈葆桢自行咨会彭玉麟立即停征湖口及二套口等地竹、木、盐、茶4项厘金税，因而湘军饷粮来源受到很大影响。曾国藩与沈葆桢终为此事闹到朝廷，结果朝廷为了牵制曾国藩过大的权力而下令由户部议准此项厘税半留江西、半归湘军。

所以曾国藩极力举荐李鸿章援沪，除了单纯的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外，还有用上海税收资助湘军的打算。

然而，尽管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工商业在外国货物的刺激之下日趋繁荣，海关洋税的收入也日渐增多，可是除了每月按例供给镇江驻守军军饷三万两以外，还有扩充后淮军务营、常胜军及淮阳和太湖水师军饷等任务，这些都来源于上海税收，再加上供给曾国藩大营军饷四万两，实则入不敷出，资金缺口甚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果断地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具体说来，就是将关税收入专备应付一切与涉外有关联的支出，如常胜军经费、会防局用款、镇江防军协饷、扣还官府欠款等项，归苏松太道吴煦经理。厘捐收入则专用于淮军及本地防军军饷，责成薛书常总办淞沪厘局。而每月协济曾国藩大营的四万两饷银，也从这里拨给。这种把关税与厘银明确划分开来的做法，就使得军饷有专拨之款，更能主动而有效地控制饷源。换言之，实行这种办法，既从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又得以以大批金钱和物资资助了湘军在西线战场的作战。

李鸿章做事之细，着实令人赞赏。

要防患于未然，你得学会控制

李鸿章是个十足的控制高手，因为他懂得利用一方势力来控制另一方。

对于苏州杀降事件，清廷认为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曾国藩也发出“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的感叹！然而，常胜军统帅戈登却极为不满，愤然离开苏州退至昆山，并要求李鸿章辞去江苏巡抚一职，否则就攻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占城镇交还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柏郎也自沪抵昆，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柏郎还赶到苏州，“怒不可撄”，威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柏郎“一怒而去”，李鸿章被弄得焦头烂额，担心总理衙门“无力于此公案”，表示：“愿受朝廷之罚，不欲开岛人之衅。”戈登并非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与其说他是痛恨杀降，毋宁说是痛恨杀降不利于进一步诱降；加之李鸿章“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入城之功”，戈登失去抢掠之机，因而“忽生异议”。李鸿章想方设法消弭衅端，一面搜刮大批银两“犒赏”常胜军，一面乞求赫德出面斡旋。至于苏州杀降事件，李鸿章先是把一切责任全推到了程学启身上，觉得不妥之后，李鸿章又施展权术，耍两面手法，派人去安抚程学启。

李鸿章在夺取常州之后，设法解决了遣撤常胜军和会攻天京这两个棘手的问题。

由苏州杀降而引起的一场风波，深深地刺痛了李鸿章。他断言：“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既然是“磨难星”，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他“每思乘机善遣，徒以军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1864年5月，淮军和常胜军夺回常州后，遣散常胜军的条件已经成熟。

戈登考虑到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淮军逐渐西化和常胜军严重腐化的现实，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清廷认为这“实属不可失之机”，指示李鸿章“乘势利导，妥为遣散”。李鸿章更为高兴，声称“此是苏省最要关键”。当然，他对常胜军并非全裁，还酌留得力炮队600人，枪队300人，海生轮船数十人，已及原额1/3，并留外国军官12名，帮同教习。这实际上是李鸿章把常胜军精锐从戈登手中夺归己有，使之成为淮军的有机组成部分，“训练操纵由我”。他这样做，既壮大了淮军的声势，又消除了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关于遣散常胜军会危及上海安全的担心。

李鸿章自信“笼络”、“控驭”常胜军的举措是成功的。1864年，他说“两年来剿贼立功”，深赖戈登的“指臂之助”。李鸿章依靠常胜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苏常地区，随即遣散了常胜军，手腕之高明，使曾国藩也为之感叹。

想要成事，你得善“借”

