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一直信奉的真理，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作为一代名臣，对于亲人，他“孝”字当先；对于朋友，他懂得包容；在日常生活中，他勤俭朴素，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家和万事兴

同胞兄弟关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更使其珍贵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帮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常常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相互协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曾国藩全家兄弟姐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之高自然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溺爱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

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进京，第二年十二月曾父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曾父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曾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歉意，其言辞恳切，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常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想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田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但情意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茶饭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亦凸了出来。几个儿子也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找谁去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赴江西，于是曾国藩自此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兵、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营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地方，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了兄弟相助，底气自然也足了许多。

在曾氏五兄弟中，以曾国藩和曾国荃二人天分最高，资质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国藩的家书以给诸兄弟的为多，其中给曾国荃的家书最多。

这不仅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之故，也是因为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其间捻军势大，曾国藩忙得焦头烂额，几欲请曾国荃出山，但又强压制住这一想法，为曾国荃的病，也为他将来更为远大的前程着想，曾国藩几次三番地劝其暂缓出山，务必等假满之后再出。为了不影响曾国荃仕途的发展，曾国藩竟然在信中说，等他归来即自愿退出仕途。

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曾国藩都对其予以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曾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他“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他这么说过，也如此做过，纵观曾国藩家书，尽管曾遭温弟、澄弟、沅弟的误解，然其疼爱兄弟，一颗为兄者的热切殷重之心，无时不溢于纸间。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主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未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对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二人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认真倾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事，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即便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堵回去，就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龋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若由于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而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则殊不知这往往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绝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度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见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活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体现，而且他的责任心一方面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每困于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令人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须臾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唯恐对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对于亲人，“孝”字为先

中国人最讲伦常道德，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在五伦当中，又最重“孝”字，因为对长辈的孝是“修身、齐家、治国”之本，五伦纲常之基。也就是认为对父母能孝，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儿子爱等等。从孔夫子到蒋介石都强调“以孝治天下”。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从常情考虑，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都不好，还能对别人好吗？

曾国藩对长辈的孝，是很有名的，凡遇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或兄弟子侄在道德、学业上有什么缺失，他都要以不孝自责，对兄弟子侄更是谆谆嘱咐。这一点也与其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有关。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年少时，喜好游侠，并礼贤下士。对于那些老成端庄的人，他总是恭敬而不懈怠，对其余各种人等也给予接待。同乡以及亲戚好友中，有好事他就去祝贺，有丧事他就去吊唁，有病他就去看望。

甚至连乡里的官司，也常常需他调解。道路毁坏没修的，孤寡老人生病无亲的，他都对其给予一定的资助，因而在乡里有着极高的声望。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经长年苦学，但却为学业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对其父星冈公以孝顺闻名。

星冈公对儿子曾麟书督促最严，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痛责儿子，整日责备训斥。每当此时，曾麟书则屏住气，靠着墙，慢行，面色和悦如初。星冈公晚年得了瘘病，动作不灵便，又说不出话来，如果要什么东西，就用眼睛示意；如果感到难受，他只能皱眉头。曾麟书昼夜侍奉，常常能想父亲之所想。晚上侍奉他睡觉，因星冈公平素不愿常常召唤，而其他仆人又都不称意，每晚小便六七次，善解人意的曾麟书常常在父亲要起之际，就拿来器皿。如此往复，没有一夜安睡过。冬天父亲大便时，就让别人去移动其手脚，自己用身体挡住。有时稍弄脏一点，就换洗父亲的内衣，挪动得十分轻微，且整夜都这么小心。到白天，另一儿子曾冀云就来侍奉，他侍奉起来和曾麟书一样，久而久之，孙子、媳妇们，内室外室，皆以之为乐，不觉得星冈公身上有异味。

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有一日安睡，这和人常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恰恰相反。曾麟书夫人江氏，系同乡江沛霖的女儿，侍奉舅姑四十多年，无不恭敬谨慎。举行祭祀时，仔细检查整理物品；家里的穿着，尽由她一手缝制。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性格很倔强，曾国藩在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写给他的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说：“我们兄弟性格继承母亲的居多，好的地方也正在倔强上。”星冈公讲理透彻，说的许多话成为曾门家规，多属于言教。曾麟书对父亲十分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属于身教。他们对后世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感化家人，成为乡人的榜样，可谓殊途同归。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的熏染之下，曾国藩确也成就了他为一代孝子的美誉。

