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公建国，曹操为何不称帝

无疑，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虽然一直被后世称为“枭雄”，但也证明了其在历史中的重要性。然而，成就霸业的曹操却没有真正的废汉自立，这是为何，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再讨论讨论。

曹操曾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如今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为外援，从而确保朝廷和自己的安全。

可以说，曹操从实践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是：不慕虚名重实权，纵然后人对曹操的称王有众多否定的声音，但从曹操自身的角度来说，在当时，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

要摆脱汉室对自己的桎梏，曹操唯有封公建国、独立建帜，走完这一步，就具备了问鼎的自然条件，不过，这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曹操自从打败袁绍、兼任冀州牧，而归还了兖州牧以后，冀州便成为了其根据地，后曹操又将根据地从许都迁至邺城，只留下少部分心腹继续驻守许都，因而后来邺城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兼任冀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曹操将要从之。

此时，荀彧却反对说：“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觽。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荀彧这一番言论，可谓是高瞻远瞩，但是却给急于求成的曹操泼了一盆冷水，让其瞬间清醒了，所以，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

当然，至此，二人之间生了嫌隙。

建安十七年正月，曹操宣布：“割河内之**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建安十七年，曹操接二连三地胜利，战功越多，越是有“震主”的威胁，于是，献帝下诏允许曹操“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曹操诸事独断，对于曹操提出的事，献帝只有点头称是，有一次，献帝忍无可忍，对曹操说：“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你若能够辅助我，那么希望你优厚相待；否则的话，希望你把我抛弃。曹操听闻此话，心惊胆战，连忙磕头赔罪。因为那时，曹操虽然部下人数众多，但很多忠于他的人都是汉室的人啊，若得罪了汉献帝，那他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江山跟部下。从那以后，曹操再也没有对汉献帝不尊重过。

建安十七年（212年）冬天，曹操开始酝酿进爵问题，谏议大夫董昭揣度曹操之意后，对曹操建议：“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宣稍建立，以自藩卫。”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在“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本质也就是在说服曹操尽早独自建国立制，董昭在曹操的默许下开始积极行动，在《三国志·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有记载：“昭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书与荀彧曰：‘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董昭与部分列侯及将军们商议，认为丞相曹操应该进爵为国公，并享受九锡这样的待遇，以表彰他的特殊功绩。他写信给荀彧表示：‘以前周公、吕望辅政，当时姬氏强盛，又有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当年他们辅佐年幼的成王，功绩与如今的曹公非常相似，还接受了很高的爵位，又被赐土封国。战国后期的将领田单，为报仇而驱使强大的齐国军队去进攻弱小的燕国，占领城池七十多座，迎接齐襄王回国；齐襄王赐予田单东到掖邑西至菑上的封地和良田。以前的朝代对功臣的奖励，都达到了如此高的地步。如今曹公遇到海内倾覆、宗庙被毁的乱世，却能亲自穿戴甲胄，各地征讨，奔波劳碌，不避风雨，大约已有三十年时间了。他消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得以保存，奉祀的还是刘氏。上面提到的几位前人与曹公相比，就好比是泰山与土丘，又怎能与日月争辉呢？如今仅仅将曹公与其他将军及功臣们同列，一并封侯并给予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人所希望的吗！’”

而荀彧则回复他：“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可以看出，荀彧希望曹操始终保持对汉朝的忠心，成为齐桓公、晋文公，或者霍光这样的人物。但曹操，已经有很明显的篡位信号了，不过曹操万万没想到自己一向信任的心腹荀彧居然在关键时刻“绊自己一脚”，心中大为愤恨，于是，来年征讨孙权，曹操就把荀彧从许都“骗”到前线。荀彧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军中。

荀彧一死，曹操马上恢复古九州之制。然后称魏公，接受九锡。

从列侯到魏公，并加九锡，是曹操一直以来的诉求，但曹操还是推辞了，并写《让九锡表》《辞九锡令》《上书谢策命魏公》三篇文章，其中，《让九锡表》说的是：

臣功小德薄，忝宠已过。进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锡大礼，臣所不称。惶悸征营，心如炎灼。归情写实，冀蒙听省。不悟陛下复诏褒诱，喻以伊周，未见哀许。臣闻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处位，计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损无从。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过谬，其谓臣何。

曹操退让以后，不少大臣出来劝进，曹操依然表示退让，接受了献帝的策命，但封地只接收一个魏郡，大臣们又劝，曹操这才完全接受了策命。

接下来，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还按照汉初封王的制度在魏国设置了尚书、侍中、六卿，以荀攸为尚书令，毛玠、崔琰等为尚书，杜袭、卫觊等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修为司农，袁涣为郎中令，陈群为御史中丞等，至此，汉献帝进一步沦为曹操手中的傀儡。

建安十九年（214年）三月。汉献帝授予曹操金玺（金质印玺），这是一种唯有称王或者诸侯才能佩戴的器物。除此之外，还要赤绂（红色印绶）、远游冠（帽子），从这些配饰，足可见曹操此时的地位。

同年十一月，曹操发现了伏皇后曾经写给他父亲伏完的一封密信，密信内容是，因为“衣带诏事件”，曹操杀了董国舅和怀了身孕的董贵妃，实在罪孽深重，希望伏完能暗中除了曹操。

伏皇后的父亲伏完，是个学者型官员，深谙保身之道。比如建安元年，他以皇帝老丈人的身份出任辅国将军，仪比三司。但他认为“政在曹操”，自己需要避嫌，于是主动请辞，转而担任一些没有实权的闲职，得以善终。