李鸿章非一般平庸之辈，他善于靠“借”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借势之术，讲的是借他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惯于借势，借左宗棠来实现自己的财富人生。同样，李鸿章也懂得借功，即借人治人，按法度办事。的确，不讲究法度者，难以解决棘手问题。李鸿章遇到这些问题，常是不紧不慢，柔中带刚，借一只手制住另一只手。

以下是一段有趣的史料记述：

养心殿，静寂无声。光绪皇帝因为身体偶染伤寒，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朝中大臣更是“多一事莫如少一事”，也在那里呆立着，整个养心殿充满了一股阴森的气氛。李鸿章心中大为不悦，有什么事要商议？有什么事非得叫人快马唤他来朝？廷议，廷议，难道就是在这里无休止地站下去吗？朝中大臣终日只知花天酒地，可李鸿章身兼数职，公务至繁。

李鸿章尽量克制自己，打量着光绪皇帝那些迂腐而百无聊赖的老大臣们。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曰：“如今圣上亲政，举国欢腾，此为真龙出水，乌云见日之喜事也。圣之尊，万民当尽仰之，以大国为荣，以帝王为至圣，扬我中华万古之盛。为臣者，皆以社稷为己任，为国尽忠，为国尽孝，为国尽其才……”

又曰：“为臣者，当以本国利益为最，切莫唯洋人之命是听。

想我中华数千年至今，大国泱泱，世界之上，他国皆敬仰之。而今我方知，普天之下已有多人违此，逡巡于洋人之间，奴颜婢膝，卖国求荣，当朝亦有此等人在。”

李鸿章心里明白：翁同龢这是针对他和北洋水师而来。

“公此言差矣！”李鸿章高声断喝，面色冷峻，责问翁同龢为大清社稷做过一件什么事来？

翁同龢一时语塞，认为李鸿章居功自傲，而自己执手把卷给皇帝授课，此功甚高。

李鸿章则认为大清国威浩**，与法人相斗，本已有胜，之所以签约，是为了实现万邦之谐和，以免结怨太多。“君既知礼法，岂不知‘和为贵’呢？”

翁同龢反驳说：“昔日左宗棠将军与俄人激战于伊犁，曾纪泽签约伊犁，何等扬眉吐气！打得俄国人闻风丧胆。”

李鸿章听到此处，下意识地瞅了一眼光绪皇帝，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坐直了腰板，关注着他们的口舌之争。李鸿章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道：“左公所为，确实令人敬佩，然而他已撒手人寰了，剩下的外辱，当由我等支撑。”

翁同龢依旧不饶人，又批评李鸿章：北洋、南洋水师，从外国购置军火一事，理应即刻废止，否则，天长日久，国将不国了！

谁都知道，李鸿章是剿灭太平军的功臣。而他当年确是借助了洋人之利器。为此，曾经展开过一次讨论的，慈禧太后对李鸿章之举大为赞赏，当时也没有人再说什么了，于是李鸿章坚持认为：

“洋人之器与国内之器相比，其火力胜我数倍。设若当年不是有洋人之器之伟力，又缘何能够火得了长毛？”

光绪皇帝面对翁、李之争，说道：“今日之事不是在于争论是否要买外国人的军火，而在于群策群力，以革新内政。

“军机大臣翁同龢所言，亦不无道理；李中堂励精图治．然难免有失。购军火于外国，固无可臧否；然而，逢战必败．逢强必退。是有辱我大清。要自强，先要强自身，天下之大，当以之为己事，方可有成。朕认为革新内政，先要立主于百官，使各官各司其职，莫以闲职散居……”

由于光绪皇帝的作用，李鸿章达到了制约翁同龢的目的，可谓技高一筹。

“借”是一种功夫，更是一种本领。不善借者，不能成其事。根据成功学的原理，善借者，总能巧妙运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难办的事办成。

