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李鸿章的人脉之“智”
李鸿章的成事之道就在于他善于建立人脉，处处寻找自己的靠山，紧紧抓住自己的“指路明灯”，并且善于选择对自己有用的朋友，牢牢盯住“重点人”，能够做到在各种关系网中巧妙周旋和左右逢源，这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找好“指路明灯 ”
纵观李鸿章的早年成才之路，自然离不开其老师曾国藩的栽培。
曾国藩自1854年2月率湘军出战以后，至1858年10月将大营移驻江西建昌（今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当时，安徽战事对湘军极为不利，由于李续宾和曾国华等几位得力干将相继被太平军击毙，军情异常紧迫，湘军曾国藩急需“才志之士”辅佐。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此后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细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异常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以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依然存在着许多毛病，譬如他恃才傲物、心高气盛、日常生活很散漫等。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
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不久，就被派去皖北编练马队，但李鸿章考虑到此地情势险恶，与在南昌的长兄李瀚章经过慎重商议后，便给曾国藩去信表示难以胜任。曾国藩在复信中劝勉说：“此次招勇五百，但试淮勇之果能操习马队否耳。不特少荃不敢自信，即仆亦茫无把握也……贤昆仲不必遽以任事之难为虑。”话既已说到这个地步，李鸿章只得勉为其难。后来，因当时太平军在皖北的势力仍十分活跃，此事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859年3月，为了全力对付福建境内的太平军，曾国藩将湘军大营移驻赣中抚州。因军务紧迫，急需帮手，他接连写信给李鸿章，希望李鸿章“速赴大营，以慰驰系”，“少荃何日来营，深以为盼”。在老师的多次催促下，李鸿章于当年4月中旬从南昌迅速赶赴抚州大营。为了援助张运兰部老湘营，全力保住景德镇这一湘军据点，曾国藩经慎重筹划后，同年6月决定派李鸿章协同曾国荃所部湘军5000人从抚州进兵景德镇。但由于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自有推卸之意。曾国藩对其反复加以劝导勉励说：
“阁子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于其间。”就在此时，清廷旨令曾国藩率军入四川防堵石达开部太平军。曾国藩对此差事很不情愿。李鸿章得知个中缘由，立即函请督办皖南军务的大臣张芾奏请让曾国藩仍留江西统筹全局，未获批准后他与曾国藩不得不由赣经鄂入川，但行至武穴地界时，接到湖广总督官文传来“会剿皖贼”的旨令。是年9月，李鸿章随着曾国藩先赴黄州会晤湖北巡抚胡林翼，随后抵达武昌拜谒湖广总督官文，商定分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其重点目标则是夺取军事重镇安庆。11月，清廷授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遗缺，曾国藩在向李鸿章去信祝贺之外，考虑到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即奏留李鸿章继续留居幕府“赞襄”军务，自黄州东下于12月中旬驻军安徽宿松，与陈兵太湖和潜山一带的太平军陈玉成部相对峙。
1860年5月间，重新组建起来的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相继覆灭后，曾国藩的湘军成为与太平军相对抗的主力部队。6月初，清政府授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为了尽快稳定皖境局势，曾国藩将大营移驻安徽祁门，又调张运兰、左宗棠、李元度诸军配合进兵。祁门地处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岳环抱，如果久守待援，则是用兵之大忌。曾国藩以为只要占领了四周制高点，分兵扼守要路，就可以高枕无忧。然而李鸿章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在这种地方驻兵有可能陷入“绝境”，应当趁早转移他处，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曾国藩固执己见，任凭李鸿章如何苦谏也不改变主意，竟差点闹到师生翻脸的地步。是年10月，南路西征太平军全力攻占宁国、徽州等地，并“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法”，曾国藩的大本营陷入险境，一连三个月粮草通道被阻，情势万分紧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得移军休宁，试图突围至徽州，以便浙江方面的军需能够顺利到达。幸亏有曾国荃在安庆方面对太平军发起强大攻势，具有胡林翼在太湖方面加以策应，加之鲍超等军拼命抵抗，才使得曾国藩最终脱离险境。
