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益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赍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西天竺人）等。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两，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绕旋，所请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惟净未几为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称号；于梵语颇有发明，所译之书亦不少。太平兴国寺，本名龙兴寺；周世破佛，废为官仓；太祖复之；太宗改今名。

真宗时，外国僧来华者，则有法护（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称；仁宗时，则有智吉祥；其他则有契丹（辽）国师慈贤，或系摩揭陀人，但不能详耳。徽宗时之金总持，亦有二三译本。以上所举西域印度之人，于传无征者居多。真宗以后，来者尤众；因无关重要，故略之。

以《藏》中所存之经考之：法天所译，凡一百余部；以法天名译者，凡四十余部、七十余卷。以法贤（法贤学于中天竺摩揭陀那烂陀寺）名译者，凡七十余部、一百余卷。天息灾（北天竺惹烂驮啰人，惹烂驮啰，即迦湿弥罗。）所译，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护所译，凡百十余部、二百三十余卷。所译大小显密化制殆遍，龙树之书尤多。法护（谥普明慈觉传梵大师。）所译，凡十二部、一百余卷。我国人惟净等翻译亦不少，惟净所译五部、四十余卷。

太宗时，吴越王臣服于宋，赞宁随王入朝，赐号通慧大师。著有《高僧传三集》（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诸书。赞宁在吴越王下，为两浙僧统；入京之后，为左街讲经首座；后又奉命为右街僧录。

兹就宋世道教言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修治删正，写成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赐各宫观。真宗之世选道士十人更详定之，增六百二十卷，共三千九百五十七卷，赐名《宝文统录》；冠以御制之序；此之谓《道藏》。宋世虽佛道二教并行，但遇有两教相毁訾之书，辄严禁出版；其制止两教之争，颇具苦心。

宋初以来，佛教之盛，既如上述。其间以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为重要之事件。至于元照之《四分律》再兴。所受天台影响颇大也。

宋徽宗时，稍稍排佛；徽宗，北宋末之昏君也；极信道教，敬礼道士徐知常（赐号冲虚先生）；此外，则徐守信、刘混康二人，亦有势力；后林灵素大博信用；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奏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华帝君，皆玉帝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余官；帝即长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称道君。造玉清昭阳宫（后改玉清神霄宫）；置老子像，自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宫，改院为观，使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行千道会，每会殆费金数万缗。政和六年，诏于道箓院烧弃佛经。宣和元年，改呼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皆使从道教之风；道士与德士，以徽章区别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则无。命德士离寺，使道士入居之；盖徽宗固企图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也。当是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流于道州。翌年（宣和二年），复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称号，使复为僧。宣和七年，召还永道，赏其护法念笃，赐名法道；终赐号圆通法济大师。是徽宗排佛之举，为时极短；溯自宣和元年正月改佛菩萨号，翌年九月复旧：中间不过年余耳。

自宋兴以迄于亡，除徽宗稍稍排佛外，累代俱保护佛教。宋时，辽起于蒙古；辽衰，金起于满洲；此二国皆自北方，侵入我国本部。西则李元昊（西藏种之一，党项人）据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国，窥宋西陲。而宋之内部，前则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法之争；后则有秦桧、岳飞等和战之讧；谋国之论，殊不一致。徽钦而后，国步益艰；终至迁都临安。当是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蒙古人。势颇强盛；自太宗（窝阔台）以至宪宗（蒙哥），领土日扩；东达朝鲜，西及小亚细亚一部；一军服俄罗斯地，一军进匈牙利，一军侵入德意志之西列西亚，夺我国扬子江以北之地，威力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汗，全灭赵宋，一统华夏，国号曰元。

元世祖未即位前（即其兄宪宗时代），受命击西藏，即尊信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后，甚保护之；元代可谓为喇嘛教时代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谓道教书，皆后世伪造；除老子《道德经》而外，所有《道藏》，皆命烧弃；举凡毁谤佛教、偷窃佛语、贪财利、诳惑百姓之类，悉禁止；并刻石立碑，载其始末。此举实发端于宪宗之时，兹据《佛祖通载》述其次第于下：