掩饰真相，深藏不露

掩饰住自己、掩饰住真相，是李鸿章做事的一套策略，相应的，远近结合、忽躲忽闪是李鸿章为人处世的一大技巧，因为他需要靠这种技巧来加以辅助实现自己的心中的目的。

李鸿章对太平军和捻军采取严酷手段，而他对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所持的态度则要慎重得多，并且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策略性。大体说来，李鸿章在就任粤督后的头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筹办保皇党问题为中心政务。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二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粱启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鸿章接篆视事后六天，又下诏以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史称“己女建储”。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保皇党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粱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救皇上”。粱启超如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粱启超一面致函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党人，为慈禧做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党表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博，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致使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上子之成败，及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倍加倚重和竭力庇护刘学询。1899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后入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尽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

自称“康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

李鸿章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人的家属，并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国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早在当年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的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鸿章却迟迟不动。3月26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定做“勇衣”、“战裙”，“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对此事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鸿章之子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于是慈禧怒斥李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谊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月12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除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

至于对待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并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人的行动都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来支配。李鸿章的某些判断，隐含着言外之言、意外之意。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忧，‘灭洋’者益增洋衅”。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是年5月底6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对此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织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

其实，孙中山对李鸿章心存怀疑是不无缘由的。当时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假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似乎均属虚妄。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一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

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官员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快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然而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心理的一种反映。

6月17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二人“过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官崎、青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三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

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鸿章确有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一为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二为借款6万元（一说10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交织的复杂心态所困，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孙中山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解释。但是孙中山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分头办事”，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中旬，八国联军直趋北京，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了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于顽固派，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慈禧和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团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仪，“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团，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又距离北京较远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的反帝斗争。

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又根据荣禄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抵牾的诸多督抚、将帅和官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李鸿章的最后抉择是让“两广独立”的把戏化为泡影。

无论如何，先要安身

李鸿章的人生方略，特别强调挺进与退让、显露与隐身、控制与松弛，然而这些火候如何掌握？唯一的要领是：以不威胁自己的安全为法，即不管怎么做，都要能安身！因此，李鸿章追求地地道道的安身术。每个人都应有自己最安全之处，越过这道防线就有危险。李鸿章惯于在自己最安全的地方施展身手。“本来不能胜者，却要强胜，肯定是败者；本来不能败者，却要缓胜，肯定还是胜者”，这是隐藏在李鸿章心中最神秘的密码。本文且说一说李鸿章为求安全的缓胜之术——“解甲归田”。

捻军被镇压后，李鸿章以军功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按常理，他应为此感到欣慰，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李鸿章毕竟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懂得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的态度，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清廷把直隶和两江这两个关系南北大局的总督桂冠，分别授予了“剿捻败将”曾国藩和“威望过轻”的马新贻，谕令自诩为“剿捻功臣”的李鸿章来京陛见，并催促因“剿捻”而进入近畿的淮军撤回黄河以南。凡此种种，使李鸿章切实感到清廷对自己的疑忌之深和自身处境之险，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做法：裁兵自敛，持盈保泰。他一面奏请陆续裁撤淮军，一面向朋僚表露“撤军归农”之意。他致函马新贻说：

“弟为养此军，平中原之贼，而冒中外之不韪，吴人之怨渎言，今幸句当已了，撤军归农是吾素志，此后扁舟垂钓，不复与闻军事，可告无罪。或谓宜留骁健，以备后患。涤相亦请留二万余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惮其烦否？”

所谓“撤军归农”云云，实际上是李鸿章的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既想保留淮军精锐，又欲巩固已有权势，实则并没有放弃军权、退隐山林之意。后来他致函挚友郭嵩焘说：“鸿章于捻平时，亦欲抽身，踌躇四顾，无可与言，姑就疆事。与为委蛇。”

1868年10月5日，李鸿章抵京入觐。他在北京逗留将近一月，首次拜谒慈禧和同治，被赐予紫禁城内骑马如仪。他还访亲问友，会见军机大臣奕??、文祥、宝鋆等权贵。他向当局陈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进言“军国以一事权为要”，并推崇郭嵩焘“通达夷务治体”，“请召用京秩为宜”。他还进一步了解了清廷核心人物的心态及其对淮军和曾国藩的意向。他致函丁宝桢说：“内意虑左帅难了西事，欲留敝军以作后劲。”他通报曾国藩说：“侧闻天语，留待撤军议定再行北上。枢廷自恭邸以次，皆属鸿章赴金陵劝驾，并商筹善后各事……内意必欲吾师坐镇畿疆，入都后必有不可中止之势，望预为筹备。”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清廷决意让曾国藩议定撤军事宜，然后移督直隶，并令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平回”。