通过这次用兵，曾国藩更加感到李鸿章是个人才，于是在军政方面的大事主动征求李鸿章的意见。譬如，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谕令曾国藩迅速拨兵北上“勤王”，曾国藩立即召集文武僚属商议对策，要求每人至少提出一种方案，结果绝大多数人主张派兵北援，唯有李鸿章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洋人军事势力强大，北上“勤王”已经成为一句空话；湘军的行动关系到天下大局安危，一举一动必须慎重从事。然而，怎么才能向朝廷作一个圆满的交代呢？李鸿章主张可以向朝廷提出按兵不动的请求，而且对湘军士兵不要显露出半点北援的意向，唯有这样才能稳住军心，等待时机变化再作决定。这一次，曾国藩毫不犹豫地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上奏表述鲍超因人地生疏，不便北援，可以由他本人和胡林翼两人中酌准一人进京“勤王”，但要等到谕旨定夺后才能付诸行动，实际上这是采取拖延敷衍的态度。结果正如李鸿章所预料，是年11月曾国藩便接到中外“和议”已成，不需派兵北援的谕旨。这件事后，曾国藩自然更加器重李鸿章了。
然而，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师生情谊虽愈益亲密，但在是否重处李元度的问题上两人却发生分歧，致使李鸿章不得不离开曾国藩幕府。
早在曾国藩移大营于安徽祁门时，便将徽州方面的防务全权委托于李元度，并反复叮嘱他要坚壁自守，不得轻易出战。可是，当1860年9月间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部前来攻城时，李元度却把曾国藩的嘱咐置于脑后，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所属6000多人不是伤亡就是逃散，徽州被太平军轻易夺占。事后李元度又不经报告允准，私自徘徊浙赣边境多时，后来虽回到祁门曾国藩大营，不久又只身离去。曾国藩对此悔恨交加，一气之下拟奏朝廷请斩李元度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李鸿章对此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患难之交不可不留情面，于是拉上幕友去当面劝说曾国藩，声称：“老师如果一定要劾奏李次青（即李元度），门生实不能拟稿。”曾国藩生气地回答说：“我自己拟稿。”李鸿章态度也很坚决：“这样的话，门生只得告辞回家，不能侍奉老师了。”
曾国藩更加生气地说：“听你自便！”事既至如此地步，李鸿章不得不离开曾国藩幕府，到南昌他哥哥李瀚章家中闲住了半年多时间。
对于李鸿章的离去，曾国藩虽然一度感到气愤，如他在日记中曾对李得出“此人难与共患难”的结论，但他经过冷静思考之后，觉得李鸿章确实“才干出众”，是一块好材料，加之因胡林翼从中反复开导，便于1861年初主动与李鸿章取得联系，希望他协助其兄担当南昌城守重任，以遏制西征太平军势力之发展。李鸿章也在静下心来之后，深念师生情谊，直接写信或由胡林翼转劝曾国藩及早从祁门移军，提议应先肃清西征太平军再图他处。但李鸿章是个有个性的人，很难一下子拉下脸面主动回到曾国藩身边。
在此期间，李鸿章曾想自立门户领兵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于是去信直言劝阻，希望他还是立足湘军门下继续多加磨炼为妙。他说：“少荃欲自行带勇数千，恐非所宜。”理由是说李鸿章在“平日不能常常教练，临敌又不能身先士卒，或与邓廉访之宝、志二军，耆中丞（指时任广东巡抚的耆岭）之彰、奇二营规模相似，有统之名，无统之实，必难得力”，建议他“不如求选将才，假以事权，犹可少收将伯之助”。如果你李鸿章“急于治军，可一面通禀敝处与毓、翟二公，一面缄商左季翁（即左宗棠）、郭意城，请其赞成此事也”。尽管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鸿章不宜在此时独当一面领军，但李仍无意迅速回到曾国藩的身边，甚至写信给进士沈葆桢征询是否可以到福建赴任道员之缺。沈在回信中加以劝说：
福建方面的事情态势糟糕到了极点，你到那里去当官则是徒自浪费了才能。另一同年知交郭嵩焘说得更为恳切：试想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国藩先生，还有谁是可以依靠的人？即使你感到相处有不称心如意的地方，最终也必定只能依赖他的提携才能功成名就。曾国藩在是年6月25日复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大营相助：“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于是李鸿章不好再推辞，只好应命从南昌驰赴安庆，重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再次进入曾幕，标志着李、曾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更为亲密的时期。对曾国藩而言，李鸿章的到来犹如生病多时的臂膀得到了康复，因而对李倚重有加；李鸿章则视曾国藩是他漫长黑夜里的指路明灯，从此忠心服膺不移，从个人修养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都得到了这位老师的着意栽培。
找一个支持自己的人
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中堂大人”李鸿章可谓担当了“台柱”角色；特别是“议政王”奕??被迫“退休”以后，朝中可称为处理军国外交“能臣”的，非他莫属。