但凡曾国藩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

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心殷切，至孝至诚了。

其次，曾国藩远在他乡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父母对自己的怀念之情。又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一个方面。如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又说：“母亲齿痛，不知比从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务宜慎之又慎。”

曾国藩似这类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甚多。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放下作罢。

他在京里得知母亲欲买一丫头，马上去信表示支持，即刻从自己窘迫的收入里拼凑起五十金给母亲寄回。甚至于给他祖父母、父母的四口寿具上漆之类的小事，他也亲自过问，并叮嘱每年同时上漆一次，花费由他自己专项报销。他曾经给星冈公买了一件黑狸皮褂，以尽儿孙之心，并去信再三叮嘱，说：“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

若果尔，则回湘天气须勤勤检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指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樟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量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细致的叮咛中，曾国藩的孝心殷殷可见。

当他得知父亲因过多地躬亲家事而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去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以宽解父亲的疲累。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难者，就是永远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旨意，而不专指饮食的供奉。曾国藩夫妇侍奉父母，均以得其欢心为本，故一家融洽，上下欢愉，养成了一团和睦之气。所以说，事亲以得其欢心为本。

对待朋友，要懂得包容

曾国藩是把家作为人生的根据地来看待的，认为进可以治国，退可以安身，家是必须治理好的。那么家族、姻戚呢？只不过是比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大一点罢了，说来说去，总还是自家人。这也就是说，大的家族，包括姻戚在内，也是人生的根据地，甚至是一种血肉长城，也必须尽心竭力地加以经营和治理。

敬悯族亲姻党，是曾国藩在道德上口碑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深得众人爱戴、理解和支持的一个有利“资本”，进而成了他获得成功的一种势力和无形资产。

曾国藩对待家庭，主张孝悌，对待族人亲戚，则主张敬爱。他认为，如果把孝敬父母的情意用到亲戚身上，对他们则不会不敬不爱。

至于对待族亲的道理，曾国藩曾说：“至于家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中只宜一概爱之敬之。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曾国藩还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之。”

早年曾国藩在京任职，被派往四川办完公事后，曾把一千两银子的俸禄寄回家中，其中的四百两用于馈赠族人和亲戚，此事被详细地记载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他给弟弟的信中。信中说：“所寄银两，以四百为馈赠族戚之用……所以为此者，盖族戚中有断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余则牵连而及。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恻者久之。”

在给祖父的信中，他详细说明了要将寄往家中的一千两银子拿出近一半周济族戚的理由：“孙所以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大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秦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大全，恐盈枉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令不略为支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鼓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此二者，孙之愚见如此。然孙少不更事，未能远谋，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孙断不敢擅自专权。”

曾国藩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又写信告诉家人，切不可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及祖父大人的主张，这才符合“恩出自上”的情理。一个多月后，他又写信说：“男之浅见，不送则家家不送，要送则家家全送；要减则每家减去一半，不减则家家不减。不然，口惠而实不至，亲族之间嫌怨丛生，将来衅生不测，反成仇雠，请审慎施行。”

家人收到银两后，父亲称赞“其周旋族戚，极是做官的美举”，表示“照单行之，决不有失”。

当时，曾国藩的十舅江通送他进京的时候，说：“外甥在外地做官时舅舅来作烧火夫。”他的五舅江南把他送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我送你媳妇到京师。”曾国藩说：“京城很苦，舅舅不要来了。”江南听了后说：“是啊，但我一定要找到你当官的地方！”说完，眼泪簌簌而下。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借，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以为可乎？兰姊慧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之觖望，吾能不愧如一家一身乎？”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曾国藩的家信中还谈及很多。

我们看了这些，不但可以了解曾国藩对亲戚族人情谊的深厚，还能了解到当时农村经济如何凋敝以及民间生活已经困苦到了什么程度。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既然来自乡间，深知民间生活的艰苦，一旦经济稍为宽裕，就尽力帮助族人亲戚，这原本是人之常理。曾国藩说：敬悯族亲固然不同于孝敬父母，无需时时处处资助他们。但事事处处记挂他们，不忘他们，则是正道。一旦条件允许即伸出“援手”，拉扶一把。