乙卯间宪宗之五年，宋尚存；当宋理宗宝祐三年，迄至元十八年，殆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福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焚毁《道藏经》之碑文，载有罽宾大师兰麻、僧统福裕之名。先朝蒙哥皇帝（宪宗）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此时论议，帝师发思巴与道士难诘；焚伪经四十五部，亦见于碑文；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宪宗七年），少林裕长老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窜匿，未悛邪说；谄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即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云云。

由是观之：此种争执之大体可知矣。又焚弃道教伪经，宪宗之世，既已行之；其后尚实行数次；考其起因，实由于道教之徒，占领寺院，数侵佛教之范围；如孤山寺者，有名之伽蓝也，其时已化为道观矣。当时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大教、太乙教，三派之别：正一教起自张道陵；其余二派，则始于金之道士：即真大教为刘德仁所唱；太乙教为萧抱真所唱；此等道教，至是皆受极大之打击。《辩伪录》（五卷）载《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乃至元二十一年祥迈奉世祖敕所撰，专为破斥道教而设也。盖排佛之举，虽复见于明世宗之世；然在我国历史上观之：此次可称道佛二教争执之最后时期矣。

《佛祖通载》列此焚毁之《道藏经》书目，凡三十九部。又《辩伪录》载僧侣与道士论议者十七人，道士之归佛者十七人，所谓十七僧者：即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药师院从伦、法宝寺圆胤、资圣寺至温、大名府明津、蓟州甘泉山本琏、上方寺道云、滦州开觉寺祥迈、北京传教寺了询、大名府法华寺庆规、龙门县行育、大都延寿寺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是也。

元自世祖崩后，历七十余年而亡；盖世祖时代，蒙古极臻隆盛；殆世祖崩，元遂式微。其间喇嘛教，颇蒙保护；因保护之甚，酿成弊害；至于佛教史上，则别无显著之事迹。惟刘秉忠之历史，有足述焉：盖秉忠固助世祖立大功之人也。初蒙古都哈喇和林，世祖之时，移都燕京，建国号曰元；种种制度，多为秉忠所定。秉忠，本禅僧也；先是海云禅师应世祖之召，途次云中；闻秉忠博学多才，偕谒世祖，大合帝意；海云南还，秉忠奉命留侍左右，决大事者三十余年；官光禄大夫太保；死赠仪同三司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尚斋居蔬食，终日淡然，无异平昔。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少失两亲，入皇觉寺为僧。元末，各地豪杰并起，元璋亦起于濠州；随郭子兴，得其信任；终领其众而大兴；故即位后，颇保护佛教。不独佛教为然，即道儒二教，亦加保护。当时鉴于元末佛教流弊，以为不严重约束佛子之行为，则不得望佛教之兴隆，于是凡欲为僧者必考试经典，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禁僧侣混杂俗人中生活，有带妻者，加以严惩；而鼓励避俗修禅山中者。于洪武二十七年，敕礼部榜示各条之中，一一举之。其文曰：“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钱钞，如无钞者，打死勿论。”又出榜文，张挂天下各寺；凡轻慢佛教，骂詈僧侣者处罚。

又为处理僧侣寺院（道教亦然）计，详定僧官之制；设僧道衙门，置僧录司、道录司，各任其官；品秩甚高，待遇优渥。大理寺卿李仕鲁屡上疏陈僧侣之跋扈，不采；仕鲁辞宫，帝怒而处之以死。兹将其时所设之僧官，举之于下：大体依据宋制。

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京师）

左善世（正六品）

右善世（正六品）

左阐教（从六品）

右阐教（从六品）

左讲经（正八品）

右讲经（正八品）

左觉义（从八品）

右觉义（从八品）

此时受僧录司之任命者，则有左善世戒资；右善世宗泐，左阐教智辉，右阐教仲义，左讲经玘太仆，右讲经仁一初，左觉义来复，右觉义宗鬯，此洪武十四年所制定者。洪武十一年任圮太仆为左讲经；更任溥洽、德瑄、了达三人为僧录司；十二年授仲义为阐教；此皆前所制定者。洪武十五年，任行果为左阐教，任如锦为右觉义，复任西藏星吉鉴亦为右觉义。其后尚有左善世弘道、左善世夷简等之名。