李鸿章原本是个官居闲职的不起眼的人物。1853年3月，从武汉顺流东下的太平军猛攻安徽省城安庆的消息传到了朝廷，万分吃惊的咸丰帝急忙诏派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会同安徽巡抚蒋文庆办理团练防“剿”
的事情。吕贤基是一介书生，对两淮的风土民情及战事军务心里没底，便忽然想起了翰林院的编修李鸿章是安徽人——这个忽然想起，就是造就一个“中堂大人”的契机，此处可见各种“必然”，事物中“偶然”因素的玄妙。于是，他奏准皇上，让平日修国史、草拟文件的李编修一同前往。
两个书生搭伴办理战事军务，其后果可想而知。并非独掌大权的“李编修”连遭败绩，却在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也积累了军事经验，这为日后的“李中堂”打下了发迹的基础。
作为地方武装的“团练”，有“乡勇”和“团勇”之分。随营作战，由官方供给口粮的，为“乡勇”；在地方乡绅所筑的堡垒中担负防守，不由官方提供口粮的，为“团勇”。团练并不是大清国的发明，但在晚清，特别是在与太平天国的作战中，它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究其原由：一是自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的国库日渐空虚，已不堪军费重负，致使军饷短缺、装备低劣；二是官场腐败和任人唯亲，致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军纪涣散、缺乏训练，大大降低了战斗力。因此，正规的官军在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经常是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势下，“团练”反倒成了对抗起义军和维护大清统治的骨干力量。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就是从团练转化为正规军的。1859年初，在安徽办团练屡遭失败的36岁的李鸿章投奔湘军大营，在曾国藩的帐下当了幕宾。提些建议和起草个文书什么的幕宾，和当编修没多大区别，所以李鸿章多有去意。直到1861年，为了解决战线延长、湘军兵力不足的问题，曾国藩派李鸿章到安徽去招募淮勇，并依照李的请求调拨八营湘勇编入淮军。世有“淮由湘出”之说，自有其理，但由于湘、淮两军成长的背景不同，且首领的个性不同，两军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从人员组成的结构和骨干将领而言，湘军以骁悍的山民“湘勇”为主力，其将领大多为有些功名的中下层文人举子；淮军则来源驳杂，其将领有团练头领、盐枭、降将等各种身份来源。曾国藩常以封建道德的“忠义”说教来治军，李鸿章则更多地诱之以利禄。这也是李鸿章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文人举子固然追求功名利禄，但他们要“脸面”，常常用仁义道德来掩饰私欲；而那些不怎么读书识字的兵勇悍将不同，他们不必也不想掩饰卖命的动机，无论忠义，有奶便是娘。
有了独掌淮军的资本，李鸿章平步青云的机会便来了——他很快就当上了江苏巡抚。当然这自然离不开曾国藩的举荐，但同时这也是适应了清廷的需要。“听政”不久的慈禧和“议政”不久的奕??，都想尽快铲除心腹大患太平天国，给李鸿章加官晋爵，就是要利用淮军安定两淮，不让太平军立足苏北，进而压迫苏南。或者清廷还有一个暗打的算盘，那就是以淮军制衡湘军，不让朝廷倚重的湘勇一军独起。如果的确有这个算盘的话，这种算盘肯定是议政王奕??打的，慈禧不会有这种远见。所以，后来的淮军坐大，不仅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还应有奕??明里和暗中的支持。
果然，1864年11月，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后不到四个月时间，清廷诏令拥兵30万并督办江、浙、皖、赣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调往皖、鄂交界处督办军务。又过了些日子，李鸿章接手两江总督，曾国藩则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军。实际上，曾国藩已被李鸿章取而代之了。
当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时，他就有了相应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由此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堂大人”。比起曾国藩，他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鸿章的过人之处在于，在对付朝廷的时候，他把曾国藩关注的官场“面子”和“个人利益”有效结合了起来。
例如每次进京，除了拜谒慈禧和同治帝，他都要拜会权臣奕??及文祥、宝鋆等，从而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信任和看重。特别是为了军事目的而重视洋务的态度，在议政王这里就不仅仅是赏识了，它肯定是与议政王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宦海沉浮，需要实力、机敏，更需要靠山。