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透识。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曾国藩还注意善待仆从。仆从不是家庭成员，但又与家庭中每个成员朝夕共处，这方面关系如何维护，也见曾国藩之用心。

曾国藩对待仆从的态度，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分明，然而在情义上要施予其恩惠，善待他们。比如，他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作门人。《易经》

上说‘丧其僮仆’，又说‘以旅下者，其义丧也’，意思是说把僮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僮仆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我对待下人虽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致他们对我不尽忠。以后应当对待下人像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严明，而情义不能少。”

曾国藩认为只有善待仆从，仆从才会善待自己。买卖或雇仆从的目的是予己方便，如果主仆形同陌路，又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呢？主与仆的关系纠纷，主要在主而不在仆，如果主子能够多恩多义、善待仆从，仆从又怎会不尽心侍奉主子呢？

曾国藩对宗族姻亲的“一体爱敬”，可以从他对三女曾纪琛和女婿罗兆升的教导事例中看出。曾国藩将三女儿曾纪琛嫁给了好友罗泽南的儿子罗兆升，并让他们于同治元年四月正式成礼。曾纪琛到罗家后，严守家风，勤劳节俭，孝敬翁姑，很得罗家欢喜，其夫妻生活亦美满。但由于罗兆升性烈气躁，凡事若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常大发雷霆。曾纪琛婚后不到一年，即受到罗家歧视，其夫妻感情亦有裂痕。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教诫女儿忍耐，并表示自己嫁妆过少，但如果贫困，“吾亦当周济之”。做好了女儿的训诫工作后，曾国藩又加强了对罗婿的教育工作。为了使罗婿有根本性的好转，曾国藩曾于同治四年春将三女和罗婿招到金陵督署，经过多次谈话后，罗婿思想上有了觉悟。此时，曾纪琛已身怀有孕，并于这年三月十八日在署中生一子，这使罗婿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

五月二十三日，罗婿准备离署时，曾国藩还亲书“忍敬”二字训诫罗婿，使他们和好如初。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宋朝司马光说过，“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人人都可承受，但由奢入俭却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一个人很少有这种幸运：从生到死不为生计愁，一辈子都发达、亨通、一帆风顺；而是总有拮据的时候，总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就该理性地去生活，居安思危，从长计议。曾国藩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持家以节俭为主。这正如明朝周怡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享温饱矣。”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这样才能避免骄奢**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曾国藩说，一般人多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我不愿意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而他之所以不愿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宴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灭族，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悖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而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磾则相反。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宫女，他“不敢近”。其笃慎如此，班固盛赞他说：“金日磾以忠厚尊重来使皇上悟出事理。他忠信自著，功为上将，荫及后世，世代忠孝，七代都在宫中内侍，多么兴旺！”曾国藩要求弟弟澄侯把霍光、金日磾的这些正反事例“解示后辈”，意在让后辈戒奢戒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赠澄侯弟一联：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做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大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蔑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绣，过于绚烂。”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曾国藩真正所愿的是做一名读书明理的君子。他为官几十年，不敢稍稍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略为丰富也可以，不过他始终不敢太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他可真是一个世间少见的君子。能俭能奢是一种境界，不俭不奢是一种境界，能奢不奢更是一种境界，而且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

从自身出发，推己及人

曾国藩对子女进行教育时总是从自己的亲身经验出发来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因此总是很具有说服力。比如说，他告诫儿子纪泽、纪鸿不可从军或做官时就是这样说的：

“为父我自从投笔从戎以来，就怀着临危受命之志。丁、戊两年我抱病在家，经常担心会溘然死去，从而违背了我的初衷，失信于天下。被皇上再次起用出山以后，我的意志就更加坚定。这次若遭遇不测，我也毫无牵挂。我自念庸碌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重兵，已得到太多太多的荣誉和待遇，死又何憾！唯有诗歌，我曾经下了很深的功夫，苦苦探索，而未能介然用之，独成一家。在古文方面，我用功最深，收获最大，如果早早命归西天，那我的独到见解和体会就会成为‘广陵散’。在写字方面，我用功最浅，近年来也略有入处。这三个方面一无所成，我无不耿耿于怀。