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事。（地方）

都纲

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事。（地方）

僧正

各县僧会司，掌本县僧事。（地方）

僧会

太祖崩，建文帝（惠帝）立；仅五年而有燕王棣靖难之役，燕兵陷金陵，帝遂不知所终。盖太祖鉴宋用郡县制度，帝室孤立而亡；故封二子樉为秦王（西安），三子为晋王（太原），四子棣为燕王（北平）；总土封二十五王（皇子二十人，从孙一人）于各地，以藩屏皇室；而诸王之力强大，卒招此祸。或谓建文帝投火崩；或谓在逃，不知所之；或谓及事急，开太祖遗筐，有杨应能度牒法衣，因编修程济计，遽招溥洽，落发为僧，由水关逃去；称为应能，巡游广西贵州诸寺。英宗正统年间，迎于宫中，号为老佛以寿终。传其还京时途中所作之诗曰：“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燕王棣即太宗（永乐帝）也。使太宗举事者，即禅僧道衍。初太祖后马氏，先太祖崩；太祖甚悲，不再立后葬毕，选各高僧侍诸王，使为母祈冥福。时道衍因左善世宗泐之荐，随侍燕王赴北平，住庆寿寺；劝帝举大事，受命为军师，卒能使帝达其志。帝即位后，衍为左善世，更擢为太子少师，复俗名为姚广孝，不再蓄发娶妻。著《道余录》。死后封荣国公，谥恭靖，享祀太庙。盖姚广孝之事迹，颇与元刘秉忠相似也。

太祖洪武五年，集大德于蒋山，校刻《藏经》，是为《南藏》；太宗永乐十八年，复重刻于北平，是为《北藏》；南北二京，各藏一藏；更刻一藏于石，安置于大石洞。太宗以后，明佛教尚盛；武宗极尚佛教，学经典，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其护法更无论矣。道教虽亦受累代保护，其势力远在佛教之下。世宗即位，极嫌弃佛教，溺于道教，信道士邵元节，以为真人，使总领道教；又举道士陶仲文；元节官至礼部尚书（死赠少师）；仲文进少保礼部尚书，封恭城伯。嘉靖四十年，使御史姜儆、王大任等，索天下之符箓秘书。道士四方来集者甚多，道教之势极隆。当其即位之初，先毁宫中佛像，凡百九十六座（一万三千斤）；更用赵璜之言，一夜中命破坏京师寺院；悉除禁中佛殿；太庙配祀之姚广孝，则移置于大兴隆寺，力排佛教；后服道士王金等所献丹药而崩。

宋元明三朝，禅宗在国中最占势力；宋初之天台，元之喇嘛，皆不及也。明代始将禅讲教三者，相提并论。太祖洪武十五年，礼部榜示亦有“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等语。其法以禅为第一；以华天诸宗为讲，属第二；以仪式作法，专务祈祷礼拜、忏悔灭罪之道者为教；教似密教（喇嘛教亦属之），属第三。或谓禅、讲、瑜珈，而禅独占佛教首位。

我国佛教之末期，所应注意者，为诸教融合之倾向；非独天台与禅，或华严与禅，或念佛教与禅，在佛教之内，互相融合；即佛教与儒教，亦有融合之倾向；故佛儒道三教融合论，迄明末而益著。

自明以后，佛教渐衰；至清代仅尊形式之喇嘛教；虽有遗留名寺，概无足观；惟禅净二宗，仍融合一致，流行于民间；清末学者，多喜研寻佛学；佛教乃有复兴气象。

（二）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律宗之再兴

宋世佛教复盛，所应叙述者，即天台与戒律之再兴是也。盖天台宗，自荆溪灭后，一旦衰颓，三大部至不存于中国。此事载在《佛祖统纪·羲寂传》，兹录之于下：

初天台教迹，远自安史挺乱，近从会昌焚毁，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师每痛念，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一疏；吴越忠懿王（钱俶）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韶国师（天台德韶，参照禅宗系统）；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云云。

盖吴越王据《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于海外，此天台书籍之所以得再传于中国之故也。四住为见思二惑；见惑，为见一切处住；思惑分为三种：即欲界之思惑曰欲爱住。色无色界之思惑曰色爱住，曰无色爱住；是故四住为二惑；大小乘俱宜除见思二惑，故谓之同除四住皆齐。但遣使日本之说，于日本历史无征，恐系遣使高丽，而误书日本也。证之《统纪》谛观传而益信，兹示《谛观传》于下：