同年11月1日，李鸿章出京南下，沿途照料各营，直至12月9日始抵南京，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李鸿章与曾国藩、马新贻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50营，借以缓解清廷疑忌；并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镇压”为由，奏请保留75营，其中铭军二十余营留防直鲁交界，以备曾国藩履任后调遣，庆、勋两军二十余营驻防江苏，交马新贻调遣；李鸿章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等19营赴鄂，以资钳制。后因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留鼎军7营分防鲁境。经过“剿捻”战役，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直、鲁四省。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酌留精锐三万，并获得了优厚的地理条件，从而为李鸿章淮系政治势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

南京会商之后，曾国藩启程北上，就任直督；李鸿章则始返乡省亲，继而于1869年2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一职。起初他因“诸务生疏”，“尘牍山积，殊形竭蹶”，甚至无暇给“四方旧好”“一通尺素”。后来他更为淮军的衰败而焦虑不安。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及其所率领的军队是淮军的主力。李鸿章说：“吾军惟三君为大枝，诸将以三君为最大且老也。”然而除郭松林外，刘、潘二人却相继辞官：刘氏拒赴直隶提督之任；潘氏不愿奉旨赴左宗棠军营差遣。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

“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鸿章忝窃虚誉，每惧兵事不得脱身，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

正当淮将纷纷乞退之际，李鸿章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

云贵总督刘岳昭参劾吴棠赴任扰索、收受属员规礼、卖缺卖差、调剂私人、收受滇抚差官馈贻等。李鸿章深知吴棠“圣眷颇隆”，查办“殊难下手”，因而始则磨磨蹭蹭，6月29日接到命令，8月9日从武昌动身，10月才抵达成都；继而草率结案，11月6日就奏上《查复吴棠参案折》，说所参各节，均属空言，在籍绅士皆称吴棠善政宜民。李鸿章曲意包庇吴棠，正中慈禧下怀，致使被告蒙混过关，而原告却受到申斥处分。

1870年2月，李鸿章回到武昌不久，便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由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李鸿章对清廷的决策十分反感，分别致函潘鼎新、曾国藩大发牢骚：“昨奉旨驰赴贵州，督办军务，但令整顿川湘援黔各军，酌调旧部，并未拨给何处实饷。廿军岁得饷九百万，鄙人南征无足重轻之地，乃可不名一钱耶？”“军兴二十年，尚不知兵饷为何事，若只身前往即可了贼者。”他上奏清廷，强调饷事、地势军情、采办转运困难，不宜贸然前往，恳请“勿责速效”，表示“俟李瀚章到鄂交替，并后路筹有规模，即行启程，由湘赴黔”。

正当李鸿章故作迟回之际，陕西形势发生突变，回民义军击毙湘军悍将刘松山，挺进陕西榆绥延各属，大有同当地所谓“土匪溃勇”联合抗清之势。3月中旬清廷决定移缓就急，饬令李鸿章挥师援陕。其实，李鸿章既不愿“南征”，也不愿“北指”。如果说，他不愿“南征”，主要是因为视贵州为“无足重轻之地”，那么他不愿“北指”，就主要是由于左宗棠的缘故了。左、李各争雄长，左宗棠把西北视作禁脔，以镇压回民义军为己任，对于李鸿章的到来，“颇涉惊疑”；而李鸿章也不愿跟左宗棠共事，入陕“即觉味如嚼蜡”。李鸿章对待援陕之命，犹如援黔一样，采取了拖延战术，直至7月下旬才到达西安，并且声称“愿借防秦养拙，作壁上观耳”。李鸿章到达西安仅仅七天，就接到“酌带各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的密谕，李鸿章如猿得芋，匆促成行，并表示“在陕本为赘疣，借此销差，氓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8月末，李鸿章在获鹿县行次，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至此，李鸿章结束了在湖广的任职。