“至于行军打仗本非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岂能惩办滔天之敌？此前虽然屡次得胜，但那纯属侥幸，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你们长大以后，千万不要涉足军界，因为军界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其容易留下被千秋万代所攻击的口实。我久处其间，天天如坐针毡。唯一无愧于心，不忘所学的，就是片刻不忘爱护百姓之意。近年阅历愈多，深谙统兵之苦。你们唯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

基于这样的想法，曾国藩采取的家庭教育，既继承了其家族的传统特别是其祖父的家训，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其内容可用八句话和八个字概括：

第一是“八”句话。咸丰十年二月，曾国藩正是处于对太平军反守为攻的大战初期，这位统兵大帅，却一面辑录经史百家杂抄，一面作书寄家，名其所居曰“八本堂”：

读书以训诂为本；

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养生以戒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居家以不晏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句话，是曾国藩从其经历、学识各方面得来的妙谛，也就是曾国藩家庭教育的蓝本。曾国藩终身行之不懈，亦愿其子弟终身行之不懈。

第二是“八个字”，便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家规。后人曾戏称为治家的“八宝饭”。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真是吃不完用不完的聚宝盆，可以传之后世子孙，以至无穷也。

书：就是读书。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青年子弟，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使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二年的书，俗语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正由于此，所以中国文化在过去的历史中，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曾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摘者，其味弥甘。”

这不仅是心理作用，而且也是一个事实。市面买菜，多于前晚摘好，洗净灌水，次晨出卖。至于家园蔬菜，都是当时摘洗，当时炒煮，正如吃活鲜鲜的鱼虾，总比已死的鱼虾好吃，都是同一道理。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关于食的方面，除盐以外，可以说无所多求于他人了。

鱼：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正是一种兴旺气象。曾国藩曾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使家中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矣。湖南素称鱼米之乡，鱼的产量很大，在湖南的出产物中，鱼与米并驾齐驱。曾国藩提倡养鱼，自有其道理。

猪：在湖南的农业副产品中，生猪占有一个极重要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有的是米，湖南的猪是吃米糠长大的。因为池塘多，水沟多，猪吃饱了米糠，又吃一些水边植物，每只猪都是长得肥肥的，其肉味道之佳，实各省所不及。因此湖南出产的猪，猪肉及猪鬃都行销甚远。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下的农民，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几乎与太阳同起同落。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最合卫生。因为农民早起，商人也不得不早起，工人士子，也不得不早起。许多外省人，初到湖南，吃不惯三餐干饭，后来早起惯了，才知道非吃三餐干饭不可。

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会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扫除。

考：就是祭祀。曾国藩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素极重视，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淳朴，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星冈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庭，一面善待亲戚邻里，这是一个居家的法宝，曾星冈知之，曾国藩亦知之。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八宝饭”的八字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便形成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中国谈家庭教育者，未能出其范畴。因此，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流行民间，至为广泛，等于一部家庭教科书。

曾国藩的手制家规，内容并不复杂，也没有任何高深之处，然而却有说不尽的滋味，能够流传后世并影响深远，绝非偶然。曾国藩一生崇尚朴实，不崇尚高谈阔论，认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样的见识，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他有见于此，不但躬行实践，还要把它传给子孙后代。

不给后人留下大笔遗产

给儿孙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在暗下决心的事情。普通人虽然这样想，但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如果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若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不但担心子孙生活遇到困难时会怨恨，而且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常常也会感觉对不住后代。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有时爱之实是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就怕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其中的道理何在？请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个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时，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家庭，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人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如果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败亡的道理。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行教育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恋情流**，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在告诫后人：如果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曾国藩没有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得很平和：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多于五马冲十倍百倍，亦仍归于无饭可吃。我闯**了数十载，于人世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他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道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设法出手，或议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

曾国藩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惰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曾国藩书一联于厅中，写道：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尔曹。曾国藩对此十分推崇，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在1866年7月6日《致澄弟》中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不给后代留下大笔钱财，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能自立、成才。正是为这个目的，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包括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不可与自己的内心生活、日常言行不相关涉，而必须“体到身上去”。他说：“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我们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作诗篇，如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放牧仔，怎么能够说得上是什么深明大义的有用人才呢？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按照贤明领导者的意图立论作文章，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虽然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同用放牧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又说：“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他教育儿子学习、做事贵在有恒。在子女遭遇挫折或失败时，曾国藩没有指责或教诲。他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闽、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