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

盖天台教籍，乃高丽谛观传至中土者。

谛观著《四教仪》，世称《谛观录》。《统纪》曰：“尝以所制《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后人见故箧放光，开视之，唯此书而已；由是盛传诸方，大为初学发蒙之助云。”

羲寂以后，天台宗乃有兴复之机，而渐趋于隆盛；兹将荆溪以后，系统大体，示之于下：

《佛祖统记》有精密系统表；此表但举大略，参考《高僧传四集》、《释氏稽古略》、《诸嗣宗脉记》等书而作。

（字下附黑点者，为山家系统之人，而入山外系统者之记号）

宋初，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争；然山家、山外名称，为自许为天台正统山家派之所取，非公平之称呼；今所以用此称呼者，不过为习惯上便利起见耳。

山家、山外之争，难以概述；为时既久，人数复多；问题关涉种种方面，即同一山外之人，议论亦各不一致；今择其重要者，略举一二焉。世人均谓山外派之说，与华严宗所说教义、观法，大体相近；而山家派则谓山外派之说，未得为纯粹之圆教。例如山家以天台圆教之教理，为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而森罗万有，即为平等理性、超绝凡虑不可思议之本体。由此见之：则一切万有诸法，互相融熔无碍，皆是一体绝待。所谓心、色、佛、众生；自表面观之，则区别历然；毕竟皆是互具三千之法；毕竟皆是即空、即假、即中。就心具三千诸法言之；则色亦应具三千；众生亦应具三千；佛亦应具三千；盖三千即三谛，色、心、佛、众生，皆是三谛圆融（三千三谛，应参考第十章）。由此言之，迷悟善恶，不过由各方面观点不同，加以种种之名；而其性本来无二；此天台所以据之，而有性恶不断、及无情有性、草木成佛诸说也。至山外议论，则先分理事；空中二谛属理，是平等；假谛为事，即差别；差别之法，依无明之缘所起之假相，三千诸法，即指此假谛。而此三千差别之相，皆一心所现；故心为本，色为末，色心不可谓为共具三千；三千诸法，共由心出，故得谓为一心具三千；若谓色具三千，则无是理。以上所说者为教理；若就观法上言之；则山家之观心，谓之妄心观；山外之观法，谓之真心观。山家既谓一切万有，皆具三千诸法；任何观境，皆同此三谛圆融之理；但就实际上之便利言之；则观我心为三千三谛，而以观我心为最近便也。迷悟善恶真妄，皆是同一之物；故我除此妄心（即第六识）而外，别无真可求；观介尔之妄心，即为三千三谛；故谓为妄心观。山外则反是；区别真妄，分论理事，观妄心中之理、平等之真如而行之；举凡众生、佛、色、心，皆为三千三谛，任观何法皆同；但与山家就便宜上观心之说异；谓能造能具者，独有此心；心外别无具三千三谛之理；故观心外，别无观法之道；是为真心观之大要也。

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

相传此争，起于慈光寺晤恩；天台大师之作《金光明经玄义》也，有广略二本；晤恩对之作《发挥记》释《光明玄》，以广本为后世伪作。《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其最初之释名段，分为教义释、观行释二段者为广本；中无《观行释》者为略本；山家之人，以广本为智者亲撰；山外之人，以广本为伪造。故《观行释》，为山家山外妄心真心二观相争之本。自是之后，《光明玄》之真伪，议论纷起；故晤恩可谓为二家争端之本。按晤恩之师志因，既以真心说天台之观；故晤恩承之，特志因时尚未彼此相争也。其后灵光洪敏造《金光明玄义记》；孤山智圆作《表微记》（一卷），及《索隐记》（四卷）；而四明之知礼则对之作《拾遗记》（三卷），以敷演宝云之传焉。

由是观之：武宗会昌以后，天台之教籍散佚，难判真伪；加之讲习教义者中绝，正统之传承不明；故各自逞其所见，终至起山家、山外两家之争；然追溯其源，两家固皆有所据也。

一方对于荆溪之《十不二门》。据荆溪《妙玄释签》中提出者，又起争端；即奉先寺之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二卷）、国清寺之宗昱著《十不二门注》（二卷），而唱真心观者是。宗昱为羲寂弟子，其系统出于山家；而议论同于山外；故山家呼为弃阴之异计，斥而属诸山外。《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即四明知礼对于源清宗昱而作者也。此后永嘉继齐著《指滥》，天台元颖造《征决》，嘉禾子玄出《随缘扑》，皆责难四明；四明乃撰《二十问》，以祛其蔽，净觉仁岳作《十门折难》助四明以破之；名虽谓为山家、山外，实则与山外学者论争者，仅四明知礼一人而已。至山外与四明辩难者，则有梵天庆昭，而孤山智圆实助之。