没靠山不行，有靠山亦有其弊。因为一旦“靠山”面临危机或倒台，靠着这山的人也往往会受到牵连。正当李鸿章青云直上的时候，慈禧和醇亲王奕譞暗中联手，朝廷里顿时掀起了一股倒恭亲王奕??的潜流。李鸿章没想到，打击议政王的行动恰恰是从压制他的举措中开始的。1881年2月，借助一个御史的密折，湘系将领左宗棠从西北调入京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就这样，“以淮抑湘”又变成了“以湘抑淮”。
但左宗棠是将才，而不是帅才，他还没弄懂京城官场的人际关系，就又被发到外省去当封疆大吏。而李鸿章此时却已经和掌实权的醇亲王奕譞接上了头。这表明，李鸿章对权力中枢的变化非常敏感，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善于权变的人。和议政王奕??的关系，用现今的话叫作“工作关系”，而不是同党或死党。他原本投奔的或者说依靠的并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权力，是可以让他不步曾国藩后尘的最高权臣。在李鸿章内心里，他也曾对慈禧暗含不满，特别是左宗棠被调入权力中枢以后。他知道，左宗棠一旦在朝廷里站稳脚跟，他为官的日子也就不长了。所以，当奕??位危的时候，他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只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因为他看出，只要慈禧活着，光绪就不会有什么作为。
倒向醇亲王，并非李鸿章的一厢情愿。这其中，肯定有奕譞的“示意性的微笑”。奕譞能力不大，若想取代奕??，非常需要实力派人物的支撑。扶植左宗棠的算盘落空了，他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李鸿章。各自的利益和需要，使他们一拍即合。
这一次，李鸿章踏实了，因为奕譞不仅即将取代议政王奕??，而且他与慈禧利益一致，更何况他还是皇上的父亲。交好醇亲王，几乎是一石三鸟——慈禧当权，他有靠山；将来光绪执政，他还是有靠山。这正是他巴不得的好事。因此，他极力讨好奕譞并建立了私交。每当进京，李鸿章都免不了登门拜会醇亲王，甚至于留住醇亲王府，可见二人关系何等密切！
相比于良师，朋友更重要
李鸿章认为：“师长常具畏惧之心，未敢朝亲夕近，虽有良师教训，难于转移学生性情。友朋等食则同席，出入同阶，唯有爱慕之心，不若师生间宅敬惧而难于转移也。”意思是说：对于师长，由于心里常有畏惧感，所以不敢整天与他们亲近，这样，即使有好的老师的教育，也难以转移学生的性情。而朋友之间，吃饭则同席，外出则同行，只有相互爱慕的心态，不像师生之间由于怀有敬畏之心而难以转移性情。
交友对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时甚至关系到人生事业的成败，所以历来做父母的对子女的交友都十分重视，如东汉名将马援在写给两个侄儿的一封书信中，以自己的平生经验阐述为人处世的原则。他告诫侄儿们不要“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告诫侄儿们应该向龙伯高学习其敦厚周慎、谨于择友、不和一些不三不四之徒结交的高尚情操：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幼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必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颜氏家训》认为，交了好友，就能“久而自芳”，交了坏友，就会“久而自臭”：“古人说：‘每一千年能出一个圣人，就算是比较短暂的了；每五百年能出一个贤人，就算是比较稠密的了。’可见圣贤之人是如此的稀疏难得，百年不遇。因此，一旦遇到世上罕见的才识过人的君子，怎么能不接近不敬重他呢？我生长在战乱年代，颠沛流离，见闻很多，对所遇到的著名贤士，从来都五体投地地仰慕向往。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思想和性情还没有稳定，和谁来往密切，就容易受到其影响，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即使你并不打算去学，但天长日久，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就和他相似了，更何况操守品行、才学技能是明显而且容易学习的东西呢？因此，如果和好人住在一起，就如同进入养满芝兰香草的花房，时间一长，自己也会变香；而与坏人住在一起，就好像来到堆满臭鱼烂虾的铺子，时间长了，自己也会变臭。墨子看见有人染丝便发出悲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作为一个君子，如何交友，必须慎重对待。孔子说：‘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像他的学生颜渊、闵子骞这样的贤人，哪里是每个时代都能遇到的啊！只要一个人有超过我们的地方，便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清代著名文人纪昀在儿子初入社会时，也教育儿子要与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见识广的人交友，万万不可同伪君子结交。他指出伪君子居心叵测，却又道貌岸然，善于伪装，喜于结交。希望儿子要识人择友，否则不慎同伪君子交友，就会祸及自身。纪昀还为儿子概括了十种不可结交的朋友类型：“尔初入世途，择友宜慎，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误交真小人，其害犹浅，误交伪君子，其祸为烈矣，盖伪君子之心，百无一同：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虿者，有如狼虎者，有现冠盖形者，有现金银气者。业镜高悬，亦难照彻。缘其包藏不测，起灭无端，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非若真小人之一望可知也。并且此等外貌麟鸾中藏鬼蜮之人，最喜与人结交，儿其慎之。”