但这封密信被翻出后，曹操哪肯善罢甘休，于是，便逼着献帝废去伏皇后，并假为策书说：“皇后伏寿，由卑贱而得入宫，到登上皇后尊位，自处显位，已经二十四年。既没有文王母、武王母那样的徽音之美，而又缺乏谨慎修身养怡之福，却阴险地怀抱妒害，包藏祸心，不可以承奉天命，祀奉祖宗。现在派御史大夫郗虑持符节策书诏令，把皇后玺绶缴上来，退去中宫，迁往其他馆舍，唉！可悲伤啊！伏寿咎由自取，未受审讯，幸甚幸甚！”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手，统兵入宫逮捕伏后。伏皇后紧闭门户匿藏墙壁中，华歆伸手将伏后牵出。

当时献帝在外殿，郗虑坐在他身旁。伏后披发赤脚徒步而行，哭泣着经过献帝面前告别说：“不能再救救我吗？”献帝说：“我也不知我的性命还能延续到何时！”回头望着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于是曹操将伏后下于掖庭暴室，幽禁去世（《曹瞒传》称当场被杀），所生的两位皇子亦以毒酒毒杀，伏氏宗族有百多人亦被处死，伏寿母亲等十九人都被流放到涿郡。

早在建安十八年（213年），献帝就娶了曹操的三个女儿曹宪、曹华、曹节，在伏皇后死后两个月，也就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胁迫献帝升自己的女儿曹节为皇后，献帝进一步被曹操控制。

同年九月，献帝又授予曹操分封列侯和任命太守、国相的权力。第二年，献帝正式封曹操为魏王。

一个叫杨训的人上表称赞曹操的功绩，夸述曹操的盛德。当时有人讥笑杨训虚伪地迎合权势，认为崔琰荐人不当。崔琰从杨训那里取来表文的草稿一看，写信给杨训说：“读表文，是事情做得好罢了！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崔琰的本意是讽刺那些批评者好谴责呵斥而不寻求合于情理。有人却报告说崔琰这封信是傲世不满怨恨咒骂，曹操发怒说：“谚语说‘不过生了个女儿耳’。‘耳’不是个好词。‘会有变的时候’，意思很不恭顺。”从此罚崔琰为徒隶，派人去看他，崔琰言谈表情一点也没有屈服的意思。曹操的令文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与宾客来往，门庭若市，接待宾客时胡须卷曲，双目直视，好像有所怨忿。”于是赐死了崔琰。

亦有一说，崔琰的文集被人得到，携带的时候用布包裹。当时与崔琰有过节的人看到这个场景，就到曹操面前诬告崔琰，说他的文章中暗自讽喻朝政，故不得公之于人。曹操闻言大怒，将崔琰关入大狱而后处死。

崔琰被赐死，尚书仆射毛玠十分不快。后来，有人告发毛玠，说：“毛玠出门看见脸上刺字犯人，那人的妻子儿女被籍没为官家奴婢，就说：‘使老天不下雨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个吧。’”曹操大怒，把毛玠逮捕下狱。大理寺卿钟繇奉命责问毛玠。

毛玠说：“我听说萧望之自杀，是因为石显的陷害；贾谊被流放，是因为周勃、灌婴的谗言中伤；白起被赐剑自刎于杜邮，晁错被斩首于东市，伍子胥命断于吴都。这几位人士的遭遇，都是由于有人公开妒忌，或是由于有人在背后暗害。我自年少时就作县吏，积累勤勉取得官职，我的职务处在中枢机要之所，牵涉复杂的人事关系。如有人以私情请托，他再有权势我也要加以拒绝，如有人将冤屈告诉我，再细微的事件我也要审理。人的本心是想无限制地追求私利，这是法律所禁止的，谁要按照法律去禁止非法求利，有权势的人就可能陷害他。进谗言的小人就像青蝇一样一哄而起，对我进行诽谤，诽谤我的肯定不是其他人。过去王叔、陈生与伯舆在朝廷上争辩曲直，范宣子进行评断，他叫双方举出证词，这样使是非曲直各得其所。《春秋》称许此事，因此加以记载。我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也谈不上什么时间、对象。说我说过，则必须有证据。我请求得到范宣子那样的评辨，和王叔那样的诬陷者对质。如果曲在于我，行刑的日子，我就会像得到安车驷马的赠予那样安然就死；送来让我自杀的赐剑，我将把它比作重赏的恩惠。谨以此状作为申诉如上。”

当时桓阶、和洽进谏营救毛玠。毛玠于是被免刑、废黜，后来死在家中。曹操赐给棺木、祭器、钱和绢帛，授给他的儿子毛机郎中的官职。

从以上几件事，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曹操来说，只要有人阻挡自己前进的脚步，不管你曾经有过多大的功劳，他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七月，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入朝拜贺魏王曹操，曹操将其留在邺城，另派匈奴右西安王去卑回去兼理南匈奴，曹操待匈奴单于如列侯，允许其子世袭封号，并将南匈奴分为左右前后中五部，各令其首领为帅，派汉人前去做司马，进而监督他们。

曹操如此策略，让他更声名远播了。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四月，献帝赐给曹操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旌旗，出入时和皇帝规格一样，左右警戒严密，不准其他人通行。六月，再赐曹操像天子那样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一样的礼帽，出行乘坐特制的金银车，套六马，这已经是皇帝的做派了，但曹操的生命逐渐走向了终点，曹操也始终未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