四明之兴此争，实因同学宝山善信之请，出《释难扶宗记》（一卷），驳晤恩之《光明玄发挥记》，及灵光、洪敏奉、先源、清之《难诃二十条》，以主张《光明玄》广本为真本之说。此《难诃二十条》今佚。唯由是可知四明以前，宝云义通与晤恩、洪敏、源清等一派相对，其争已起于此时；又宝山善信之使四明答辩，亦由是可推而知也。但义通唯有《光明玄》之《赞释》，及《光明文句》之《备急钞》，其实际之相争如何，无由得知。

自四明《释难扶宗记》一出，庆昭、智圆二人以《辩讹》答之；四明又出《问疑书》，庆昭对之造《答疑书》；四明更造《诘难书》，庆昭又述《五义》以应之；即《五义书》是；四明更造《问疑书》，一年无答，更以《覆问书》促其答；庆昭乃造《释难书》以应答之；四明最后造《十义书》（二卷）、《观心二百问》，以破山外之说；如斯往复辩难五次，经过岁月七年。

霅川之仁岳（净觉）最初助四明力辟山外之异义；后背四明，自立异义，造《十谏书》以诤之；四明作《解谤书》以斥之；仁岳复作《雪谤书》与四明争；四明中途而逝，遂不复能辩；又四明孙弟扶宗继忠之门有从义（神智）者，著《四教义集解》，反抗山家之说；以上二人：世所称后山外者是也。霅川希最出《评谤》，反抗仁岳；永嘉处元造《止观义例随释》（六卷），反抗神智，皆与后山外诸说相争者。

称为天台中兴之祖四明尊者，名知礼；居四明延庆道场，故人以四明呼之；真宗时，赐号法智大师，亦称法智尊者。在宝云门下十年，宝云灭后，盛开讲筵，著述亦多。仁宗天圣六年殁，寿六十九岁。其著述之重要者：为《观音别行玄义记》（四卷）、《观音别行疏记》（四卷）、《金光明玄义拾遗记》（三卷）、《金光明文句记》六卷，此书未成而四明殁，其《赞佛品》，为弟子广智所续、《观经疏妙宗钞》三卷，以上五部：称为天台五小部；与三大部共为学天台者之要典。《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十义书》（三卷）、《观心二百问》（一卷）、《扶宗记》（二卷）、《解谤书》（三卷）、《修忏要旨》、《金光明忏仪》、《大悲忏仪》（以上各一卷）等书。此外尚有石芝所编之《四明教行录》（七卷），为欲知四明之说者，所不可缺之书也。

有遵式者，与四明齐名，其德尚过之；号称慈云尊者，世人称之曰：“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光其后，其被推重如此。”遵式与四明交亲最厚，极推重四明，隐然助之；观其所作《指要钞》序文，可以知其故矣。（嗣法有二十五人）