李鸿章在此则是以朋友与师长的不同作用的对比来论述交友的重要性。他认为从改变一个人性情的角度来说，朋友的作用要大于师长，因为师长以威严为主，而朋友则可直入自己的心地，所以交友不可不慎。
人际关系复杂，要善于周旋
世界上最难念的经之一就是人际关系，但是，偏偏谁也摆脱不了它。
李鸿章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善在关系网中周旋，磨砺心智，并且处处能达到平衡点，这就是他的“墙头草”战术。
光绪初年，政坛上发生了“扬左抑李”、“暗倾恭邸”的事件。1880年，清流主角、御史邓承修上呈《时局艰危请饬调辅臣人赞枢密折》，指责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杂沓失职，建议饬调远在新疆、“志虑忠纯”的左宗棠进京，“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他声称：
“当今要务，莫逾于此。”奕譞也认为“左胜于李”，主张让左“入赞纶扉”。在奕譞和清流派看来，左宗棠作为湘系的一个领袖，同淮系首领李鸿章积嫌甚深，加之手握重兵，名动公卿，对外“锋颖廪廪向敌”，召之进京，既有利于应付因伊犁交涉而激化了的中俄矛盾，又能借助他以牵制或代替李鸿章和奕??。所以有人说：“至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左之入京，“明代沈相，暗倾恭邸，其势其焰，几于桓温”。沈相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时因病故而出缺。1881年2月，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走马上任的左宗棠立意说服清廷“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他提出了“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的施政纲领，并力图将其付诸实施。然而，事与愿违，“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阻，多中辍”。责之专而掣其肘的，内有奕??，外有李鸿章。与奕??最为接近的宝鋆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其他一些官僚也秉承奕??意旨，“群相侮弄之”。坐镇北洋的李鸿章考虑到左氏入值枢垣、总署，“彼此商议事件甚多，不容稍有隔膜”，于是强作笑颜，主动写信“略叙契阔”，并多次晤谈，装出一副与之和衷辅政的样子，但在暗地里却贬斥有加，他说左氏内召，“中朝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由于左宗棠在军国大政上甚少作为，加之官僚习气和傲慢作风，致使原来推重左氏的奕譞和某些清流要员也对其大失所望。奕譞“见其衰惫，不免爽然”。张佩纶、张之洞则指摘左宗棠“浮夸”，“行径粗率，任性自便”。左氏发觉自己陷入困境，致函友人说：“前之集矢合肥（李鸿章）者，今又以弟为众射之的矣。”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枢实难立足，因而屡次上疏乞退。1881年10月28日，清廷诏任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同光之际，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但是李对于慈禧等人的掣肘裁抑却颇为不满，曾一度寄希望于光绪亲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
李鸿章对“言路纷庞，风波迭起”，也颇为“寒心”，抨击“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他认为那些大言炎炎的清流要角，如张之洞、张佩纶、黄庭芳、宝廷等，“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骛虚名而鲜实际”。他既深恶“清议”，又“忧谗畏讥”，因而不惜以利禄笼络清流魁首，尤其注意结交张佩纶和吴大澄。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任督兵抗拒太平军和捻军，官至安徽按察使。李鸿章回皖督办团练，与张印塘成为患难之交，后张印塘死在浙江，李鸿章资助张佩纶盘灵回籍。张佩纶才华横溢，并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有师生之谊。1879年，李鸿章曾通过张裕钊邀请张佩纶入幕，并因张佩纶母病故助以白银千两为营葬之需。张佩纶丁忧期间，李鸿章邀其“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张佩纶在天津督署结识了“在外国读书八年”的曾溥和洋务思想家薛福成，同李鸿章谈论了海军、铁路等问题，并参观了天津海防设施，因而眼界大开。张氏丁忧期满返京复职以后，还与李鸿章为之函牍往还，通报“当轴消息”，并对李氏的举措多有劝谏。当时外间有李氏“因彼增重”的讥弹，李鸿章极力辩解，说：“幼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尽行，若谓敝处因彼增重，乃朋党之论，吾亦阅人阅世多矣。”李鸿章除结纳张佩纶外，还设法笼络吴大澄。吴大澄是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李鸿章知其底蕴，假以辞色。翰林清苦，皆思外放。1877年，李鸿章奏调吴大澄赴津会办赈务。翌年吴大澄赈毕返京，经李鸿章推荐堪任监司，蒙恩召对，“奉旨以道员发往山西交曾（国荃）差遣委用”，旋授河南河北道。吴大澄以七品编修一跃而为三品道员一事，同李鸿章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因此看来，李鸿章的成功是建立在他成功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