李鸿章移督直隶，同两个偶发事件有关。1870年6月21日，天津发生了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的教案。奉命查办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谤议丛积”，旧病复发。然而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江南又起波澜，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一事震动朝野，此事与裁撤之淮军有关。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鸿章及其淮军。清廷起初是让李鸿章移师入直，预防法国水师侵扰；继而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代替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而湖广总督一缺，则令李瀚章调补。这次人事变动，标志着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鸿章压倒了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从直隶移督两江，曾国藩辞让不就，李鸿章函致劝慰：

“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竞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

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在这里，李鸿章公然把曾国藩、马新贻的厄运，统统归咎于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误，倾吐了长期郁积于心头的不满情绪。

清廷谕令李鸿章受代畿篆，意甚深远。畿辅为首善之区、清朝统治中心，直隶总督系疆臣之首，肩负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清廷让李鸿章移督直隶，首先是想借重由他控制的淮军。1868年清廷曾因重视练军，不愿勇营参与畿辅防务，而谕令淮军移撤黄河以南。当时清廷让曾国藩称督直隶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重其经验，整顿练军。直隶练军，始建于1863年直隶总督刘长佑。刘长佑用湘军营制办法改造绿营兵勇，使之从绿营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共充六军，每五营为一军，军有统领，下设立武翼长。每营500人，六军共15000人。直隶练军虽经曾国藩进一步用湘军勇营的治军精神加以改造，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无力单独保护畿辅。而由于湘军早已衰败，曾国藩督直时并没有嫡系武装以作后盾，只得倚恃淮系铭军以摆脱“孤立无助”的困境。淮军装备和操练的近代化程度，超越所有清军而独占鳌头，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清廷环顾左右，认识到要确保京师安全，只有借重淮军。李鸿章不仅是淮军的统帅，而且具备外交的经验和才能，正如工部尚书毛昶熙所说：李鸿章“昔在江南，曾能驱策洋将，使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清廷以李鸿章代曾国藩担任总督直隶一职，就是企图依靠李鸿章及其淮军安内攘外，防患固本。李鸿章深知清廷用意，也就更加“赤胆忠心保皇朝”了。

成大事者需忍耐

凡做大事者，忍耐是其必备的精神品质；缺乏忍耐者，心中都贪恋速成，其劣势所在是注重眼前利益，不顾长远目标，甚至一遇到挫败，就会丧失进取心而彻底绝望，即所谓欲速则不达。在人生的道路上，急于求成往往会招致失败。李鸿章善于把握自己，时常训练自己的耐心。他耐心等待决定命运的时机——能够起决定作用的机遇。

李鸿章入幕不久，曾国藩就决定请他主持编练皖北马队，附于湘军。

编练马队之举，发轫于左宗棠的提议。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时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幕中，后来成为湘军首领之一。曾国藩就左氏提议同胡林翼协商。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为湘军二号首领。胡氏支持编练马队，曾国藩随即上疏清廷，剀切陈词。曾国藩所以力主编练皖北马队，是鉴于太平军和捻军的骑兵“多而且悍”，湘军陆军如无马队配合，难以制胜。他通报左宗棠：“阁下去年嘱弟留心马队，弟以调察哈尔之马练淮南之勇人奏。”曾国藩原拟调察哈尔马三千匹，令李鸿章招募亳州一带“善马之勇”千人。清廷支持编练马队，但令“斟酌采买”马匹，曾国藩也修改了募勇计划，决定先招五百，试行操练，如其可用，再行续招三千。

李鸿章虽然承认编练马队确系当务之急，但却深感事体重大，而他自己却缺少经验，胜败难卜，故考虑再三，未敢轻许。李鸿章为此专程前往南昌，与自己的哥哥李瀚章相商。李瀚章赞成其弟意见，致函曾国藩，代为辞谢。曾国藩却坚持既定方针，写信劝勉李氏兄弟“不必遽以任事之难为虑”。话已至此，李鸿章只得应命，派“专人至淮上招募马勇”。然而当时两淮地区太平军和捻军协同作战，声势较壮，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动**的局势，迫使招勇之人空手而归。这样，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就流产了。