曾国藩不给后代留下大笔财产，而是努力培养他们读书做人，其用心是良苦的，方法是得当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与曾纪鸿同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或“大少爷”之类的角色。考究起曾氏的后人，我们可以看到：先有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亡，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除此之外，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现了曾宝荪和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足够叫人艳羡了。

曾家后人之所以如此争气，应该归功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亦即“爱之以其道”。有人总结其具体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条：

第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第二，绝不为子女谋求“特殊化”待遇；第三，无论在读书还是做人方面，曾国藩对于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

此外，《曾国藩家训》的作者还认为，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方面有以下几点，足为世人取法：

一、欲提出希望，先作出表率；

二、欲提出要求，先给予表扬；

三、欲予以责望，先自我批评；

四、既指示目标，又指明方法；

五、既磨砺品性，又培养才学；

六、既明确规定，又切实检查；

七、养其自尊，响鼓不用重锤；

八、定其方向，反复训诲叮嘱；

九、鼓励发问，耐心答疑；

十、重视保健，劳逸结合。

至于“透彻”，也有以下几点：

一、用浅近的语言，说朴实的道理；

二、认准性格短处，反复切实针砭；

三、参验生平得失，讲说自己确有心得且深信不疑的经验体会。

事情往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世上有很多事情，说得到却不一定做得到；平时做得到，关键时刻不一定做得到；偶尔做得到，却不一定长期做得到；看到别人做得到便自以为做得到，事到临头却不一定做得到。

然而上述各条，曾国藩却一一做到了。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他集严父、慈母角色于一身，时时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爱之以其道”。其教子成功的经验，时至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

勤劳而不闲逸

勤劳是一切事情的立足之本，在治理家事上也是一样。如果说节俭作为持家之道，起到了节流的作用的话，那么勤劳作为兴家之道，就起到了开源的作用。曾国藩认为，“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关于这个“一定之理”，曾国藩曾于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作了题为“习劳而神钦”的伟论专门来说明：

“对于习惯勤劳的人，连神灵都要敬重。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无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享乐，不愿吃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一个人每天所穿的衣服，每天所吃的饮食，跟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出的力气相称，那么其他人就会认同，神灵也会保佑，认为此人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好人。而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收获的不过几石粮食，几尺粗布；而富贵人家，整年安逸享乐，无所事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着很多下人，整天高枕无忧，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这样的事情能够长久下去吗？古代的圣明君王、贤德大臣，如商汤通宵达旦地工作，周文王因为工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废寝忘食，坐着等候天亮，他们每时每刻都用勤劳来激励自己。《无逸》这篇文章中说，一个人如果勤劳就会长寿，一个人如果贪图享乐就会夭亡，这是屡试不爽的事实，如果真的为自己着想，就必须学习技艺，磨炼自己的筋骨。遇到困难，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为自己壮胆打气，自己一定要身体力行、居安思危。只有这样，才会增长才干，增加智慧。如果为了天下人着想，自己就必须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受苦受累，就应该算是自己的过错。大禹治水，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为了天下人谋利益，不惜头秃顶，脚生茧。他们都心甘情愿承受艰苦，为拯救百姓而不辞辛苦。因此苟子十分推崇大禹、墨子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

“自从办团练起兵以来，我经常看到那些有一技之长且能够忍受困苦的人都得到他人的重用，得到人们的称赞。而那些缺乏才能，没有一技之长，又怕苦怕累的人，都被人们唾弃，最后忍饥挨饿而死。所以古人认为，勤劳的人长寿，**逸的人夭折；因勤劳而有本领就被重用，因逸乐而无本领就被遗弃；勤劳的人，能够普济众生，所以神灵就会保佑；**乐的人没有任何价值，所以神灵就不会保佑。所以，君子要想得到神灵的庇护，最好的做法就是勤劳。”

勤俭才能兴家，是他写给两个儿子的四条格言中的一条。其他三条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他写道：“今写此四条，我老年时自我警惕，以弥补从前的过错；并让两个儿子各自勉励，每夜以此四条来考课，每月终以此四条来稽查，仍寄希望于各子侄共同遵守，有所成就。”