想成大事，需面面俱到
清末政坛的形势十分复杂，反动势力与进步力量之间的斗争相互交织。怎样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从甲午战争失败开始，李鸿章因丧权误国而遭到满朝文武及全国百姓的唾弃，可以说往日的威望一落千丈。李鸿章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进行了更为艰辛的斡旋和努力。据时人分析，就连李鸿章苦心巴结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其疏远，更不用说奕勖和荣禄了。这些状况都对李鸿章十分不利，李鸿章跌入了人生低谷。为了起死回生，挽回败局，李鸿章以自己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采取了“韬晦”之计。这种计谋主要是借外压内。他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得到了出访俄、英、德、美等国的任务，在国外遍访名人，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访问中，他会见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王、美国总统和德国首相俾斯麦等当时世界政坛的翘楚。李鸿章本人被西方各国推崇为世界“四大老”之一。这些经历，令李鸿章极为得意，他曾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表示“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急经新气之感动，此心竟一往而深”，并感叹自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些外国人也认为，李鸿章利用出访欧美四国的机会，“在恢复他失去的声望”。不过李鸿章的希望并没有完全达成。
李鸿章的“韬晦”之计的更深一层含意则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四处逢迎，八方讨好，暗中窥测权柄，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境地。他的这一计谋在维新变法中表现得最充分。李鸿章出于办洋务的目的，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是同情的，因此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感到维新势力不小，很有市场，其发展不可低估，不能不问，于是便自己捐银2000两，要求加入强学会，但因其名声不佳而被拒之门外。虽然如此，出于政治考虑的李鸿章并没有与维新派绝交。但随着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双方力量对比逐步明朗化，他开始窥测到权柄仍然把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人物手中，因此，他开始不怎么敢声言变法了，而且在实际中并没有听维新派的一套，而是公开站在了守旧派一边。这样，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不论是守旧派还是维新派都对其有好感。
李鸿章为什么采取这种策略呢？
一、慈禧太后不能得罪，因为她握有实权，李鸿章的权力和前途握在她手中，若不慎得罪她则前途未卜，这是最主要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淮军大都已被击溃，北洋舰队不复存在，声名狼藉，李鸿章的实力大减，这就更需贴靠慈禧太后的实力派一边。虽然他确实同情变法，但不能不从实际考虑，放弃同情维新派，转而为慈禧太后效命。
二、维新派最后的胜负不好估计。李鸿章是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的主要人物，他深知英、日等国对维新派的支持，了解外国列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若完全跟着慈禧对维新派大肆镇压和屠杀，一旦维新派有一天在外国的支持下，真的取代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势力，自己岂不成了殉葬品？这不得不使李鸿章为自己的前途作更长远的打算。
李鸿章从眼前利益来看，必须唯慈禧旨意办事，从长远利益着想则必须讨好维新派，为自己留有后路，这就是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采取左右逢源的手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