1859年6月，移驻抚州的曾国藩，鉴于太平军猛攻景德镇，担心湘军张运兰部不支，急派曾国荃率部往援，并命李鸿章同往。曾国荃（字沅浦）是曾国藩胞弟，其所率领的部队为曾国藩嫡系。李鸿章心高气盛，希望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郁郁，有意他去。曾国藩赏识李鸿章之才而不满其虚骄之气，于是一面借用上方宝剑阻其去路，疏留说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办”；一面对其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说“阁下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倘为四方诸侯按图求索，不南之粤，则东之吴，北之齐豫耳”。李鸿章既不敢抗旨，又感戴其师“荐援”之恩，因而决计前往。

就在此时，清廷批准湖广总督官文根据胡林翼之请而提出的建议，命曾国藩入川防堵石达开部太平军挺进四川。胡林翼本来打算借此为曾氏谋取川督一职，并确保湖北饷源，不料清廷只令曾氏援川，却不肯授予地方实权。曾国藩自然不愿前往，复奏“兵力太单，难以入蜀，且景镇未克，不可遽行**”。李鸿章支持曾国藩，函请督办皖南军务的张芾奏留曾国藩守赣。

是年8月，由于清廷催促，曾国藩只得带领李鸿章等幕僚拟经鄂入川，当行至武穴，又接到官文关于“已奏请会剿皖贼”的通报。原来胡林翼鉴于曾国藩没有获得川督一职和石达开军锋业已南指，“蜀中无事”，便说通官文奏准曾氏暂缓入川，全力图皖。

9月，曾、李先至黄州会晤胡林翼，后抵武昌晋见官文，商讨行止，决定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而其中心目标则是夺取安庆。曾国藩负责从宿松、石牌进取安庆一路。

11月，李鸿章奉旨授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曾国藩看到李鸿章“新放福建道，无缺可补，进退颇难自决”，便以“赞襄需人”为由，奏准把他继续留在戎幕，随即带着他自黄州东下援皖，驻军安徽宿松，与屯军太湖、潜山的太平军陈玉成部相持。

1860年初，清廷基于“上下夹攻，南北合击”太平天国的战略决策，命令江南大营和湘军分别围困天京和“进攻安庆，分捣桐城”。太平军为了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采取了先救天京、后保安庆的方针。

是年5月，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随即挥军东指，挺进苏杭。江南、北大营本来是咸丰与曾国藩矛盾的产物。咸丰既要依靠曾国藩对抗太平军，又不肯给他以军政实权，咸丰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北大营收功。江南、北大营的相继覆灭，使咸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咸丰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来支撑危局，于同年6月初给他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并于8月实授两江总督。

此间，曾国藩曾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筹办淮扬水师。清廷却只任命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而没有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一职。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抑郁寡欢，暗自嗟叹，只得继续留在曾氏幕中，但他由此明白了训练自我耐心的重要性，于是耐心等待决定自己命运的时机。

李鸿章能够把握自己心性，等待良机，可以说这是成大事者皆必备的素质，这也告诉人们，只有积极运筹人生、切忌贪恋速成才能有大作为。

渡过难关需要适时变通

无论是大波折还是小波折，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想要成大事的人而言，人生的波折越多越好，这样的经历一方面能使其磨炼自己的品性，另一方面能够使其明白许多事理。李鸿章一生历尽大小波折，他不但没有因此垮掉，反而变得更加沉稳老到、多智善变，同时也更加世故。