四明派之势力，由前所示之系统，略可推知；南屏、广智、神照三家，法流最荣，就中以广智之末为第一。

四明一派之隆盛，不暇详述；仅略解系统图之大体于下，其他从省；欲知其详，须参考《佛祖统纪》等书。

广智与后山外净觉相争，所著《广智遗编》、《阐幽志》，其书现存；弟子继忠编《扶宗集》（五十卷），力明山家正统之说；其弟子草堂，于同门神智主张山外之说，标立异议时，造《义例随释》以抗之，其始末已述于前矣。息庵亦力辟异说，其下有圆辩者，门人众多。《佛祖统纪》曰：“先贤有云：四明中兴天台之道；圆辩中兴四明之宗；盖谓四明之后，有一派为知解之学，近似山外者；而圆辩者出，独能发挥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谓月堂得观行，止庵得宗旨，一庵雪堂得辩说，皆有师家之一体云。”月堂、止庵、一庵、雪堂，皆圆辩之弟子也。著《佛祖统纪》之志磐，即出自此系统，以上所言，盖有暗斥他家之意。月堂著《圆宗解》；月堂门下有柏庭者，出《楞严玄览》、《金刚会解》、《圆觉略说》、《楞伽通义》、《因革论》、《附钞笺要》、《山家绪余集》、《三大部格言》、《简境十策》、《金錍义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记》等书；石芝宗晓编《四明教行录》；又著《乐邦文类》、《法华显应录》诸书；逸堂法登作《圆顿宗眼》。南屏之学问，至弟子会贤泰初之时，称为南屏家；可见其学风异于他处；慈云之弟子祖韶，评为“碎割法身讹误后学去也”；神照弟子樝庵，谓为“力勉勿传，有醍醐化糟粕，法藏变鬼火之语”；又广智对于南屏《类集》之批评曰：“类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其纲要，失在昧其起尽。”由此可知南屏为类聚的学风，且受诸家种种批评者也；以上评语：载在《佛祖统纪》；故知志磐对之，亦多少有排斥之意也。南屏弟子从谏，传授天台教义于高丽义天僧统；此南屏家之下，清辩有《顶山记》，景德有《翻译名义集》，慈辩从谏之法流，自车溪经竹庵以至北峰；竹庵著《楞严集解》、《楞严补注》、《盂兰盆经补注》、《金刚通论》、《金刚事说》、《圆觉手鉴》、《竹庵草录》、《山家义苑》；宗印有《金刚新解》、《释弥勒偈》等书；此人在南屏家，号称高足；著《四教仪备释》之古云，著《三大部读教记》之法照，皆出其门；而法照有继世盛大，光祖父道之美评。神照著《普贤行法经疏》、《仁王忏仪》；处咸续成其师之《行法经疏》；又著《三慧论》、《光明十愿王》；樝庵有严著《玄义释签备检》、《文句笺难》、《止观助览》、《龙王法印经疏》、《安乐行注》、《空品注》、《心经注》；神悟处谦著《十不二门显妙解》；了然著《宗圆记》、《净业记》、《护国记》、《金刚义解》、《假名集》、《释十不二门》、《止观枢要记》、《虎溪集》；弟子亦多；泽山与咸著《菩萨戒疏注》、《金刚辨惑》、《法华撮要》、《复宗集》；著《山堂集》之山堂元性。亦了然之法资，而神照一家之著名者；实专劝念佛往生者也。

《志因传》虽不详载山外派学者之名；但晤恩乃当代学者，且为极谨严之德行家。《佛祖统纪》称之曰：“平时一食，不离衣钵；不蓄财货；卧必右胁；坐必跏趺；晨早亲视明相，每布萨，此云净住每半月，集众僧说戒经，使比丘住于净戒中，名布萨。大众云集，潸然泪下；盖思大集有无戒满阎浮之言也。”由此观之：可想见其为人矣。山家、山外之争，以四明与梵天为中心；梵天学殖，自无待言；山外派学者，当推孤山为第一。

孤山智圆，于学者气象之外，尚有超逸之风；二十一岁，随奉先源清。二年而源清殁，遂往居西湖孤山，从学者如市；讲道未尝少倦。殁于真宗乾兴元年，年四十七岁。著《维摩垂裕记》十卷，释《净名略疏》。《百非钞》一卷，释《涅槃疏》之百非义。《涅槃经三德指归》二十卷，释《涅槃疏》。《涅槃经发源机要记》二卷，释《涅槃玄义》。《请观音经阐义钞》二卷，释《请观音经疏》。《金光明文句索隐记》（四卷）、《金光明玄义表微记》（一卷）、《观无量寿经刊正记》二卷，释《观经疏》。《金刚錍显性录》（四卷）、《十不二门正义》（一卷）、《盂兰盆疏摭华钞》二卷，释圭峰《盂兰盆疏》。《阿弥陀经疏》（一卷）、《阿弥陀经疏西资钞》（一卷）、《般若心经疏》（一卷）、《心经疏诒谋钞》（一卷）、《首楞严经疏》（十卷）、《楞严经疏谷响钞》（五卷）、《不思议法门经疏》（一卷）、《四十二章经疏》（一卷）、《瑞应经疏》（一卷）、《普贤行法经疏》（一卷）、《无量义经疏》（一卷）、《遗教经疏》（二卷）、《文殊般若经疏》（二卷）、《析重钞》（一卷）、《间居编》（五十一卷）。

