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浮沉，难有宁日，而曾国藩在一生中却“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与他的护身之诀不无关系。他认为身居高位，眼光一定要远，考虑一定要深，任何时候都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谨慎自己的言行，戒骄戒躁，懂得淡泊宁静的道理。

眼光要远，考虑要深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因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靠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廷乃是满清旗人的朝廷，对汉人本就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图藩家也有密切来往。后来由于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词，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官绅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最终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利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缺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其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其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作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恭亲王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波涛汹涌似乎对他丝毫无碍。尤为令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可以保持其自身地位岿然不动，这其中缘由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的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之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获得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想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还是笼络湘军集团的行动，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当时曾“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肃顺“敬礼有加”。王闽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非常欣赏，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意欲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期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闽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起了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与其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慈禧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发现许多朝野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却没有发现曾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与领导相处，如履薄冰

曾国藩在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一事，几乎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晚年他曾对此痛加检讨。经历过这件事之后，他就在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方面有了一定的“度”的概念，并对此有了更好的把握。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手握能决定他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首先逆来顺受；其次以死效忠；再次无奈的时候，“缓”和“拖”；最后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了脚跟，并能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这种事情历史上有过许多教训，杨修的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

杨修乃曹营内主簿，思维敏捷，甚有才名。曹操率大军迎战刘备打汉中时，双方在汉水一带对峙很久，曹操由于长时屯兵，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此时恰逢厨子端来一碗鸡汤，曹操见碗中有根鸡肋，感慨万千。这时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道：“鸡肋！鸡肋！”于是夏侯惇便把这句话当作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听后即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马上撤军。夏侯惇见了便惊恐万分，把杨修叫到帐内询问详情。杨修解释道：“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何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惇非常佩服他说的话，营中各位将士便奉命都打点起了行李。曹操得知这种情况，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定罪，把他杀了。

曹操生得面厚心黑，岂容得杨修在他面前如此放肆？曹操把他斩了，并非因为他要班师退兵，而是因为他的恃才狂傲罢了。

杨修耍小聪明并非只此一次。一次曹操兵出潼关，到蓝田访蔡邕之女蔡琰。蔡邕盛有才名，因哭董卓被王允害死。蔡琰原为卫仲道之妻，字文姬，后来她被匈奴掳走，作得《胡笳十八拍》，在中原地带广为流行。曹操非常敬慕他们父女俩的才华，便派人去赎蔡琰。匈奴惧怕曹操的势力，送蔡琰归汉室。曹操便把蔡琰许给董祀为妻。当日曹操进了蔡琰屋内，见屋内墙上挂一碑文图轴，上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便问手下众位谋士，谁能解释这八个字的意思，众谋士一个个抓耳挠腮，不能答出，只有杨修一个说能解其意，曹操让他先别说破。与杨修告辞后，曹操上马行三里后方才省悟，那八字中含“绝妙好辞”之隐语。曹操当时有些羞愧，因为杨修早已解出，他却在马上一直思索了很长时间才解出。

又有一次，曹操命人造一所花园。花园造成之后，曹操去观看，他也没说好坏，随手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杨修见了，深知其意，便对人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是嫌花园门太阔了。”众人听了便把花园翻修了一回，曹操见后非常高兴，但当他知道这是杨修的主意后，内心对杨修遂生厌恶。显然，曹操这点故弄玄虚的手段被杨修察觉得一清二楚，这让他大感恼火。还有一回，塞北给曹操送来一盒酥饼，曹操便在盒子上写了“一合酥”三字，放于台上。杨修看到之后，竟拿出来与众人分着吃了。曹操问为何如此，杨修回答说，您在盒子上面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嘛，我们也只好一人一口，哪里敢违背您的命令？曹操于是对杨修更加厌恶。

曹操奸诈无比，常对手下人说，他好做杀人之梦，借以恐吓别人不要暗杀他，并吩咐手下人在他睡觉之时不要靠近。一天他睡午觉，把被子蹬落在地上，有一个近侍慌忙上前将被子拾起给他盖上。曹操突然跃起拔剑把近侍杀死了，随后又装模作样地上床睡觉。不久他起来后，假意问是谁杀死了近侍，大家把实情告诉他，他厚着脸皮假装痛哭一场，命令给那个近侍厚葬，于是众人都以为曹操真的会梦中杀人。独杨修深知曹操之心，便一语道破天机。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善于把握与上级相处的度，最终难逃杀身之祸。

曾国藩则深明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他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自己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折中的重点。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于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纵观曾国藩奏折中以上四条要点，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一法，清朝廷果然准奏，杨、李两部仍旧归他指挥。

身在仕途，要谨言慎行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如有一二贤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并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曾国藩的身份、地位、为人出众，自然很多同乡有事就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通常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又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他蒙受羞侮，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时，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之举动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其权势更大了，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

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时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怀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居官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贪官，严惩不贷

对于那些私欲膨胀的官吏需要应用严厉手段，用“峻法”打掉他们身上的一个个“贪”字，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清廉吏治，这是曾国藩为政的基本主张。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的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大力惩治私欲暴涨者。

同时，曾国藩对私欲暴涨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唯以提供的言辞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狱中。当然曾国藩不辱圣命和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狂佞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的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不是铁腕人物，就算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查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来直隶任职，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其在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的反应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举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查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查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受重创，频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严”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力主“严”字，实施“峻法”，是为了大清的江山，国家的稳固，然而，他的这些做法还是属于人治的思想范畴，而中国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曾国藩对于此点虽未曾加以说明，但由于这是一种建议的奏疏，他所谓“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就带有政治教育的意味。