1883年，由于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以奕??为首的军机处面对法国的侵略，态度软弱，步调纷乱，以致遭到御史言官的强烈谴责。是年7月，慈禧指派奕譞“会商越南事宜”，直接插手军机处工作，成为恭、醇两王内廷势力消长的先声。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翌年4月，盛昱上了一份《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的奏折，意在促使奕??等振作精神，力图补救。但慈禧却借机黜退奕??，撤去了他的一切职务，强迫“家届养疾”，并全面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等为军机大臣；随即命令“军机处遇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商榷行之”，并以庆郡王主持总理衙门。这次军机大臣全班撤换，是慈禧和奕譞合谋发动的罢斥奕??的政变，从而结束了太后垂帘与亲王辅政相制约的局面，使慈禧大权独揽。奕??虽然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奕??等被逐出军机处后，新的军机处领班大臣世铎无权，而掌权的奕譞又不参加军机处议事，于是奕譞便通过他的心腹、工部侍郎孙毓汶处理军机处各项重大事件。时人评论新旧军机处是“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慈禧、奕譞在利用“清议”罢斥奕??之后，认为那些专事搏击、好为大言的清流派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加之随着李鸿章退出军机处，清流派也失去了存在的凭借，慈禧、奕譞便通过孙毓汶设法把一些清流派首要派到地方去担任军职，“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因而有陈玉琛、吴大激分任南北洋会办大臣、张佩纶出任福建海疆会办大臣之举；并对“言事诸臣”狠加整治，使之俯首帖耳。

“甲申易枢”犹如“晴天霹雳，不及掩耳”，弄得人心惶惶。李鸿章致函新任总署大臣许庚身说：“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之外。赖公等持危扶颠，斡济艰巨。弟虽谤满天下，他日或犹得为山野之幸民也。”

李鸿章希冀成为“幸民”获得全终，但有人却想把他变为“刀下鬼”。是年5月，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有六大可杀之罪。慈禧、奕譞没有像罢斥奕??那样惩处李鸿章，反而以“莠言乱政”的罪名，将梁鼎芬革职了事。这种结局主要是由于李鸿章控制着清军精锐和奕譞向洋务派转化而推行奕??政策所致。慈禧、奕譞对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仍然采取既倚重又牵制的两面政策，奕譞对军机大臣说：“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竞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李鸿章面对奕??倒台、奕譞“阴握朝纲”的现实，决定趋承慈禧，逢迎奕譞，“以为固宠求容之地”。据时人记载：奕譞“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李鸿章对奕譞的“三大政”，除了“增加旗饷以固本”一项稍有异议，认为“一时必办不到”外，对“兴办园工”、“大练海军”二项都是支持的，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李鸿章为了“献媚宫闱”，甚至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时人说这种宁肯损害国防建设也要博取一人欢心的勾当，“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与此同时，李鸿章对慈禧听政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886年，慈禧假意宣布明年由光绪亲政。原来希望因循敷衍数年“以侍嗣皇亲政”的李鸿章一改常态，“徙殷杞抱”，担心朝局有变，尤恐慈禧撤帘导致奕譞“引嫌辞逊”，使洋务无人主持，自己失去靠山，因而建议奕譞采取“权宜尽善之方”。奕譞心领神会，恳请慈禧从缓归政或改为训政。慈禧始则扭捏作态，继而“懿旨俯允训政数年”。这样，慈禧就以训政为名，仍旧垂帘听政；奕譞也仍“以尊亲参机密”，揽权干政。李鸿章致函奕譞祝贺：“伏读六月十八日懿旨一道，慨允训政数年，非殿下回天之力，不能有此转圜，远近臣民，额手交庆。鸿章私衷忭慰，更不待言。”奕譞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弹压浮议，修饬武备，独具心力，他人所难”。李鸿章与奕譞的交谊也日深且密。他和其兄李瀚章有时进京就住在醇王府，备受奕譞优礼。

李鸿章自从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在仕途上尽管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1872年诏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直督任；1875年晋封文华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大学士之首，相当于首席阁揆，这一要缺向为满人专利，李鸿章以汉员而得补授，实为破例之举；1875年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筹办；1894年又赏戴三眼花翎，李鸿章受宠若惊，声称此“实为异数殊恩”。

在他看来，清代“定制三眼花翎为贝子、额驸冠饰”，此前获此殊荣的只有三四位满族大员，而“汉臣则未曾有”。正如时人所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