净觉、神智，后山外派也；著述甚多：净觉著《金刚般若疏》二卷，别有释此之《发轸钞》三卷、《弥陀经新疏》二卷，及释此之《指归记》二卷、《楞严文句》（三卷）、《楞严会解》十卷，及释此之《熏闻记》五卷、《四十二章经疏还源记》二卷，释《孤山疏》、《遗教经助宣记》二卷，同上。《义学杂编》（六卷）、《十不二门文心解》（二卷）、《起信梨耶生法图》（一卷）、《苕溪讲外集》（二卷）；此外尚有数部，凡三十余部。神智著《光明玄顺正记》（三卷）、《光明文句新记》（七卷）、《观经疏往生记》（四卷）、《十不二门圆通记》（三卷）、《金刚錍寓言记》（四卷）、《四教仪集解》（三卷）、《义例纂要》（六卷）、《三大部补注》（十四卷）。观其所著诸书；足知其忠于所学，且净觉持律峻严，不以事易节；神智非法不言，行步有常；唯因四明一派，后独昌荣；故山外之学，遂终被视为邪道也。

元明之际，天台宗颇衰。惟明天启时，有幽溪大师传灯（亦称无尽祖灯）；禀台教于百松大师；契入楞严大定之旨。卜居幽溪之高明寺；立天台祖庭，遂成天台宗之高明法脉。所著《生无生论》，融会三观，阐扬净土法门。又有《法语》一篇，最为切要。此外有《楞严经圆通疏前茅》（二卷）、《维摩诘所说经无我疏》（十二卷）、《法华经玄义辑略》（一卷）、《观无量寿经图颂》（一卷）、《般若融心论》（一卷）等书。

明末有蒲益大师智旭，其思想最近天台；然不能谓为纯粹天台宗人物也。其著述与天台有关者：则有《法华会义》（十六卷）、《妙玄节要》（二卷）、《法华纶贯》（一卷）、《教观纲宗》（一卷）、《教观纲宗释义》（一卷）、《大乘止观释要》（四卷）等书。入寂于明永明王永历八年十二月清世祖顺治帝十一年。蒲益自云：“愿作台宗功臣，不愿作台宗后嗣。”然蕅益大师入寂后；其弟子等，乃公议以之继续无尽灯之系统云。

律宗至唐末颇衰，及宋代允堪之《会正记》、元照之《资持记》出，面目一新；号称中兴。南山律宗之系统，得以不绝。兹举南山律师以后之系统如下：

（此系统，乃日本凝然大德据俊芿真照传而作，颇觉可信；但真照之师行居以后，事迹不明；其渐次衰颓之故耶？由此可知律宗衰于唐末五代之顷，至宋初允堪元照时代而复盛。）

允堪律师没于仁宗嘉祐六年，凡南山律师重要著述，皆为作注：即《行事钞会正记》、《戒疏发挥记》、《业疏正源记》、《毗尼义钞辅要记》、《教戒仪通衍记》、《净心诫观发真钞》等十部之记解；世呼为十本记主《释氏稽古略》谓有十二部。其《衣钵名义章》一卷现存；其《会正记》，世呼为《四分律》之会正宗。元照律师居杭州灵芝寺，故学者单呼曰灵芝。凡南山律师之三大部，悉为作注：即《事钞资持记》、《戒疏行宗记》、《业疏济缘记》是也。此外著《芝园集》、《盂兰盆献供仪》、《释门章服仪应法记》、《佛制比丘六物图》、《摄戒种类》、《菩萨戒本持犯要记》等书。元照之解《四分律》，颇用天台之教意，较从来之四分律宗，具有特色。故《稽古略》称之曰：“以法华开显圆意，作《资持记》；与会正师殊途同归；推明南山元意，而上合于佛制；自是《会正资持》，又分宗于律矣。”元照入寂于徽宗政和六年，年六十九。元照以后，除前列系统之外，无由得知其详。