曾国藩认为，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进而转移天下的风化；负责的长官要奖惩兼施，培养天下的人才；而以“考察之法”贯彻之，使人人都有表现的机会，君不失臣，臣不失君，自然就可以纠正当时“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毛病，使之归于公诚了。他虽不敢贸然地攻击穆彰阿，但对于穆彰阿执政时代的吏治之不满，也可以窥见一二。

咸丰帝自己也说：“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所以对曾国藩的奏疏，批说：“剀切明辨，切中事情，着百日后举行日讲。”

学会自制，戒骄戒躁

曾国藩晚年在总结其自己的为官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六月曾被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恐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为官必须戒傲，这一条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因为凡是骄傲的人，必然有宠可恃，必然有某种资本：或者和权势人物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立过什么大功，或者具有某种为权势者所赏识的特殊才能。但是，历代官场上的事情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资格施给你恩宠的那个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他本人失去权势（因死亡或下台），你所倚仗的靠山失去了，一切恩宠顿时冰释雪消；或者他的兴趣变化了，喜好转移了，你所倚仗的资本贬了值，你的恩宠也就衰弱了。然而恃宠者在春风得意时，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恣意妄为，傲视一切，于是，自然就为自己树立了很多对手，一旦世易时移，对手们群起而攻之，恃宠者不败何待！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

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一查，还真是有那么回事。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他就这样等待着朝廷给他处分。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并没有另加惩处。

一个大臣在恩宠正隆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表现为三种形式：

对君上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样一来势必树敌太多，使自己陷于孤立。而这种人又常常只是将职位相同、权势相等的人视作对手，小心加以防范，而对职位比自己低的人往往不大放在眼里，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做法，殊不知过了河的小卒还能置老将于死地呢，下属们造起反来往往最能击中要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位有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可是有人却偏偏犯了这样的错误。

邓艾是三国时期魏国人，他原是一个以给人放牛为生的孤儿，又因为其有口吃的毛病，总也没能谋上个什么差事。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司马懿。司马懿发现他并非寻常之辈，便委以官职，从此，他跻身于魏国的军界、官场。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屡建奇功，官职一再升迁，从一个下级军官到最后封侯拜将，成为魏国后期最为出色的将领。

公元263年，他奉命率师西征蜀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邓艾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穿行七百里无人地带时，沿途尽是不见顶的高山、不可测的深谷，粮食又已经用尽，军队几乎陷入绝境。邓艾身先士卒，亲自前行探路。由于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他便用毯子裹身，从险峻的山崖上滚下去。就这样历尽险阻，走奇道，出奇兵，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蜀国的京城成都，迫使蜀国的皇帝刘禅束手投降，刘备所开创的蜀国至此灭亡。

由于建立了这样的殊勋，朝廷下诏大大褒奖了邓艾，授他以太尉这最高的官衔，赐他以两万户最厚的封赏，随他出征的将官也都加官晋级。

邓艾因此居功自傲，洋洋得意地对部下说：“你们要不是因为我邓艾，怎么会有今天！”又对蜀中人士说：“要不是遇到我邓艾，你们恐怕早就没有性命了！”同时，给朝廷中执掌大权的司马昭提出了他对下一步行动的安排：“虽然现在是乘胜攻吴的好时机，但士兵太疲劳了，可留在蜀中休整，并修造船只，作攻吴的准备；以优厚的待遇对待刘禅，封他为扶风王，其子也封为公侯，原有的部下也尽赏以钱财，以此表示对投降国君的优宠，来诱使还没有投降的吴国皇帝投降。”

这样的事情，只有朝廷才有权决定，因此，司马昭未置可否，只是派人告诉他：“凡事应当上报朝廷，自己不得做主。”邓艾不听，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当众扬言说：“我受命出征，既然已经取得了灭国虏帝这样的重大胜利，那么安排善后的事情，稳定新降之国的局势，应该由我相机处理。蜀国的地理形势十分重要，应当迅速安定下来，如果什么事情都等待朝廷的命令，路途遥远，延误时机。古人说过：‘大臣在离开国境之后，凡是有利于国家之事，有权自己做主。’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可按常规办事，以致失去良机。兵法上说，一个优秀的将领应该是：进攻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好名声，退却也不害怕承担罪责，我虽然还达不到这样高的标准，但也不愿为了避嫌而损害国家的利益！”

邓艾的这一番话自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于一个手握重兵、远离国土的人来说，说这种话则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与他一同出兵的钟会对他的大功本来就十分妒忌，便以此为把柄，诬告他有谋反之心；司马昭也担心他功高权大，难于控制，于是，一道诏书下来，将邓艾父子以囚车押送京师，中途就被仇家杀掉了。可怜耿耿忠心、七十岁高龄的邓艾，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建立殊勋之日，也正是他灭亡之时。

所以，应该记住老子的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安守本分，淡泊宁静

曾国藩认为：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这是因为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若处理三件或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点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做官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要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头脑清醒的本领。唯有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作出决断。不然的话，倘若心急似火，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他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陷入混乱，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建议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了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竟然悻悻撤去。

曾国藩认为，做官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自身心性的修养，骤然为人信服的人，得到的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

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勉励大家。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心。

曾国藩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面对升迁相互嫉妒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