曾国藩不但在理论上启发子弟，而且还在具体实践上诱导子弟。他的家书写道：

“戒惰莫如早起……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无作欠伸懒漫样子。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要者也。”同治七年曾国藩在金陵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两句话：

家勤则兴，人勤则俭。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他亲笔书写的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菜点心酒酱之羹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线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这些女红的内容，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曾国藩要求内眷不染官家习气、勤劳而不闲逸的做法，却是仕宦之家所难能可贵的。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曾国藩做事为人喜欢找榜样，保持家族兴旺之道也喜欢找榜样。他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强调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在族中排行老四，他是曾门五兄弟中唯一一个没有从军为政，一直在家里主持家事的人。尤其是曾国藩的祖父故去后，曾国潢主持全家事务，对于侄、孙辈影响颇大，自曾国潢于1846年年底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叮嘱他，要在家里好好帮父亲、叔父管理家事，时时不离祖父左右。并且希望他在细心料理家事、督促弟弟们读书的同时，须时时看《五种遗规》，以培养自己主持家计的素质。“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做主。此后，如果家中兄弟不和，妯娌不睦，后辈骄恣不法，都是你曾国潢的罪过。”他反复告诫曾国潢责任重大，应当以身作则为子侄作出个好样子：“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曾国潢牢记长兄的嘱托，尽心于家事，并且处理得有条有理。在服侍祖父曾星冈方面，他也做到了尽心尽孝。1848年7月起，曾星冈已瘫痪在床，手足不能动弹，曾国潢日夜伺候不离左右。他在给长兄的家书中表示：“其中不无艰难处，但为子孙应该如是也。”

曾国藩不仅喜欢找别人作榜样，更讲究身体力行，亲自作榜样。他在持家育人之事上，则经常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做到。因此，他在各方面给他人以示范。

一、在生活上示范

食：曾国藩每食只蔬菜一品，绝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不异于寒素之家。时人以其每食只菜一品，因呼之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特备盛宴，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退后谓人曰：一食千金，吾口不忍食，目不忍睹。

衣：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不置衣帛，他三十初度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唯遇庆贺及新年穿一下，其藏之五十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住：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九帅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资三千余串。曾国藩闻之，大不高兴，去函责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绝不住新屋。

二、在工作上示范

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甚至晚年虽右目失明，但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他写日记，直至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他自己工作，他的夫人、媳妇住在总督署内，也要织麻纺纱，做针线工作，直至起更后，始能休息。《水窝春呓》所记一个笑话，就是曾国藩家庭工作的自白：儿子新婚未久，睡在**，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她那部纺车打碎好了。”公公在隔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一笑话，是曾国藩每日晚饭后照例与幕僚轮流闲聊的笑话之一。这个笑话一出，大家笑得眼泪也掉下来了，可是曾国藩却以五指抚摸胡须，一点也不笑。

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一意清理狱讼，重大案件均亲自审讯，半年之间结案四万一千余件，许多多年尘牍，为之一清。举此一例，即可知其工作之勤。

三、在修善上示范

1842年，曾国藩自订十二种功课，力行不懈：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看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购二十三史后，其父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补，尔能圈点一篇，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累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做字半小时，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四、在孝悌上示范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至孝。祖父母的一言一行，无不谨守毋违，且为文记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至于笃爱兄弟，始终不渝。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即曾国潢，字澄侯；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荃，字沅浦；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对四个弟弟爱护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尤为关心。曾国荃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也同住在京，曾国藩对其教督甚严。曾国荃才大志大魄力大，然近于傲，曾国藩尝以“长傲多言，为致败之凶德”戒之；曾国荃喜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戒之；曾国荃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功”，立“大业”。

五、在清廉上示范

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京内官、京外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发这样的财，是一种最可羞可恨之事。

曾国藩做京官十一年，总是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最后才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且吩咐须以四百两分赠戚族中的贫穷者。至于后来带兵多年，做了总督，也从来不取公家一丝一毫以自肥。

曾国藩率先垂范的处世之道，深深赢得了家人及其身边人的敬服，所以其家庭成员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忍让，使家庭充满了和睦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