（三）元以后之喇嘛教

西藏喇嘛教，元时传入中国；兹据修拉搿以特（Schlagintweit）之《西藏佛教》，及挖台尔（Waddell）之《西藏佛教》，并引证他书，述其概略于下：

佛教始传于西藏，均信为在双赞思甘普王时当我隋开皇时，即西历纪元六百五十年前后；前此是否有此教之形迹？无由得知。西藏古来相传陀朵里思颜赞王时当我东晋时，有四宝箱自天降于王庭，人皆不知为何祥；时有印度僧五人来，王以为师；五僧为启四箱，出四宝物：一、《庄严宝王经》（亦名《百拜忏悔经》），依之立忏悔法；二、舍利金塔，依之立供养法；三、六字大明之宝玉刻（唵嘛呢叭吽），依之立持诵法；四、法教轨则，依之立修验法；实为佛教传人西藏之嚆矢。此与元帝师发思巴之《彰所知论》所载一致；《彰所知论》曰：“如来灭度后千余年，西番国中初有王，曰呀乞口栗赞普；二十六代有王，名曰陀朵里思颜赞；是时佛教初至。”按陀朵里思颜赞，乃纪元三百三十年间人；此种怪奇之谈，殊难置信；或者双赞王以前，西藏稍有佛教影响之资料，可供参考耳。

双赞王生于617年，卒时八十二岁，即唐太宗时也。王在西藏，得大势力；入侵汉地，与太宗战；后太宗与之言和，以文成公主嫁之为妃；时贞观十五年事也。公主极信佛，多携佛像经卷以往西藏，佛教遂勃兴。又前此二年，双赞王曾纳尼波罗国王女白利司布为妃；二妃俱劝王弘通佛法。当是时：僧侣来自印度、尼波罗，汉地者日多；自此以后，佛教大盛；外国文物，随之输入；故西藏文化之进步，亦以此时为最著。王特遣端美三波罗亦名三姆菩陀，梵语即善良之西藏人之意；本名顿米。往印度求佛教；端美留南天竺七年，就利维喀拉及爹维特新哈学佛教；赍佛经多卷还；后本梵语造西藏文字；由是翻译多数经典。后世崇拜双赞王，称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称二妃俱为多罗菩萨化身；称端美为文殊菩萨化身。

当佛教未来西藏以前，西藏流行一种神教曰巴恩教；相传以秀拉白为教祖；所崇拜者多魔神，诵咒文而拜之；其形式颇似密教。佛教初来时，似二教并行不悖；及佛教渐盛，遂相冲突；旋复自相调和；而佛教中亦自然含有神教分子矣。

自双赞王历五代至乞双提赞王；此王为双赞以后之英主，曾于玄宗时纪元七百二十八年——七百八十六年入寇四川云南以达长安；其母为中国天子之女，夙受母教，弘布佛化。《蒙古源流》记此王为持苏陇德灿，谓其尚唐肃宗女金城公主，颇兴佛教云。要之西藏佛教，虽始于双赞王；而建西藏佛教之基础，实乞双提赞王也。

乞双提赞王，年十三即位；兵力远被；既尚金城公主，乃悔武事，极隆佛教；遣僧至印度学佛典梵语；聘中印度僧善海大师素恒啰克西塔来藏宏教。又从其言，请那烂陀寺之硕学，真言瑜伽派之大德莲华生上师《蒙古源流》称巴特玛师入藏；自余高僧亦继续而来。此莲华生上师，实喇嘛教之祖也；其随西藏使节入藏也，在纪元七百四十七年。此时西藏所行之佛教，以无著之瑜伽宗为主，乃自汉地传入者；及莲华生至，唱中论宗；新旧两派之争渐盛。王遂集二派学者，辩论于朝堂之上，中论宗胜；瑜伽宗人，多去之印度。王建寺于萨姆耶司，以善海大师为第一世，使盛译中论派诸经论；始置喇嘛，以统率僧侣。喇嘛，西藏语也；梵语为郁多罗；译言长老，后遂为西藏佛教通称。继善海首为喇嘛者，曰巴尔巴司。莲华生在西藏，不久即返印度；有高足二十五人；其中翻译经论最多而著名者，曰毗卢遮那。《佛祖通载》称毗卢遮那罗佉怛。

莲华生初无著译存于西藏，其人最可注目者，即布中论宗，唱秘密佛教，以佛教与西藏原有神教相调和是也。故西藏佛教，乃取大乘秘密佛教与神教融合之形，以渐广其流传者也。